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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1883一1969），德国人，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学习医学，1909年获博士学位，专攻精神病学。1913年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1921年成为哲学教授。正如他自言：无意研究哲学而成为哲学家。并且他成为的不是一般的哲学家，而是大师型的哲学家。雅氏哲学的魅力始终在于他对于人的境况之关注，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不懈寻求。重要著作有《智慧之路》《理性和存在》等，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的《现时代的人》，原书中的标题为“自我存在在现时代境况中所持的态度”。 人的存在的方式是一切事情的前提。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器械制造得尽善尽美，但如果人本身不在场，那就毫无用处。为了使人不陷入生活的单调迟缓，他就必须在他的意识中面对虚无：他应该回忆他的起源。在他的历史道路的起点上，他曾面临被自然力量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而现在，由他所建立的世界同样威胁着他的本质。在与他的发展的未知的起点不同的水平上，他的整个存在又处于危险之中。 无论是沉湎于生活的欢乐，还是死心塌地忍受虚无，都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两者在困境中不可少地要作为一时的躲避，但是它们并不够用。 为了成为自身，人需要一个积极实现了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衰败了，观念似乎也濒临死亡，那么，只要人还不能重新在自己的创造性中找出在世界中向他迎面而来的观念。他的本质就仍然彼遮蔽着。 但是，在个人的自我存在中开始了那种以后才自身实现为世界的东西。当世界在无生气的生活秩序中看来已变成毫无希望时，那么剩下给人的就是暂时退回到纯粹的可能性。如果人们今天绝望地问：在这个世界中究竟还剩下什么，那对任何人来说答案就是：剩下你之所是，因为你能够成为你之所是。在今天，精神境况向人，向每个个人强求有意识地为他真正的本质而斗争。他必然根据他在他的生活现实中对他的存在的基础的意识而坚持斗争或放弃斗争。 当前的时刻提出了最困难的、似乎不可实现的要求。危机剥夺了人的世界，人应该用供他支配的前提从本源上去重建他的世界。人的自由的最高的可能性已向他敞开，他或者能够把握住自由（尽管面临一些不可能性），或者就跌落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他不走自我存在的道路，那么他别无出路，只能在机构的强迫之下心甘情愿地进行生活享受，对这种强迫性他不再去反抗。他必然要么从自己的独立性出发占有他的生活的机械性，要么本人变成机器，投降于那种生活的机械性。他要么在交往中建立自我与自我之间的纽带，并意识到在这里一切取决于忠诚或不忠诚；要么他只能过他那种无生气的遭人遗忘的生活，并变成一种工具。他必然要么达到界限，在这里看到他的超越；要么始终卷人到世界之物的绝对存在的错觉之中。世界向他提出了许多要求，并看到他在自我发展中会成功。如果他拒绝这些要求，那么他就过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既不真正是人的，也不真正是动物的生活。 一味地抱怨，说个人承受得大多，说境况必须改变，这都无济干事。因为各种境况中的真正的工作也只能出自于自我存在的方式。一旦我从境况的改变中把我出于自己的创造性本来能够做的事情仅仅委之于期待，那我就背叛了自己的可能性。如果我把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委之于他物，那我就躲避了自己的任务。当我本身成为我应该是的东西时，环境才得到蓬勃发展。 反对世界或进入世界觉醒了的个体的第一个谨慎态度是他置身于世界的方式。自我存在是首先从在这世界上反对世界的存在出发，然后进入世界。 第一条道路是从世界导向孤独。自我存在在自我放弃的否定的决心中不把握世界的存在，而是自身消耗在可能性中。它只能说，以便对事物发问。制造不安宁，这是它的组成部分。 克尔凯戈尔的这条道路作为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个坚定的人引起别人的不安宁的话，他也就会成为不真诚的。谁在从事一项职务时积极地把握生活，对人进行教导，还具有家庭，生活在历史的和科学的知识世界中（因为他认为这一点更重要），谁就会抛弃否定的决心的那条超凡出世的道路。他不会希望抽掉别人脚下的基础而不向他们指明他本人所立足的基础。 第二条道路导向世界，但只有经由第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才能导向世界。因为哲学探讨中的自我存在不能以无问题的满足而站在它的世界中。 在今天，所有的生活交织成机构已不再能够避免，大多数的人已成为工人和职员，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在职业和谋生中完全不依赖别人。加入到一个保护自己生活的利益团体中，在外来的目的和劳动之下劳动，都成为不可避免的。当然，还存在着过去的比较独立的领地的残余物－－在人们看见它们的地方，都想对它们加以保护，把它们看成从古代传下来的珍品，会向我们揭示人的不可取代的存在类型－－但是，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出现了无情的局面：或者在一个企业中劳动，或者就完蛋；问题在于如何在企业中生活。 单枪匹马地反对世界，这种可能性在模糊地吸引人。但是，一个人面对一切现实而使自己处于一败涂地时，他就只能真诚地放弃那种可能性。但是，他作为一种生命如果试图利用一种对他有利的经济状况，与世界相分离，完全不依赖别人，那么，他就会坠人空虚之中，在这种空虚中，他仍然成为世界的牺牲品；他不真诚地从世界中逃走，他只是在责骂中逃脱世界，为的是向人表明否定也是一种存在。 世界的现实性是无法回避的。经历现实中的艰难是达到我们自身的唯一道路。在世界中积极地活动－－尽管目标看来不可能达到－－是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要努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中而又不被它们同化掉。限于必需东西的活动也具有重要性，即作为一切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供给对个人来说也是活动的领域；个人这么做，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并使生活变得有可能。但是，这种劳动态度中包含着对自我存在的恐惧。 劳动领域下降为单纯相对的东西，这似乎使人没有兴致发挥他的力量；但是，人的生存就在于能够坚持清醒的状态，而不削弱活动的意志。因为自我存在只有在紧张关系中才是可能的，紧张关系并非把两个生活领域彼此并列，而是试图从一个领域出发占据另一个领域，尽管普遍有效的统一形式要作为一切人唯一如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生活简直就像处在山脊上，从这里我或者掉入单纯的活动一边，或者掉入与活动相伴随的无现实性的生活一边。 “进入世界”的意义构成了哲学探讨的价值。诚然，哲学并非手段，更非巫术，而是在实现过程中的意识。哲学探讨是这样一种思想，靠这种思想，或作为这种思想，我作为我本身是积极活动的。它不可被看作一种知识的客观价值，而应看作在世界中的存在意识。 技术的主权，本源的求知欲，无条件的联系自我存在进入它的世界，这可以在它的可能的方向上看出来。从技术的东西出发，经过本源的求知欲，道路导向无条件的联系。 a）技术化的世界的日常的复杂性提出了要求：在我所进入的周围环境中掌握这复杂性。与事物的关系已发生变化了；虽受进一步的推动，事物在其冷漠状况中仍只是可变换的功能；技术使人与人的当下此刻相脱离。新的任务是：靠技术实现的方式，面对世上的一切事物又达到人的存在的直接的当前；增强了的可能性之新的前提必须被迫为我们服务。生活手段的合理化，包括时间分配和经济力量的合理化，必须在任何个人那里，并从他本身出发，去重建可能性，即他完全能是当前的，能思索，能成熟，能真正地接触他自己的事物。新的可能性并非单纯地在物质生活条件的有目的的机械的实现中从事外表上可靠的操作，而且进而达到不受一切物质事物影响的自由。 凡占领技术领域的地方，人在发明方面的热忱（这种发明使人成为世界变化的首创者，简直变成第二个世界建设大师）乃是那些前进到可能到达的界限的人的特权。 在利用技术的地方，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花费最小的努力，并节省时间，有条不紊地活动并且不浪费精力。在技术世界的表面令人迷惑的复杂性中，却可能有生活中无比的安宁，这种生活支配着外部的生活条件和人自己的生命之躯。轻松自如地服从有条理地起作用的法则（人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这也为自我存在创造出自由的领域。 技术世界似乎毁掉了自然世界。人们抱怨说，生活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工的技术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得容忍丑陋，并离开了自然，但在最终却能够使人更努力地进入一切自然。现代人能够以新的意识享受阳光和元素。技术带来了前提，以便在光和空气及其一切表现方式中过一种地理世界中的整体的生活。当一切都变得可接近、可达到时，家园也就扩大了。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对未开发的自然的真正兴致也产生出来，我的身体的活动使我能够感受这未开发的自然，并且有所发现。只有当我在与我了无隔阂的周围环境中扩展这种可发现性，使我不与基础相脱离（不如说，这种脱离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我更了解基础），我才能在人工创造的可能性中对自然的密码不仅看见，而且深入地理解。 技术化是一条正在走的道路，而且必须走下去。走老路，这意味着使生活困难，甚至不可能。诽谤是无用的，必须加以克服。因此，技术世界必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这种不言而喻的事在实施时几乎未受到明确的注意。与那种必然性－－任何活动为了更好的成功必须以技术为基础－－相对照，对不可被技术化的东西的意识也必须增强到可靠的程度。技术的绝对化对自我存在来说是毁灭性的；对自我存在来说，对技术成就的任何理解必须总是充满着另一种意义。 b）从技术上供给生活必需品，这是只从一个目的去要求知识，即知识有什么用处。但是，知识中的自我存在却首先在于本源的求知欲。如果知识的有用性成为知识的最终的标准，那我就放弃了自己。如果知识绝对地保持清楚，那我就在其中获得了我的存在意识。 有用的知识之所以可能，只是它作为真正知识的结果。真正的知识自身分化，并作为特殊的东西而保留在强有力的有效而现实的世界中。因此，甚至在技术的生活秩序中，只有当它具有自我存在，并由它划分界限时，对所知的东西的方式的明确理解才得以保证。凡是缺乏自我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混乱的认识和现象。如果合理的强有力的知识被绝对化，一切存在被看作都在技术领域中，那么在误解中就会滋长出对科学和其它所有知识的迷信。这样，人既不能可靠地认识，也不能真正成为他本人。科学只能理解事物最初的状态是什么。 只有当知识的状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知识才可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殊的知识将仍由存在加以照亮，而哲学探讨将由世界的特殊性加以实现。自我存在是知识的最高形态，这个形态虽然只按照它认识世界的程度而提供认识，但它本身仍然是积极活动的。对个人来说，生活既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人的责任，又是认识者的实验活动。人所研究、规划、建造的东西，就它的整体而言，乃是尝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发现他的命运，并发现一种使他意识到存在的方式。 c）但是，生活作为单纯的生活，它流逝于许多眼下的时刻中，直到它终止，这种生活没有命运；对它来说，时间只是一个系列，回忆是无关紧要的，在当前不必顾及未来，只需关心一时的生活享受能否达到。人获得命运只有靠联系，但这些联系不是强迫性的，不是作为异己的联系强加在无能的人身上，而是被把握住的联系，随后从属于他。这些联系汇成了他的生活，以致于他的生活不会随意瓦解，而成为他的可能生存的现实性，因此，回忆向他展示了他的难忘的基础；未来向他展示了一个领域，从而要求他对他当前的行动承担责任。生活具有无法确定的整体性。它总是具有它的时代、它的实现、它的成熟、它的可能性。自我存在作为生活而存在，一种希望成为整体的生活而存在，而且仅仅通过存在者而保持有效的联系。 历史的联系消溶成为大量作为机构中的种种功能，并且个人可以被随意取代，这种情况包含着这样一种倾向：使人变成总是只关心当前的鼠目寸光者。这样，联系就是相对的；它是可终止的，总是暂时的，而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却被看成非实际的感情用事。在这种实证主义中，一种混乱的意识滋长出来。因此，人们在今天呼唤新的联系，呼唤对权威和教会的信仰。但是，即使时代能产生一切，真正的联系却不可勉强地产生，它是由团体中的个人自由地产生的，如果呼唤联系只是在服从权威和成文法的前提下的人为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回避了真正的任务，无条件的东西就失去了可能性，自由就变成软弱无力的。人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通过返回到权威的形式（这些形式尊崇供给生活必需品的机构）而安抚自己的自我遗忘的生活，或者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基础上把握住关键之点，由此出发，唯一的无条件的东西永远决定了生活。 只有靠真正获得的东西生活的人才能真正地在世界上存留下去。他总是通过联系才真正获得东西。因此，反抗外在的联系，作为单纯的否定，是不真实的，那将会以内心的混乱而告终，并当反抗的目标完全不再存在时还会继续下去。反抗要成为真正的，就必须作为自由为它的领域而斗争。自由拥有自己的权利唯一靠自身联系的力量。 历史的沉沦只有自由地进入联系的人才不致于绝望地反抗自己。不可完成的然而又是唯一的任务仍然摆在作为人的当代人面前。这个任务是：面对虚无，敢于冒险从他的本源去寻找真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尽管在流行的骚乱不安状况中一切都四分五裂，但生活重新变成了整体。与神话中的英雄相类似，一切仿佛又复归于个人。 但是，关键在于一个人同其他人作为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沉沦于世界，以便在普遍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中确实地获得另一个新的家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给他自由，沉沦给他存在。不能用理智的抽象去保持距离，而是同时要接触一切现实；沉沦不是可以自夸的看得见的行动，而是实现于平静的无条件的东西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提供了内心的高贵；沉沦唤起自我存在的人性。前者要求自我约束，后者是爱。 生存的可能的无条件性借助于联系所能达到的历史的沉沦，确实不能按任何章程来产生。人们只能呼吁性地谈到它。它可以在崇敬的力量中遇见，即作为专业工作中的专心致志，作为性爱中的专一能力。 因崇敬而生的生命恪守这样的尺度：人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而这生命力又可在对伟大历史人物的沉思中产生。它不允许它所看见的东西被粉碎。它忠诚于在它的自我生成中作为传统而起作用的东西。它把握住它的存在借以在特殊的人那里成长的东西，在这些特殊的人的影子中它意识到它自身。它还作为决不衰退的虔诚而保留下来。回忆为它保持了那种在世界上不再有现实性的东西，这是绝对的要求。即使个人所遇到的人几乎总是没有价值和无足挂齿的，即使失望而又再失望，但他还是有他自己本质的尺度：在什么程度上他能够坚持在真正东西的四散的火花中仍能找到他的前进的指针，并意识到真正的人在什么地方。 工作，日复一日的工作，在工作完成后，人将立即陷入遗忘的深渊。但是，工作也可以成为自我存在的表现，只要自我存在积极地、目光远大地在工作中搜寻这样一种意义：工作者建设性地工作，专心致志干他的工作意志，专心致志地意识到一个方向。即使他不能逃脱失业的威胁，或者他的劳动力被迫运用于与他的内在的存在相违背的目的，那么，他自己的本质的标准仍然是存在的。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他能够通过他的活动在这最后的困境中还与事物保持亲密的关系；仍然存在着一种难于实现的可能性，存在着一个别人决不可能要求的真理，即这样一种认识：虽然我是铁钻，但如果我成为铁锤，那么我将圆满完成我必须凭忍耐才能完成的东西。 性爱中的排它性把两个人的存在无条件地为彼此的整个未来而结合起来。它深深地扎根于一种命走的关系之中，这关系使自我在通过他者而真正意识到自身时对这种忠诚负有义务，消极地放弃多配偶的性行为是积极放弃的结果，这种积极放弃作为当前的爱情之所以是真正的，那是因为它包括了整个生活；消极地决定不浪费自己是可能的自我存在为了这种忠诚而不妥协地作准备的结果。没有严格的性行为，就没有自我存在；而性行为要真正地成为人的性行为，只有靠无条件的联系的专一性，当满足性欲的要求在彼此相随的事情的魔力中追求个人的幸福时，那么，真正的人的本质的尺度仍是强大的力量，这强大的力量是这种魔力的主宰，它否认无限制的本性要求是必然难免的。 虔敬是自我存在的基础，专业工作中的积极性是它在世界中的可能的现实性，个人的专一的爱情或为这样的爱情作无条件的准备是自我存在的灵魂中的真理，如果没有这真理，我们就会变得极端地野蛮。 任何无条件的追求都可能使人对自身的严厉变得不自然，因为在历史中不可替代的那种存在的真实性是与坚定的自我约束，与强有力地控制意志相联系的。只有用强力约束自己（这种强力因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而具有自己的激情）才会走人的道路，而从前这样做是靠普遍的权威的强制的力量，现在靠他本身作为他的责任而担负的自由。 历史的沉沦中的这种自由本身是无条件的，它在群众的现实中与精神力量的权威的存在相联系。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带有这样的特点：失去一方，另一方就被取消了，自由将变成混乱，权威将变成专制。因此，自我存在希望有保守的力量，与保守力量作斗争它才永远作为个人达到自身。它希望有传统，这种传统对全部的精神生活来说只在权威的形态中有坚固的存在。虽然在教会中没有自由，然而，教会是永远自我产生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它保持了精神价值的范围，保持了对无情地超越现实的感受，保持了对人的要求的深度。对它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不知不觉地衰变成与无信仰状况有默契的群众机构，并因此丧失在它之中一再向自由之本源生成的东西。 人的高贵人的尊严是否还可能的问题，是与高贵是否还可能的问题同一的。今天已经不再有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这少数人是世袭的、有特权的阶层，靠权力、财产、教育和一种实现了的文化理想而高居于众人之上，把自己看成优秀者的团体，而且人们也这么看待他们。贵族制很少能够长期保持是优秀者的统治。即使社会学上的贵族制短暂地属于最伟大的现象，但它很快就变成少数人的统治。这少数人本身构成一个人群，其典型的特征如下：由多数派来作决定，仇恨任何出类拔荤的个人，要求平等，无情的孤立或排除任何不代表大家的特点的杰出人物，贵族制作为少数人的统治，妄称它和它的一切成员都具有良好性质，而这性质是从社会学意义上代替了人的生存的真正的高贵之外。至于贵族制一再地创造出独特的精神世界，这是由于它起源于真正的高贵，并由于持续的自我教育的过程。 从社会学上看，也许将会继续存在着强有力的阶层，但它们将是野蛮的。现在，人的高贵的问题今天在挽救极少数优秀者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贵族制不能偏离世界，不能通过培养具有对往昔的浪漫的爱的个人生活而实现自身。这样就会有一些人为的集团划分，并带着不真诚的要求，除非这种划分不是有意识地加入它实际上扎根其上的时代的生活条件。 人的存在的“高贵”含义下的优秀者并不单纯是可以被选出来的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从人类学上可以被确定的种族的典型人物，也不单纯是创造非凡作品的天才人物，而是这些人中的这样一类人：他们是他们本身，并区别于那些在自身只感到空虚，百般无聊，并逃避自身的人。 今天，已开始向高贵发动最后的攻击。这攻击不是在政治的和社会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而是在灵魂深处进行的。人们将乐意扭转发展过程，即扭转个性解放运动，而这一运动曾被看作较新的但现在已过去了的时代的本质。严肃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关心那些不打算寻求内心独立的群众）已变成我们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生存的粗鄙性向自我存在之高贵性发起不合法的进攻，而自我存在是上帝隐蔽地向我们所要求的。个人在自己命运的进程中自我获得的可能性据说最终要被消灭。群众的本能与宗教教士及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的本能联合起来（这在以前也发生过，不过现在比以前危险），共同促成群众秩序中的普遍低水准。 上述的反对态度正是对准了人的真正高贵之处。以前的政治上的反抗运动能在不损害人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而现在的这次反抗运动如果成功的话，将毁灭人本身。因为并非仅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自犹太人的先知和希腊哲学家以来的一切历史时代中，人的存在都揭示出以后较新的时代称作个性的东西。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它在客观上是不可把握的，是永远唯一不可取代的自我存在方式。 团结当人们像灰尘一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只剩下一点是现实而确定的：唯有在以心换心的交流和保持个人对个人的忠诚式的团结中，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使我们摆脱孤独的东西并非世界，而是自我存在，自我存在与别人建立联系。人的本质之无形的现实性是由自我存在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建立的。由于没有可靠的自我存在的现实标准，自我存在就不能直接地汇合成实力集团。正如人们所说：“没有高尚的人组成的托拉斯。”这是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的优点只能存在于不显眼的地方。在他们之中，有不是条约所能确立的联系，这种联系胜过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和社会团体关系，或胜过种族关系。决非直接地，而是在其结果中它才显露出来。 当前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是接近自我存在的人。他们本身就保证了世上有存在。在世界中，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作为现实性而感化我，他们并非仅仅是相识的过客，而是使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经久的人格。我们不再有万神殿，但在想象中我们有一个地方来作为回想真正的人的存在，我们感谢他们告诉了我们：我们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从根本上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人不是那些历史上的伟人，而是那些以一定比例在当代“复活”了，并对我们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当代的伟人。在我们看来，他们（这些人完全能保持与历史上的伟人的近似性）虽然没有刻意想成为伟人，但用不着偶像化和吹捧，他们也将是名垂青史的。在那些被公众承认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人当中，他们是不引人注目的，但历史的真正进程却依赖于他们。 真正的高贵不在于孤立的存在。它在于独立的人的团结一致。独立的人认识到这样的义务：永远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只要他们相遇的话；并且乐于交往，虽有期待，但不强求。尽管相互间没有约定，他们却凭借彼此间的忠诚聚集在一起，这种忠诚的力量胜过约定，当自我存在与自我存在形成真正的敌对关系时，那种团结还扩展到敌人身上。例如，这种团结就有可能在政党中实现，各政党中的优秀分子能够撇开所有的分歧意见而达至一种团结。团结是可以感觉到的，尽管因为没有诱因或因为可能性受到时机的干扰而团结没有表现出来。 这些人的团结必须区别干到处发生的出于同情和反感的偏执态度的团结，必须区别于所有平庸之辈彼此具有的独特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在缺乏更高贵的要求时是气味相投的），必须区别于那软弱无力的但又仍然经常起作用的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联合。当后三种人靠着群众而觉得自己很安全，在群众中他们彼此会合，并从群众的力量中推导出他们的权利时，自我存在者的团结虽然在个人的可靠性以及在举止行为的不可客观化的细节方面显得无限地牢靠，但在世界上又因其数量微小的弱点和因相互接触的不确定而显得不牢靠。这些人有几打的人作为朋友，但这些朋友不是真朋友；自我存在者只要有一个朋友就会感到很高兴。 自我存在的高贵精神弥散在世界中。谁能进入高贵之处，这不取决于评判，而取决于实现他自己的存在。这种弥散状况的统一性如同许多朋友的无形的链条中的神秘的不可见的教会，在这链条的此处或彼处，一个环节靠它行动的客观性而被另一个也许很远的自我存在所看见。在这无形的精神领域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紧密的接近中靠严肃的交往而彼此撞击发生火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才是现在世上可能的推动历史向着可能的最高点运动的真正动力。只有他们才真正地构成了人的存在。 高贵与政治群众靠领导人物才进入运动之中，领导人物告诉群众，群众应追求什么。少数人创造了历史。然而在今天，群众不可能对贵族表示尊敬，并认为贵族理所当然地要进行统治。由于那些人缺乏真实的自我而不能从事真正的思考，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学习并运用思想的规则就非常必要了。但是群众在以这种方式参与思想之后，就不停地渴望参与政治。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少数人如何靠群众一时的同意就把暴力手段弄到手，因此他们以后即使在缺少同意的情况下也坚持他们的统治，以便压迫那些既没有真正的自身，又不知自己在追求什么的群众。排外的少数人意识到自己的高贵，就能够在诸如先驱者、最先进者、意志最坚强者、某个领袖的追随者、世袭血统的优先权等等的名义下联合起来，用这样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他们的形成类似于从前的教训：精心的选择、高贵的要求、严格的控制。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优秀人物，其方法是培养能继承他们事业的年轻一代。然而，即使在他们的起源中自我存在的力量作为人的高贵可能已经起过作用，并在关键性的个人那里继续起作用，但是，这个统治等级的总体很快就蜕变成新的、与贵族性格格不入而又只代表少数人的庸众。在群众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的时代里，在执政的少数人中去寻找人的存在的高贵性似乎是毫无希望的。 因此，高贵和群众不再是特殊的政治问题。虽然他们还作为对立的概念出现在政治的论争之中，但只是名词还与以前同一，而所指的事情已是不同了的：是有组织的少数人不顾较多的群众实行统治呢，还是高贵在群众秩序中发挥着无名无形的作用呢？是不公平的因而无法忍受的统治形式得到确立呢，还是人的存在的高贵之处找到它实现的领域呢？ 对高贵的错误要求因为高贵只表现在高度的发展中（在这种高度发展中，存在力求实现自身），高贵不能提供它自己的谓词。它不是一个人所从属而另一个人所不从属的种类，相反，全体的人都在自己高度发展的可能性中。因为我们倾向于在单纯的生活中去寻找我们的满足，所以，高度发展的力量总是在少数人身上，但甚至在他们那里事情也决没完全解放。他们不是群众的代表，不是群众的存在的顶峰，而是群众的模糊的责备对象。只在误解中，他们才为群众所知。 平等的思想，当它脱离只在形而上学上可以考虑的本源的可能性，而去涉及人的现实生活时，它就是不切实的，因此几乎总是暗中遭到拒绝。在举止行为和外表上的招人厌恶的表现，丑恶的发笑，令人讨厌的自吹自擂，失去尊严的悲哀，以及只有与大众联为一体才可能强大有力的情感的信念……，气味相投的人才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到不快。人在镜子前静观他的形象时没有不感到沮丧和惊慌的，他越是雄心勃勃地追求出人头地，他就对自己身上与这种雄心勃勃相异的因素越是敏感。群众也可以被承认，只要他们安心于本职工作，作出成绩，为实现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不断进取，这就是说，只要他们本人在更有决定意义的程度上进入为数很少的优秀者之列。并非作为生活样本的人，而是作为可能生存的人，才是值得爱的，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其可能的高贵。 但如果人身上的高贵想把自己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生活，并把自己挑选出来，那么，它就歪曲了自己。真正的高贵是无名的，它是人对自己的要求。 因此，对今天贵族是否还可能的问题，我们只能诉诸那些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诉诸于提这问题的人的自我。在每个个人身上都有精神斗争的战场，只要他不至于彻底地软弱无力。 哲学生活人的存在之高贵可以称作哲学生活。谁在信仰的真诚之中，谁就能变得高贵。诚然，如果一个人把仅仅能成为他自身的东西转让给一个权威的活，他就将丧失他的高贵，但信仰上帝的人却不会丧失自身，因为即使在失败中他也体验到了他作为一个有限的自我存在在自我提升的运动中的真理，由于有了这一真理，所有他遇到的事情都只是使他成为他自身的东西。 至于人们还要求这样的高贵，这首先是传统的事情。我们不能获得在外在行动中的一切；就处于人的中心的内在行动而言，它所需要的是一个词，这个词不是空洞的词，而是能唤来新的东西的词。这个词虽会变化，但却是一条相对稳定的秘密线索，顺着这条线索，真正的人的存在进至现时代。作为哲学生活，这一人类存在（如果没有它，世界生活的外在现实就会缺少灵魂）是哲学思维的最终意义。唯有在它那里，系统化的哲学才得到确证。 人的未来在于他的哲学生活的方式中。不可把哲学生活看成人们仿照它来生活的理想模式。哲学生活根本不是对一切人同一的一种生活，它是流星行空，流星不知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贯穿了生活。即使还在很少的程度上，个人将通过他的自我存在的提升而参与哲学生活。 自我存在的境况人是不可完成的；为了完全地存在，他必须在时代中向着常新的命运来改变自己。在总是由他产生的世界中，他的每一个形象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毁灭的萌芽。 在历史把他从一种生活形式推向另一种生活形式，从他的存在的一种意识推向另一种意识之后，他在今天虽然能进行回忆，但他似乎不能继续走这条道路。正像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一样，对人来说，再一次发生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表现在：不仅就实际情况而言，而且就他的知识而言，他都面临着虚无，他从现在起必须靠回忆过去而从本源上为自己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今天，当生活广阔发展的可能性已达到无可限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窘境，它似乎要窒息生存的可能性。自从这一点被意识到之后，绝望或在忘却绝望之后的麻木不仁的状况都侵入了人的活动。从客观上看，绝望与麻木不仁既预示了结束，也同样预示了开始。 人不能躲避当前的状态，不能返回到非现实的以往的意识形式。当然，他或许能安宁地处在自我遗忘的生活享受中，妄称返回到无忧无虑的平安的自然状况。但总有一天顽强的现实性又会出现在他面前，使他惊慌失措。 对于完全返回到他自己的赤裸状态的个体来说，今天他只有一个选择：创造一个新的开端，与另外的个体联合起来，进而与他们结成一个忠贞不渝的联盟。曾有过这样动人的报导：在世界大战中，在最后崩溃的战线上，德国人还在处处抵抗，他们把自己看作个人，在他们的抵抗和牺牲中做出了没有命令也能做到的事，即真正在最后一刻保卫祖国的土地免遭毁灭，这一幕使德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战胜的意识。这些报导表明了通常几乎很难达到的现实性，象征着当前的可能性。从这些报导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人的存在，它面对虚无，面对毁灭，能够实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未来一代人的。 如果我们称虚无状况为无信仰，那么，无信仰中的自我存在的力量就会产生内在的行动，这一内在的行动能推动自我提升的运动而同时又面对着虚无。这种力量不属于把因内在的自由或内在自由的努力的失败所造成的东西推卸到外部的原因上。它认为自己能胜任最高的东西，并生活在自我强制的紧张关系中，有力地反对单纯的生活，能适应相对的东西，具有那种能够等待的人的耐心，专注于历史的联系。它知道，它会失败，并在失败中读解出存在的密码。它是一种忠信，这种忠信建立在哲学上，并能在一系列相互传递火炬的个人之中永不停息地产生自我。 人的历史没有终点。它总是能让人看出，人是什么和人能是什么。但在每一时刻中，人从无条件性出发走他的道路，同时，时代中还有那种要把时代消灭的东西。 往昔不能告诉他，他应该如何行动。回忆惜往昔固然可以得到启发，但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这样，他最终会说出，他的精神状况是什么，在什么样的外表中他意识到并确定存在，他无条件地想要什么，他在现有的状况中求教于谁，在内心的最深处他听从于谁。 如果没有这一本源，人的世界始终是碌碌无为。如果存在应该成为一个世界，就必须首先把握住自己，然后在团体生活中为整体而献身。 自我存在是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世界作为人的行动的由观念所充实的现实性就不再可能了。因为自我存在只存在于与它的时代的存在的统一性之中，所以在反对它的时代时还迫切需要下决心：只想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它的每一个现实行动能成为创造新世界的萌芽，而不管这萌芽是多么不起眼。 静观的预测与几十亿年的地球史比起来，六千年的人类传统仿佛是我们这个行星变化的新时期的最初一秒钟。根据对遗骨的考证，人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与这几十万年比起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乃是人摆脱重复状态而进入运动之后人所能够生成的东西的最初的开端。毫无疑问，对三十年一代的种族来说，六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人类的记忆使他们能意识到族类的年龄，现在的人感到他生活在世界的末期，虽然两千年前的人也同样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末期。人类总倾向于认为，人类最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对地球史的认识使他感到他事业的短暂，又使他意识到自从他与猿揖别后就进入的那种状况。现在他知道一切都摆在他的面前，每十年之间的技术发展速度仿佛是确凿无疑的证明。但是他最终会问，整个人类史是否就不是地球史的短暂的插曲，人或许会毁灭，并重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单纯的地球史的无穷无尽的时间延续。 人们关心煤藏何时开采完毕，它只够用不足一千年；关心限制使用我们所能开发的一切能量；关心地球的最终冷却，一切生命将随之消失。但自然科学的事实带有这样的特点：关于不可避免出现的未来的种种推论虽然有高度的可能性，但并非就达到了确凿无疑的程度。正像技术上的灾难是可能的一样，技术上不可预知的出路也是可能的，这样的话，人类就可摆脱技术上的严重局限。当然可以做一些设想：人在巨大的组织形式中如何抓住地球这架大机器的杠杆，以便按人的意愿，采用技术手段，征服世界的领域；他如何在这一行星冷却时根据他的意愿在世界上为自己创造出生活条件，并且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获得自己的领域；也许在适当的时候人会夺得造物主的特权……当这一切始终不可能时，那么，技术达到极限后很可能以灾难而告终。 人进一步关心文明的终结。人口的增多会导致最终的战争，用技术手段最终把生活的技术基础（因而也是把我们的文明）加以毁灭。事实上，文明已被破坏过了，以致于那些在数量上很少的文明发达的伟大民族的幸存者反而退回到野蛮状态，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类总的文明的断裂即将来临吗？人类的状况的独特性在于，尽管一两个洲会遭到完全的毁灭，其它的地区仍可以把历史上获得的财富保存下来，使人类在未来继续繁衍下去；但也有这样的危险，即当占据整个地球的文明都崩溃时，那么再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幸免于难了。 人们关心，我们生活秩序中特有的性质是否就不是最大的危险？在生活秩序中是否可能因人口的增多而导致每个个人的空间变得狭小，以致最后群众中的人的存在在精神上窒息？是否可能发生非优生的选择和种族的演变，以致导向进一步的恶化，最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只剩下劳苦的、在技术机构中还在尽一时之职的人？是否有可能人毁灭于他为自己的生活所创造的工具之中？ 同时，关于令人捉摸不定地左右人的命运的无情过程的法则的问题也产生了。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物质会不会消耗净尽，以致于当这些供给用尽时是不是命定走向灭亡？艺术、诗歌、哲学的衰落是否就不是这种基础即将消亡的征兆？今天的人如何沉浸在碌碌无为中？他们如何交往？他们如何凭苦干来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如何无信念地从事政治？如何快活地过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一切是否就不是已证明了基础几乎遭到毁灭？虽然我们在丧失时注意到我们所丧失的东西，但不久的将来将完全不再知道发生过什么，因为我们对此不再理解。 然而，所有这类问题及可能的回答都无助于我们达到对整体过程的知识。对这种或那种情况之不可能的证据来说，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有说服力，但因关于未来的知识中缺乏某些确定的因素，所以在认识上就必定有偏差，这就给这些证据打了折扣。从知识上看，某种个别的东西是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但我们不能对整体勾勒一个确凿的形象。所有这些预测的思想中，没有一个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它们是技术的，生物学的设想；夹杂着在某种程度上正确的证据。作为潜在的生存，人们不能满足于任何此类的观点。 说到真正的根据，人们到处只能说：“在目前，我看不见别的可能性。”靠我们今天所达到的知识，按照当前对我们有效的标准，我们的理智将总是而且在最后还是发现我们无路可走。 关键在何处对事物过程的预先观察的知识无非是对可能性的认识，而后来出现的现实性可能全然不同于这些可能性。比在由我们所决定的东西的领域之外的渺茫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每时每刻提醒自己：我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这意味着就未来而言，我想知道未来的人将变成什么样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人将生存着。我们之所以会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的生活有这样一种价值和尊严，即它与我们从几千年中所了解的人的存在有连续性。未来的人应该能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祖先，这并非就肉体的意义而言，而是就历史的意义而言。 但是，人真正所是的东西不可直接作为目的来追求。因为人之所以是他们所是的东西，并非简单地靠出生、养育、教育，而是靠基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生存的自由。 这样，剩下的东西是：我从往昔听到了使我成为人的语言，并通过我的生活使这语言又传播到未来。但是，对历史整体的观察脱离了某种东西，而唯有靠这种东西历史才变得不引人注目，变得模糊不清。从历史中引导出来的可能的预测仅仅意味着一个我在其中不得不行动的视野。 因此，对整体的静观的预测脱离了意志，从而逃避真正的行动（这种行动始于个人的内在行动）。我如果满足于静观的预测，我就会迷惑于“整个历史舞台”的说法，并对必然进程之类的说法（这种必然进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在文化形态学者看来，就是按照所谓成熟法则的发展过程；在独断的哲学看来，就是传播和实现最终获得的人的存在的绝对真理）感到麻木，如果我问到人的未来，并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必须放弃一切观点，不管它们是鼓舞人心的还是令人灰心丧气的，并必须达到可能的东西的泉源点，在这里，拥有最广泛知识的人努力创造他自己的未来，而不仅仅在知识中拥有它。 因此，第一，没有哪种预测是固定不变的。它意味着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我寻找它，正是为了改变事物的道路。预测越是切实，它就越重要，因为它与行动没有关系。预测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人的沉思的预见；他不去看必然发生的东西，而去看能够发生的东西，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方向。未来成为一种可由意志加以改变的预见。 第二，预测之有意义涉及到当前的状况。它并不飘浮在空洞的领域，涉及不去考虑时代的观察者，谁在当前具有从自己的生活而来的最深刻的知识，谁就会获得最确定的预见。人要获得对存在着的东西的意识，唯有靠在他起积极作用的世界中的他的自我存在。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会完全失去对事物的总的过程的认识，如果他置身事外，只作为想直截了当地知道整体的观众；他感觉到了这一点，趁早把他对状况的意识扩展到他所能达到的世界的边缘上。并非收集当前的无数事实，而是掌握好真正作决断的时机，才使他生气勃勃。他想在历史真正地走自己的路的地方成为知情人。 第三，预测决非仅仅作为知识，它作为知识立刻就已经是现实发生的事情的因素。没有对这样的现实东西的察看，即其中不同时有意志，或现实东西不能唤醒或麻痹意志。我所期待的东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由于我说出了它，因此我努力帮助实现我的期待，不管是在多小的程度上，也不管是受到援助或阻止。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我用预测去干预，并靠它改变事物的进程；或者发生了某种事情，对此事情任何人在事先既没有盼望地也没有害怕地想到过。即使知识把未来当作某种必然到来的东西，而且我只能选择－－是顺应还是不顺应，那么，只要预测是由信仰者作出的，它的意义就是不同寻常的；它加强了坚定性，并促进行动，只要有这样的信念，行动就必然会到来，哪怕我完全不行动。预测会麻痹意志，只要意志把它所厌恶的东西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斗争都是徒劳的。但是，这种信仰是错误的，它声称比可能知道的东西知道得还要多。唯一确定的东西是可能的东西的不确定性，它使人意识到危险，从而唤起他的全部力量，因为他意识到要作出决定。精神上对状况的意识始终同时是知识和意志。 由于世界的过程是不透明的，由于迄今为止最好的东西也失败过，并且还会失败，因而世界的过程将永远是可能性，决不能变成确定性，因此，涉及渺茫的未来的一切计划和行动都是无用的，我们要在此时此地创造我们的生活，并使之充满生机。我必须欲求关键之所在，哪怕一切事物都面临着终结。对非所求的事件的防御行动之所以拥有力量，只是因为意志现在要实现自己的生活。面对模糊的未来，面对它的威胁和它的深渊，要越发强硬地呼吁实现，只要还有时间的话，预测性的思想对当前起作用，同时不放弃在可能的东西的领域内作计划，真正地在此地此时行动，这是我确定具有的唯一的行动机会。 但是，这也是未来的人的基础。未来的人虽然受机构的规定（在机构中，他们觉醒达到意识），但是主要地受现实的人的规定，正是由于注意到现实的人，他们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人的存在。因此，总是有一个地方，追求未来的人的存在的意志在这地方凝聚起来。然后，对从世界中生成什么，每个个人都似非而是地以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即他在他的行动的连续性中对自己作出决定。 主动的预测静观的预测想知道什么东西在生成，而思想者并没有积极参与进去。主动的预测说出了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因为意志是由这种可能性所决定的。主动的预测超出观察，推进到作出决定。 当我们对什么东西从世界中生成这一问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景象时，那么，可能性的设立只表明为未来而斗争的战场。将现实生成的东西出现在战场上。谁仅仅旁观斗争，谁就不会知道战斗真正地关系到什么。 战场是不清楚的。实际上的斗争常常表现为单纯混乱的无意义的敌对关系。僵硬的战线在相互斗争，因为想继续存在的惰性坚持着这些战线。对当前现实所作的有远见的思索，寻找着真正的斗争战线，在这些战线之间，涉及到重要的决定。看清这些战线，这会唤醒我去我应该去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在追求它。 主动的预测将使我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愿为哪种当前状况而生活。如果预测表明失败是可能的，那么答复就是：宁愿与构成人的自我存在的东西共存亡。 具体想象可能的发展方向，这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哪一种世界能够存在并供我们站在其开端上。在稳固的组织中的一切人的生活的联系在很快增长着。人变成巨大机构中的各种功能，这导致普遍的平均化；人们既无需高层次的人，也无需异常的东西，而是只需要特殊才能的平均化；只要长久保持着比较稳定的东西；生活秩序的强制性要求通常结合成各种联盟，排除直到取消任何意义下的自由。对保证生活秩序的权威的几乎热烈的渴望，希望看到内心的空虚得到充实，方向指着稳固的最终情况。但是，那种看来像是尘世的生活秩序的理想的东西，对在自由存在的要求中认识自己的存在的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这种自由似乎会受到动乱情况中秘密生长着的重负的压迫。公众的舆论靠固定的观点而成为专制者。这些固定的观点超出了一切党派而被看作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是，在自己的自我把握的命运中的独立的人是否还是可能的，它可以变成普遗的问题，即人是否能够是自由的。这个问题作为实际上被理解的问题却倾向于取消自身，因为只有能够是自由的人才真正用理解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与此相反，在客观化的思想中（这客观化的思想把人的自由存在当作现有的生活，并且探问自由存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人的历史是在徒劳地企求自由。或许自由只存在于在两个极长的睡眠时期之间的真正而短暂的时刻中，其中的第一个时期是自然生活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技术生活的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的存在必然渐渐消亡，并在比以往更彻底的意义上走向终结。这样，自由只是时代中的过渡时刻，这个时代虽一度认识到超越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但结果却引出了技术机构。 与此相反，思想客观化有另一种可能性，不会失去的可能性，即决定人在未来是否能是自由的和是否愿意是自由的，这一决定权属于人。虽然大多数的人害怕自我存在的自由，但是，不能排除在巨大机构的联系中仍然有许多的可乘之机，对有胆量的人来说，有可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从他们自己的本源上去实现他们的历史性。在外在生活的似乎不可避免的平均化中，自我存在的本源性会在最终变得更加坚决。在濒临灭亡的地方振作起来，独立的人就能站立起来，真正地掌握各种事物，并享受真正的存在。 想象一个完全无信仰的世界，想象这世界中的失去了自身和他们的上帝的机器式的人，想象这世界中支离破碎的、很快被完全毁灭的高贵，这些想象只在形式上暂时地是可能的。正像想象人类会死去，仿佛人类无足挂齿是违背人的内在的无比的尊严一样，如果以为自由信仰、自我存在会毁灭，仿佛人只能变成技术机构中的齿轮，这也违背人的内在的无比的尊严。不能仅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人。 但当这些歪曲的想象返回到积极的可能性时，那么我们看到，并非只有一类真正的可能性存在着。如果没有在教会的传统中受庇护的宗教，在世界上就没有哲学上的自我存在，如果没有自我存在作为对手和刺激，就没有现实的宗教。在一个个别的人那里，一切都谈不上，在当前的预测中，对手们（他们的紧张关系作为权威和自由是不可完成的精神生活）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虚无的可能性。如果权威和自由的紧张关系（在这紧张关系中，人作为尘世的生命必然地生活着）在新的形式中被重建起来，那么，一种基本的东西就会在生活的机器中生长起来。 没有一个有力的答复会说出什么将发生，而生活着的人将以他的存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可能的东西的主动的预测，只能有这样的任务：使人注意到他自身。 周晓亮 宋祖良 译 （选自《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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