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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潜入斯莫尔尼宫，用左轮手枪一枪击毙了列宁格勒党组织头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凶手当场被捕。莫斯科当局立即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斯大林亲自率领，来到列宁格勒调查凶杀始末。 这次暗杀的细节至今未公之于世。这个尼古拉耶夫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的？他是怎样成功地靠近基洛夫的？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迈出这亡命的一步：是政治谋杀还是私人仇杀？种种问题令案情蒙上了绝密的外衣。 政府的第一个公报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从芬兰、立陶宛和波兰窜入苏联的众多白卫恐怖分子之一。几天之后，苏联报刊又报道。内务部已经逮捕并处决了一百零四名白卫恐怖分子。于是，在报刊的鼓动下、一场反击“窝藏在西方”的白卫组织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展开了（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据说，这些组织派遣特务到苏联进行恐怖活动已经不止一次。 措辞如此断然的公报，特别是对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的处决，不能不使人们相信：侦查机关已经确切地查实，白俄流亡组织参与了对基洛夫的谋杀。然而，就在凶杀案发生后的第十六天上，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报刊上的新说法，将杀害基洛夫的罪责推到党内的托一季反对派的头上。同日，仿佛一声令下，所有报纸毫不留情地向原来的反对派的头目们开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许多过去的反对派分子统统被捕。那些日子里一直不离斯大林左右的记者卡尔·拉狄克在《消息报》上写道：“每一个党员都明白，党将以铁拳粉碎这些残匪……他们将被击溃，被消灭，被清扫出地球！” 斯大林仇恨过去的反对派首领，这早已尽为人知。因此，国外的社会主义团体深感不安，担心斯大体会以基洛夫被杀为借口，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算总帐。某些外国报纸传言，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被秘密处死。苏联当权者认为，必须粉碎这些谣言。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塔斯社发表声明：“鉴于证据不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将不交法庭审理，而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受理。 就这样，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就公布了两种有关基洛夫被杀但完全矛盾的说法。起先指控从国外潜入的白卫分子，后又指控原反对派的首领。在这种情形下，苏联人民自然就会迫不及待地等着开庭审判，希望能听听尼古拉耶夫在法庭上的供述。 但是，人民注定要被蒙在鼓里。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诉书正式公布，称尼古拉耶夫与其他十三人是阴谋的参与者。次日，各报又报导说，这十四人已在内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而且死刑已经执行。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参与暗杀基洛夫一事，都只字不提。 尼古拉耶夫被秘密法庭审判一事，令全国人民因过去的两个矛盾的政府公报所产生的对官方有关说法的不信任感更加加深。人们不禁要问：公开审判尼古拉耶夫，这对粉碎流言蜚语有什么不利呢？毋庸置疑，正是这个当场被捕的人枪杀了基洛夫，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呢？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不敢作公开审判？ 那些日子我不在苏联．因此只始根据莫斯科各报纸上登载的官方报导来判断。不过从一开始，我就确信此事有诈，因为无论是克里姆林宫的第一个说法，还是后来加罪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谬论，都不能令人信服。 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第一种说法，即有关一百零四名被处死的白卫分子的说法，因为它纯属天方夜谭。作为后高加索加盟共和国边防军的前司令员，我非常清楚如此众多的恐怖分子要偷越守卫严密的苏联国境。如全是异想天开。除此之外，这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要在公民证制度非常严格，民警的监视无所不在的列宁格勒藏身、更是比登天还难，。再者，大小报纸在报导他们的死刑时。竟一反常规，连罪犯姓甚名谁也不曾提及，这岂不更令人倍生疑窦吗？ 此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与杀害基洛夫的说法，同样是荒诞不经的。党的历史使我清楚地知道，布尔什维克历来反对个人暗杀，甚至在反对沙星及其政府官员的斗争中，也总是避免采用暗杀行动。布尔什维克认为。恐怖手段是毫无作用的，只能败坏革命运动。此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不可能不考虑到，杀害基洛夫将正中斯大林下怀，后者将不失时机地利用它来除掉原反对派的领袖。事实也正如此。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处决尼古拉耶夫之后近一个月，各报又报导说，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菲利普·麦德维基、副局长孔波罗热茨及其他十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审判中被判处剥夺目由，其罪名是，“在获悉有人正在酝酿杀害基洛夫的情报后……没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谋杀发生。” 这一判决出乎寻常的温和，实令我大吃一惊：居然只有一名被告被判处十年拘禁，其余的人，包括麦德维基和他的副手孔波多热茨，只被判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这一切大使人惶惑不解，因为对于斯大林来说，谋杀基洛夫，不仅是对他的政策，而且也是对他本人的威协：既然内务部今天可以置基洛夫的生死于不顾，那么明天，他斯大林本人也可能落到同样的危险境地。任何一个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满以为斯大林一定会下令枪毙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并要求处死所有负责基洛夫安全的工作人员。他应该那样做，哪怕是为了杀一儆百，使内务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不要忘记，他们的头颅是直接系在领袖人物的生死之上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斯大林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后，还敢于立即亲自前往列宁格勒。他如何看重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我深为了解。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他的列宁格勒之行，的确有些异乎寻常。 斯大林在个人安危上显得特别谨慎，随时都是提心吊胆的。下面从几个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众所周知，每当红场上举行庆典，斯大林出现在列宁陵墓上时，四周都有由一队队精悍的卫兵和一大群来自内务部的贴身保镖组成的人墙。不仅如此，他还要在制服内穿一件沉甸甸的防弹背心，那是在德国专门为他定做的。 斯大林常到郊外官邸。为确保途中安全，他要内务部将沿途街上的居民迁出三分之一，并将腾空的房屋供内务部工作人员居住。从克里姆林宫到郊外官邸共有三十五公里。但作为斯大林的专用交通线，巡逻守卫的“机关”工作人员昼夜不断。值勤人员分为三班，每班人数多达一千二百。 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内，斯大林也不会冒险独行。比如说，他要离开办公室到大克里姆林宫殿去，也要先由卫队认真地将路上的人统统撵开，根本不管那些人的职位高低。 斯大林每年要到索契去休假。动身前，他总是吩咐把在莫斯科的专车和在高尔基市的专船同时准备好。有时，他乐意坐专车直接从莫斯科启程；有时，他又要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再由那里转乘专车到索契。预先谁都无法知道斯大林此次会去哪条线路，也无法知道他何日启程。他的专车和专船得提前几天做好充分准备，但只是到出发前的最后几个钟头，斯大林才把此次选择的路线告诉几个亲信。在他那安装有特制护板的列车前后，各有一列坐满卫队的列车。斯大林专车上的储备极为丰富，足以渡过为时两周的围困。一有警报，专车窗外的钢甲护板便会自动关闭。 斯大林虽然自诩为工人阶级的领袖，但却从来没在工作时间去过任何工厂，因他害怕与工人直接接触。 斯大林谨慎小心的事例，简直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我才难以相信报纸的报导，说他胆敢冒险到列宁格勒去，要知道危险的恐怖组织刚刚才在那里活动过，那里的内务部人员连基洛夫都没保住。所以，斯大林此行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想到：杀害基洛夫是一个人单独干的，而有关被侦破的恐怖组织的说法，纯属乌有。 基洛夫被杀之谜，我在一九三五年底回到苏联后才知道。经芬兰到列宁格勒后，我曾到内务分局大楼一趟，原因是要打直线电话与莫斯科联系，并预订一张晚上去莫斯科的特快列车的卧铺票。在那里，我碰上一个新上任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领导人。内战时，我和他曾同在一支红军部队里呆过。谈话中，我们自然谈及自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发生的一系列变动。原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原局长麦德维基和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在因“基洛夫案”被判刑后，实际上根本没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两人被安排到“列宁金矿”托拉斯的领导岗位上，在西伯利亚负责富金矿的勘探工作。“他们在那里过得挺不错，当然，比在列宁格勒要差一些。”我的老朋友还补充说，麦德维基那任性的妻子到西伯利亚去看过他三次，每次都存心要留在那里，同丈夫在一起，但每次都回到列宁格勒，并且跟过去一样，列车上总是单独为她安排一个头等包厢，服侍也特别周到。 朋友还给我讲了因基洛夫被害和斯大林专访两事在列宁格勒引起的恐慌。在此案的侦查中。我的朋友曾协助过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和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 斯大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任命米隆诺夫在最近几个月里暂时担任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和列宁格勒的实际统治者。当我问到尼古拉耶夫是怎么窜入岗哨林立的斯莫尔尼宫时，我的朋友回答道。“麦德维基和孔波罗热茨正是为此事才被撤职的。更糟的是，在基洛夫被害的前几天就已经有人试图潜入斯莫尔尼宫，但被抓住了。如果那时就采取必要措施，基洛夫今天就一定会健在。”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所涉及到的都是些非实质性的的东西。显然，他不愿谈到凶杀的任何细节。当我准备告辞时，他又惴惴不安地低语道：“事情太险恶，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 朋友的这个暗示，远比我当时从他口中得知的那一星半点消息更为重要。这个暗示，不仅加深了我对那两种官方说法的真实性的怀疑，而且还向我指明了这场谋杀的症结究竟何在。当时，全苏联只有一个人不会受人非难。“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这句话、当然不可能是针对别人而言。 我深信，到了莫斯科就能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真相。我指望的那几位同事都在内务部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应该知道这次谋杀的秘密。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朱隆诺夫，就是我的老同事之一。他曾随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审讯过谋杀案，之后又留在列宁格勒，任过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曾是那里的全权统治者。 朱隆诺夫是经我推荐才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一九二四年，我作为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的副局长，终于说服了捷尔任斯基，要他委任米隆诺夫在我这个局的某处当处长。的确，我为此费了不少气力。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捷尔任斯基曾反对将这个对于“机关”来说完全是个外来户的人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后来，我被任命为后高加索边防军司令时，才说妥要米隆诺夫来接替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副局长的职务。几年之后米隆诺夫便靠自己的才能，当上了这个局的局长，并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得力助手之一。我相信，从米隆诺夫那里一定能最终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全部真相。 到莫斯科不久，内务部交通局局长亚历山大·沙宁邀我去作客。他是亚果达的密友，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的助手，协助后者进行改造苏联铁路的工作。午饭后，主人提议听听唱片。沙宁酷爱俄罗斯古典歌曲，此时几杯酒下肚，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沙宁指着两套唱片说，那是他特地保存下来的，打算寄到“列宁金矿”给瓦尼亚·孔波罗热茨。他感叹道。“瓦尼亚，瓦尼亚。多好的一个人哟！白白受罪了……”他后来又说，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队长鲍克，不久前还寄了一台进口收音机给扎波罗热茨作为礼物。 我认为，沙宁和鲍克寄礼物给扎波罗热茨这件事相当重要，因为他们都知道，任何同情犯人的表现，都会被认为是敌对情绪的暴露。按斯大林时期的一条不成文规矩。苏联的干部应立即与所有失宠（更别说是进牢）的人断绝关系，哪怕他们是至亲密友。象沙宁和鲍克这些斯大林的亲信，消息十分灵通，当然不会不知道这样一条起码的规矩：对步步高升的人，要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对丧失前程的人，则应尽快与之决裂。因此，他俩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结论：沙宁和鲍克都知道扎波罗热茨并没有失宠．给他寄礼物绝不会惹来杀身之祸。 回到莫斯科，我果真打听到了基洛夫案件的内幕，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春夏之间，基洛夫开始与其其他政治局委员发生冲突。基洛夫的直率人尽皆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自己以往的庇护人奥尔忠尼启则，说他乱发一些有关列宁格勒州工业建设的前后矛盾的指示。政治局候补委员米高扬也困扰乱列宁格勒的食品供应而屡遭基洛夫指责。他多次与米高扬发生冲突，其中一次的前因后果，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一次，基洛夫未经莫斯科允许，就动用了列宁格勒军区不动贮存库中的部分食品。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基洛夫这一行动大为不满，认为他越权，干涉了军队的事务。 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说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配给工人的食品储备已全部用光。再且，他是向军区借食品，一旦得到新的补充便会立即归还。然而，伏罗希洛夫深知有斯大林为自己撑腰。不满意这一解释。还气势汹汹地攻击说，基洛夫将部队仓库的食品搬到工厂的柜台上，是为了“在工人中赚得廉价的声誉”。基洛夫气得火冒三丈，以他特有的火爆口气回答道：“如果政治局想要工人提供产品，那首先就得要工人填饱肚子！”接着又厉声嚷过：“任何一个庄稼汉都知道，不给马吃草，马就跑不了！”这时，米高扬起来反驳，说根据他掌握的材料，列宁格勒工人们所得到的供给已超过国内中等水平。基洛夫没否认这一点。但他列举了列宁格勒工业产品不断增长的数字，然后指出，以这些成绩来换取工人的那一点补充食品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为什么列宁格勒的工人就应该比其他地区的工人吃得好些呢？”斯大林这时插了话。基洛夫一时按奈不住，又开口嚷道：“我认为，早就该取消配给制了，应该让我们的工人吃得象样些！” 基洛夫的火爆脾气，被看成了对斯大林的不忠。自从斯大林独揽大权之后，就已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哪一个政治局委员，未得到斯大林的允许，不得将任何问题提出来讨论。 于是，基洛夫在政治局中成了众矢之的。一些小小的争执被人为地扩大了，好象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九三四年夏，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这个颇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和几位工业领导人去开会。这些人随身带上各种报表和预算表，马上动身去了莫斯科。他们在重工业人民委员的接待室里等了整整两天，奥尔忠尼启则一直不抽空接见他们，会议一推再推。第三天，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跟基洛夫通了电话，向他汇报了这里的情形。基洛大的决定十分果断：“要是奥尔忠尼启则今天还不接见你，那你就坐火车回家！” 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果真这样做了。 奥尔忠尼启则在紧接着的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此事。基洛夫的那一决定被认为是“嗾使列宁格勒的干部养成游击习气和不服从中央”。基洛夫极力对此事进行解释，但毫无作用。他忍无可忍，宣布说“我今后仍将照此办理。我在列宁格勒工作，就需要有我的人在身边。他们没必要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接待室里坐冷板凳！” 渐渐地，基洛夫与政治局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他开始尽量不往莫斯科跑。最使政治局委员们和斯大林恼怒的，是基洛夫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包括斯大林在内，没有一个是才华出众的演说家。他们的公开演说总是那么干瘪无力、令人生厌。而基洛夫却恰恰相反，他以精彩的演讲而出名，并懂得如何接近群众。政治局委员中敢于到工厂去向工人发表演说的，只有他一人。他曾经是个工人，所以很善于倾听工人的呼声，并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许多在其他城市工作的党和工业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都想调到列宁格勒去工作，因为他们听说，基洛夫鼓力部下提倡议、搞创新，并乐于提拔那些愿意而且善于工作的人。他在列宁格勒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在列宁格勒工厂企业的领导人眼中，莫斯科各部的人民委员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基洛夫。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基洛夫的巨大声望更是广为人知。这次大会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召开的。大会前，一切程序都预先规定好了，就连代表们欢迎领袖人物的掌声也不例外。每个政治局委员上主席台时，鼓掌时间规定为两分钟，欢迎斯大林的掌声应长达十分钟。可是，当基洛夫出现在大会主席团时，全场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宁格勒代表团欢迎他的激情，带动了整个会场。基洛夫所赢得的掌声持续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会场外有人议论说，基洛夫所得到的荣誉，本是预先规定给斯大林一个人的。 基洛夫如此继傲不驯，惹怒了斯大林。他决定将基洛夫调离列宁格勒，调令上通知基洛夫说，在莫斯科的中央组织部里，有一个重要领导职务正等着他上任。 但基洛夫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他拖延了一月又一月。借口要将他在列宁格勒着手的一系列重要事务处理完毕。不仅如此，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看上去已经近似于挑衅了。 当然，基洛夫每次到莫斯科，斯大林都可以找借口留下他，不让他再回列宁格勒。但这样做势必引起公开争吵，而一吵之后。再要把基洛夫安置在中央的什么职位上，就难上加难了。况且，不顾其本人意愿强行留住基洛夫也未必那么容易。难道不能逮捕他吗？不行。在一九三四年那个时候，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对一个政治局委员采取类似行动。开除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要达到这一目的，开始就必须罗列基洛夫的罪名，把他说成是反列宁的异端，或是指责他违背党的总路线，从而在全党开展一场针对他的批判运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对斯大林说来是不可取的。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就已多次发表文章和口头声明，说什么异端已被清洗干净，党已十分巩固，变得“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一旦开展反基洛夫的运动，势必会引来流言蜚语，说党又重新陷入分裂，政治局意见不一。而且，斯大林明白，国外也会再次怀疑他的制度的稳固性，这一点。正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愿听到的。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要解决面临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大概只有一个办法：除掉基洛夫，同时将暗杀的罪责转嫁到原反对派领袖的头上。这样，他就可以一箭双雕。在除掉基洛夫的同时，将列宁的一些亲密战友也结果掉。那些人，不管斯大林怎样污蔑，仍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象征，留在普通党员的心目中。斯大林深信，如果他能证实，使“党的忠诚儿子”、政治局委员基洛夫流血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那他就有权要求：以血还血！ 唯一能帮助斯大林准备这次谋杀的国家机关，是负责基洛夫安全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但该分局局长菲利待·麦德维基与基洛夫友谊深长，因此，必须把麦德维基调走，另派一个“更可靠的人”去接待他。斯大林于中正好有这样一个人。此人姓叶甫多基莫夫，是个老资格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年来，斯大林一去度假，就将他带在身边，不仅将他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而且还把他看作是朋友和酒伴。叶甫多基莫夫从斯大林手里得到的赏赐，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内务部工作人员。这个人生性古怪，与同事们格格不入，脸上表情呆滞，象块石板。他过去是个刑事犯，革命后才出狱，后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内战中表现出色。内战结束后，叶甫多基莫夫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部乌克兰分局负责人。在那里，他曾亲自指挥过几次大围剿，镇压反对苏维埃的叛匪。 遵照斯大林的吩咐，亚果达下达了将麦德维基从列宁格勒调往明斯克，并让叶甫多基莫夫接替他的命令。塞洛夫得如此此后，气愤无比，马上当着麦德维基的面给亚果达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是谁授权不经列宁格勒州委同意就任意调换列宁格勒的负责干部。接着，基洛夫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抗议亚果达这一不能容忍的行为。于是，把麦德维基调离列宁格勒的命令只得推迟执行。 由于委任叶甫多基莫夫到列宁格勒上任的命令触礁，斯大林没办法只得把针对基洛夫的阴谋告诉给亚果达，以求得后者的协助。亚果达立即将自己过去提拔的心腹，如今任麦德维拉的副手的伊万·扎波罗热茨从列宁格勒召到莫斯科。他俩一块去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原想避免与扎波罗热茨见面，但又不可能，因为这个涉及政治局委员的特殊任务，若不由他斯大林亲自交待而仅仅由亚果达布置，扎波罗热茨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就这样，扎波罗热茨带着斯大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宁格勒。 恰在此时，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收到了一份密报，上面揭发了一个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年轻党员。这个尼古拉耶夫不久前被开除出党，因此再也无法找到工作。愤怒和绝望，使他产生了要杀党的监委主席的恶念。十分绝望的尼古拉耶夫认为自己是党内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因此想以杀死监委主席的行动向党表示抗议。 将这一情况密告给“机关”的，是尼古拉耶夫本来的一个朋友：尼古拉耶夫由于不谨慎，曾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当然，这件事不足为奇，而扎波罗热茨对尼古拉耶夫发生了兴趣，这也不足为怪，要知道。扎波罗热茨自从接到莫斯科的任务后，一直忧心忡忡，现在收到这样一个密报，他自然会感兴趣的，并且把尼古拉耶夫的“朋友”请来见面。同他谈过话之后，扎波罗热茨得出一个结论、尼古拉耶夫的扬言不见得只是说说而且。而当“朋友”后来又将尼古拉耶夫的日记偷出来交给扎波罗热茨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更为重要的变化。 日记经过拍照。又重新放回了原来的地方。在这日记里，尼古拉耶夫详细记述了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之如何被无故“清扫”出党，当他要求伸张正义时，又如何受到党内官僚的无情冷遇，如何被工厂解雇，而他的一家——妻子、母亲和两个孩子。又如何沦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中。整本日记充满了对党和国家机关里官僚主义的刻骨仇恨。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获决定亲自出马，与他见面。于是，那个“朋友”又为他和尼古拉耶夫安排了一次“巧遇”。“朋友”报了扎波罗热茨的假名。并说他是他过去的老同事，就这样，“朋友”将扎波罗热茨介绍给了尼古拉耶夫。他们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会就分手了。尼古拉耶夫给扎波罗热茨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朋友”得到了新任务，设法更加接近尼古拉耶夫。不时送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钱，并假装与他志同道合，当然，还必须将他的每一步行动向内务部报告。扎波罗热茨本人则急忙跑到莫斯科去汇报自己的想法，商量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个偶然的机会。在莫斯科，他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莫斯科认为，尼古拉耶夫是实施预定计划的合适人选。这一方案的好处主要在于，尼古拉耶夫是主动萌发暗杀念头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从某个时刻起，他的行动将受到内务部的间接操纵。 扎波罗热茨得到的指令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尽力将尼古拉耶夫的暗杀目标从某个把他开除出党的监委成员身上转向基洛夫。扎波罗热获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尼古拉耶夫的打算已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狂念；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将成为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党内可恶的官僚主义的信号。尼古拉耶夫的“朋友”提醒扎波罗热茨，说尼古拉耶夫正在设法弄来一支手枪。 听了此话，扎波罗热茨假惺惺地向“朋友”表示，他很担心尼古拉耶夫真的去向某个监委成员开枪，因为这种干部显然不会配备贴身警卫。而内务部的打算，是当凶手正企图行刺之际，就将他当场逮捕。要想做到这一点，又不发生流血事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尼古拉耶夫放弃杀害某个微不足道的小官的念头，而蓄谋去杀另一个象基洛夫这样的官员，那样他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基洛夫昼夜都有警卫保护。一旦尼古拉耶夫怀揣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专门等候他的内务部人员就会立即将他逮捕。因此，现在要求“朋友”做的只有一件事：怂恿尼古拉耶夫，让他相信，杀掉一个监委官员产生不了多大的政治影响，而朝一个政治局委员开枪：才能轰动全国。 “朋友”信以为真，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果然上了钩。产生了暗杀基洛夫的念头。现在，要实现预定计划，只剩一个障碍了——差一支手枪。尼古拉耶夫原打算从自己熟识地某个党员身边偷一支，但结果却根本无此必要，因为近来常去帮助、并用钞票接济尼古拉耶夫的“朋友”，又一次帮了他的大忙——成功地为他搞到了一支手枪……至此；基本上可以说是万事具备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尼古拉耶大想好了领取斯莫尔尼宫通行证的借口。最后，两位朋友又一起去郊外试过枪。 关键的一天终于到了。尼古拉耶夫手提公文包，来到斯莫尔尼宫，并在卫队办公室领到了通行证。在斯莫尔尼宫主要走廊的入口处，卫兵看了一下通行证，为他放行。但他没走到两步，一名卫兵又叫住他，要他出示公文包里的东西。结果，查出了一支手枪和1 个日记本。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拘留，关进了卫队办公室。仅为未经特许而私藏枪支这一条，就该判处三年徒刑。要是斯劳尔尼宫卫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再看一看那本日记，马上就会明白尼古拉耶夫进入斯莫尔尼宫的真正意图…… 但仅仅过了两小时，竟出现了奇迹：卫队将手枪和日记本还给了图谋不轨的尼古拉耶夫，并建议他马上离开斯莫尔尼宫。 尼古拉耶夫被此事吓傻了，赶紧跑去找到“朋友”，将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看见尼古拉耶夫在被抓之后还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朋友”也惊讶得怎么也回不过神来。 斯莫尔尼宫发生的一切，真是大出扎波罗热茨的意外。很显然，他没有做到自己该做的一切，以保证尼古拉耶夫顺利靠近基洛夫。而莫斯科还以为，当天就能听到暗杀结果。现在，失败的一切责任，当然应归咎于扎波罗热茨。 他在得到尼古拉耶夫被拘留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斯莫尔尼宫卫队长放掉被拘留者，并归还其公文包、手枪和日记本。他还暗存一线希望，即再次把尼占拉耶夫派往斯莫尔尼宫，当然，这一次得排除一切障碍，但最关键的还取决于尼古拉耶夫以后的表现。 尼古拉耶夫受挫之后，十分沮丧、压抑，虽然“朋友”三番两次地怂恿他再试一次，可他总提不起精神……但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过了十来天，尼古拉耶夫又开始谈起再次行刺的打算。他以往的那种自信心又恢复了。“朋友”依照扎波罗热茨的指令，建议他这次在晚间进入斯莫尔尼宫。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晚，尼古拉耶夫再次进人斯莫尔尼宫，而且带着同样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同样的日记本和手枪。这一次，扎波罗热茨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尼古拉耶夫领到通行证后，顺利地从入口处的卫兵中间穿过，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走廊。走廊上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叫鲍利索夫的中年男子。他是基洛夫的私人助手，在斯莫尔尼宫工作人员花名册上，他的名字下注有内务部特别警卫人员这一笔。但他平时的工作却与警卫勤务毫无共同之处。 鲍利索夫刚好把火腿面包和几杯茶摆上托盘，准备送往正在召开州委会的会议厅。州委会由基洛夫主持，尼古拉耶夫就在外面安心等他。鲍利索夫走进会议厅后，告诉基洛夫，说有人叫他去接克里姆林宫来的直线电话。过了一分钟，基洛夫从桌边站起，走出会议厅，并顺手去开门。 就在他开门的一瞬间，枪声响了。与会者纷纷冲向门口，可一下子难以把门推开：躺在血泊中的基洛夫的双腿抵住了门。基洛夫被一枪击毙。地上还倒着一个不为州委委员们所认识的人。那是失去知觉的尼古拉耶夫。他身旁，是失落在地的手枪和公文包。除死者和凶手外，走廊上再无别的人影。就连基洛夫的贴身警卫也不见踪影，这使州委成员们大为吃惊。过了一会儿，走廊上才出现了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他们是赶来逮捕尼古拉耶夫的。 斯大林和亚果达立刻就得到了基洛夫被杀的报告。没隔多久，亚果达便给内任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麦德维基打了电话，说他将陪同斯大林赶往列宁格勒。 扎波罗热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他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里，只有他一人清楚“主人”的意图：刺杀基洛夫的行动将最终导致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 扎波罗热茨明白， 斯大林到列宁格勒来一定是想“面试”尼古拉耶夫，以便确定是否公开审判此人。因此，必须尽快让尼古拉耶夫做出有用的“坦白”。这样，斯大林一到，他扎波罗热茨就能呈上这样一份交待材料：尼古拉耶夫已经明白，他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指使下杀害基洛夫的。 为了在斯大林到来之前就从尼古拉耶夫日中掏出这个坦白，扎波罗热茨真是费尽了心机。但他没料到凶手竟然非常顽固。扎波罗热茨根据在内务部工作多年的经验，深知任何一个人，哪怕再清白无辜，因被捕而产生的惊恐和为外面亲人安危的担心，都会在侦讯人员的手中变得服服贴贴，甘愿承认对他的一切指控。更何况尼古拉耶夫刚刚才犯下滔天大罪——杀害了一名政治局委员。此时，尼古拉耶夫已几乎失去记忆。他在囚室里朝着看守大喊大叫，说他与基洛夫无怨无仇，杀人完全是出于绝望。扎波罗热茨早就从“朋友”目中得知，尼巴拉耶夫十分眷恋妻子儿女。因此，如果他要拒的按要求招供，扎波罗热茨就打算用株连亲人来恫吓他。只此一着，就足以使尼古拉耶夫作出任何供诉。 当然，这中间也有点小小的麻烦。大约在行刺前的两个月，“朋友”曾把扎波罗热茨作为“我的朋友，也是工人”介绍给尼古拉耶夫。现在，要是尼古拉耶夫认出这个“工人朋友”实际是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的第二把手，那么，他一定会明白自己的“朋友”也一定是内务部的特务。他肯定会把这一系列事实——精心策划的阴谋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其结果简直难以设想！健全的理智应该提醒扎波罗热茨：最好将尼古拉耶夫交给其他同事去审讯，他们照样能从犯人口中榨出所需的口供。可是，扎波罗热茨不愿把自己应得的头功让给别人。他一心想亲自设法从尼古拉耶夫口中得到诽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口供，然后将它奉献给斯大林。这一欲望使他忽视了自己曾与尼古拉耶夫见过面这一不利因素。不过，那次会面象是巧遇，因此还可以指望，被后来的事件吓垮了的尼古拉耶夫不会认出扎波罗热茨，更何况后者现在已换上了内务部的军官制服。 扎波罗热茨估计尼古拉耶夫已完全丧失了斗志，便决定马上行动，吩咐在他的办公室里提审犯人。 尼古拉耶夫被押进办公室后，一眼就认出这个内务部的高个子领导，曾与他偶然相识，并马上意识到自己成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扎波罗热茨失算了。他面前这个人，根本不是个被重罪和监禁吓瘫了的胆小鬼，而仍是一个奖傲不驯、无所畏惧的亡命之徒。尼古拉耶夫对扎波罗热茨直言不讳；说自己并不想反对基洛夫本人，不过，他对自己这次恐怖行劫的成功还是感到满意，认为他开创了与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进行斗争的新纪元。 这次提审的结局今人啼笑皆非。扎波罗热茨的办公室里传出几声尖叫，门砰地一声敞开、扎波罗热益向接待室逃窜，尼古拉耶夫则手举座椅，在后面紧追不舍。卫兵们一拥而上，抓住尼古拉耶夫，将他押回了牢房。 没过多久，看守们就听到尼古拉耶夫的单人囚空有奇怪的响声。原来，他正在一次又一次地用头撞墙。身陷囹圄，他想要尽快了此一生一就只能用这种办法。大概，她以为一死就能使全家免遭迫害和拷问。结果，他被捆起来送进了另一间四壁蒙着被褥的囚室。囚室内从此派上了看守，而且由内务部专门委派的人担任。到了次日凌晨，扎波罗热茨还想同尼古拉耶夫谈话，但仍旧毫无结果：尼古拉耶夫对他恨之入骨。岂肯与他谈话！ 斯大林驾临列宁格勒，那可是大事一柱。他在斯莫尔尼宫占了整整一层楼。除此之外．内务分局大楼的十多间办公室也完全归他使用。这些办公室跟其他所有房间是完全隔开的。 斯大林一到就办起案来。他召见的第一个人，是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麦德维基。不言而喻，这一次召见纯粹是走过场。斯大林明明知道，此人除了一些明摆着的表面事实之外，对基洛夫被杀的底细一无所知。麦德维基很快就出来了。接着召见的是扎波罗热茨。斯大林单独同他谈了一个多钟头，然后才命令提审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审问尼古拉耶夫时，在场的有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和押送尼古拉耶夫的卫兵。尼古拉耶夫进屋后，就在门边站住了。他头上缠着绷带。斯大林打个手势，要他走近点，然后注视着他，用温和得近乎亲切的口吻问道： “您为啥要杀害这样一个好人呢？” 假如不是当时在场的米隆诺夫作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斯大林会这样提问；这与他平时的谈吐习惯格格不入。 “我不是向他，而是向党开火！”尼古拉耶夫坚定地回答道。尽管是在斯大林面前，可他的声音却没有丝毫颤抖。 “您在哪里搞到手枪的？”斯大林继续问道。 “这事您为什么问我？请问扎波罗热茨去吧！”又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回答。 斯大林气得脸色发青，嘟浓道：“带下去！”一走到门口，尼古拉耶夫停了停，把头转向斯大林，想说什么，但却被一下子推到了门外， 门刚关上，斯大林就瞟着米隆诺夫，飞快地向亚果达说了声：“叫他出去！”米隆诺夫没让人请就自觉地朝门口走去。几分钟后，亚果达将门拉开一条缝，把扎波罗热茨叫了进去。扎波罗热茨进去与斯大林谈不到一刻钟，就从那不祥的办公室里跑了出来。他急急忙忙地，甚至对仍旧等在接待室里的米隆诺夫也没看一眼，就沿着走廊离开了。 对尼古拉耶夫的审讯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显然，尼古拉耶夫此时已经恍然大悟，知道是内务部唆使他杀害了基洛夫：是内务部派出特务与他“交朋友”，是内务部命令这个“朋友”怂恿他进斯莫尔尼宫。 这就意味着、别再指望对“其洛夫凶杀案”搞什么公开审判了。即使尼古拉耶夫能许诺用自己的口供去诬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这个许诺也靠不住。谁能保证尼古拉耶夫不会再次产生那种曾促使他采取恐怖行动的狂妄和行动？在法庭上，他完全有可能高呼：唆使他杀人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内务部。斯大林不敢如此锐而走险。他只能敦促内务部组织秘密审判。将尼古拉耶夫悄悄处死。 同时，关于凶手的情况；也应对人民有所交待。斯大林当然不会公开宣布，说这个年轻党负的行为是直发的、孤立的，是为了抗议党的官僚主义对他的迫害。只有把他说成是白俄反革命分子的爪牙才比较有利。于是，有关流亡的白匪从波兰、立陶宛和芬兰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的神话便出笼了。 当然，斯大林还要竭尽全力消灭因扎波罗热茨工作马虎而留下的痕迹。不经审判，他首先下令除掉了“朋友”。其次，传讯了基洛夫的全体助手，目的在于弄清他们对此案是否知道得太多。但这些助手都很老练，早已明白，在这种事情上自作聪明，以表明自己目光敏锐，无异于是取灭亡。在他们的谈话中，引起斯大林注意的只有一个细节：他们听到枪声从会议厅冲到走廊上时，发现基洛夫的随身警卫部不在现场，而且，刚把基洛夫从会议厅叫出去的那个鲍利索夫也无影无踪，过后再也没看到过他。 其实，鲍利索夫的突然失踪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由于对内务部在组织这场谋杀中所起的作用略知一二，他被扎波罗热茨抓起来了。我无从判断鲍利索夫究竟知道些什么，但这一事实本身已使人心寒，要知道，鲍利索夫素以绝对忠于基洛夫而出名。如果他为讨好扎波罗热茨而有意出卖自己的“主人”，那就太不应该了。 斯大林知道鲍利索夫已经被捕并关在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大楼里。在问过基洛夫的助手们之后，他便来到分局大楼，提审鲍利索夫。他们的谈话很短。鲍利索夫后来很快就被斯大林指使的人秘密除掉了。就这样，斯大林迅速灭掉了两个证人。 斯大林以专车将基洛夫的遗体运到了莫斯科。为了与遗体告别，盛殓尸体的棺木就按历来的规矩安放在苏维埃之家的大厅中央。据报导，斯大林守灵时，因失去朋友和战友而万分悲痛，并怀着对基洛夫的深切“爱戴”，几次俯身亲吻死者。其实，他这个曾在神学校里上过学的人，这时不会意识不到，他这亲吻无异于犹大印在耶稣额上的吻。 扎波罗热茨在完成委托给他的秘密任务时，干得如此笨细，内务部又在谋杀基洛夫时留下痕迹，这一切迫使斯大林一度放弃了指控原反对派领袖杀害基洛夫的念头。但斯大林的退却历来都是暂时的。匆匆处决了直接凶手和秘密除掉了一些知道或怀疑内务部在此案中所起作用的旁证之后，斯大林又觉得平安无事了，于是决定重新回到起初策划的阴谋上。这一切事情处理得非常快，仅从官方的新闻报导就看得出来。起初还说基洛夫死于白卫恐怖分子之手，没几天就突然改变了腔调。其实，这并不奇怪：斯大林制造这宗案件。就是要尽快治罪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原反对派领袖。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秘密审判，根本没能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与犯罪的证据。然而。在军事法庭的高压及斯大林的帮凶亚果达的不断讹诈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好同意对这一凶杀案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不过同时否认曾经参与此案。可是法庭却在这极不可靠的依据上，对他们作出了有罪判决：两人都被判处五年徒刑，关进了集中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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