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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袁、黎合谋


  黎元洪及其党羽在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同时,大肆挑拨同盟会与共和党,以及“首义三武”之间的关系。7月18日,黎元洪亲信孙发绪对孙武说:“居正、蒋翊武等人认为祝、江、滕3人被杀,是你主使,故对你欲兴问罪之师。”
  孙武立即上书黎元洪,建议“速将所杀乱党罪状宣布,通告国中,以免同盟会先声诬我湖北,并诬我副总统也。”同盟会鄂支部得悉此信非常愤怒,立即致函诘问孙武:“足下致副总统书,任意诬蔑,谓系本会所主持,不知足下果何所据而云然?夫士君子立身行己,须堂堂正正,庶俯仰无惭,奚必鬼鬼祟祟,为倾陷异己之举哉!”
  同盟会支部领导人虽然对会员祝、江、滕3人被杀深怀怨愤,但又不敢公开为3人申冤,只是竭力否认与3人之间的瓜葛,并指责孙武为事件的挑唆者。他们指责孙武出钱唆使祝、江、滕3人组织机关,然后又反过来唆使心腹向黎元洪告发,借以张大其事,波及无辜,为一网打尽之计,致使3人被杀。
  同盟会既不敢为被害战友辩诬,使黎元洪更加猖獗,他屠杀了数十名革命党人之后,又藉口《大江报》刊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妖言惑众”,“破坏共和”,于8月8日将该报查封,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逃往上海。黎元洪又发出通电,指控《大江报》“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宣布将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
  《大江报》在武昌首义前就是革命报纸,因宣传革命,曾受清廷当局查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1912年春,《大江报》复刊,发扬其一贯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攻击尤为厉害,引起黎的忌恨。黎不顾一切地撕下“尊重舆论自由”的假面具,以“军法”惩治报界。
  《大江报》被查封后,黎元洪遭到全国舆论抨击,上海《民权报》、《民立报》等7家报纸一致谴责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亦愤怒表示:“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但黎元洪根本下听舆论忠告,倒行逆施,凌大同于9月自沪返鄂,化名凌乔,参与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捕枪毙。
  《大江报》被查封后,同盟会在鄂喉舌《民心报》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亦不能为之讳。”黎阅报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
  黎元洪下令将蔡寄鸥拿至都督府,经蒋翊武等说情力保,方释出,但《民心报》被他查封。
  对黎元洪执掌湖北政权威胁最大的“首义三武”之首的孙武,已在群英会事件后倒台,还剩下“二式”,其中以张振武是黎元洪的心腹之患,他决定除掉他。
  张振武(1870—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进会,为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与蔡济民共同挑起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起义胜利后,出任军各部副部长,对于革命初期的政权建设、稳定革命秩序以及阳夏战争,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思想激进,在武昌起义时,对旧势力的妥协思想较少,曾鲜明地反对黎元洪为都督,说:“我不相信他能够革命。”黎做都督后,他曾说过:“将黎元洪斩首示众。”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均支持放弃武昌的主张,张振武则激烈反对,怒斥:“敢言弃武昌者斩。”民国成立后,他发现革命果实有丧失的危险,见在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政局日益恶化,便道:“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他又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军政府成立时,军务部长孙武住院,军务部由张振武掌握,他在湖北军队中有较大影响,得鄂军士心。他直接掌握的军队将校团,约有3000余人,以心腹之人方维为团长。黎元洪在群英会事件后,下令将校团解散,但未能成功。黎又千方百计使将校团摆脱张振武控制,派去一心腹任副团长,遭到该团拒绝。黎又下令将该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6镇,又遭该团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成命。黎又设计,企图将该团改为军官学校,此又没成功。
  黎元洪下令遣散张振武直接掌握的另一支军队,这支部队是由原兵站总监所辖的6个大队,共1000余人。张振武则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军务司护卫队。黎元洪指责张“拥兵自卫”。
  议和期间,张振武以军务部副部长身份去上海购置枪械,准备北伐。有人电告黎元洪,说张耗费公款,械不合用。黎元洪派人去清查他的帐目,并电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张一怒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黎连声解释:“此为尧卿所为,与我无关。”从此,他同黎元洪、孙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黎实行“军民分治”,藉故将武昌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大愤,立即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黎闻后,恼羞成怒。黎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同时被解除职务,孙、蒋均消极隐退,独张仍不甘退让,曾向黎要求留任,并继续掌握将校团武装力量,不肯放手,致使黎席不安枕,去张之心遂决。
  黎元洪虽然打算除掉张振武,又顾张系革命功臣,恐杀之影响波及全国,因此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假手袁世凯,在北京除掉张振武;可免却湖北发生动乱的危险。
  3月19日,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令其由鄂调拨精兵1镇,赴东三省驻扎。袁也表示同意,但到4月中旬,又借口东省大局已静,南军不服北方水土,阻止鄂省派兵屯扎东北,实则不愿革命党人屯兵在自己的侧背,张振武的边防使名目也随之取消。
  黎元洪又多次密函袁世凯,以首义元勋16人在鄂党见纷歧,恐将来酿生他患,请其将各员调京内用,名义上似为酬报有功,实际乃为化除党争之计。从4月份开始,袁世凯屡电首义党人百十人进京。然此间诸人大都窥见及此,深恐脱离巢穴,势力更形薄弱,故一再上书辞职。惟蒋翊武自恃兼人之才,欲一展其作用,电复袁世凯自欲赴京供职。要求黎元洪给川资1万元,黎以鄂省有困难仅准拨给4000元。蒋既得此川资,故即乘快车首途。
  5月26日,拙于心计的张振武满怀希望地与孙武一同北上。袁对“三武”一概给以顾问官虚衔。张大为不满,甚至对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张又两次向袁呈递条陈,要求给以实职。袁无意认真对待,随便给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名义作为敷衍,张振武却很认真,又是申请经费,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又借口财政困难,不予理会。于是张便负气缴状留书而去,仍尽义务于桑梓。
  6月中旬,张振武回武汉,凭自己在湖北的实力,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并向黎元洪每月索款1000元,准备招兵1镇,往蒙古赴任。黎元洪对张振武的复返武汉极为恼火,于是杀机顿起,但却不敢贸然行事。
  黎元洪便与袁世凯加快了筹划杀害张振武的阴谋。袁世凯和参谋次长陈宦派遣心腹之人万廷献来鄂,同黎元洪密谋后回京。袁世凯在北京与陈宦进一步布置杀张阴谋,与此阴谋相配合的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张振武与孙武之间,原来“交谊契合”,而欲杀张,必须使其脱离任何党派的保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张振武本是好逞意气之人,经黎元洪心腹孙发绪的挑拨,张振武果然同孙武交恶。
  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是袁、黎及谋士们的本意,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还有更阴险的一手,是他们在明里给当事人灌迷魂汤剂:借调解孙武和张振武矛盾之名,行迷惑张振武之实,取得张振武的信任,将张振武等人骗往北京杀害。
  7月底,湖北籍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等,受袁世凯派遣返鄂,调解孙、张矛盾。刘、郑在汉口嘉宾楼设宴招待孙、张及黎本唐、蔡济民等50余人,进行调解。席间,郑万瞻首先发言:“此次奉大总统命令出京,实因鄂中时有暗潮,尤多误会。起义诸同志时起纷争,未免使旁观者暗笑,希望捐除意见,融化党派。”刘成禺说孙、张交恶,系出误会。那孙、张则自认前误,并誓以永无意见。
  孙、张同刘、郑等人共同发布了《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孙、张算是恢复了团结。
  黎元洪便装出要与张振武和好的姿态,邀请刘成禺、郑万瞻来调解。刘、郑也热心周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皆大欢喜之事。黎元洪暗与袁世凯通气,时机成熟,袁便频频来电,请张振武进京,说什么:“屯垦事正在筹商,何以径行回鄂?仰速来京筹划进行。”黎元洪给张振武路费4000元,促他迅即北上,刘成禺等也劝张携眷去京。胸无城府的张振武不知此乃袁、黎调虎离山之计,兴致勃勃地邀集方维等30余人随同刘成禺、郑万瞻一同进京,临行时,黎元洪与张振武握手作别。
  张振武喝下袁、黎“调和”迷魂汤剂,顿时忘乎所以,满脑子想的是消除党见,联络南北感情,又雄心勃勃地想在镇抚边陲方面有一番作为。他刚到北京,便向袁世凯呈递《上袁大总统书》,建议筹边之策。又为调和党见,在北京德昌饭店宴请两党要人,即同盟会宋教仁、张继,共和党张伯烈、刘成禺等,变得异常活跃。
  袁、黎谋士们毒杀张振武的阴谋活动正在加紧进行。陈宦见张振武经刘成禺、郑万瞻调解后来京,立即与黎元洪的幕僚饶汉祥商议,共同为黎元洪起草了一道请袁杀张的密电,谓“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谋。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投专局。一言示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照炯戒。元洪抚驭又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
  饶汉祥将此稿带回武昌,由黎元洪签署,于8月11日发往北京,此即“真电”。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电报,召集北洋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杀害张振武、方维的具体方案。但又觉得黎元洪电报“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当即复电,拟为之设法调停。
  黎元洪得袁复电后,又于13日发第2封电报给袁世凯:“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派饶汉祥及军官10余人乘快车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报告:“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袁便于15日下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15日晚,张振武为增进南北感情,和湖北同来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参加宴会的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身上、已带着袁世凯立即捕杀张的军令了。宴席未终,段芝贵就说有点小事先行告辞。10时左右,张振武和冯嗣鸣、时功玖分坐3辆马车,冯车在前,张居中,时殿后,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预先埋伏好的军警,将张逮捕,押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
  方维于当晚9时左右在金台旅馆被捕,押送到执法处城外分局。16日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在木柱上,身中6枪毙命。临刑前,他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也在同时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坐在后边马车上的时功玖立即赶到共和党本部报告消息,并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在凌晨3时赶往执法处营救。刘成禺、哈汉章也先后赶到,要求保释。但陆建章打断他们的话,说张已伏刑了,并且拿出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段祺瑞副署后交来的。面对这一惊人的事变,哈汉章伏尸痛哭,孙武一言不发,刘成禺大呼:“无怪外间多骂共和党无人格,似此自残同党,夫何人格之可言。”
  孙、方被杀,全国震骇,群情愤激,函电纷纷,诘难群起。
  最感愤怒的是民社派(即共和党的湖北派)参议员,因为他们刚刚奉袁世凯之令赴鄂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并向张劝驾来京,几日后,张即被杀,他们感到受了愚弄,又颇蒙卖友之嫌。故最先采取行动。16日晨8时,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孙武等同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未得要领。
  17日,袁世凯要报纸全文披露黎元洪“真电”原文以及袁世凯军令大意。18日,由张伯烈领衔,共和党参议员20人署名,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袁世凯杀张、方军令的依据,即黎元洪“真电”进行全面批驳,将“真电”提到的张振武的“罪行”摘成“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倡二次蠢动,乘机思逞”,“盅惑军士,破坏共和”,“要求发巨款,设专局”,“冒政党、藉报馆”等五个问题,进行反驳,认为均系诬蔑不实之词。对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的违法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
  8月19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刘成禺首先起来对《质问书》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查约法第6条明戴,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
  在讨论过程中,各党参议员对袁世凯、黎元洪耍弄权术,违法杀人进行谴责。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彭允彝、刘彦等先后发言,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和黎元洪。刘彦说:“此事体重大,质问恐无效力,不如提出弹劾案,以尽本院保护人民之职。”
  张伯烈提出,弹劾案必须满法定人数,质问案则不需如此,参议院人数不足,不得已才提出质问案。
  陈家鼎认为非提出弹劾案不可,弹劾后,或政府国务员解职,或参议院解散。如果参议院此时尚不弹劾,尚有参议院何用?
  彭允彝主张必须在质问之后再提出弹劾案,弹劾时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刘彦补充说,还应弹劾黎元洪。
  袁世凯就质问书向参议院作了答复:“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出之处。且以军事通例而言,事关军事秘密,未便宣布者,本可无庸宣布。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请其审查现在情形,如不至因此滋生枝节,可将犯事地方之证据,摘要宣布。俟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答复。国务员明日碍难出席。特此咨复。”
  20日参议院开会,参议院对袁的咨复极为不满。卢士模、彭允彝、覃振等主张即日弹劾,时功玖主张退回咨文,刘成禺认为咨文可作政府无法之根据,不能退回,张伯烈提出两种办法:(1)今日非政府出非答复质问不散会;(2)令其明日出席。最后表决:要求段祺瑞明日出席答复。
  21日下午,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在讨论弹劾案问题时,发生分歧。同盟会籍参议员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共和党籍参议员则主张弹劾全体国务员。
  同盟会和共和党参议员们各有各的想法:同盟会籍参议员对张、方案虽甚为愤慨,但他们同张振武的关系较浅,主要是从维护约法、着眼于改组政府,想通过张、方事件,推宋教仁出来改组内阁,他们并不敢与袁世凯直接对抗。所以不少同盟会籍参议员尽管言词激烈,但却害怕同袁氏政府决裂;共和党籍议员中,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且兼含有一种嫌疑性质,故愤激异常,主张弹劾。而非民社派参议员,因张振武系共和党干事,不能不随声附合,但这些人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未根本改变。他们迫于形势,表面虽表示赞同,其内心却是反对弹劾,故提出弹劾全体国务员来和同盟会所提出的弹劾陆征祥、段祺瑞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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