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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钊钊相知


  1911年春,陈独秀又同妻妹高君曼结婚。高君曼略识文字,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他俩人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大门。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和高君曼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
  陈独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将近5年时间内,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写了许多篇古体诗,有不少诗在报刊上发表。
  1911年12月,安徽临时议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返回安庆。
  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内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没能施展。
  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职务。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因陈独秀再次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便聘马其昶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次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由于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陈独秀于1912年6月去浦口,劝柏文蔚回安徽。
  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来上任之前即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7月中旬,陈独秀离开安庆去上海。
  几天之后,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并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
  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龚振鹏,均被龚绳绑,拟即枪决。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缉令,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陈独秀旋即逃往上海。
  陈独秀逃往上海,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逃至乡间躲避。军警便抓走了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并抄了他的家。
  陈独秀逃到上海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但书业销路不景气。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
  191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更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本书所得的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进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然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亡命东京的革命党人章士钊、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愿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1914年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参加该会的还有李烈钧、胡瑛、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张耀曾、柏文蔚等,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产生了很大影响。
  《甲寅杂志》的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李大钊又成为同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里是广阔的冀东平原的东端,濒临着浪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李大钊家的住宅座落在村子中间的高地上,远眺着一望无垠的田野。
  李大钊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23岁就去世了,留下怀孕的妻子。李大钊的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以后不到16个月,也相继逝世。李大钊自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无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有90多亩地,因为没有儿子,将侄儿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嗣子。李大钊出生时。他已经70多岁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他对孙儿既十分宠爱,又管教非常严厉,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
  在祖父的督促和教育下,李大钊从3岁起,就学着认字,祖父白天教,晚上问。四五岁时,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李大钊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学习见长,幼儿时代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著称于乡里。
  李大钊7岁时,祖父送他到本村谷家的学塾跟单子鳌读书。李大钊跳过了蒙学阶段,直接读“四书”。
  李大钊读了3年书后,单子鳌便向他的祖父提出:
  “这孩子学业优良,我已经教不了他,请另请明师吧!”
  祖父便把李大钊送到本村赵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读书,又转至井家坨的举人宋家读书。
  李大钊10岁那年,祖父给他完了婚,妻子叫赵纫兰,长李大钊6岁,以大姐的身份操持家务,看管大钊读书。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他原是报考秀才的,赶上清朝政府改良教育,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他便上了新学。
  李大钊在永平府上了两年学,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他本打算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但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又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井家坨宋举人见他将来必有大造化,表示愿资助他到外埠深造。但李大钊见宋举人因做官而得到不义之财,断然拒绝他的帮助。
  妻子赵纫兰辛苦艰难,典当挪借,支持李大钊上学。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上了6年学。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是汤化龙、孙洪伊。在教师中有革命党人,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史地教员白亚雨。白亚雨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重要成员。他学识渊博,待人热情诚恳。他认为,一些立宪派人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每慷慨陈辞,歌荆轲易水之歌,其声郁抑苍凉,听者皆涕泣相向。他的革命思想不但影响了李大钊,也团结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京津和滦州、张家口一带奔走,从事运送军火、联络新军等活动,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他领导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就义前义正辞严地说:
  “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
  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李大钊深受感染,立意革命。为求索新的救国之途,他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谈,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天津支部,为中国社会党评议员。
  李大钊在学校里担任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他在《言治》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哀篇》中,感慨激愤地抨击袁氏政府的“共和”,仍旧是“以暴易暴,传袭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
  他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李大钊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级留日学生司徒复兴结为好友,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谈兴不衰,司徒复兴向李大钊感慨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
  司徒复兴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会后,他秘密地向李大钊宣讲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党章,并征询其愿否入党。李大钊以先深研各国政情、求索各种主义,后决定救国之途为词婉言谢绝了。
  李大钊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自从20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辛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李大钊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大钊已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他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内借来了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攻读。
  李大钊又通过司徒复兴的介绍,认识了早稻田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多年来,他和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宫崎寅藏相交素笃,并与黄兴、宋教仁为挚友。他在教学之余,支持宫崎寅藏创办的《革命评论》,配合同盟会机关报大造舆论。清廷退位之后,他被宫崎寅藏不惜倾家荡产,为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筹募经费、招聘人员购进武器的义举所感动,自己主动为孙中山讨袁从日方刺探有关情报,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民族革命。
  河上村夫同样热情地接待李大钊。他握住李大钊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欢迎,欢迎!我真诚地欢迎中国第一个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来做客。”
  河上村夫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已经知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大钊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
  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大钊将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大钊阅读。
  袁世凯敲响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之后,在留学日本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复辟帝制的留学生义愤填膺,公开串联,主张在留学生中间发起一场革命行动。他们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灵,主张写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兴对发起革命行动有兴趣,他也很有组织能力。李大钊则赞成河上村夫的见解,他赶写了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袁檄文——
  《国情》,并投寄给《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主笔章士钊从邮件中突接这篇论文,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
  章士钊寓居东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书斋兼卧室,如有亲朋相访,自然又要充做会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静。章士钊的妻子叫吴弱男,出生于望门大户,清末民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凯而后的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几乎无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人齐称海内四公子;其叔父吴长庆曾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之职,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际,曾一手提携事后成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吴弱男长于名门望族之室,自幼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长大,虽精于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联姻,但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终于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者。
  这天,陈独秀不宣便直进章士钊的寓所。章士钊匆忙起身,热情地请陈独秀落座。他们两人一见面便谈起孙中山发动讨袁“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然作笑,说:
  “中山先生书生气十足!起初,双手把辛亥革命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个独夫民贼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下来谈何容易?这不正应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俗话了吗?”
  章士钊表示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他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一文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仅仅看了标题《国情》二字,便抬起头淡然地问:
  “是写何国之情?”
  章士钊旋即把《国情》一文的内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赞同《国情》一文中的观点。陈独秀沉痛地说:
  “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了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陈独秀把《国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绪低沉、颇有些悲观地说:“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说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辞,怏怏不快地离去了。
  陈独秀刚刚离去,李大钊便轻轻地叩门。
  章士钊把李大钊迎进门来,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
  “李守常。”李大钊谦虚地答道。
  章士钊十分高兴地请李大钊落座,并向李大钊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吴弱男。历经短暂的交谈,双方都打消了初见时的拘束感,很快就进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谈。
  当章士钊知道“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问:
  “《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
  李大钊听后面带难色,他看到章士钊那种诚挚神态,方说出真情:
  “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何敢与先生钊钊齐名。”
  章士钊见李大钊敦厚、纯朴,又有着真知灼见,更加有了好感。他称赞《国情》一文的观点,说李大钊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国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灼识,说到此文结束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他有些兴奋地说:“这就把美国人古德、日本人贺氏著文的本意,袁大头复辟称帝的野心昭然于天下了!”
  李大钊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谦和地说:“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是痛感国情之危难,民族之厄运,说了几句坚持共和,反对帝制,以及唤醒国民,共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话而已。”
  “这就很了不起!因为你是首次撰著论文,向国人发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钊又问:“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会会员吗?”
  “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孙中山先生所践行的革命理想。”
  “在这个问题上,你我是不谋而合的!”章士钊讲了自己虽和孙中山先生情好极笃,但因个性持重,不适于从事群众运动,未曾参加同盟会。章士钊接着说:“最近,中山先生提出谨防日本政府趁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侵占我国的领土主权。对此,你以为然否?”
  “我赞成中山先生之说,但是我认为更要提醒国民,防止袁世凯借机卖国,达到他复辟帝制的目的!”
  “所见极是,令人顿开茅塞,望你余暇多多为《甲寅杂志》写稿。”
  “先生过谦了!为国为民,我自当尽力。”
  “先生心胸豁达、敏捷,今后希望常来舍下叙谈救国大事。”
  从此,李大钊同章士钊建立了友谊,李大钊也成了《甲寅杂志》的主要撰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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