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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三军大会师


  蒋介石在西北部署“剿共”,不料两广发生了“六·一”
  事变。
  蒋介石对两广半独立状况深以为虑,先后派张继、孙科、王宠惠等到穗,与胡汉民和西南当局“交换时局意见”,并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位,诱胡北上,以改变西南局面。胡未为所动。
  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再次以调整中央党政负责人名义,另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衔拉胡入京。这时胡因在穗受制于“南天王”陈济棠,无以展其抱负,对蒋邀有所动心,乃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实际上是在静观形势,为自己从容筹措新对策留一时空余地。
  1936年初,胡准备结束“养病”返回国内。蒋闻讯,急派司法院长居正去港迎候。陈济棠惟恐胡被南京拉去,派其兄陈维周专程去南宁向李宗仁问计。李随即赶赴广州,要陈坚决留胡在穗主持局面,并提出对胡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三点保证。陈济棠接受了李的建议,两广派出代表,远赴新加坡接胡。李宗仁亲赴香港迎接。
  胡见两广方面确有诚意,答应暂不北上,蒋介石拉胡解散西南的意图未能得逞。然而胡来穗不久,因与妻兄下棋,用脑过度,患脑溢血猝死。两广突失此一中心人物,局势为之大变。
  5月13日凌晨,陈济棠接蒋介石电,要陈派人去京一谈。陈乃派其兄陈维周飞京,蒋告以“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以此意妥为转达。陈维周返穗后与陈济棠密商竟日,认为两广相依为命,此乃蒋假途灭虢之计。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抢先一步掮起抗日大纛,或许还能暂保西南局面,至少也让南京政府出兵名不正,言不顺,有所顾虑而怯步。正巧,白崇禧在穗吊唁胡汉民,陈乃将此决心就商于白。白以此事关系重大,须从长计议,事不宜缓,派黄旭初飞邕向李宗仁汇报。
  李宗仁闻言,即由南宁抵穗。是时,蒋派出的居正、孙科、王宠惠已来粤,借吊胡丧之机,向两广提出了包括取消西南军政两机构、发还广东军、政、财权在内的5项条件。蒋收拾两广之意既已照明,陈、李、白斟酌再三,知无路可退,遂坚抗争之意。大计既定,两广便统一行动。
  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通电。6月1日,西南两机构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向中枢呈文,坚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毅然决然,从事抗战。次日,两机构根据呈文内容,向全国发出通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两广将领发出“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并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
  两广事起突然,蒋介石恐猝然讨伐激起国内公愤,乃先行缓兵之计。6月9日,蒋致电陈、李:“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蒋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
  然而,蒋介石表面上信誓旦旦,暗中已积极部署用兵。蒋命陈诚率精锐部队开抵衡阳,中央军源源不断地从武汉南下。首鼠两端的何键在陈诚镇慑下,拒绝了两广联湘的游说计划,西南使者李品仙怏怏而返,粤桂出发的军队在湘南受阻。
  蒋介石的离间计和收买伎俩初见成效。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余人被蒋收买,于7月4日驾机飞离粤境,并于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又有粤机9架飞京。8日,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离开汕头,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蒋输诚。
  蒋介石以叛陈的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回粤收拾粤局。余部原是陈济棠之粤主力,这对陈是个致命打击。这样,广东方面不战而溃。
  李宗仁见陈济棠一颓如此,建议两点以图挽救:其一重组军事,粤军改取内线作战部署,由广西派桂军东下援粤;其二财政上由桂对粤汇款,两省钞票互相收受,彼此通用。陈济棠知事不可为,无意再作挣扎,决一去了之。陈送李大洋20万元,要李回桂缓图善后,自己则于7月18日晨悄然离粤去港,就此结束了他的7年“南天王”生涯。
  李宗仁虽有近10万兵力可恃,又处内线作战地位,内部较粤团结,蒋一时无隙可乘,故局面尚可支持。但广东已失,唇亡齿寒,态势已成孤立。李、白退回广西后,乘南京尚未对桂用兵,以“缓和”为上策,利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对粤、桂分而击之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表示愿意妥协,此乃识时务者为俊杰。李、白又通过黄绍竑、吴忠信、张定等,向蒋介石表示:“但要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
  蒋介石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正志得意满,欲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患,故广西这番表示反使蒋气焰更张。7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出尔反尔地免去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又在穗设立委员长行营,蒋偕宋美龄由赣飞粤,以便就近指挥。
  蒋把李、白逼上梁山,于是,桂方与南京公开决裂,复电中央,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迹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中央任命殊难遵令。李、白抱定能战才能言和之主张,立即在桂省下达全民动员令,在一周内组编了21个师。李、自发表《告军民书》,谓:“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
  李、白在加紧省内动员的同时,又数度对外发表讲话,声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致电李济深,并派出特使黄旭初去港盛邀李济深,告之“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李、白还邀请在港的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请其入桂重组第19路军。
  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入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要员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抗日豪杰汇聚。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两广“六·一”事变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抗日的新阶段,指示红军加速西北的发动来给两广以支持。毛泽东于6月9日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西南抗日反蒋,虽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与进步的行动,我们将在各方面给西南以可能的援助。
  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派钱寿康带二李亲笔函入陕,去延安与中共商谈,探询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之可能性。
  蒋介石在筹划攻桂中事态起了新的变化,不得不有所顾虑。时下,蒋之心腹之患是西北红军。两广发动后,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形势显然不允许蒋对桂战事旷日持久。若西南战事一开,蒋倘不能速战速决,被广西拖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蒋虽调兵遣将,声势汹汹,但实际上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暗中却开始谋求解决桂局的和平途径。李、白心里也十分清楚,拿广西人力、财力去与蒋对抗,纵然撞个鱼死两破,也徒伤国家元气,对抗日无益。即便为自身利害计,应以避免为上策。故蒋桂双方表面决战锣鼓敲得很紧,私下却寻找转圜的办法。
  8月,蒋的使者居正、朱培德、程潜、邓世增、香翰屏等先后去桂,向李、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桂局。李、白初疑是蒋的缓兵之计。李、白便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意在了解蒋的真实意图。蒋在黄埔接见刘斐说:
  “你们广西方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叫我吃亏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李、白吃不起亏,为他们政治生命,不能叫他们吃亏。”
  蒋要刘斐回桂把他的话告李、白。李、白征求来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意见不一,有主张同蒋对抗到底的,也有主张罢兵歇战的。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从抗日救国出发,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中共代表云广英希望李、白与蒋和平谈判,逼蒋抗日。
  李、白接受杨东莼和中共代表意见,向蒋提出8项和议方案,由居正、程潜、朱培德带回广州,李宗仁派刘斐再次随行。
  9月中旬,和议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兵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
  9月16日,李宗仁按协定在南宁宣誓就广西绥靖主任职,并发出和平通电。18日,李宗仁飞穗谒蒋。蒋、李在兵戎相见、公开决裂8年后,重新晤首。李宗仁是位老实人,一见蒋走近他时,竟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吃了定心丸,当即命令开赴长沙向两广取攻势的部队,迅速返回西北,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计划。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包座挺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向包座、哈达铺前进。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红二方面军刚走出雪山,体力消耗大,粮食、衣服帐篷等物缺乏。这次过草地所经路途较长,历时近1个月,广大指战员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等物充饥。红四方面军粮食虽然缺乏,仍尽力设法支援陷于严重饥荒中的红二方面军战友。
  1936年8月上旬到9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行军,终于先后走出了广漠、荒凉千里的茫茫大草地。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口子,攻占岷县的指示,决定立即以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洮西战役,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
  红四方面军过大草地后,经包座向甘南进军,击败敌鲁大昌、毛炳文、王均部,先后占领腊子口、哈达铺、临潭、渭源、通渭、漳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地,给阻敌以有力的打击,并建立和发展甘南根据地;红二方面军连克礼县、成县、微县、两当、康县、凤县等地区,巩固与发展甘南根据地,并把甘南同陕南根据地联系起来。红一方面军进到西安至兰州大道以北的界石铺附近地区。这样,红一、二、四方面军形成夹击敌人、即将会师的局面。
  蒋介石震惊红军三个方面军大会合之势,急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至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令国民党37军、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令马鸿逵部和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
  9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则提出《静会战役计划》,命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挺进;命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附近地区,控制西安至兰州大道;命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个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见中央要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心怀疑虑,迟迟不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会上,陈昌浩同张国焘发生了争论。陈昌浩说:“立即按照中央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会合一方面军。”
  张国焘说:“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会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会后,红四方面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了向静宁、会宁地区进军的命令。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在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紧张地调动军队准备北进。
  张国焘满腹怨气,带着警卫队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便对徐向前等说: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都未参加岷州西北局会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请张国焘坐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张国焘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的争论,越讲越激动,掉下眼泪:
  “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徐向前等觉得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四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决战显然没有取胜把握。他们根据张国焘的方案,对着地图,当场确定了行动部署,即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军;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3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张国焘将这个方案电告朱德。
  朱总司令接电大惊,原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县,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即着陈昌浩赴漳县,又电告中央说:“我是坚决遵守原来方案的,如将原方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接着,张国焘、朱德等西北局成员在漳县再次会商,同意了新的方案,并将新方案报告中央。
  中央复电不同意四方面军的新方案。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连续致电中央,陈述四方面军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30日,四方面军4万余人按中央命令兵分5路北上,向静、会地区急进。聂荣臻率领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抢先攻占会宁。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抵达会宁,与聂荣臻、陈赓部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近1.3万人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
  蒋介石调集会宁、静宁地区的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王以哲等部,分4路向红军进行追击,企图把红军歼灭在黄河以东地区。
  毛泽东制定了红军打击尾追之敌,以利北进的作战方针: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和红军已建立某些联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则采取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红军主力在宁夏的海原及打拉池地区稍作休息后,装作力疲势弱,仓促溃退样子,继续向同心、预旺地区转移,诱敌肆意追赶。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下埋伏,击溃敌人1个旅。接着红军主力集结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寻找有利地形,歼击尾追的胡宗南部。
  11月21日,胡宗南部78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追击。进入红军预先设置在山城堡周围的伏击圈,红一方面军之1军团、15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密切配合下,突然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截断敌向西逃跑的退路,然后由东、南、北三方面向敌展开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敌78师的1个旅又2个团。同时,红28军在盐池、定边方向击溃胡宗南另一路进攻的部队。胡宗南的其余部队仓皇向西撤退。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于12月初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和党中央会合。
  12月7日,中央军委作了调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23人为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为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五军、九军于10月底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的战略任务。3个军共2.2万人渡过黄河后,孤军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同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正规军和10万民团作战。
  11月11日,中央命令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等人为委员,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中央的意图是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
  11月下旬初,红军西路军已控制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不料,9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2000余人。此时陈昌浩同徐向前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徐向前认为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陈昌浩说:
  “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
  陈昌浩找人谈话,准备对徐向前的“右倾路线”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
  1937年初,西路红军挺进到高台、临泽地区。中央指示西路军留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敌马家军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1月12日,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人在保卫高台县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掉头转攻临泽。红军1.4万人全部集中在临泽的倪家营子地区43个屯庄里。2月1日,马步芳投入7万人的兵力,围攻倪家营子。红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为期40天的大血战。3月13日,红军西路军仅剩下3000余人,边打边撤,进入康隆寺地区。敌追兵又至,经过一场血战,西路军向祁连山败走。
  西路军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组成西路军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西路军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
  3月的祁连山依然是冰封雪盖,部队分散活动后,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9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人员分散返回陕北。由李先念率领的另一路红军,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
  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返回陕北的路上,途经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湖北籍医生,和陈昌浩算是老乡。因那里仍是是非之地,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催陈昌浩快走,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在那里休息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他人。时而晓行夜宿,时而夜间赶路,时而宿在群众家里,时而露宿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在永昌至凉州途中,他意外地遇到特务营外号叫“曹大头”的曹营长。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大头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敌人有抓你的布告,抓住有赏。”
  徐向前淡然一笑:“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过了黄河,到了打拉池。徐向前用一个金镏子换了长袍和棉袄,俩人脱下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俩人昼夜兼程,翻六盘山,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小屯上遇上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领的侦察分队,而后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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