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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血沃红土(一)

1.赣南会议

  一场秋雨过后,南昌百花州已不在是凉爽,反而是寒气逼人。蒋介石神情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后背,像是熟睡的样子。高参慌慌张张地来到客厅门前,连报告也没打,一阵风似地推门而入。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一动未动,好像到了另一个境界。高参到了蒋介石面前轻声地说:“校长,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蒋介石慢慢睁开眼,慢条斯理地问:“张副司令来电都讲些何事?”高参告诉他:“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张副司令来电请示,如何应付?”蒋介石听后的一瞬间,突然起身,正欲发作,忽然他却愣在那里,尤如僵尸一般动也不动。稍许,他缓缓地坐下,小声地说:“这事早有预料。外祸是内患所致。电告汉卿,要他掌管好部队,大局为重,以忍为上。”
  电报虽是发出去了,可蒋介石的心仍不踏实。第二日中午,蒋介石躺在床上正在午休,其实,他根本就没睡着。
  高参又一次来到葛兴仁住宅,被侍卫阻挡在门外。
  高参态度生硬地说:“我有急事要见校长。”
  侍卫坚持道:“先生,三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刚躺下,你忍心叫醒他吗?”
  高参:“我有大事秉报。”
  侍卫正在阻拦,蒋介石身穿睡衣出现在俩人面前。
  “何事大声吵嚷?”
  侍卫正欲解释,高参已趋步向前:“校长,张副司令来电,日本关东军今日早晨攻占了沈阳,同时又攻占了长春、抚顺、四平、鞍山、安东(今丹东)。张副司令请求率部还击……”
  蒋介石愣了一会,思考有许,沉稳地说:“电告汉卿,要他不要意气用事,应顾全大局,决不可轻举妄动。”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机,蒋介石想的不是民族利益,还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如何消灭江西的红军。
  此时,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人员到了于都的平安村。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得悉“九一八”事件的发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沉痛。
  在上海的中央已作出决定,号召全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组织游击战争,打击侵略军。毛泽东要求江西苏区军民不仅号召民众起来反侵略,而且还要号召白军的士兵起来反侵略、反投降……
  不久,毛泽东和红军机关到达了瑞金的叶坪。红军主力
  也推进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周
  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时过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项英又被王明路线所左右。
  11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是由中央代表团项英主持。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并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又一次取代了毛泽东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成了站到前排的领导者,使毛泽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叶坪村谢家祠堂西侧的两层小楼上,居住着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领导人。毛泽东同贺子珍和朱德同康克清居住在二楼。楼梯、楼道和房间的隔板全是木质的。毛泽东住在楼上东北的一个房间里。这天夜里,毛泽东正在马灯下起草文件。长期的劳累使他日渐消瘦,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令他大伤脑筋,加上又感风寒,有些低烧,时而大咳不止。贺子珍为他端来了一碗凉白开,让他润润嗓子。他感激地接过喝了两口,然后把那只浅兰细花碗放在桌上,摸索出一支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旧火柴盒里早已空空,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贺子珍心疼地说:“润之,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抽了。”她见毛泽东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什么表示,不由叹了一口气。她还知道,他有时抽烟不仅仅是来了烟瘾,往往有重大决策或是心情上有压抑时,习惯抽烟。贺子珍知道他最近心情不痛快,连续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而且是前所未有。她简直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然而,毛泽东外表上依然平静如水。他愈是这样平静,贺子珍心里愈是焦虑不安。她无言地把马灯拿在手上,并且按下灯罩下面的机关,使灯罩上移,露出里面的火焰,双手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向她投去感激的一瞥,继而伏在上面把香烟点燃。
  毛泽东抽着烟,在木质楼板上轻轻地走动。他虽然走得很慢,脚步踏得是那样的轻,楼板依然发出有节奏的轻微声音。那轻微的楼板声,不断地敲击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心。他又一次的想起了会议上的情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历史上称为“赣南会议”。
  任弼时高深莫测地坐在显赫的位子上。他虽然才有28岁,显得是那样的深沉老练。他1904年出生在湖南的湘阴,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担任过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4月他同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长。实际上他是三人代表的当然领导者。这次会议上展开的对毛泽东的批评,虽是有远在上海中央的指示,可他们也从心眼里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项英是这次会议的组织和主持者之一。他先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于在处理“富田事件”上,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项英认识问题快,弯子转得快,又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所以在批评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他是积极的。至于有没有上次在反围剿中,他提出转移到四川的主张被毛泽东所否定和说毛泽东的战术是“钻牛角”被驳回的因素存在,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态度是明朗的,批评的措辞是严厉的。要说带有火药味的批评还要算顾作霖的发言。顾作霖年轻气盛。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他的讲话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他把中央的精神和自己的意见揉合到一起,拉着上海的腔调,把会议推到了一个既严肃又残酷的境地。现在的王稼祥,经过半年多同毛泽东的接触,尤其是毛泽东指挥反围剿的雄策大略,使十倍于我的敌人接连败北,壮大了红军队伍,扩大了苏区地盘,鉴于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他由于还没有认识问题的全部,也作了一些言辞较为温和的发言。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过报告后,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一直处在被动受批的局面。有些问题他也想不通,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朱德虽没有受
  到批评,可他的心里也不好受。谁不知道苏区红军里有个“朱毛”,假如“毛”的决策是错误的,他“朱”能脱得干系吗?然而,他却一点也未受到牵连,仍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毛泽东把会上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贺子珍见毛泽东手中的烟头快要烧到手指了,他还未知觉,忙提醒道:“润之,烧到手了。”
  “哦。”毛泽东把烟头丢掉,并用脚踩灭。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渴求的目光,无声地走出小房,沿木楼梯拾级而下。贺子珍将马灯弄灭,也随着下了楼梯。
  夜,凉风习习,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毛泽东同贺子珍并肩走在楼后的大榕树下。毛泽东抽烟时,烟头发出红红的光。
  他们俩人谁也不讲话,默默地向北慢慢地走,脚踩在地上的落叶和野草上,不知名的小虫在啼鸣着。
  毛泽东停下,贺子珍也停下。毛泽东丢掉烟蒂,并用脚踩灭,解开胸前的衣扣,发出一个深呼吸,像是要借凉爽的风,消除心中的烦闷,驱赶思想上的不快。他两手卡腰,遥望着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贺子珍几次欲言,她都忍住了。她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俩人就这样无声地站着,望着天空。毛泽东外表平静,胸中却像汹涌澎湃的大海。
  朱德居住的房间里,透过开启的小木窗,看见朱德现出的上半身。接着灯灭了。贺子珍无意间看了一眼。
  朱德立在窗户前,透过眼前的一孔之窗,也望见了黑夜中的毛泽东。
  康克清推门进来:“玉阶,怎么不点灯?”
  朱德回身:“你回来了。你们交通大队的情况怎样?”
  康克清今年才20岁,她生于1912年,万安人。14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毛泽东同朱德在江西宁冈的砻市会师,那一年她才16岁,上井冈山参加了红军。经人介绍同朱德认识,在1929年的3月间,红军在长汀休整,她同朱德结为终生伴侣。别看康克清年纪不大,认识问题倒是是非清楚。她不仅性格开朗,而且工作顽强,敢想敢干。她现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康克清有情绪地说:“我这个政委也不好当,批判毛泽东,下面想不通。”
  朱德:“我也想不通。以前有个李立三,搞左的那一套,无辜地死伤了很多战士,是他站出来抵制的。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哪有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些都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康克清欲点燃马灯。
  朱德忙制止:“省些油啰。不点灯打开窗户,屋内凉快些,也飞不进虫子。”
  康克清十分关切地说:“你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朱德有苦难言:“讲啰。别人不听嘛。他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如果说有错,我也有错嘛,更何况那不是错!”
  康克清同情地说:“有机会,你同他谈谈,让他想开些。”
  朱德:“夫人讲的是啰。不仅他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嘛。
  不过不要紧,润芝胸怀博大,他承受得了。”
  深秋的夜不仅静悄悄,而且还带着凉爽。毛泽东和贺子珍漫步在草坪上。当他俩人来到一棵大榕树下时,毛泽东摸出烟夹在手指缝中,另一只手拿出火柴准备划着,此时他却没有划。毛泽东暗想:“王明路线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他们不晓得山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们下车伊始,会把革命搞糟的。”
  他们无声地站了好长一会。贺子珍看看天,外面有些凉,提醒他:“外面冷,回屋去吧。”
  “好的。”毛泽东划燃了火柴,点烟时火光映红了他那清瘦发黑的脸盘。
  毛泽东开始向回走,步子很慢,抽烟的频率却很快,点燃的烟头,不时发出阵阵红光。他头脑里对会议上的争论,总也驱赶不散……
  “我们也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条令和指挥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据理力争:“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也应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你这是狭隘的经验。是可怕的,危险的。”顾作霖显然对他的辩解不满,不由提高了声调。
  “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丝毫也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一段争论。
  毛泽东同贺子珍慢慢地走着。他心里却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
  毛泽东同贺子珍来到大榕树下。毛泽东招呼道:“子珍,来,坐下啰。”
  贺子珍提醒他:“小心着凉。天也不早了。”
  “我们就坐一哈子。”毛泽东先坐下,略有欠意地说:“前段时间,忙于打仗,很少和你在一起。来,坐下嘛。”
  贺子珍就顺从地坐在了他的身边,关心地问:“润芝,你感到压力大吗?”
  毛泽东想了想:“压力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压不垮我!去年,李立三曾批评我毛泽东: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并且提出要对我‘根本解决’!先是派了余震农传达他那个中央的指示,后来派周以栗同志。李立三倒了,却又来了个王明,接着又派项英,最后来了‘三人代表’,推行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国革命又将面临着一场抉择。”
  毛泽东又点燃香烟,呛得他大咳起来,并且说道:“我能用我的战术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可在党内的斗争中,我的正确主张,得不到上级党的承认。”他又大咳不止,好容易止住,充满信心地说:“有时候,真理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少抽一些,烟抽多了伤身体。”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贺子珍又一次提议:“明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要搞庆祝活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还要做《政治问题报告》,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休息。迎接明天,迎接挑战。”
  大会就在谢家祠堂召开。这是一座砖木质结构坐北朝南的大房子。南面是一个若大的空地,西面和西南面错落着几栋房子。
  祠堂正中的主席台上,一面缀有五星和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挂在正中央,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是列宁像,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由主席团主席项英主持会议,在前面就坐的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朱德等人。项英宣布大会开始,台上台下热烈鼓掌。毛泽东这个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叱咤风云、震惊中国的人物,此时只能坐在里排最边不起眼的地方。他也鼓着掌。台下是六百多人的各根据地、白区和红军代表。祠堂内坐不下,外面若大的空地上,也坐满了代表。
  到了晚上,提灯游行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北的官道上举行。一条无数灯光组成的长长的游行队伍,如同一条游动的火龙,十分壮观。游行队伍中,有红军战士、游击队员、群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妇女。他们的手里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提着用竹蔑制成的灯笼,上面贴着五星、镰刀、斧头图案,还有的提着马灯。
  长长的火龙阵,根据路面的曲折高低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上一下,长达数里。
  火龙阵进入叶坪村,来到谢家祠堂。祠堂里挂着小灯泡。
  那是自己发的电。
  项英、朱德、周以栗、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站在主席台显要的位置。后面挤满了人,毛泽东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过他那瘦高的身材,尤如鹤立鸡群。他脸上挂着微笑。
  不过,那微笑多少带点勉强。
  项英发表了即兴讲话:“同志们、同胞们、工农弟兄们,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这个日子搞提灯游行?那就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和我们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项英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虽然受到了中央代表的批评,而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成功地粉碎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心目中,享有崇
  高的威望,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这次会议不久,在宁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2.宁都风暴

  宁都地处赣南,到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宁都城东依梅江,西靠石鼓山。这里是毛泽东同他的战友和蒋介石军队多次激战的战场。
  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利以后,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苏联。同年9月归国,在五原誓师,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废除了愚兵政策,先后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来此任职。刘伯坚就是其中的一个。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西北军。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果,冯、阎以失败告终。冯玉祥的这支队伍在孙连仲的领导下,被蒋介石调防山东的济宁,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个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四个旅(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孙连仲为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赵博生为军参谋长,高树勋为二十七师师长;董振堂为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为七十四旅旅长。
  1930年初被调到南京的浦口,又进行了整编补充。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前夕,也就是二三月间,被调到江西的宜黄地区,同红军作战。由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愿同红军作战,尤其是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下层军官要求北上抗日。二十六路军大都是北方人,到南方不服水土,病死比战死的还要多。运来的药净是假药,短短的几个月,就死了千余人。这支队伍里早就有共产党的活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秘密成立了几个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正在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由于不慎,接头时泄了密。南昌行营派来了送专件的飞机。
  飞机在宁都上空盘旋后,降落在简易机场上。机舱打开后,下来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声称要见参谋长。赵博生向前迎去,告诉来人:“鄙人就是。”
  上校打开黑色皮包,取出一份秘令:“这是蒋总司令手谕,请参谋长即刻查办。”
  赵博生接后快速看了一遍,心头一惊,他马上说:“请转告总司令,我即刻尊令查办。”
  上校见完成了任务,说了声“告辞”就上了飞机。赵博生注目着飞机升空远去后,才匆匆赶回。
  赵博生是河北黄骅人,1897年生,原名恩博。18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20岁毕业后,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系军队中任职,1923年冬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团副、参谋长,后来又升任特种旅旅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坚。他是一个有志的热血军官,早就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同情共产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组织了中国人民救国军,起义失败后,到二十六路军孙连仲手下任军参谋长。这年的7月间,他在江西的宜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密令促使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进程。情况万分紧急,犹豫就等于死亡。
  一间密室里,赵博生、袁汉澄、罗振亚等召开支部会研究突发的事变。在此之前,赵博生就以指挥部的名义,向南京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应付南京方面。同时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立即作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把他们拉入革命的阵营;二是事不迟疑,马上派人去瑞金,同中央取得联系,求得红军的支持。赵博生提议由袁汉澄去瑞金汇报。
  袁汉澄接受任务后,星夜就去了瑞金
  袁汉澄到达瑞金的当天,就受到了朱德的接见。朱德和蔼地问:“你是地下党员吗?”
  袁汉澄激动地告诉总司令:“是!”
  他接着又补充说:“是朱瑞让我来的。”朱瑞是当时党的一个领导的化名,也是秘密接头的一句暗语。如果说是“朱瑞”就证明曾同党取得过联系。朱德笑着给他倒了碗水,放在他面前。又问:“你们二十六路军共有多少人?”
  袁汉澄回答:“在浦口。点名时二万多人。现在实际上没那么多。”
  朱德:“在蒋介石的‘围剿’前线,二十六军起义好,影响大着呢。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欢迎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欢迎同我们一道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开个军委会,听听你们的准备情况。这是件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
  袁汉澄问了一句:“首长,你知道刘部长吗?”他说的刘部长就是刘伯坚。刘伯坚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任过国民党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朱德笑着说:“你说的刘部长,叫刘伯坚是不是?他就在这里。明天的军委会,他也参加。”
  这时,康克清端一盆芋头红烧肉进来,后面的警卫员小王又端来一盆辣椒炒豆腐。
  朱德热情地说:“吃罢,吃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在军委会上汇报情况。”
  翌日,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朱德召开了会议,刘伯坚、王稼祥、叶剑英在座。袁汉澄首先汇报:“国民二十六路军,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仲夏,冯玉祥出走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受共产党的影响,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帝,打倒军阀。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下级军官对国民党不满。军参谋长赵博生同志这次派我来,取得联系,请示二十六路军起义事项……”
  朱德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袁汉澄的汇报,对他们的起义作了详细的指示。
  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澄。王稼祥、刘伯坚也在座。
  毛泽东迎上前,并伸出他那双宽大有力的手,握住了袁汉澄的手。袁汉澄使劲摇着这位颇有传奇色彩领袖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毛泽东热情地让座,并说道:“你们在敌人的心脏中做工作,十分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你们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把握?”
  袁汉澄鼓起勇气说:“有把握!”
  “有好大把握!”
  袁汉澄如实告诉毛泽东:“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有把握。七十四旅是冯玉祥的原手枪旅,旅长季振同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把握争取过来。二十七师两个旅,士兵支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动派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随后请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具体给你们交待。最好带上一份地图去。”
  叶剑英总参谋长拿出一份地图和对他们起义的七条指示。
  叶剑英早年就追随孙中山,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在北伐时期,就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二师师长。1927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这一年的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张太雷、叶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同任弼时等人一起到了江西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任总参谋部部长。前不久,郭化若不再担任代总参谋长,由他接任总参谋长之职。
  宁都梅江西岸,仅一街相隔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司令部。赵博生走出设在耶稣教堂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大门,登上梅江江堤,向南走了一截便上了木桥。他长时间望着梅江对岸瑞金方向起伏的群山。昨日,他以打猎为名送袁汉澄去了瑞金。此时,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耽心的云翳爬满了他的面庞。
  与此同时,在宁都城北,阴沉的天空笼罩下的山坡上,鼓起一个个坟堆。凄风摇曳着坟头上的黄草、枯枝。
  一只孤伶的乌鸦,凄惨地叫着,从坟头上空飞过,更显得凄凉、悲惨。
  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徘徊的身影。在他身边不远有一匹战马,啃着山坡上的枯草。
  远处的山道上,向坟场走来几个士兵。他们肩头扛着的门板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死者,后面是几个拿铁锹的士兵。他们步履艰难地走着。山坡上的军官看见后,来回走动的频率在加快。可以看出他心中很悲痛。他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董振堂旅长。他面对乱坟场,望着抬着死者走向坟场的这队士兵,心情十分复杂、矛盾。
  士兵将死者放在坟场一边,开始挖坑。风愈刮愈大,枯树枝上的黄叶纷纷落下,更显得萧瑟凄凉。那只无处投宿的孤鸦,飞得很低,并发出几声凄惨的哀鸣声,给乱坟场更增加了恐惧的气氛。
  士兵抽泣着,将死者放于坑内。他们用锹一点一点地埋土,渐渐堆出一个土堆。几个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起跪下放声痛哭。有个兵边哭边说:“大哥,今天你埋在这里,同几十位兄弟做伴,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来跟你做伴。”又一个士兵哭着说:“吃不好,睡不好,有病还不给看。当官的又克扣军饷、喝兵血,活着真还不如死了的好。”
  “不是饿死、病死,就得战死,反正是离不开一个死字呀!”
  有一士兵像发了疯,突然站起,向北跑去。其余的震惊了,有俩人追赶过去。
  跑在前面的士兵突然跪下,大声哭喊道:“爹、娘,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活着不能养二老,死不能给二老送终,这都是谁造成的啊?”他的质问声在夜幕低垂的空中传响。
  山坡上的董振堂,胸中有气无处发泄,他气怒地猛然折断一树枝。
  山风送来了士兵的呼喊声:“小日本都打到我们老家了,我们中国人还在这里互相拚杀,究竟是为什么呀?老天爷啊……”
  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董振堂心头猛然一惊,忙寻声望去。只见,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同团副苏进背着枪提着打来的猎物(几只小鸟)各自牵着马钻出树林时,也发现了这座若大的坟场,俩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言语,长久地立在那里。两匹战马也像懂事似的,一动不动地低着头。
  突然,一匹战马昂首长啸,凄厉的声音,使俩人不禁悚然一惊。
  董振堂牵马缓步向坟场走来。当他听到战马的啸声,加快了步子。
  苏进不由想起从《祭泸水文》中的句子,打破沉默地说:
  “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
  黄中岳凄然叹道:“唉!都是不服水土,发疟疾而死。”
  苏进问:“为啥吃药不管用?”黄中岳圆睁两眼,脸色铁青,没有回答他。两人闷闷不乐地牵马离开坟场。
  “他妈的!发来的奎宁药,都是假药,咋能治病?坑人!”
  黄中岳边走边气愤地说:“要以老子的脾气,那些卖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该枪毙!用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苏进也不由忿然道:“我们处在最前线,被红区所包围。
  前进为红军所消灭,后退又被蒋介石所不容。孙总指挥、高师长,看到了这一步棋,都请了长假,去上海以看病为名躲了起来。”
  黄中岳更是忿忿不平:“他妈的!把我们放在这地方等死,老子……”
  俩人走着说着突然站住,打住了话头。他俩人看到一个意外的情况,董振堂早牵马立在了他俩面前。黄中岳、苏进大惊失色。
  董振堂唬着脸盯住他二人。
  苏进打破了缰局:“旅长,你这是……”
  “你们这是……”董振堂反问。
  黄中岳忙陪着笑:“我们出来打猎,看见这些坟,没想到这么多。”这当儿他看看苏进。苏进随声附和道:“是的。”
  董振堂让人捉摸不透地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一起走吧!”
  三人各怀心事离开了坟场。
  天空阴得愈来愈厉害。晚饭后,黄中岳抽着烟同苏进蹲在团部朝东的大门口的台阶上,望着街对面墙壁上一米见方大小的标语:“纪念巴黎公社!”
  字写得很工整。
  黄中岳抽着烟,用手指着标语说:“共产党写标语很讲究,标语的后面都有标点符号。”他突然转过头来问:“老苏,巴黎公社是啥意思?”
  苏进瞧着他那高深莫测带笑的脸,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他含糊地说:“我也说不大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工人起义吧。”
  “你呀。”黄中岳笑着指着他,继而变得满脸严肃,猛然站起身:“共产党这点好,说什么干什么,不像国民党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苏进用吃惊的目光打量这位朝夕相处的团长。这时来了两个军官,为首的是二十七师的上校团长李锦亭。他说:“黄团长、苏团副,怎么样……摸两圈?”
  黄中岳很客气地说:“请。”
  他们进了低矮的二层小楼,上到楼上。黄中岳、苏进和刚进来的两个军官,摆开场子玩麻将。
  这时赵博生参谋长由董振堂、季振同陪着来到了七十四旅一团团部。他们进了院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楼上玩麻将的黄团长接到卫兵报告,“团长,旅长陪着赵参谋长和董旅长来了。”
  黄中岳一惊,看看苏进。苏进也疑惑不解地看着黄中岳。
  黄中岳歉意地说:“二位老兄,改日再来陪你们玩几圈,今日就……”
  “好,我们告辞。”上校团长李锦亭说着欲下楼。
  黄中岳忙拉住他俩,提醒地说:“走这边。”
  二人顺从地从旁边离去。
  黄中岳疑惑地问苏进:“他们突然来干什么?”
  苏进摇摇头,思索着说:“会不会在坟场讲的话,被董旅长听到了,他告了咱俩的状?赵参谋长从未来过咱一团,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黄中岳点点头:“有可能。”
  苏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突然说:“董旅长和季旅长,因性格不一样,很少在一起,最近发现他两个常往一块凑。”
  黄中岳拧眉细想:“咱管他那些,走,下去看看。”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已经在院子里坐下了。黄中岳走出屋,大声道:“不知长官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苏进随后也走出。
  赵博生温和地说:“我们今天是随便来转转。坐、坐嘛。”
  黄团长关切地说:“外面冷,还是屋里坐吧。”
  赵博生坚持并一语双关地说:“就在外面吧,冷可以清醒脑子嘛。”
  季振同也随声附和:“就在外面吧。”
  赵博生问:“你们一团生活如何,黄团长?”
  黄中岳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又没弄明白,含糊其词地说:“北方人到南方不习惯,能对付。”
  赵博生看着大家:“我们这里吃粮很紧张,吃肉就更困难。
  人家红军可是一礼拜吃两顿肉啰。”
  黄中岳狡黠地笑笑说:“参谋长,照你这么说,红军伙食比我们强多了?”
  “苏区还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赵博生毫不顾及地笑着说。
  董振堂笑着接上话,一语双关地说:“苏团副不是没有结婚吗?何不到苏区‘自由’一个。”
  他们五个人全笑了,不过笑得各有不同。苏进笑容中多少还带些疑虑和勉强。赵博生等人来这里,实际上是一次试探性地行动。尽管这些都是闲谈,可这闲谈里面的奥妙是有学问的。赵博生初次试探成功。
  赵博生回到军部,见到了从瑞金回来的袁汉澄。赵博生一阵惊喜,忙着给他倒水,关切地问:“一路辛苦了,没遇上麻烦吗?”
  袁汉澄告诉他一路顺利,在瑞金见到了刘主任,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接见了他,对起义做了七条指示。
  赵博生接过指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激动地说:“有了党的指示,我们抓紧做好工作,争取在12月13日凌晨全部起义。”
  袁汉澄又补充道:“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已携电台到了固厚,要我们做到万无一失。”
  赵博生表示他去做季振同、董振堂的工作,并同他们商议具体行动计划。赵博生到了董振堂七十三旅旅部,派人站上岗,他同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四人聚在灯下秘密商议。
  季振同看了中央的七条指示,指着其中一条,说:“暴动后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四位互推领导人。番号是否少了点,同是军的架子,如何向弟兄们解释。”
  黄中岳又提出:“棉衣、军饷已运抵广昌。我看,起义时间向后推一天,把广昌的东西运回来,这样不仅我们需要,红军也需要啊。”
  董振堂有疑虑地说:“中央已经明确了,再变化怕是误了大事,万一起义失败,可不是掉几个人脑袋的问题。”
  赵博生为了争取季、黄二人,想了想说:“我同意推迟一天,但必须同中央取得联系。季旅长负责从广昌将军需运回来,我也搬到七十四旅。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各派一个代表,由袁汉澄同志带着连夜到固厚请示。
  12月13日凌晨,袁汉澄同两个旅的代表卢寿春、郭如岳第二次请示赶回宁都。
  袁汉澄向赵博生汇报了瑞金之行,告诉他中央同意我们改在14日晚进行暴动。赵博生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
  “太好了!往惜的梦,眼看就要实现了!”
  赵博生立即赶到董振堂七十三旅,派人把季振同、黄中岳找来,向他三人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指示,并且告诉他们,起义后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为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他还是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
  季振同听后满脸如春风荡漾,黄中岳的脸好似盛开的花朵。
  赵博生还告诉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稳妥起见,为了能使参加起义的人好转弯子,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外先不讲当红军。二十六路军绝大数是北方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处烧杀掠抢,时刻窥测着华北和整个中国,提出打回北方去,收复失地,团结抗日。
  此时,起义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但对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和个别军官等人是绝对保密。现在二十六路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已落入赵博生之手,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看到同红军作战没好结果,加上蒋介石对他们这些杂牌军队另眼看待,士兵也愈来愈难带,就请了病假到上海看病去了。孙连仲临走时把李松昆提为二十五师师长并兼二十六路军代总指挥,这又引起了大批军官的不满。
  因此,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分别下去活动。
  季振同立即召开了七十四旅全体官兵会议,四周布置上了岗。他站在一张椅子上,打着手势,进行宣传性地讲话,讲到激动处不由大声质问。“……士兵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
  谁无父母?谁无弟兄?谁无姐妹?我们堂堂的七尺男儿,手中有枪却不能为国效力,反而中国人打中国人,做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国民的事情!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得是啥日子,固守宁都,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介石所不容。他蒋介石排除异己,把他的亲信、嫡系部队放在我们的北面,阻止我们北上抗日,逼着我们同红军作战,就是逼着我们去送死!弟兄们冬无棉装,食不饱腹,病不能就医,城外四野里埋着几千个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弟兄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都装在南京那些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了!弟兄们,我们的血快要让那些老爷们喝光了……”
  他的讲话很富有感染力,战士们听后有的不由泪流满面,有的在低声抽泣,还有的在私下议论,也有的在独自思索。总之,他的话,就像一潭本来就不平静的水,又投进去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
  黄中岳插话进来:“弟兄们,我们旅好比是一只船,旅长就是舵手,船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拧成一股绳,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
  卢寿椿带头呼道:“听从旅长指挥,不当亡国奴!”
  他这一喊,全场都跟着喊了起来。
  于此同时,董振堂正在召开七十三旅部分连以上军官会,一大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大家喝着水,抽着烟,屋内烟雾弥漫。
  董振堂快人快语,干脆地说:“各位,现在日本侵占东三省,窥视华北,我们的国家处在了十分危难之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求北上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热衷于内战,绝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借道红区,打回北方去……”
  “借道红区,红军答应吗?”有人提出疑问问。
  董振堂:“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我只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不会把大家引向火坑。如果说是火坑,我先跳!”
  “行!就照旅长讲的办吧,我绝对服从!”
  郭如岳坚决地表态。
  众人也随声附和道:“听旅长的!”
  “旅长不会把我们往火坑里领!”
  “如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我们旅的任务是……”董振堂环视一下大家后,交待了行动的具体方案。
  起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耶稣教堂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四周布满了岗哨,哨兵平端着枪,戒备森严。在二楼大会议室里,桌上摆放着白兰地酒、炮台烟、各种水果。这是以赵博生的名义在宴请团以上军官。前来参加宴会的团长、旅长由卫兵跟随,鱼贯而入。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四人迎上前,热情地喜笑着寒喧着。赵博生向董、季、黄示意一下眼神,三人会意分头将众军官引进二楼。卫兵到了楼下的大房间,同样的烟酒水果招待。
  赵博生陪着最后一批人员上楼。这时,按计划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靠近,包围了指挥部。
  在二楼大厅里,众军官难得在一起相聚,边吃边喝,喜笑怒骂,好不热闹。赵博生进来,站在门口说:“诸位,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众弟兄难得聚在一起。今日,都放开量,尽情地吃,尽情地喝。”
  李锦亭喜笑颜开:“谢谢参座的美意。”
  众军官说笑着,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吃上,谁也没注意赵、董、季、黄四人悄然离席。也就在这个时候,七十四旅的一、三营和特务排依照事先的安排分头行动。二十六路军当时有八部电台,有五部是待命电台,只有总部、二十五师和同南京直接联系的特务电台时常开机。为了防止走漏消息,首先切断了电台同上面的联系,并包围了二十五师师部。
  特务排的人插花就座在来赴宴的各旅、团长的卫兵中间,当他们刚喝完第一杯酒,正要举筷动菜时,化装的柴副官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来擦嘴。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一个个拿出手枪顶住了卫兵的腰,在一个个“不许动”的低沉而威严的命令声中,一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三营的焦连长在这一瞬间,带领二十多个士兵冲向二楼。上楼的楼梯是木质的,设在西北角。一个士兵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子弹斜着飞上房顶。如今你若去,还能清晰可见当年的弹痕。
  突然一声枪响,使会议室里喜笑怒骂、喝酒正浓的众军官,在短短的惊诧中清醒过来后,便是一阵大乱。有的掏枪应付意外,有的离席准备逃跑,有的睁着惊恐的双眼不知所错。总之,宴会一下子乱了套。团长李锦亭面带惊慌,一边惊问着:“哪里打枪?怎么回事?”一边和另外一个团长乘众人在混乱之时,敏捷地破窗而出,跳下楼去。
  来赴宴的旅、团长一个个被看押起来。跳下楼的李锦亭和那个团长,也未逃脱,被楼下的士兵捉住。
  李锦亭反抗着一看全是七十四旅的人,大声喊道:“我要见你们旅长!见赵参谋长!”
  事先九连焦连长已接到通知,不要捆绑他。李锦亭到七十四旅一见季振同就不满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还对我保密,难道怕我不干?”
  “老弟,我们北上不成,要另找出路,不能坐以待毖。”季振同忙向他解释。
  “为何不早告诉我?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你们这是看不起我!事先也不通个气,你看,腿差一点摔断。”
  季振同一边陪不是,一边做他的工作。他答应和他们一起干。
  在解决二十五师师部时,虽然遇到点麻烦,但还是给解决了。遗憾的是师长李松昆听到枪声,让他偷偷逃跑了。
  翌日晨,起义胜利的队伍整齐地开过梅江大桥,迎着朝阳向东南进发。他们到了固厚受到了王稼祥、左权和刘伯坚的热烈欢迎。不久,他们接受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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