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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


  《国葬》是《台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较短的一篇,全文大约六千字。这个短篇小说,固然也具有独立性,自成一个优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体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和意义,却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国葬》,更显而无疑的,是这本小说的结语(epilogue)。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国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内他旧日长官李浩然陆军一级上将的灵堂,当时之所见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辆十轮军卡车,跟着灵枢启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叙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时,予以客观描写,固定下来。可是在秦义方向李将军的遗像跪拜过后,作者随着秦义方的内心感触,很自然地钻入他的内部意识,于是开始藉由这个老副官的主观观点,回叙往事,抒发感慨之情,揭露李将军的为人。这之间,作者又时而夹入灵堂里动静的客观描述(在秦义方观察所及范围内),主要却是为了继续刺激引发秦义方的回忆。小说近尾,启灵时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观叙述秦义方如何不容易地获准搭上一辆侍卫卡车去送灵。小说即以他在卡车上兴起的一个光荣往事回忆为终结。
  从秦义方的内心自白或唠叨,我们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壶跟着李将军,从广州打到山海关,之后几十年间,忠诚服侍他,陪他渡过各种大风大险。可是数年前,由于年纪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将军终于叫他退休,到天气暖和的台南养病。他满心不愿意,一则因为跟了李将军一辈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为荣,不愿丧失这个身份;二则因为他十分敬爱李将军,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如何照顾他,极不放心把这个责任交付给别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经开了口,他觉得没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荣民医院里养病。从他在灵堂里兴起的一堆内心牢骚,我们得知他把李将军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完全归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顾他的年轻侍从,“这些小野种”,“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小说里,处处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轻一代取替的现象。例如公祭典礼中,“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秦义方“一位都不认识了”。
  秦义方这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对他,虽然明显的满怀温暖的同情,却保持客观写实,不隐饰他的缺点,没把他理想化。他诅咒年轻的侍从,就是一例。他怨恨这些年轻侍从,一方面因为他觉得他们没好好的照顾李将军,另方面必也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个颇有虚荣心的人,人家称他“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就觉得“光彩得了不得”,后来长官叫他退休养病,他的首一反应,是觉得不“体面”。我们甚至还可说,他颇有点“势利眼”:不论是抗日胜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将军的灵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许多的“高级将领”,“将级军官”。对于那些享有高贵地位的将军——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满怀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对于他衷心敬爱的,服侍了一辈子的长官,秦义方也不是没有怨言。他内心咕嗜,李将军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撵出门去”。虽然,事实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养。
  然而,就是在他咕噜埋怨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抱怨口气,感觉出来的,还是他对主人死心塌地的“忠”和“爱”。除了忠诚的敬爱,他对李将军还怀有一种近乎母性的卫护心理。夫人过世后几年内,冬天夜里,他常起来替李将军盖被,就是一个例子。在灵堂里,他看到久居美国的李少爷,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以前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的时候,李将军气得一脸铁青,喝道:“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过了这许多年,现在又见到已经长成中年人的少爷,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这是作者何等温暖怜爱的笔触!亦十足呈示出秦义方对主人的爱护和卫护心理。但当然,秦义方没能和李少爷达成心灵上的沟通。他只说了“长官——他——”几个字,便缩回手,因为,“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爷心灵沟通,他却在类似的一言半语之中,和小说的另一角色——刘行奇——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秦义方因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叶副司令两位久已隐居不出面的老将,而回想到李将军从前曾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他说过:“我有三员猛将……章健、叶辉、刘行奇。”(小说里提到,章、叶二人被称为“钢军司令”,刘行奇被称为“铁军司令”。笔者据闻:北伐时期,广东、广西军英勇善战,有钢军铁军之誉。)秦义方正回想到此。却见一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这是作者文字转接高明自然之一例——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义方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记起北伐打孙传芳龙潭那一仗,刘行奇后颈受过炮伤,这才认出是他,赶忙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紧接的秦义方内心之往事回忆中,我们得知刘行奇跟随李浩然将军三十年,从家乡开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当,尽打胜仗,深得李将军的宠爱。可是在大陆最后撤退的时候,刘行奇和他的兵团被困在广东,没能和李将军等会合一同撤离,却全军覆没,给俘虏了一年,吃尽苦头,才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来台湾后,他即被革除军籍,曾到李公馆参拜长官,惭愧恸哭,称自己“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李将军则“红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深叹道:“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
  老和尚认出秦义方,“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说道:“秦义方——唉,你们长官——”便哽咽落泪,不能卒言。过后他又说了一次:“你们长官,他对我——咳——”还是说不下去,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虽然他连一个完整句子都没说出口,他和秦义方两人,由于对李将军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无言的片刻却达企了心灵的汇通。
  作者让秦义方追忆刘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为了指示他所以变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揭露李浩然将军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从秦义方早先的内心唠叨,我们已知他的长官有“拗脾气”,性格十分倔强,七十多岁还不肯服老,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肯承认。他当了一辈子军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轰轰烈烈的建立了伟大功业。可是在台湾,“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这样的叙述,已经呈示出李将军晚年,对于年岁的压迫是多么的不肯屈降,对于现实局势使他无法施展雄才的事实,又是多么的心怀怅憾。可是我们必须等到秦义方追忆刘行奇往事的时候,才能确实测探得知李将军心事沉重的程度,和他爱国爱民的心之广大。当刘行奇一脸枯黑,毛发尽摧,逃到台湾来见长官,李将军和他,两人相对黯然,半天,李将军才幽幽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章健、叶辉、跟你——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跟了我这些年,回到广东,保卫家乡,大家死拼一下,或许还能挽回颓势,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十几万的广东子弟,尽丧敌手,说来——咳——真是教人痛心。”说着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

  对于一生倔强好胜、深爱家乡的李将军,眼看自己手下几个兵团一败涂地,使十几万的同乡子弟尽丧敌手,该是何等难以忍受的痛苦事!可是对着丧失了整个兵团。惭愧得泣不成声的刘行奇,李将军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红着眼,拍着他肩膀,说道:“行奇,辛苦你了——”秦义方追忆大陆最后撤退时,李将军和章司令、叶副司令三人,在海南岛龙门港八桂号兵舰上苦等三天,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开船令,长官犹自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了望。三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一脸憔悴,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就这样寥寥数句,作者极端生动有力地表达出李将军对刘行奇的深厚手足情谊,以及对自己同乡子弟兵的极端关心和爱护。
  已经去世的李浩然,当然没能和读者直接见面。我们对他的认识,一部分是来自作者对灵堂动静的客观描述,例如从公祭典礼的隆重场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一生功业之大概,得知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大将军。但,我们认识他之为一个人,却是经由秦义方的意识媒介。而秦义方这个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在小说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为一个中间人,把李浩然将军推介给读者,让我们一同悼念这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这就使我们联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两篇——《思旧赋》和《梁父吟》。事实上,《国葬》的小说形式,和这两篇颇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说里的人物,隐隐问也仿佛有某种的相关。
  我们记得,《思旧赋》里那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也姓李。家长和李浩然同样,是“李长官”,以前也有过“轰轰烈烈的日子”。夫人也是早几年去世。那么,李浩然将军,是否就是《思旧赋》的李长官?
  似有此可能。但论起性格,却又不像。《思旧赋》的李长官,身体虚弱得“脱了形”,任由罗伯娘服侍吃药睡下。看见女儿堕落,他便闹着要出家当和尚。完全没有李浩然将军那种倔强不肯屈服的气势。李浩然如果身体不舒服,“你白问他一声……他马上就黑脸”。少爷逃离军校跑去美国,他生气的方式,当然不是闹着要出家,却是宁可一辈子不见儿子的面。此外,在李将军灵堂里披麻戴孝,频频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的中年男人,显然也不是《思旧赋》里那个变成了白痴的李少爷。
  《梁父吟》里的翁朴园,致身革命,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背景年龄都和李浩然相像。他的夫人也已经先去世。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教书,亦可符合今日在灵堂披麻戴孝的李少爷。特别是朴公那个苍老的侍者赖副官,“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背却佝偻得成了一把弯弓”,颇符合《国葬》中秦副官的模样:“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腰弯成了一把弓”。两人都同样勉强直起腰,做立正的姿势。那么,今日接受国葬的李将军,是否就是朴公?悲悼着长官的秦义方,是否就是赖副官?
  似也有此可能。但是,朴公和李将军,性格还是不很像。两人虽然同具正直的气质和贯彻始终的精神,但朴公中和得多,文儒得多。
  在年龄、功业、背景、地位、性格、一生命运,各方面都能和李浩然将军相符的,却有一个人,那就是朴公追悼的结拜义弟——王孟养。
  王孟养,我们记得,和朴公同是革命元老,日后几十年间又东征西讨,具有超人的才略机智,官位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建功立业,叱咤风云。我在分析《梁父吟》这篇小说的时候,曾经详论其中的中国历史文学典故之运用,谈到作者存心把王孟养影射为诸葛亮。在《国葬》里,我们发现,作者同样也把李将军暗喻为诸葛亮。
  李将军灵堂内,章健的挽联之“汉贼不两立”一句,语出诸葛亮《后出师表》。叶辉挽联中有一句“遽吹五丈秋风”,诸葛亮即死于五丈原。这些显然都在影射李浩然为诸葛亮,兴复汉室而功亏一赏。
  《梁父吟》小说里,王孟养的国葬仪式,可比李将军的国葬仪式,十分“风光”,“人到得那么齐全”。可是王孟养晚年,显然由于现实情势的拘囿,和“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才智……没能展尽”,相当不得意的样子。《国葬》的李将军,命运似亦相同。作者没有一句明白的话,可是文中隐藏着绝对不错的暗示。叶辉的挽联,下联后半是:
  
  闻道霸陵夜猎何人愿起故将军

  这里,作者显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为西汉时代防御匈奴的正直名将李广。李广一生汗马功劳,但运气不好,晚年征战无功,屡遭贬黜,最后被迫自杀。李广被劾落职,家居赋闲,曾经夜猎(李浩然也“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闲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将军”夜猎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态的炎凉。
  如此,就小说人物而言,《国葬》和《思旧赋》,特别和《梁父吟》,确实好像是有关系的。然而这三篇小说更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小说的象征意义与悲悼气氛。
  讨论《思旧赋》的时候,我已解释,该篇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顺恩嫂和罗伯娘,而是残破的李家与其所象征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讨论《梁父吟》时,我亦说过,如果我们把王孟养当作诸葛亮来解释这篇小说,则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朴园,而变成王孟养和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之精神。同样,《国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义方,而是李浩然将军,和他所象征的我们国家与文化。
  顺恩嫂、罗伯娘、朴公,秦义方诸人,其实只是故事的叙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说的“中间人”,把过去光辉无比但现在残败死亡的主角,推介给我们,让我们也一同追悼凭吊。
  《思旧赋》之李长官,《梁父吟》之朴公,王孟养,与《国葬》之李浩然将军,既然或象征我们文化,或象征我们国家,无怪乎彼此之间仿佛相关,甚至好像是同一个人。
  李浩然将军一角之象征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说题《国葬》,就似有所暗示。从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紧要关头,没能“挽回颓势”,终于“一败涂地”而使同胞子弟“尽丧敌手”,秦义方的记忆中,最光荣的一日,是“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他随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那一天。
  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也是很有含义的。暗示李浩然这个人,继承国父的精神和遗志,一生抱持和我们国父同样的崇高理想。他和国父同是广东人,也是作者的一个暗示,此外,“广”“东”二字亦可解为“广大的东方”,所以好像同时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义。
  出殡的行列向墓地进发,到南京东路,路旁有一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马上发出一声号令:“敬礼!”听到这声号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礼,秦义方瞬间回想起当年到中山陵去谒陵时的情形。那时他年轻力壮,跟在十分英俊豪迈的李将军身后,那些驻卫部队,排列在陵前,一见他们走上来,便轰雷般地喊起:“敬礼——”。相隔二十余年的今昔两景,看来颇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将军致敬。可是当年李将军去中山陵,显然是为了向国父的在天之灵报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讯。而今日,他的遗体被移往墓地,情况又是多么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没有多少余力对小说人物加以惯常的反讽。上述今昔两景的对比,固然不无反讽含义,但一般说来,《国葬》一篇的反讽意味着相当微弱的(当然,小反讽还是时常出现,譬如秦义方认为没有“良心”的年轻侍从,却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脏:而他认为很有良心的李将军,却因心脏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们却不能把作者这份悲感,误解为颓废性质的悲观。《国葬》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旨是:活在今日这个偏重肉体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的惟一精神滋养,和对灵魂的救赎,即是对于光荣过去的记忆和礼敬。我们人类,若要维持人性的尊严,继续做“万物之灵”,就必须不遗忘,不斩断过去。保持一份记忆。一份礼敬。
  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国葬》一篇的最后一句,也就是《台北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士兵轰雷般喊出的“敬礼——”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国葬,部队士兵行礼的对象,是“灵”车。行礼的地点,是“南京”“东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这些都是有双关暗示含义的。如此,当部队长高声发号:“敬礼!”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从肺腑深处,用灵魂的全部力量,呼吁号召我们全体一同,向人类的灵性光辉,以及我们一度灿烂无比的国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对于“灵”或“精神”的信仰与崇拜,在《台北人》的这个未篇小说里,达到了最高潮。我们读《国葬》,从头至尾,一直感觉到“灵”的存在。首先,小说主角李将军,就是已经脱离了肉体的“灵”。小说情节发展的地点,是“灵”堂。而“殡仪馆”、“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灵台”、,“遗像”、“致祭”、“黑布鞋”、“白发如雪”、“白须白髯”、“阴霾……冷峭”、“哀乐”、“启灵”、“灵柩”、“灵车”、“黑色……汽车”、“白菊”、“白麻孝带”、“灵堂里黑压压”、“凝神摒气”、“交通已经断绝”,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们感触到死亡,或灵与肉的永别。挂满于灵堂四壁的挽联,“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拂了起来”;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来了”。这样的描写,使人觉得李将军的灵魂,好像真的游回在空气里,统摄着整个灵堂,统摄着整篇小说。
  《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家终将衰亡,灿烂的文化终将失色。在这无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们人类,只要能够毕生保持住一点灵性的光辉,不丧失人性的尊严,也就算是没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场。
  死神,当然,是无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纵结束我们的肉体生命,未必管辖控制得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样,他的血肉之躯很快就会化为白骨灰烬,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这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已经超越时间的限制,达企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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