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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注二〕。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现代分类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注三〕。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注四〕。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解决难读的问题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注五〕,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准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译,也该尽量齐备〔注六〕。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有关古书的重点、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王荣文和我,经过多次的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决定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成功后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注七〕。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构想,部分接近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鹗(CharlesW.Eliot)的《哈佛丛书》(The Harvard Classics)。《哈佛丛书》长五英尺,又名,《五呎丛书》(Five Foot Shelf of Books),是用五英尺长度的精装书,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华。由于中国古书大多,在性质上也与西方互异,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编选方面,自然独有它的特色。我们决定按照现代图书分类,精选出两百种古书〔注八〕。每种“加工”以后,也以五英尺的长度〔注九〕,精装起来〔注十〕,配上图片〔注十一〕,贡献给现代的读者。我们用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把中国古书做一次彻底的、划时代的处理,用现代的观点、现代的印刷术、现代的出版企划,把它们带到现代的中国人面前。
  我们希望,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多少知道做为中国人应有的条件是什么、多少知道祖宗们的遗产是什么、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可以入宝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对我们并非高不可攀。
  我们相信,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
  做为一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国人,我想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一件大事了;也没有人比王荣文更适合推动这一出版计划了。我们高兴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相信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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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特色,我举一个例。我收进了顾炎武的《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在这个全集性总名下,我选的是《日知录》,但我用的《日知录》版本,却是一九三二年张继搜集得到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这是一般《日知录》所没有的。所以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这类特色,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达到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请所有者特别同意我使用,桂冠图书公司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几种书,就是赖阿胜特别同意的。我要谢谢他。
  〔注二〕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绝世稿本《秋审小看》,这是它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注三〕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颇大,这是一个必要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明,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至于纯属个人的一些感情泛滥的集部书,我有意缩小它们的比例。
  〔注四〕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我为加强中国人对图书分类的认识,特别以《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做为分类的总代表,当然在体积上,“长虫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为中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注五〕俞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读古书的人,他在《古书疑义举例》里,却描写了古书是多么难读。他说:“夫自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如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嫌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煎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
  〔注六〕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以实用的解题、注释、翻译为原则,酌量收入。现代人每以注释为读古书的要件,其实注释不一定全对读者有益。像《论语》、《孟子》,读了朱熹的注释,反会堕入宋儒理学的魔障,这说明了注释不当,反倒有害。
  〔注七〕书名《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谓名著,除了一般的意义外.也包括特定的意义;凡是推定可成为名著的,也酌量选人。这是因为古书中,有的的确被埋没了、被不合理的埋没了。清朝李慈铭说得好:
  “网罗散逸,卤拾丛残,几于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而其事遂为天壤间学术之所系,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坠。”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坠”,所以用的名著标准,比较有弹性。还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阔斧的气魄,去取之间,不受传统的名著的认定方式。例如我选深的书,所以浅的《三字经》等名著不选;我选原本的书,所以选本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名著不选;我选精审的书(如《呻吟语》),所以粗劣的《菜根谭》等名著不选。有的书,在去取上,也有割爱的,例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我终于嫌它缺乏独立见解,还是不选了。总之,这些去取之间的苦心与调济,只有全面的、非常的专家才能识货、才能惊叹。一般对中国古书似知非知的人,难免会有点议论,我是不重视的。至于古书真伪问题,我虽然选入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际恒《庸言录》中辨伪的文献来提醒大家注意,但对一些可疑的书,能够取其内容而不取其时代,把它们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国人写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选《晏子春秋》、选《列子》等等,都有反对因噎废食的意思。
  〔注八〕古书入选标准,以一九一二年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记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像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是);以一人一书为原则(所以只能说是割爱,不能说是遗漏。此外.也有两人“共家”的书出现。如程颢程颐的《二程全书》;也有以辑佚刊印者挂名的一堆书出现,如叶德辉的《双梅景暗丛书》。所以,这会《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书也不止二百种);作者不明确的,从俗标注(当然过分荒谬的,如黄帝作《内经》等,也只好以佚名处理);作者有时不明确,也是古书的一大特色。古人没有著作权观念,不但没有,还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别人头上,这种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时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像管仲之于《管子》)、有时以一个人代表集体创作(像施耐庵之于《水浒传》),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确的;书名尽量采用作者死后的总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国故论衡》,但目录上却用《章氏丛书》等是);但是生前有总集性质的书名,虽然包罗不全,我也尽量把以后的出版品来个总归户,归到这个书名下(像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等是)。
  〔注九〕因为要在五英尺长的书里收入两百种古书的槽华,所以有的能全书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书这么多,有的自难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论怎么收,都以“精华”为准。一个人的作品或一部书的内容,如果涉及的项目多元的时候,尽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做为分类依据,但是虽然分类从严,但是选入却从宽,因为古书的性质本来就很含混,若从严选人,必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注十〕古书的处理,由于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在规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时代要求,线装薄面也好、绸函丝订也罢,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艺。都不应该再予以考虑。在国际标准的图书馆中,甚至平袋书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们怎么能再抱残守缺,开时代倒车?所以无须采用旧式装订的方法,自无疑义。
  〔注十一〕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中,我配上图片,并且把每张图片加上活泼的说明,很受欢迎。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也同样处理。图片中有的得来之不易,非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就很难看出来。以配图中徐谓(文长)《青天歌卷》的首尾为例,《青天歌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苏吴县东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纸本,纵三一·六公分,长二○三六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许宝善印”、“竪竪(下为石,不会打)子”收藏章。卷后盖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上”章。这种十多年前才从坟里挖出来的文献,都被我用到了,这种“绝活”,总该令人绝倒吧?

〔后记〕

  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内容,林明德(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传理(远流的两位干将)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见,我要特别谢谢他们(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敖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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