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是一种冒险 4
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 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 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 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 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 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 实的。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 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 式人物。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 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 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 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 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 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思难忘”。但又总不 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 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 中国的关注尤其密切。 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的理想国。 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 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等等,却比以前的兴趣大多 了。他们和她们如是想: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说不定将来到了 国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国特色”。既然没法儿彻底的西化,显著 的“中国特色”也会帮自己在外国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移民”啊! 而 这种想法,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和她们心理上永远无法拼合的分裂。 在当代中国,他们和她们,最是一些“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 中国男女。 中国当代“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们的 “走红”。现在,他们和她们的“星运”临终,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 作为了。好比某类“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却并不沿袭地一直颁 发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无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 对于受益的,那也不过是往事如烟了。 中国当代“买办”者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 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 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 一个“壮志末酬”然而已注定了不可能产生什么大作为的阶层。 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在未来的时代,这个速成的小阶层只会萎缩,不会扩大。 我在此,对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也决定按照传统的阶层的 分法来评说。亦即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现状为前提。 倘连自己所居住的房产都是“公”有的,而言自己是中“产”者, 似乎太有些牵强。全世界各国的中产者,所居起码都是自己的房 产,而且起码都同时拥有私家汽车。这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一 个最低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仍不过时。当然,还要加上一笔数目可 观的存款。 但是中国的情况毕竟有些特殊。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按其收入高低,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 序组合: 一,二三流影视明星。 影虽在前,视虽在后,但中国电影业低迷不振,崛起甚难。 这势头不但使他们和她们免于“待业”甚至“失业”,而且成全 他们和她们皆过上了富裕的中产者阶层的生活。 北京这座首都却另有所好。它对影视佳丽的需求似乎永无止 境,所谓硬派小生们面对它的需求表现往往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这使“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在今天有了新注。 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实现“中产梦”最快的,个人经济特征最显 明的一类人,乃是由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 的。在电影业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属“第三世界”。而论电 视剧这一业,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业热火朝天 的“大跃进”,不仅“制造”了中国中产者阶层中活得相当滋润相当 有声有色的一批,也保证和提高了此业中其他从业人员的收入,激 励着推动着他们加快向中产者阶层迈进的步伐。 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 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 告诉大众一些什么,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么思索可传 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么。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 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 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业,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 势头,既不但受经济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也受业绩利益一只大手 的推动。 两只大手共同推动,中国当代电视剧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 的情形,仍显示着一种“东方不败”之势。那么,已经受益而为中产 者及其家庭了的,可将其阶层之经济基础夯垫得更坚实。倘未中 “产”起来的,可望紧紧抓住机遇,及早有“产”并且中“产”。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虽然方兴未艾,却不定哪一天就变强弩之末。从此 江河日下,不复再能为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壮大作什么贡献。因 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国家非是电子业电器业电机业轻工业重 工业或其它某业先孕和壮大了中产者阶层,而居然是电视剧“生 产”业,前景总归有些不那么靠得住…… 如果一个国家的歌星们的经济地位还达不到中产阶层的话, 那么恐怕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太令人沮丧了。 故我对歌星们在中国当代率先成为中“产”者们,一向是不嫉 妒不眼红的。而且替他们和她们感到高兴。他们和她们中“产”者 起来也不过就意味着摆脱了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的生活窘况。如 果他们和她们在三十五岁,最晚在四十岁以前还不能摆脱,那么将 也许终生难以摆脱了。因为他们和她们除了唱,再就几乎没有其它 任何特长。故我们眼见歌星们中“产”起来而不嫉妒不眼红,至少体 现着一种应该提倡的善良的情怀。 但是,对他们和她们中某些动辄狮子张大口,很不得一口吞下 一百万才满足的行径,我也的确是打心眼儿里鄙视和厌恶的。 中国歌坛的第二代第三代通俗歌曲传人,无论从艺术方面还 是从艺德方面而论,普遍比第一代的素质好得多。教养的水平和文 化的水平也高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游戏规则的逐年规范化在起 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大概也与他们和她们涌现于中国歌星“走穴” 大潮之后,所沾染俗习恶习较少。 对于中国歌坛的“后来人”,单要靠唱歌资产者起来,怕真是 “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精神上的冰淇淋,想想罢了。 他们和她们,也只能通过唱而中产者了。 设赶上“时代大走穴”那一拨,无疑是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但 投沾染上“走穴”的俗习恶习,却使他们和她们的名声都较清白,提 名道姓时没成见,不至于让人皱眉头。 通俗歌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流行,乃是我们人类心灵发 展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我们越现代,我们越想唱歌,或听别人们 把我们的心绪唱给我们听。不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快乐成这样,是 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忧郁成这样,而无可奈何成这样。对于我们现代 人的心,恰恰是通俗歌曲,而非别种风格的什么歌曲,具有着与在 教堂里喃喃祈祷相类似的作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垦们,除了唱那 些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歌时,通常情况下如同抚慰好我们心的 《水晶乌》式的年轻神父,涅赫留道夫式的仟悔者,以及漂亮的善解 人意的“修女妹妹”。他们和她们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地唱出我们 心里的一些小秘密、小感觉,和我们现代人情感世界里一些通俗 的,介于有意思和没意思之间小故事。 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原来竟是无比地需要这个。 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词太直白太肤浅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和她们所唱,正是,基本上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的真实 状态。那里已只有一些琐碎的小秘密小感觉,以及介于有意思和没 有意思之间的庸常的小故事。 人类的心正史无前例地通俗着。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三状况的,大约就该 属一些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了。 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们在经济方面属于中产者阶层。 因为他们的收人的主要来源是画和字。 国画的“普及”,与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诉诸人们的意识的结果 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越流行,作词、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 者越“普及”,越在大众中泛化,其艺术魅力越减。 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国无外交”。 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商业时代,从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品 即商品”。 当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 如此。 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 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 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 独资小公司的法人。 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 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 新颖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 感的。 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 层拥有其它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放他们越来越 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 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着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 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势持面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 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 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 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 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 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 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 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 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 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 出来。 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 层这一边。 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 加现实。 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谓中国 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 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 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 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 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 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 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 不过如我罢。 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 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 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 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红楼梦》才不朽似 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 ——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 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 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 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 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 我懂! 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 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 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 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 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 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 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 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 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 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 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 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 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 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 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 悉的“人民”。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 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 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 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 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 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 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 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 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 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 中消失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 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 了解自置局限。 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 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 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 一种罪过。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 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 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 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 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 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囊忙里偷闲为 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 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人“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 后”就好了。 “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 “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 贵。因为“书中自有颧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力士拔靴、贵把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 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 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 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 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 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 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 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 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 而在中国,国即党,党即国。 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既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椎恐不 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亢奋并不掺假。有些 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 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 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 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 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钻文求官的心理特征。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 了。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在价值取向方面,哪怕 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 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 的“终极关怀”。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 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 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 么证明知识分子的确是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业时代,似乎具有,而 且应该具有另外的意昧。 那就是——知识分子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实力,具体说是“科 研”成果、文化成果、学术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识产权”——既不 但对社会和时代作出应作出的贡献,亦应而且能够对提高自己家 庭的生活水平负起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 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 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面知。 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 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面又稳妥地疏 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他业。好比在三映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 不是在动工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差别就是“下岗”、“待业”和失业。 但中国的转折太快。并且连力和连锁影响太巨大,使国家管理 者们根本来不及调遣自如。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 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聪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 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于是重工业 队伍中的一半以上人,从工人到科技知识分子,成了比重象体的一 般“石头”。曹聪用一船石头称出了大象的体重以后,那船石头大约 也就永远地留在河边了。 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 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 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慷方 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 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 明星也罢,是“走红”作家也罢,是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也罢,在 他们面前,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自视甚高的资格。 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 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 处在中国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生活水准之间的知识分子构成 的群体,好比一只包含着众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 透明的,小球之间并没有什么黏合剂黏合着。它主要是由传统心理 和历史影响推向一起的。 传统心理正在瓦解。 历史影响正在消弭。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 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 其它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 我祈祝“它们”更多地“滚”向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并掺人“养麦 皮”中去,为中国之中产者阶层这只“枕头”起到“茶叶后”的良好作 用。倘“它们”竟不幸统统“滚”向了中国平民阶层,那么既不会是平 民阶层的荣耀,也不会是“它们”自身的情愿。而只意味着是中国的 现代遗撼。 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 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 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 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 有形成过。以后也难以再形成。 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 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 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 家和政客仍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 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 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 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 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 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 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 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 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 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 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 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 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 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 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 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 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 “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 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 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 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 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 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 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 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 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 的“样板”。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 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 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 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 相处。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 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 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 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 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在中 国尤其如此。 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传统的权威和威力, 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 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 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兽和斡旋于人的 才干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 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 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 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 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1”此中所包 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 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宇耿耿于怀相当长久 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面的比较能够忍 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 “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予了他们一 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玩世不恭乃是中国一切阶层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宝——在今天。 “新生代”们靠了此法宝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对抗。甚 至,在相当多的一批仕途不畅的政府官员的内心深处,仿佛看破 红尘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现得琳漓尽致。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 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 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 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这 乃因为中国当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仅不再有缠绵真挚可言,简直 普遍堕落到了统统善于逢场作戏的程度。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 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 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 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他们即 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 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吗?他们 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 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 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 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我们称赞 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 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 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 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吗?但我们不 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 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吗? 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 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 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 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 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急 不可待地装扮成最“现代”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企图,使我往往看在 眼里厌恶在心。几乎一切知识分子一旦路身于这个阶层,知识分子 的特征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被彻底“腐蚀”掉了。这个阶层目前是一 锅甜腻的粥。无论什么内容搅人此锅,都会变成粥的一种成分。都 会使自己也甜腻起来。但粥仍只不过是粥。他们和她们有时也会 装出感动于艺术的模样,但往往只感动于美化中产者阶层的艺术。 而且,即使对这一种艺术的感动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装得越 “真”显得越矫情。这个阶层对于世事也无感动之心。他们和她们 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汲意思的小情调。 同 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 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红楼梦》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 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 动过吗?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儿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 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 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惟恐 自己不慎栽人“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接了一片淋漓 的、甜腻而粘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 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 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 政权的腐败并非是从商业时代开始的。 “吏”们虽然生活在乎民阶层中,但在许多主要的特征方面,与 平民们并不类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毕竟是官僚这 株大树的小校小时。并且,内心里最不情愿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有 朝一日摇身一变而成为官,从此脱离平民阶层,乃是他们“永远的 梦”。 “吏”是官的“实习生”。 好“吏”们学好官,坏“吏”们学坏官。 官自“吏”出。所以,纠查“吏”风,其实也是整肃官纪。据我看 来,中国之“吏”风,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 之处。 平民阶层是中国当代的最基本公众。 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 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们的“上帝”一向只产生于他们本阶层。 “官本位”的通病现象若体现于官僚阶层本身,我所待的批判 态度往往相当激烈,嫉恶如仇。但若延益于平民人家,只要不过分, 则我往往不忍指斥。 须知如今粗粮比细粮贵,平民吃不大起粗粮。 官员有责任不使平民沦为乞丐,这乃是官员对国家的最主要 的责任之一种。 贫民多了,后果不言自明。 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 无平民阶层的拥护,无政党的广泛权威。 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越是比经济发 达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阔绰和奢侈。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 产者们也不例外。在经济落后和次发达国家,阔绰和奢侈也是廉价 的。 资产者一旦成为资产者,就有经济实力超越于国家经济危机 之外。这乃是全世界资产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 中国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才刚刚由温饱型转为消费型。与此相 比,中国当代的城市贫民,仍是一些温饱型的人家而已。 贫民人数一旦形成了阶层化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堪 忧的。贫民阶层化,便不可能像弃婴一样被扔掉。归根结底,还是 将成为一个国家的负担。 中国城市贫民和正在加速加数贫民化的一部分平民们的命运 出路究竟在哪里? 目前还没有谁敢大言不惭自以为是地声明,他已替他们指出 了“方向”。 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顽固难医的头疼症。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主 要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主要性和重要性而言,不是之一, 而是第一。 私有意识拒绝恐惧。最智慧的哲学都不能改变它在大多数人 头脑中的根深蒂固。连上帝拿它也无可奈何。上帝为了抑制人类 私有意识的膨胀而在《圣经》中作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其实并不曾 真正地影响过人类。私有意识既不但强大于图腾崇拜意识,而且往 往以其强大主宰着两性关系——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誓说 “我爱你”这句话时,他的头脑中同时产生着一种明确的想法—— 那么你属于我。 农民们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是人类私有意 识中最长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体恤,最令人同情并且最 动人的一种意识。 农民对土地怀有的私有意识,兼有着图腾崇拜和性化了的意 识成分。 将土地比作母亲的是诗人。 真的将土地看成母亲的却是农民。在农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 母亲,还是妻子、情人和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神圣事物。 “公社化”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农村的“无产者”。 农民不可能在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获得什么真正的劳动 的偷快。 “公社化”以后农民们在田间相互比赛的劳动热忱,以及在地 头休息时的愉快情形,其实都只不过是人为煽动的热忱和即兴一 时的愉快。秋收以后,当大批的粮食被收缴,农民们仅仅剩下口粮 时,他们的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 而中国需要的是靠务农富起来的典型,靠务农富起来的样板。 起码,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农村的实践进行无可辩驳的说明——靠 务农也同样是能够富起来的。 任何一种伤害性的“政府行为”,哪怕由最低一级的政府部门 不负责任地干了,其对农民们的心理伤害和情绪伤害,都必将超出 那一行为本身,降低中国农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 工业总产值将越来越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却将几乎永 远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而且几乎寻找不到使农业人口大批地 “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途径,这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将成为前提注 定了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 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通”为“合法”行业的 国家。 一个官员的腐败是腐败。 一些官员的合伙腐败是“集体腐败”。 如果共产党内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化了,其实并不多么可 怕。真的“资产阶级”化了,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数官 员,并不能因为是官员,便真的“资产阶级”化起来。不能不等于不 想。想而企图实现,又畏于党纪国法,于是手段和方式,便转入暗 中。既转入地下,便具有隐蔽性。隐蔽性蔓延,就结为权钱交易的 种种关系网。 在中国,在当代,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面对一个“黑社会”气 味几十足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第一极其有钱;第二与许多官 员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提起官们的子女, 惯称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们与当地司法官员情同手 足,他们的私车甚至配有警牌警灯;第四他们有官方封赐的种种荣 誉;第五他们甚至还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们夸夸其谈他们 的“成功之路”时,稍有头脑的人必能听出种种可疑之点…… 世界正在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文明的世界认为——社会应该 越来越透明,社会应该尽量公开化。社会对任何人,任何阶层来说, 都应该是“这一个”。而且应该是惟一的“这一个”。因为一个政极 不可以同时统治两种社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另当别论)。“这一 个”社会若是平面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体的,则大 家都应生存在立体中。社会可以多元化,可以复杂化;但不可以明 暗化,不可以表里不一。因为生存在明处的,不可能对暗处的勾当 和关系形态永远一无所知;生存在表象中的,也不可能对生存在背 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会”的内容永远不闻不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像一节弹簧——一节被以不均匀的 力拉松的弹簧。那不均匀的力,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有时是世界的 大经济背景,有时是本国的政治风云,有时甚至纯粹是全球性的自 然灾难。于是弧旋变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 人类社会这一漫长“旋梯”,处处呈现此种变形现象。于是迈进 越艰。有时人只靠双腿不行了,还须伸出双手攀抓。 中国的“翅膀”虽然张开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腾空而起追风 逐云。 它只不过刚刚冲飞到了比电视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这个高 度只不过是鸟的高度,而不是飞机的起码高度。 达到这个高度它用了十余年。 它正扶摇着滑翔。它还难以昂起头来。 双翼的每一次扇动都是吃力的…… 这便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时的留影。 将这实际情形描绘得过于绚丽,夸耀得过于美好,是一种“功 绩想象症”。不符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一再倡导过的实事求是的 态度…… 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 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 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 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昧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 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 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 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 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 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 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 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 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 十大板了事。 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 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 事,而且增强了感情。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 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 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 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 速萎靡了。 因为所谓“公平”二宇,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 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 烈的。 五十年代,又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热发烧”的 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 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 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亥性为最多。 中年女性 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她们为最多。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 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 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 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 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鸿图的时代。 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 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 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 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国女性 的时代风采。 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 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 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 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 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 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添补。无非好坏之分。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 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叽”——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 “布拉叽”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 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 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 ——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 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彻……它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 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撤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 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于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 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三十多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 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 “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两夫妻 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结为夫 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昧 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 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姻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的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 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她们的公主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 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实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 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 中都无此词。 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 以说得非常确切。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 内在的心态,顾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 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 起来。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 “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边,富有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 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 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 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的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在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她们便 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 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 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 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 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 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 炖汤。 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 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成了惟一被看 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 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中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 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六十年代初 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 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 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 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面语的 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 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 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 “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 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普遍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以为普遍相差无几时 ——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 无几的收人,商品的极端团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 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 高低,一部分中国人其它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 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 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的一页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 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梧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 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 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 极其暖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 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 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 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 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的寻找不到满足方式的欲望,期 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 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 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 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 “革命”行为。 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 没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 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 的名义实习恶…… 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 响当当的“造反源”,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一举两 得。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 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 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 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本章未完,请看下页) ----------------------------------------------- 文学殿堂 扫描校对 |http://www.yesho.com/wenxue/ 转贴请保留站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