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是一种冒险   4



  用一句话说出的思想也许接近着正确;
用十句话说出则就意味着并不怎么自信了;
反反复复说的话往往离正确甚远——这本
书里充满了此类话。此类话提供给人们的
惟一的意义是,惹起批判的冲动。
  谁心里起了这种冲动,证明谁已在思
想着了——我以我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读
者享受自己思想着的愉快……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
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
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
是一柄——蓖子。
  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
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蓖子反复梳理,
板结消除,化粗为细。
  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
  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
  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赂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局化了。
  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
  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
  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

  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势与奸商勾结牟取
暴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
日趋形成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至态度暖
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遮掩了腐败现象。

  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国人,除非
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

  且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
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
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
对象诉说的。

  老百姓是有权力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
种宣泄的权力。

  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设法儿
填乎了。面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
运出生人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
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
最惴惴不安之一种。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
硬性地、完全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
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于子女是很难有所作
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
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
,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
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
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
打消他们的忧虑。

  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报于他们身穷的,十之七八
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手趁他们不备伸人
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
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
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
烦。
  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
一般不会轻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轻蔑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清
贫。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也根本没机会结识他们。追随于他们
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推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
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汲自尊,有身份和投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
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
智,现代与现实,天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
和被利用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作
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
  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
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
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
—当他们身价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

  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般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激昂政治演
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
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巳悟明白这
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
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
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

  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
是不怎么幸福的。

  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
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
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
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
,皆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
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
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
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垦一样暗
淡了。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
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
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
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
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
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中国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排在前十位或二十位的又究竟该是谁们?一个
中国人又究竟拥有多少家业才算得上“富豪”?这其实不但是一个中国谜,而且似
乎也是一件莫衷一是之事。

  对于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
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
是非此即被。但是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惟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
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昧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
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
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这在常人
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于嘛不争做第一呢?好
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
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
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
是,我何不能?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座
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
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
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
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
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
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
不会感到别扭。

  隐富型的——这些人惟恐自己被视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
富豪”排行榜。他们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分
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
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澜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
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
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
,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
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
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
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
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
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
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
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
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
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
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
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
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
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
  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
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
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
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
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
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
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
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
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
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
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
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
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末路的人。他们
的成功非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
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
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
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
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
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
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
、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
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
,方兴未艾。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
实在汲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
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
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
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它阶
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
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人中国中产者阶层中
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
他使我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橡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
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
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
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
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
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
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
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
手腕发抖的了。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
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
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
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
科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畜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
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

  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
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
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
——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
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
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
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
即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
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
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
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
家的创作素材。
  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赌码或
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
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
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悯和尴尬。

  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
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
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
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
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
。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
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
“最后一役”。丽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
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
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
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
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巡航性和危机性。

  人类文化的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

  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
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
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
,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
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
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
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
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呢,像提起关系很“铁”
的“哥们儿”。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
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自以为豪地宣布为荣耀
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
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
意识质量和价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
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
  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
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并且,是怀
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筋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
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
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
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
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札
”、“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
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
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于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
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
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先天胆小。“淹”毙在“商
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
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芜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
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
、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放纵了他们以不择
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
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瞥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
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
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
过去。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
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
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渺小的,徽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面言,这也将是一个
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
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技起”,最善于
明哲保身的阶层。

  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
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
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
。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
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
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
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
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
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
”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
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
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
。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
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
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
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
务的虞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太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
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
识里。世界一向如此。

  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
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
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
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诌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
“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选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
借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
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
  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
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
此而身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
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力。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
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正常了,商业成
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记前嫌,耿耿于怀。

  我认为,“买办”原本不应是一个名声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
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必然性的存在,都可能因条件的截然不同,丽表现出作用的不同。
  中国之从前的和现在的“买办”阶层的表现便是一例。

  在经济次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只要这一活动由官方垄
断部分地转移向民间渠道了,“买办”者们不但必然产生,而且必然逐渐形成阶层
。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沿海省份对外通商的繁荣时期,便有古代的中国“买办
”者们存在着。只要国泰民安,他们并不危害民族利益。相反,他们却能发挥“买
办”的积极的商业作用。进言之,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只要那殖民统
治是相对文明的,不是特别野蛮的,“买办”者们的作用,也仍需以两分法来客观
分析。

  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其实比某些社会学家们分析和估计的要快得多。

  北京人对大小“买办”都缺乏由衷的敬意。

  既“外”又“大”,不但“全权”而且“总”代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是
足以傲视中国的厅局长,甚至可与市长省长平起平坐,一比身份之高低的人物。真
是这样的人物,感觉自然非凡。不是只冒充一把,片刻内的心理也很优越。一向不
怎么能优越起来的人,难免经常幻想这一种优越附身。一有时机,那幻想便瘾发,
于头脑中生出并没有这一种幻想之人绝难理解的古怪荒唐之念。

  一方面,“买办”人物在中国的现实中似乎处处得宠。这是“中国特色”。另
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又似乎时时受到来自于同胞心理潜层的种种敌意的滋扰。这
也是“中国特色”。普通的中国百姓,对“买办”式人物们,是不大能真地轻蔑得
起来的。因为都清楚,“买办”式人物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乃是比自己高
好几级一辈子也超越不了的等级的。何况也没什么机会表示轻蔑。尽管内心里都是
非常的想要那样。而一旦真有机会面对一位名副其实的较大的“买办”人物,他们
内心里原先想要表示轻蔑的念头,却又会如冰接近了火,顷刻溶化。代之而顿生的
竞往往是一种相形见细似的自卑。由于这自卑的摆布,甚至进而会表现得仿佛三生
有幸,攀附巴结,逢迎取悦椎恐不及。普遍的中国百姓,大抵只能对些小“买办”
人物们投以轻蔑的目光。而小“买办”们又是最不在乎这一套的。他们显出见怪不
怪,其怪必败的自信摸样,更加神气活现。使企图轻蔑他们一下以获快感的同胞,
反倒自己被着实地轻蔑了似的。
  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一边的脸颊上;另一种
“中国特色”,亦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另一边的脸颊上。
  你从这一佣看“买办”式人物们的脸,会觉得那印花像是由“春风得意”四个
中国字组成的;你从另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另一边脸,又会觉得那个印花像
是由“冷暖自知”四个中国宇组成的。面你若从对面正视他们的脸,则会觉得他们
的脸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两半边不太对称的脸拼成的——这一半边脸是专
为他们的外国老板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而现的。这一半边脸一
般肌肉比较的灵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的细致比较的丰富。这一半边脸往往是生动
而又善解人意的脸,随时随地会作出诸如忠诚可靠、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之类的容状貌态,如同是半边中国“劳模”的脸;另半边
脸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现的。另半边脸的肌
肉不知缘何比较的僵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呆板缺少变化。

  另一半脸在必要之时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暖昧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
自白。那自白的逻辑意味儿又仿佛是这样的——“请尊重我。请勿冒犯我。尊重我
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

  夹在祖国和外国之间,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们,虽然身份较优越,却往往
不得不于现实中横身而立。这一种存在的姿态,其实也是较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
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当祖国的,或祖国的某一地方的经济利益
和他们所效劳的外国老板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他们的角色就不
免的有些耀地了。

  中国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难以物色到肯于长期为中国的经济利益甘心情愿鞍
前马后大效其劳的“买办”人物。

  外国的资本家,大抵是与中国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做买卖。
在这一种买卖关系中,他们“代理”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大前提。
他们在这个大前提上是绝不含糊的。没有他们自身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可获,他们是
不会“代理”的。其次是不损害他们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往往也是他们自觉俗守的
一个原则。最后才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也相应地“代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
法的周密,一切照章办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昧着公事公办,与在中国的
含意相去甚远。

  而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则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资本家,是纯粹的
“买办”,故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仅能通过“代理”性服务而获取。所获多少,
完全由替外国资本家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外国老板对他们
的“代理”性服务满意不满意。若他们的外国老板不满意,则他们的“买办”身份
将遭取缔。而那身份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并且,几乎是他们中大多数,在中国
境内的最佳话法。所以,他们必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清楚这样一点——首先应该全
力以赴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外国老板在中国谋取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点
做到了,房子会有的,汽车会有的,高薪会有的。他们的外国老板在奖励他们的贡
献时,往往是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们确实卓有成绩,那奖励甚至可能是别墅和名
车。受着这一种一般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利益的督促,他们的“代理”性服务
往往自觉又积极,无须推动。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中某些人,
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
”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


  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
。有的激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阑适的富人去了。

  或在人生途中另辟溪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
的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
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


  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
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
”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
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龙为严格尤为设情面可讲的。

  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
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
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
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
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
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
意识的。

  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
  人也是这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
利主义的权力。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
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
度地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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