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是一种冒险   1


  我们这一代人总受一种塑造自己趋于完美的意识所纠缠! 而完美不要说根本就不
存在,连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概念,有时也混淆不清。
  我们的无限的尴尬正在于此。产生这尴尬的精神、心理、思想、观念之难言苦衷
正在于此。

  我看我们这一代,太习惯于将我们的灵魂交付给谁或什么了。

  其实我们的灵魂首先应属于我们自己。它的主宰不应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没
有比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宰最正当也最必须的了!
  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们,独特本身,
便是不容被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
  而首先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也不
要欣赏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也没有任何欣赏
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
  我们就独特地生活着存在着吧! 不必和别人一样。也不必任性地和别人太不一样。
  在独特之中,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同样的权力生活得更宽松些。
万勿放弃这一权力——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

  女人们,如果——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或超过了四十岁,那么——我劝你
们,重新认识他们。
  对于许多中国男人,“四十而不惑”,其实是四十而始“惑”——功名利禄,样
样都要获得到,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不惑”是假,是口头掸,是让别人相信的。
“惑”是真,是内心所想,梦寐以求的。是目标、是目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而志于学”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学而优”的,
那些因此被社会所垂青,分配到或自己钻营到了权力场名利场上的男人,他们在三十
七八四十来岁“要啥没啥”的年龄,内心会发生大冲击,大动荡,大倾斜,大紊乱,
甚至——大恶变。由于“要啥有啥”的现实生生动动富于诱惑富于刺激地摆在他们面
前,于是他们有的人真正看透了,不屑于与那些坏思想坏作风同流合污,而另一些人
却照样学样,毫不顾借自己的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运用被正派人所不耻的手段
——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曲意奉迎,馅权媚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拉大旗作
虎皮,弃节图利等等,以求“面仕”、“而服官政”、由被指使而“指使”。

  女人们,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总之是必要的。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在家
庭中的表现如何,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正在变成怎样
的人。在他们学坏样还没到“舐糠及米”的程度时,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使他
们不至于像熊舔掌似的,将自己作为男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都自行舔光了……

  低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要经不起高消费鼓噪的煽动。
你经不起煽动,你明明达不到高消费的收入水平,却倔要挤进高消费者们的队伍,结
果乃是你扩大了它,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业的诡计,它反过来有理由继续高抬一切商
品的物价,并将这一灾难转嫁于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

  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则只能
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巡地。商业也是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的。一种商品
如果其利润高达几十倍、近百倍、乃至几百倍时,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不道德的丑陋现
象之一。

  如果我们当代人,总是习惯了面对当代的当前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忧患,回过头
去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现成的什么原则和经验,那么,许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条
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许多人也便会随手就从那包袱中商兴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
少“名言”,运用得很机智,招架得很潇洒——但是我们也就不能留给后人什么有意
义的经验了。

  如果以为一个社会跨人了“商业时代”,社会话题便只有“剩余价值”可盲了,
那是非常浅薄的。也许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再分配的时代”,人文环境之优劣,尤
其能载舟,或者覆舟……
  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
“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肢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对“人文”环境的敏感忧患,可称之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有责任感的一切知识
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这一种本能,既不该被社会认为是可笑的或可恶的,也
不该被自己觉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和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士们,
只有将这一种本能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和义务时,才不至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而又“多
余的人”。当我们被认为或感觉到是“多余的人”时,仅仅向社会和时代提出“为什
么”并不能获得答案的全部,也还确实有同时向自己提出“为什么”的必要性……

  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流
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现象,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它传递
出的声音显然是刺耳的、尖厉的。而且是不样的。有时“深刻”针对麻木反而无可奈
何,倒是扬颈一啸还起码能使人一体……
  我的一切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留的小说,未免常使我自觉像“撒花仙子”……
  而我的《浮城》使我像猫头鹰、乌鸦,其它种叫声惊耸的粟鸟。像道出可怖危害
的巫婆。倘我的叫声真的不无一点儿警诫的意义,我则欣然于我是枭鸟,欣然于我是
巫婆……
  其实,细细想来,堂·吉诃德身上的可笑性,与他身上的可悲性相比照,要逊色
得多……

  谁自诩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推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这是另一回事。谁在别
人看来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谁在自己看来是怎样的人,这也是另一回事。两回
事相一致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人。两回事相反地体现在
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远离了真实,而与虚伪接近……

  不难发现,我们最通常的人生心态,往往游移在真实和虚伪之间……
  归根结底,我们设法一生真实。有人对此深感沮丧又无可奈何;有人索性拥抱虚
伪,逢场作戏,习以为常。于是社会的舞台上才有“情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我们的生命行将结束,曾为真实地活着而努力过的人,对其一生的遗憾,会比一生
拥抱虚伪不放的人少一些……
  虚伪——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本质上是欺骗自己;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本
质上看是对不起自己。因为对于人自己的心灵而言,真实意昧着自由和自然,虚伪则
意味着心灵对自由和自然的主动放弃……

  当我们以正在说真话的样子说假话的时候,当我们摆出似乎虔诚的嘴脸逢场作戏
的时候,当我们以不屑的腔调谈论责任感实则是企图以优雅的姿态逃避现实的时候,
当我们熟操小痞子的语言炮制散播游戏人生的灰色“哲学”的时候,当我们因某些小
得意而得意,因某些小失意而失意的时候,当我们故作淡泊之状,谈佛、谈道、谈经、
谈禅、谈老庄什么的时候——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一个个真如我们的先人
同行们笔下的“小市民”——所现“小市民心态”种种,真是丑陋得很呢……

  幽默并不就是调侃。
  幽默更是一种教养。而调佩只不过是促狭。幽默更是一种需要“节约”运用的语
言智慧,它的魅力也往往正体现在这一点上。而调佩者一味儿调佩的时候,对语言是
非常之铺张浪费的,所以人们往往反感地斥他们“耍贫嘴”。幽默一般不对他人具有
伤害性。幽默往往更是一种柔性的“自卫”。幽默是化解人们之间心理冲撞的最好良
方。而调佩之词若非针对自己,并且过分尖酸刻薄,其实就同攻汗与攻击没什么两样
子。

  一句幽默之语,更往往体现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体恤了。
真的。而幽默的至高原则,首先是平等。幽默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分什么高低尊卑——
这乃是幽默的品格……穷人是贫困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贫困恰恰是剩余价值的产物,正如富有是剩余价值的产物一样。当剩余价值造就
了第一个富人的时候,同时也便造就了第一个穷人。穷人永远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
进而使社会和时代不安……

  改革像一切事物一样也是自有其负面的。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
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
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困摆布的人。对中国而
言,他们是比先富起来的人多得多的人。在国家不能替他们分招压力的那些地方和那
些方面,将从他们中产生出对改革的怀疑、动摇,乃至积怨和愤愤不平。而他们恰恰
又是曾对改革寄与最大希望的人。

  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于文学,犹如人的左脸和右脸。理论上贬低其一或创作上
割取其一,是半面脸的文学理论家或作家。文坛上一个时期内贬低文学的认识价值同
时将文学的美学价值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予以鼓噪,证明着文坛的幼稚和浅薄。

  似乎曾有着一种清高的论调诉诸文坛——“超脱派”。如专指对名利及其它与名
利相关的种种而言,则我以为应该。倘还包含着对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则我
以为是虚伪之极的论调。鼓噪或推崇这种论调的,我以为本身必患着一种“软体文人”
的不治之症。丧失了批判之勇气的中国当代作家,必辜负当代。所谓“超脱”也意味
着对自己的可耻的怯懦的开脱。别无什么高明在这论调之中。我讨厌这种论调。不管
这种论调出自谁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闪烁其词的主张。并且我总怀疑他们是心领神会了
什么人的暗示又来蛊惑更多的人,以完成着近于奴仆的使命! 我不信那会成为有点出
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竞真能流传百世……

  请理论家们和评论家们不要贬低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今天,这种贬低恰恰
证明理论和评论的轻挑。作家们更不要自己贬低自己的忧患意识,永远不要。这乃是
作家们的极可贵的意识。

  不善于舞剑而只善于耍刀的人说——舞剑不过是花架子,耍刀才真本领。
  不善于耍刀而只善于舞剑的人说——耍刀算什么!舞剑才真本领。
  所以目前中国文坛喧喧嚷嚷的不过是剑客的理论和刀客的理论。

  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
的作用,便常常宽怨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
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
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
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
倒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

  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真话像一切有生命
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说真
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如此一来,即使社会的良知
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人深士不会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
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通无阻。

  这也真是一种可悲。
  我们已然有了三亿多儿童和少年,却还有那么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这三亿
之众的一部分末成年的中国小人儿里边挤。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
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儿”和“女孩儿”。那种故作儿童状的心态,证明他们
和她们是多么乞求伶爱、溺爱、宠爱……
  这其中不乏当代之中国大学生。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男孩儿”、“女孩儿”这一种自幻心理是多么可笑的心理疾
病,问题更在于——它还导致一种似乎可以命名为“男孩儿文化”和“女孩儿文化”
的“文化疟疾”。这“文化疟疾”,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
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
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

  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
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
的代价啊! ……

  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
烈地固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
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
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的产生,感受社会发展的利益,削弱社
会发展的负面的固扰。并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囊括
其中。那么换煤气、孩子入托、转学、生病、住院、往火葬场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
受“关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医生,一位外科或内科以及其它医科的专家,
在一切人际 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蕾是一位“教父”吧?

  贵族——我以为,更应作这样的解释——人类中心灵很高贵的那一部分人,或曰
那一“族”人。他们和她们的心灵之光,普照着我们,使我们在自私、惟利是图,相
互嫉妒、相互倾轧、相互坑骗、相互侵犯的时候,还能受着羞耻感的最后约制……

  几年来我自己的心灵受着种种的诱惑和侵蚀,它疤疤痢痢的,已越来越不堪自视
了。亏我还没彻底泯灭了自省的本能,所以才从不屑于去冒充“贵族”。更不敢自溺
是什么“精神贵族”……
  愿别的中国人比我幸运,不但皆渐渐的“贵族”起来,而且也还有那么一点儿精
神可盲……

  人的生存,依赖于两大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命题,
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有着太密切的关系,并非每个人出于良好的愿望便
能作积极有益的奉献。自然环境的问题,虽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但相对于人文
环境而言,毕竟单纯得多。爱护花草总比关心他人是更容易号召的事,愿意义务植树
的人总比愿意义务输血的人多。美好的自然环境需要爱护。不美好的自然环境更需要
治理,需要改造。自然环境其实也是宇宙生命总体的概念。当代人尊重生命美化生活
的文明意识和文明愿望,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含意将会、也应该会更为宽泛……
  尤其令从事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欣慰的,则肯定将是这样一个
值得乐观的事实,那便是——自然环境的绿化和美化,无疑会促进人文环境的“绿化”
和优化。这一点早巳被人类的科学态度和文明观念证明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
验了。经过绿化和美化的自然环境,可以向人们提供享受一片劳菲幽静之地方,赏心
悦目时,呼吸些新鲜空气,化解胸中块垒,重新鼓足热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热爱生
活之情,促美化环境之事,为之,不亦悦乎?人人为之,人人悦乎矣!

  有一个真实承认起来未免使我们当代人又沮丧又无奈,而且难为情,那就是——
当代的人类越来越儿童心理了。儿童心理趋向显然的当代人,需要嬉戏、需要游戏、
需要玩耍什么。正如儿童在需要泡泡糖、雪糕、“娃哈哈”之外,还需要电子游戏机。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还很年轻。其实人类已经老了。

  在文化艺术方面——娱乐的心理毫无疑问地是普遍压倒了欣赏的愿望。就具体说
影视吧,全地球似乎只有美国生产电影就够了。因为美国的电影是最具娱乐性的。人
类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电影从“杂耍”上升为艺术,现在又开始将它从艺术回归
到“杂耍”,只不过技术更高级了。

  柿树的叶子,那一抹金边儿,黄得更深,更烂漫了。实际上,每一片叶子,其主
体基本已是金黄色了。仅剩与叶柄相近的那一部分还是墨绿的。倘形容一个月前的叶
子,如碧玉,被精工巧匠镶了色彩对比赏心悦目的金黄,那么此时的叶子,仿佛每一
片都是用金铂百砸千锤而成,并且嵌上了一颗墨绿的珠宝。这样的万千美丽的叶子,
无风时刻,在晴朗天空的衬托下,在阳光的照耀下,如一幅足以使人凝佐目光的油画。
一幅出自大师之手的点彩派油画。有风抚过,万千叶子抖瑟不止,金黄墨绿闪耀生辉,
涌动成一片奇妙的半空彩波,令人产生诗的情思。而雨天里,乳雾笼罩之中,则更是
另一番幽寂清郁了……

  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与人民的心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的灵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
  “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
  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
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
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匐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一种情愫,说这
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
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
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
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它本身的特点也变得
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
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一个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
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
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
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
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
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
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
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
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
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
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
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
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
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
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
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
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
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
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
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
就被同化了。

  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了。因为我
所闻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后来成为事实。
  比如首钢那位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级干部的事,比如长城债券
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事……早在由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之前,民间传
媒就已经将内幕“报道”得极尽其详了。就连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们的某一次
人事变动,民间传媒也往往是拖在新闻报道之前的。其准确率绝不亚于什么所谓权威
人士的预见。
  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
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
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
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
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
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

  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
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
你怎么鼓吹,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
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
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
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
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
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

  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你难免会这么认为——比起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
权,甘地的和平争取独立,简直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可印度人民将他视为了领袖,
靠了这种领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争取独立成功了。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
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
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
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么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
袖了啊!……

  首先足够伟大,有丰功伟业摆在历史之中,其次是绝对的平民形象,俭朴,拒斥
奢华,永远倡导廉政,再加上最后的一点——闻知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就难过,真难
过而不是假难过。就会落泪,真落泪而不是假落泪,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则就构成了
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起码在中国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们
没有死绝之前会是这样——
  一颗领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
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
  权威和威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权威的基础乃是权。权可盖国,自然同时也便有了盖国之威。但那基础一朝坍塌,
其威也就烟消云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可谓不威,死了,也不过就被定论为一个党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场怎样?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权威长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
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
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
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
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
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期也越是一场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场腐败的
集中表现。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
“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
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
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
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可敬
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斥诸文章。于是今
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桥牌打的好,从国外打到中国,进而打进中南海的,
据说挺有点儿魅力的女士写的。大至的内容是,批评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介,揭露阴暗
面儿太多了。照她看来,似乎也是煞风景的。并且她主张,应多登一些关于我们的一
些有权威的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写照的文章。让我们的人民了解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多么
可爱的人。
  我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主张。报刊也需要这样一些健康的花边点缀。这总
比登一些胡编乱造的耸人听闻的伪纪实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对于我们国内新闻媒介
揭露阴暗面太多了的批评,我却不敢苟同。尽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于良好的目的。首
先我不敢断定她所言之“阴暗面”是否包括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揭露的腐败现象在内。
我以为腐败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最凶险的阴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该女士所言的“阴暗
面”里,则我想说,幸而我们的某些还对这国家对老百姓责任感未泯的新闻工作者,
并没有都放弃了揭露的勇气和良知。否则,一方面是蔓延的腐败,一方面是歌舞升平,
岂不是等于在主张,连良知也腐败了算吗?

  据我所知,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几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
九十几位,生活质量总指标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后,且不说还有那么多文盲,还有那
么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于普
通老百姓是无可厚非的。这同样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管哪一部分吧,
反正都是十二亿五千多万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戴那么贵重的金
链子,并不能显示国力的富强。只能使娶不上媳妇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
想为之解释的人无法解释。当然你也可以说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该,那是他们嫉
妒,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承受问题。那么撇开这一层姑且不谈,仅就对我们中国人教育
下一代的传统而论,也不会起什么良好的正面的引导作用吧? 即使我们全中国十几岁
的女孩儿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链子了,也还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华的表率
吧?老百姓为什么如今非常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拒奢华永
不沾的品质。而且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们写给子女们的信件和诗
词中,几乎都留下了这种要求和教育的佐证。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和生活水平很低的
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幸事。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美德。今天,这样的美德,对于中
国共产党人来说,难道真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吗?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教传统
来说,难道也是时过境迁之事,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据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后代还是孩子的年龄,也是
很注重教导他们拒奢避华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饰银不就没了孩子样儿吗?……

  分明的,北京人越来越和全国的人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
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
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事,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
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
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鲍好话。可最近一二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
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滑了,变得不那么够朋友了,变得
凡事太利已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
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多高,
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头脑”,只不
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
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
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头脑的“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时期的过渡迅速。当政治更是
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
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悯。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个
近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目标,需要有一个足
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
还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
业?失业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的十分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
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决定着,
可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
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自己分明的仍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对我衷告——大事上须糊涂些,小事上须清楚些。
  记得当时我说:“这话我并不陌生,是林彪说过的话,不过你说反了——他说大
事上清楚,小事上湖涂。”
  朋友道:“我没说反,是林彪说反了。所以他自以为是个明白的人,其实并非是
个明白人。”
  我问他此话怎讲?
  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启发我——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时过境迁,是非频变
的。许多当年似乎绝对正确,绝对不会改变结论的事,不是一桩桩一件件随着时代的
嬗变而被予以否定了吗?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惟许多小原则,
从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们俗守着。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钱,你总是该还的吧?你欠了人
家的情,你也总是该铭记着的吧?你过马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吧?倘你违犯了交通规
则,被汽车撞死了,责任首先在自己吧?……

  记得我第一次从报上读到关于某些大款华宴一席几千几万的文章,独自在家生气
地走来走去,觉得中国人怎么如此的不可救药 ?一旦暴富了起来,就不知自己几斤几
两,不知自己姓什么 ?少吃那么一顿,省下钱捐给穷苦地区的失学儿童,不是也多少
地向社会施与了一份同胞间的温情,体现了一点儿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对仍在贫穷之
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吗?
  然而即使像我这种动辄感想万端的人,当你第十几次从报上读到这类文章时,你
还会有初读时那些感想吗?你还会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吗?你还会唱叹什么吗?
  所以,以至我从报上读到南方的大款们吃掉了百万元一席的“黄金宴”时,甚至
只觉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
  我想,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
这么样,最终竟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闲适性文章了吧?
  倘说自己毫无感想,也不实事求是。感想终归还是有些的。比如对于某些大款和
金钱的关系,据我思付,很像性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和被其绝对占有的女人的关系。
你不妨想象他巴望占有一个女人巴望了很久很久,那么他一旦占有了她,他蹂躏她,
合理合法地强奸她,其快感与正常男人相比,肯定是巨大十倍以上的。
  某些暴富的大款们穷奢极欲挥霍金钱的心理,我敢肯定地说,绝非某些文章一言
以蔽之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摆阔,为了显气派。而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一
种病态的性心理的症状。对于这些男人,金钱和女人是一样的东西。甚至是比女人更
性感的东西。强奸女人法律难容。既或对于妻子,肆意蹂躏和性虐待之丑行,倘妻子
不是同样病态的心甘情愿,难免也是要诉诸法律的。而强奸、蹂躏、虐待在他们看来
即使不比女人更性感,也和女人一样性感的金钱,却绝对是不必有丝毫顾忌的。因为
金钱是不会控告它的占有者的。与女人相比,金钱,只要一个人占有了它,它是绝对
百依百顺的。而且,强奸金钱,对某些暴富的大款们来说,肯定有种仿佛对世上的全
体女人都强奸了似的特殊的性体验。无疑的,在他们看来,金钱不但是和女人一样的
东西,而且意昧着几乎是一切女人的主宰。他连一切女人的主宰都强奸了,世上还有
哪一个女人是他不可以强奸的吗?这就好比旧中国某些有钱的嫖客,当他们嫖到后来,
指一个嫖一个嫖得够了的时候,他们的性欲望居然会令人匪夷所恩地转念到老钨的肉
体上去。对他们,那似乎意味着最后的一次性的统统强奸。往往的,在那之后,他们
也就阳痿了。

  在商品时代,在一个正在走向极端商品化的时代,某些女人,尤其某些天生有几
分姿色的女人,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或者内心里情愿表面装得扭捏,在某些暴富而
质劣的男人眼里,皆难幸免地不过是不标价的商品。是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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