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学杂志《现代》，每期都发表一些有新倾向的诗歌创
作，造成了新诗坛的所谓“现代派”。文艺界的舆论，对它毁誉不一。李白凤是当时写
诗很起劲的一个。他最初从北京寄稿来，不久，来到上海，我们便成了朋友，至今已历
四十多年，尽够算是老朋友了。
    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即形于辞色；耿
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我喜欢并尊重他的性格。但是，从我这个以老庄思想为养生
主的人看来，他这个性格肯定将不谐于俗。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多半在坎坷不遇中过去，
虽然客观条件对他常有不利，但也多少是他自己的性格构成的。
    我和白凤虽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时间却不多，何况同在一地也还不
是经常见面。最初几年，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诗人，此外，对他的家世、生活，一无所知。
一九四八年，我们同在上海，我到他家里去过，在他的小楼上谈了半日，才知道他爱写
字、作画、刻图章。当时有些意外，不了解一个作新诗的青年，怎么会走到书画篆刻的
路上去。他还告诉我，战争期间，在桂林的时候，他还依赖治印解决了一部分生活问题。
他的篆刻，曾得到柳亚子先生的赏誉，为之题诗，最近又为他撰作鬻印小启。郭沫若先
生也欣然为他的印谱题签。我联想起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卖印的情况，因而体会到白凤之
走这条路，不是他爱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何况后来又知道书画篆刻，
原是他继承的家学，这就更不足为奇了。
    解放后，白凤离去上海，几年没有消息。到一九五五年，才得到他的信，说是在河
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苏联文学。这又使我有些惊讶。苏联文学不是白凤的专攻，也
没有听说他学过俄文，怎么居然去担任这个讲席呢？我当时便复信给他，劝他换一个工
作，最好是教现代文学或古典文学。可是他回信说：师范学院是因为独缺苏联文学教师
而请他去任教的。这样，我又心中纳闷，觉得无可奈何，联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社
会局当一名小职员，情况正是如此。
    哪里知道，就是这五斗米，白凤也无福消受。一九五七年，他也和我一样，得了无
妄之灾。他的遭际比我更惨，竟失业闲居了。从此，我们又有五六年不相闻问。直到一
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养，才又有信来叙述这段时期的艰辛生活。他还告诉我：今后
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了。
    当时，我也抛弃了文学，转移兴趣于金石文字。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从前鲁
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来参加革命；我也原想参加革命，或说为革命服务，结果
却只落得躲在小阁楼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里钻吧。同时，白凤也索性
钻进了书画篆刻，有时还哼几句旧诗解闷。此后，我们逐渐地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书信
来往。我托他在开封收罗金石拓本，他托我在上海买书、借书。我们相濡以沫，彼此都
有些影响。他经常把作品寄给我。篆刻，画幅，书法，各方面都有，而且都是愈来愈好，
可以看出他的进步历程。我尤其佩服他的书法，由于他也热中于金文，一方面开始了古
史的研究，一方面他的书法从小篆进入到大篆。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们的“雅兴”，我和白凤又隔阂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自以
为在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事实上却是被革命。待到动乱的空气慢
慢地安定下来，我们又恢复了联系。我发现白凤的金文研究和大篆书法已突飞猛进。一
九七二年以后，他不时寄给我一些考释彝铭的文章，有关于文字学的，有关于古史的。
他钻得深了，我没有能力提供意见。我建议他向郭沫若和唐兰两位专家请教。唐兰先生
很热心给他帮助。至于他的书法，我认为，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
他。
    一九七六年，国内政治出现了除旧布新的大好形势。白凤的生活有了昭苏之望，他
的情绪登时积极乐观起来，对自己的书法篆刻和金文研究，定出了宏大的规划，全力以
赴。岂知在连续二年的勤业力学之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终于以生命和壮志为改正的
代价。
    对于白凤的死，及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二十年来，他的锲而不舍的精
神，刚毅不挠的志节，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仍然能
孤特独立，有以自振。我以为，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股元气。
    最近，白凤的书法篆刻，已经在开封、郑州、北京等处展出，获得高度的评价。他
的一些遗著，也可以有机会印行。这都是朋友们对白凤最好的纪念办法。像我和白凤的
交情，白凤去世之后，我早就该写文章纪念他了。但是，二十年间，去世的老朋友不少，
我都只有感慨，而没有话说。现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而借此机会，叙述我和白凤
的多年交往，以及我所了解的他的一生，用此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近二十年来的景况，
以白凤为例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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