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            
  
    文人多穷,只有书籍算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我滥竽大学讲席前后廿余年,薪俸所入,本
亦可观。抗战开始时,激于一时的爱国热忱,捐献国家一笔大家认为相当大的款项,一部分
钱,维持一寡嫂一胞姊的家庭,担负了五六个甥侄的教育费,再一部分的钱,尽都花在书籍
上,虽然不敢说缥满缃架,在一般同人中,我也足称为一个藏书颇富的人。不过自己物质享
受,则一点没有了。
    我虽爱书成癖,但与书的缘分则颇有限,廿年以来,屡聚屡散,很少有几本书与我相随
终始的。我所遭损失,虽无易安居士之大,而事后回忆,唏嘘惋惜之情则一。乱世书生,命
运大都相似,我想这还是不说它为妙。
    我第一次游学法邦,志愿系学艺术,因为多病及其他事故的耽搁,在里昂国立艺术专科
学校,只学到人体素描的阶段,即因慈母病重,辍学东归。东归以后,自知无望再来,既不
能将整座的艺术学校搬回中国,继续研究,只有放弃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愿望,来改学文学
吧。所以临行前,托研究文学的朋友,开了几张书单,买了足足两大箱的文学书,自十八世
纪到现代名家的作品,应有尽有。带回之后,因为忙于教书,一直无暇展卷。抗战前一年,
舅翁张余三先生将上海的家迁回南昌原籍,把我的书也都运回去了。南昌陷敌后,我们的房
子被“皇军”连根铲平,改建什么军事机构,屋中所有,当然一概荡然。我那两箱法文书,
损失尚不足惜,最令我惋恨不已的是舅翁余三先生的中文书籍。他虽是个商人,却寝馈于中
国古文史,一生别无嗜好,只欢喜购置图书。在战前约值银币万元,说明了将来一概遗传给
我,谁知我一本尚未到手,便被战神收拾去了。
    在东吴大学执教时,课余常去逛旧书铺,倒给我买了不少真正的线装书。到鄂后,寓所
托一男仆看管,五六年都无恙。“皇军”入苏州城,那个男仆当然不得不暂时躲避一下。等
到乱定回来,则整屋的东西都化乌有,不知是被日本人运走了,还是当地穷人趁火打劫了
去?他们连书都要,也算是风雅盗贼了。
    任教武大六年内,我也买了一大批的书。我的书斋中有六只书架,楼上寝室又是六只,
一共十二只,都满满插着书。虽然都是商务中华及普通书店的廉价本,并无一本珍籍,但也
有几部大部头的像廿五史,十通之类。此外则文艺刊物,无一不备。当时书报订价极廉,每
年两三元便可定一份有价值的杂志,人家希望我替他写文章,又愿意常年赠阅,因此杂志也
占了几只书架的地位。记得有一位以前中学时代的同学而在母校教书的朋友来看我,见了我
的书,吓了一跳,对我说:“你一个人怎么看得了这么些书?我们普通中学的图书馆所有还
没有你的多呢!
    廿七年春,战氛愈恶,武大决定西迁四川,我也作随校入川之计。因交通的限制,我们
许多衣箱,只好在汉口租界这家朋友处寄顿一点,那家亲戚处安放一些。书呢?平时爱如珍
宝,这时则成为很大的累赘,文艺刊物整捆送到伤兵医院,或赠给各地麇集珞珈、待船入川
的朋友们作为消遣。不甚重要的书,仍留原寓,等于抛弃;次要的检了几百本送给武大图书
馆;重要的装了几大藤箱连同一些杂物,寄存于武昌花园山的天主堂。那时本堂神父即现任
主教郭时济,蒙他慨允代为保藏。我自己则仅带了一箱工具书如辞书字典讲义文稿之类到了
四川乐山,清出来也磊满了一只书架。
    战时留川八年,并没有添置什么新书,一则为了战时书籍纸张印刷太坏,惧伤目力;二
则除了新文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书,而我则为了文坛被左派垄断之故,讨厌他们偏激的论
调,因而也憎恶新文艺;三则那时我们一般教书匠,终日在柴米油盐漩涡里打滚,实无读书
的余暇,既不能读,添购何用?
    胜利第二年,武大始得复员东返珞珈。到天主堂拜访郭主教,询问藏书下落。他说日军
入城时,秩序一度混乱,他人寄存的东西,大都失去,我的书箱系寄放在机要文件室,地点
偏僻,无人注意,所以还是安全。我领取钥匙,想先查看一下。进室及见那几只藤箱,堆在
墙角,尘埃满积。打开一只储藏杂物的网篮,几筒茶叶已霉成黑色,但几瓶药酒,仍闪着琥
珀色的光,拔塞一闻,酒香扑鼻,依然可以饮用。尤奇者,一座德制小钟,一托在掌中,竟
滴搭滴搭响了起来,并且响了好久一阵,似乎是见了阔别多年的主人,喜不自胜,努力吐出
一点声音,来作表示。宇宙万物,无论有无生命,都有一个灵魂,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我
们有了《青鸟》里仙女的金刚钻,固可发现它们的秘密,没有呢,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下,
也有很神奇的泄漏。这座小钟不正是一个例吗——我这座钟久成废物,但我至今还是将它带
在身边,便是感念它当时对我那一点情意,不便忘怀之故。
    第二天,雇了一辆卡车,将所有书籍箱之类运回珞珈,才发现靠墙两箱受霉湿过久,已
是朽坏,其中书籍,都变成黑不黑,黄不黄的烂树桩的一团,并有无千无万的蛀虫窟穴其
间。恐其蔓延,只有一火了事。其余书籍又陈列了几架。虽不如战前的壮观,也还将就看得
过去。复员三年,我又陆续购买了一些书,不过战后物力艰难,所置究竟有限了。
    民国卅八年,香港真理学会请我去当编辑,行李寥寥几件,携带并不困难,最难处置的
还是那几本书。装了两大木箱,寄存某处,随身又带了两箱到上海,最后仅带了一箱到港,
在那个寸金之地,这箱书惹了无数麻烦。卅九年去巴黎企图研究某项文学与古史的问题,千
挑万选地又带了一小木箱的工具书。到了巴黎以后,才知这类书巴黎大学高等中文研究所尽
都备有,我带它们其实多此一举,花了许多运费不算,寓所管事见了这件笨重行李,也时常
皱眉。
    但我购书的脾气总是改不掉,在巴黎年余,又买了一百多本神话和古史,还是时常进出
旧书铺,徘徊于圣母院附近河岸的书摊前,见了适合于需要的书仍要抓擒到手才罢。
    “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殆已”。何况实际上,我买了书
来,只向书架上一插了事,从来不翻开来读,以为现在没有功夫,将来总可慢慢研究。一遇
迁徙,那些书都带着从未拆开的页子同我诀别,现不自惩艾,还要作这种没意思的事。这就
是我们文人的固执,也是我们文人的痴呆!
    选自《归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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