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要说的其实是上海

高芾

  王安忆《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早闻其名了,不料现在看到的却是《妹头》。说是新作,其实倒是似曾相识。王安忆就是这点好,像她所喜欢的张爱玲说苏青的话:“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

  张爱玲还说苏青“实在是伟大的”。这话用在王安忆身上,其实还是不会错得太多去的。王安忆的伟大在于她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地抓住上海,这个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竭力要变成它的记录人和传言者。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或者说,王安忆想象中的上海是成格式的,有着固定的象征物和表现形态。比如说:淮海路上的女孩。

  妹头,又是一个“淮海路上的女孩”。《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也是淮海路上的女孩。那本书里,王安忆是把王琦瑶当成是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而妹头显然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使命。王琦瑶是个美人,妹头不过是薄有姿色。王琦瑶的聪明过人、雅致周到,到了妹头这里只剩下点世俗生活的精明。样样打了折扣,连书的厚度都只剩下了小半,但我们仍然不妨将《妹头》看作是《长恨歌》的某种延续,是王安忆“上海往事”系列中的一部。

  王安忆的特长是写琐碎生活,《长恨歌》还有惊世骇俗的一面,毕竟王琦瑶当过“上海小姐”,不是凡人。妹头从名字开始就是个生活化的典型,整个故事又是司空见惯的青梅竹马加别恋离婚。这一次王安忆是过足了一把瘾。从前遮遮掩掩的琐碎生活总还借一点传奇的幻丽来点染润色。如今的王安忆放开了手脚,大大方方地写弄堂里的无是无非。

  可这么一放,她的伎俩也就使完了。雯雯系列的矛盾冲突,三恋的“解放”,《米尼》的慧黠,到了《妹头》都消失殆尽了。剩下一点似曾相识的只有王安忆自己的回忆碎片。小说后附的散文《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妹头》中,王安忆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个小说家的权利,我指的是按照生活虚构和让人惊奇地叙述的权利,转而用一种淡远的笔调抒写有些过早降临的怀旧情怀。

  倘真是这样,也就罢了。让王安忆津津于革命岁月的弄堂回忆中,也不失为一份逼真而有趣的记录。偏偏王安忆并不甘心于此,她的“巴尔扎克冲动”自《长恨歌》后就未曾止歇,作一个城市的书记官吧,她的内心一定是如此期许。不只妹头,还有小白、小白阿娘,薛雅琴,都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似乎是代表着这个或那个时代的类型化角色。这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没有什么个性特色,甚至场景,早上排队买油条,宁式眠床上的交欢,似乎都带有一股程式化的气味,只有明白她们都是在为“叙述上海”的目的服务,才能理解王安忆为什么要用一种“新写实”的姿态来写作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故事。

  书中附的另一篇散文《寻找上海》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王安忆充满感情地追忆着记忆里的上海,最终却按捺不住地滑向了一种“大叙事”。她抱怨着“上海”的消失:单一化,过于光鲜,连方言也在向北京话靠拢,变得可以注音了……但当她坐在1987年香港的丽晶酒店里,才蓦然看见了“上海的面目”:“灯光明亮地镶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到处都是上海,只要那是一幅文明传奇的面孔,但上海又是那样的独一无二,就像淮海路上的那么多的女孩子,来来去去,在小白眼里,都是他熟悉的,而被他关注的只有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