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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代的风流
作者：余杰
不安于平庸，渴望着传奇，乃是人之常情。在越来越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想要亲身体验传奇已不可能。那么，只好到历史中去，寻觅旧年人物的传奇。于是，有了夏晓虹的这本《旧年人物》。打开长满青苔的井盖，搅动辘轳放下木桶，捞起一桶清凉清凉的井水……
《旧年人物》写的是清末民初的那一代人的风流。那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纾、王韬、黄遵宪、郑观应……但他们的性情面目却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对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一代人的了解远远多于晚清一代人。其实，晚清一代人比五四一代人更有“苍凉的历史感”，他们在新旧思想的更替、中外文化的冲突中更加焦灼、更加痛苦，反应也更加强烈和决绝。
我以为，《我自横刀向天笑——说谭嗣同的“任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以心会之，以神通之，故夏晓虹笔下的谭嗣同栩栩如生，肝胆照人。文章紧扣“任侠”二字，从太史公《游侠列传》写起，揭示中国文化被儒所掩盖的侠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谭嗣同十八岁独作《望海潮》一词自题小照，末云：“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侠骨柔情呼之欲出。后人一谈到谭氏，立时想起的是不食人间烟火、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在夏晓虹眼里，谭氏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可爱”的人。谭氏在边关纵马驰骋，连续七昼夜，行千六百里，以致“髀肉狼藉”；遇西北风大作，支幕沙上，杂雪咽羊血，拨琵琶作秦声。有这些以苦为乐、任情豪纵的侠士风骨，方有为众生流血之大愿。“谭嗣同最后之束手待擒、引颈就戮，纯粹是为信念而死，为精神而死，亦即是殉其一以贯之的侠心。”过去人们有意无意忽略其身上的“侠”气，因而难以再现谭氏之墨兼侠、儒兼佛的精神状貌。夏晓虹如泼墨画家，写意弃形，短短数千字，便让谭嗣同“活”了起来。
关注人，关注人的性情，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是这组文章最大的共同点。如写康有为，紧扣其“圣人心迹”，在“南海圣人”与“老而不死的妖孽”的两极评价中，体味其几近疯狂的玄想方式。作为“造时势”的“先时人物”，必然以救世为己任、好为人师。作者并不是想作一特别的褒贬，只是悟出这样的结论：康氏突显的矛盾性是因为他身处“过渡时代”，偏偏又性格刚毅、心期孔圣。同样，写梁启超，也写他生前的“善变”和死后的“寂寞”。梁任公一生著述千万言，而生命形态多姿多采，兼政治家、文学家、新闻家、史学家等于一身，统其一生的精神追求，始终不离“开通民智”。作者特别强调“梁启超在中国现在仍是位不能忽略的人物，仍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堪称一针见血的见解。写王韬的“豪放”、郑观应的“恬淡”、林纾的“好名”、黄遵宪的“直率”，亦可称为点睛之笔。
写人物性情，小事反倒比大事见得真切，作者从常人往往忽略的角度，观察历史人物微妙的心态，谈学说史，评人论事，时时让人有柳暗花明、耳目一新之感。当然，作者并非一味沉溺于“往日风流”之中，她有着清醒的反省姿态：“并非旧年人物的性情、事迹都十分美好，不过是经过时间的过滤，人事纷扰、利害相争都已淡化，于是只留下令人歆羡的‘风流’态。”这是夏晓虹与遗老遗少和准遗老遗少们质的区别。珍惜与向往那种感觉，但绝不粉饰和涂改，更不厚古薄今，只是以古补今而已。
陈平原在序文中说，“夏君把这两年追寻古人心路历程的若干短文集成一册，不知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品味人生？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想，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片晷千年，尺宅万里，变化的是人心，永恒的也是人心。俱往矣，那一代的风流人物。我们呢？
(《旧年人物》，夏晓虹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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