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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杂文


作者:聂绀弩

  《现代》九月号的《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创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的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
  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者的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L.S.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L.S.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 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 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象指示给读者;它的任务的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的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甚么不下点工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北,“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题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的体裁,各有各的用处;即使个人的偏见,看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的“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的原形,决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北,“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的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工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滑头,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的残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的周围造起一座墙,跟社会隔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的眼睛,或把整个身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甚么“创作精神”?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这目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斜而不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的。可惜他们的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的他们的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的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甚么希望。不用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工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的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
  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的日常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的“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窃取光荣的杂文的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的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的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来——非特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不提,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不留心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杂文之不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
  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的“不胫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迫切地需要理解。
  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除了林先生自己的杂文。

  一九三四,九,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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