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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江、伊沙将骂人进行到底


作者:沈浪

  编者按:
  骂人者,徐江伊沙也。这样的认识在文化界几乎已成“共识”,而伊沙、徐江这两位一先一后,靠指名道姓地“骂”人,尤其是“骂”文化名人而扬名立万的家伙也因此被万夫所指。这两年,这两位骂人者愈发骂出气势,伊沙出版了《一个都不放过》、《亵读偶像》,引来文坛一片打打杀杀之声,而徐江紧跟而上,势头更猛,作为((十作家批判书))的主笔,徐江使文坛杀伐之气大炽。新近传来消息,花城出版社欲将伊沙、徐江及另一“骂”坛怪杰秦巴子三人的骂人文字合编成书,名为《三剑客——时尚批判》,唉,文坛又不得安宁喽。
  伊沙、徐江,皆为诗人,且为中国先锋诗坛年轻一辈中的中坚分子,写诗之余,尤嗜骂人,也是一大怪事。但经好事者考证,其实并不奇怪,这两人原来是大学同班同学,且住同一宿舍,伊沙浑名“胖子”,徐江浑名”快刀老五”,二人在校期间就爱喋喋不休,减否人物,因徐江是天津人氏,伊沙是西安人氏,故被戏称为“东邪西毒”。这两人在诗歌和骂人的道路上愤发图强,相互勉励,想不到若干年后,竟在文坛上成了气候。
  为展示骂人者的“歹毒”之心,本报记者沈浪趁此二人在京之际,特地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且让我们听听——“骂人者自白”。

  ○你们为什么选择如此大张旗鼓、指名道姓的骂人方式,或者干脆问一声:为什么骂人?

  徐江:因为中国文化界干傻事的人大多,我看着生气,替他们着急。而且每次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傻瓜,我就想没准自己也是个傻瓜,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在教训这些傻瓜的同时,我首先以这种方式教训和提防自己。当然我也得谢谢那些傻瓜,他们给了我挣稿费的机会。
  伊沙: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骂人”的部分,比如看节目、球赛或者评论’些人和事时,其实都处于这种状态,这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好像生活中的批评跟书面上的批评成了两回事,不一样了。而我就想在写文章中保留生活状态,也就是把平时说的一些话移到书面上而己。我尽量保持语言的原生态,说一场球踢得“臭”就是“臭”,没有别的语言花招。

  ○你们骂人时有没有一种得意和自豪感?

  徐江:没有什么自豪感,除了挣稿费时有小小的自得外,我只有沮丧感。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没有早两年出来骂这些傻瓜?我到了30多岁才看明白了一些事情,我活得真失败,简直是一个弱智。
  伊沙:没有自豪感。其实我在谈论某人好的时候同样会像骂人时那样激动得唾沫横飞。我不认为因为我“骂人”,我就可以评判一些事物,可以作为一个居高临下的批评者。我仅仅是一种原生质的谈论,好或者是坏,这跟生活中一样。有人说我写文章自相矛盾,今天骂了崔健,明天又夸他。其实这很正常,跟生活是一致的。

  ○你们在“骂人”时是不是觉得自己比被骂者更聪明?

  徐江:不,我肯定没有他们聪明,要不然怎么他们成名人了呢?但我觉得成了名人之后,应当干一些更清爽的事情。可他们没有,不但丢自己的脸,还丢我这个没有成名,但却热爱他们的人的脸,所以我因爱生恨。借用名人王朔的话说,索性把丫都得罪光算了,要不然我觉得活在这个文化氛围里真憋得慌。
  伊沙:不是这样,事实上能够被你谈起的那些人,本身就是因为他在某些地方比你更聪明,但这不能阻止我谈论他。我谈论他们不是那种最终评判式的谈论,仅仅是作为一个观众层次上的谈论。要说聪明,只能说我比另一个观众更聪明。

  ○你们骂完人有没有棠种宣泄完了后的失落感?

  徐江:不是什么宣泄后的失落,而是另外一种失落。本来骂人之外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写诗,比如做一门我喜欢的学问,可是现在不行,文化的生态环境太差了,有见地地进行批评成了第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种失落。此外,在我们的文化界,糊涂脑袋满街走,傻瓜处处有,还整天信口开河,奢谈文化的进步与保守,我怕我们的好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就亡国灭种了,这又是一种沮丧和失落。
  伊沙:我没有什么失落,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只是在不停地谈论,骂人不是我的事业,所以怎么会有什么失落感呢?

  ○你们认为目前中国文化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徐江:两点,一是傻,一是认为事物非此即彼。这两种智力上的缺憾,导致我们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研究上,都陷人一种简单化思维,并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我们自己个人可读性都大大降低了,无趣,不好玩,装孙子,光天化日干黑事,所有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我们的文化和心灵真是百孔干疮!
  伊沙:两点,一是体制问题,也就是被体制化的问题,这不是说你在不在体制内部,而是说你趣味上的体制化。其二是知识分子化,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丑化,骨子里期待御用,最严重的其实是后者,当前者越来越不明显时,后者就成了唯一的了。举例而言,比如在目前思想界的那批所谓文化精英,他们以为自己是时代的代言者,以为自己在想一些大问题,思想家想的问题,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自我手淫的问题,比如书商贺雄飞的“草原部落”近年来捧出来的一批学者、博士,就是其中典型。这种文化意淫状态,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是文化黑夜中的意淫部分。再比如诗歌界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一种自我知识分子化,自己以知识分相标榜,作为跟别人的区别,以“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为旗,这简直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丑剧。

  ○你们目前正在“骂”些什么人?以后想“骂”哪些人?

  徐江:我刚写完关于崔健的一个批判长文,现在正在准备另一篇关于艾青的长文,写完这个后还打算谈谈中国人拍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电视剧的问题,总之问题很多,一个一个解决。
  伊沙:没有计划,根本不确定,比如昨天给《文友》写稿,骂到了田震,这是我事先根本设想到的。

  ○你们会“骂”到什么时候为止?

  徐江:只要我活着。
  伊沙:只要我生活中还喜欢指手划脚地谈论一些事情,在写作上就会存在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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