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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①,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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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小热昏,江浙一带民间的一种曲艺样式。
  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①(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②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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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卡立朋,通译凯列班,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个野蛮而丑怪的奴隶。
  ②三闾大夫,即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
  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

  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徐志摩散文的艺术风格,整体上有一个令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基调,那就是:浓郁鲜明,繁富华丽,轻盈飘逸。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却是一个例外。它所呈现的,是另一种徐志摩散文中极少见的简约质朴的面貌。
  1922年冬,当时的北平市财政总长罗文干,因涉嫌卖国纳贿遭到拘捕,不久释放。但又因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提议,被重新收禁。一时清浊淆惑,谣传纷纭。罗文干的密友同事,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因深信罗素日操守廉洁,又不满被称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的行径,遂联合知识界发表宣言,抗议此事,掀起风潮,并辞职离京。归国不久的徐志摩,正处于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创作兴奋期。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从不直接参预政治。所言所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大都只是“随意即兴”。或者如茅盾所说,仅仅有一些“政治意识”而已。但他于政治的黑暗龌龊,一直有着“纸上谈兵”的兴趣。以他“真率”“坦然”的性情,脱口而出地议论时事。并且一旦投入,立即表现出其散文创作在情感表达上独特的个性。正如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归纳的那样:“永远地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写起文章来任性”和“永远是用心写的”。面对这起与己无关的风潮,徐志摩依然即事兴感,在《努力周报》上撰写此文,以示在人格、正义与公道的立场上对蔡元培及其所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声援与支持。
  一篇优秀的散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篇杂感散文,打破徐志摩散文创作在艺术上的基本格调,一些最具其艺术魅力的东西,诸如修辞技巧的变换,语言辞藻的雕琢,以及色彩的调配等,在这里没有得到丝毫的施展,而统统让位于对其内心涌动不息的燃烧般的激情作最大限度的张扬。作者内心的激情,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这里所谓的理想、信念,其实际内涵虽然如胡适所说,只是“爱”、“自由”和“美”的会合而已,还缺乏一个真正的内核。但是爱国主义毫无疑问是这些理想的基础。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对古老民族的深爱与真情,将对理想的追求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表现了为之舍身奋斗的凛凛锐气。
  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在那样的社会里,所能用笔去做的,是“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魄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1924年2月21日致魏雷信》)本文作者正是紧紧握住比手术刀还要锋利的挖苦的笔,毫不留情地解剖着社会人生的阴暗和丑恶。
  “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
  文章一开篇,就以难以置疑的语气下了这两个偏激的结论。如劈空之惊雷,气势突兀、“震耳”惊心。
  紧接着,作者连用三组“只……不会”的排比句式,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国民众生冷酷漠然的卑俗群相。之后,又用古今对照的手法,将历史上尚不少见的“义”、“侠”的气节壮举,对比今日社会到处“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丑恶现实,给尚待引据的两个结论作了具体的注脚。深刻的掊击,配合强烈的挖苦语气,并出之以“革命最彰明的成绩”的反语,更见作者痛之深和恨之切。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这句理想者肺腑心底悲愤的呐喊,在黑云翻墨的阴暗时代,不啻于一声惊醒沉默民族的警钟,一笛激励勇士前行的号角。但作者仍从反面落墨,以三闾大夫的悲剧,以国民愚暗残忍懦怯的通性,以社会政治卑污苟且的本色,来证明这句“不刊的真言”在现实面前的苍白和软弱。
  紧接着,蔡元培作为理想的化身,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他是作为整个阴暗社会唯一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日之国人,其侠义气节比古人更见萎缩,而当日之社会,其视理想如仇敌的态度又远甚于古代,如今,这位在“混浊的水里”“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理想者,端起如“一盆飞旺的炭火”的理想,让人去抓摸亲近,可见其“戆”,其“愚不可及”和“不合时宜”了。
  表面上看,作者再次举起了挖苦讽刺之笔,嘲笑了蔡元培的不识时务和愚不可耐,而其真正的潜台词,却讴歌了其为追求理想正义,孤身为天下先的精神勇气,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从孤苦深寂中喷射出的一腔幽愤和激情。
  末尾大落大起,是全文的高潮。与前面的“悲观”论调相一致,作者再次以难以置疑的语气,预告了理想者必然失败的命运。但却在文章的结尾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注定要失败的理想者一边。不但表示要保全“这风潮里面的一点子火星”,而且还呼吁所有“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去“积极地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大门的精神!”至此,读者已可看出,前文所有看似悲观消极的低调言论,其实都是作者欲扬先抑的铺垫。为其结尾突然坦露的铮铮态度,造成了奇峰突起的气势。
  这篇杂感的创作,为了一场偶发的风潮,即事兴感、直抒胸臆,并无很高的艺术价值。因其全无虚情矫饰,体现了徐志摩散文中鲜见的素朴的一面。同时,与诗及徐志摩其他极富音乐美和绘画美并兼有浓郁意境的散文相比,这类率性而成,既忠实于生活又自由自在的文体,由于少了节奏和韵律等形式上的束缚,更毋须考虑意境的构思和辞采的雕琢。因此,可以说使作者获得了心灵更自由的解放。从本文看,确实更好地表达了作者奔放不羁的野马式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讲,内容和形式是桴鼓相应的。
  本文在写作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契合了文章立意构思的某些常用法则。如结尾的观点和文章的题目一呼一应,开合恰到好处。中间左右盘旋,似断实续,脉络可寻。而全文有五分之四的篇幅以反笔落墨,这造成文章结尾在气势上的一大跌宕。正如一条奔跳飞腾的山涧激流,被人为设置的一道闸门暂时锁住了水势。于是,在获得巨大的“落差”之前,它暂时削减了流速。但它蕴蓄着内劲,不断地积累起高水位。终于飞流破闸,澎湃千里。那股如潮的激情和飞动的气势,凭添了文章的情感力度。
                           (应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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