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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1867年3月，被菲特尔曼惨案激发，政府派遣了一支远征惩罚队。它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领导的原波托马河的“雷电大军”。汉考克的目标不是上次大残杀中取胜的“红云”的奥格拉拉部落，该部落暂时控制着怀俄明；汉考克将军是去追逐他们的同盟部落——夏安人。该部落人数虽没有奥格拉拉部落的多，但其影响很大，他们曾经骚扰定居移民，并阻碍堪萨斯至太平洋岸的铁路工作。 15名特拉华侦察员与三名边疆居民在前边领路。怀尔德·比尔·希科克走在他们当中。他穿着极其时髦的各种颜色配置的艳丽夺目的夹克，头戴一顶宽边牛仔帽。那捧浓密蓬松的大胡子在大平原轻柔的春风吹动下飘拂着。这支部队由1400名士兵与车马组成，包括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第三十七骑兵团，第四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和一支浮桥辎重队。陪同前往的有《赫伯新月刊》的安奥多·戴维斯先生与纽约《先驱》记者亨利·W·斯坦利先生。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伴随着吱嘎吱嘎的车轮声，浩浩荡荡地朝前开去。他们去威迫追逐，或在必要时，严厉惩罚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卡斯特，这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可能总不忘取乐的人，带了他宠爱的5只猎狗，罗夫，鲁，夏普，雷特尔和范妮。 “夏安”部落“Cheyanme”一词出自何处？19世纪的人们还不大清楚。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从法语“狗”（Chien）一词派生出来的，特别是由“母狗”（Chionne）一词导出。早期的法国商人发现这个部落的人吃狗肉，于是，依据这个吃狗肉习惯，把一名夏安部落好斗的人称为“狗兵”。夏安人确实吃狗肉。但大数印第安人也吃狗肉。记者斯坦利一次参加一个布鲁人的宴会，是由“斑尾”招待的。席间，端上来各种新鲜野生动物肉：大块野牛肉，羚羊腿，野鹿肉，野鸭，野鹅，火鸡。所有这些鲜美的肉食配以豆、大米饭、玉米和香草，而主食是三只胖臌臌的小狗。“一副水肿的样子，皮毛几乎烤焦了；是整只连肠肚一起烤的”，如同褐色的海豚肉。当时，斯坦利曾产生过品尝一只幼犬滋味的念头。后来，他也回味到，要是他当时能够克服偏见的话；可能会美滋滋地尝尝的。范妮·凯利在作为奥格拉拉人5个月俘虏的日子里认定，这必定具有某种宗教色彩。因野牛与鹿肉是十分鲜美的肉食，这使得她难以找出吃狗肉的原因。卡特林同意这种说法，说它确实是一种宗教礼仪。在这种仪式中，印第安人用祭杀他们最忠实的伙伴来表示对客人的崇敬：“我看见主人从碗中取出他的牺牲者的头，而眼里吟着泪，讲述着他的爱畜。”相比而言，鹿肉与野牛肉必定是为任何客人提供的食品，无任何意义。“木腿”也在大量的场合吃狗肉，但却十分僧恶。他认为，狗肉味同狼肉。他说，锅里煮一只老狼或老狗的味使他呕恶，而煮幼狗的味差不多同样叫人恶心。 “狗兵”一词出处有待于查证，这大概由于他们是部落的非常治安人员所得。如同四蹄狗警戒一个村庄那样，他们承担着维护部落的治安任务，并对任何抵达部落的陌生人保持着高度警觉。汤姆·莱福吉同“乌鸦”人一起相处了20年，他没有太多地思考过这个名字的意义，但对历史学家们用极度的色彩渲染“狗兵”的描述，给以尖刻的言词。他说，他们仅仅是警察，“是人们品行的直接指导者”，也是每一个平原印第安人部落的一个特征，不应当把它同夏安人的一些兄弟会组织混淆，例如：“疯狗斗士”，“麋狗斗士”，或“小猫狐狸”以及“乌鸦”人的“红棍兄弟会”等等。然而，狗兵这一恰当的表达，引起某些作家的情趣，“它暗含着极度的残忍与疯狂，暗含执行命令的本部落治安人员为维护部落安全所施的残暴，特别是在印第安人阻止移民穿过大草原时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残杀事件。” 尽管“狗兵”一词查证有疑，夏安部落名出处却有据可查。比卡斯特时代知识更渊博的当今语言学家认定，夏安一词源于“Sha—hi—ye—na”，即意为那些讲述异族语言的人们。苏人这样称呼他们，尽管夏安人把自己称作是“Tsistsistas”，意为他们是同种族的人，即意为“我们”。但是，他们最形象的名称应当是“鸢印第安人”，因为通常人们只能在远处看见“鸢”，它如同他们的小棚屋那样小。 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名字的，他们取名了，并于1825年或1826年分为北夏安人与南夏安人。当时，有数百人朝南部移去，留在北方的这些人同苏人一样，继续不断地增长，以至40年后，据说，就是在汉考克将军沉闷地穿过堪萨斯时，半印第安血统的乔治·本发现他的北方亲戚们身着奇怪的衣物，说着令人听不懂的语言。南方夏安人裹着布织毯子，穿布织护腿裤，其余的必用品由白人生产，但那些同苏人联系的同族人依旧穿野牛皮袍子，披毛皮披肩，北方夏安人还用着色的鹿皮条子缠头，头上插着羽毛，羽毛的尖被奇怪地剪去。在南方人看，北方夏安人也显得太粗野了。 在本访问期间，9名“乌鸦”盗马贼偷了他们几匹矮种马逃走。夏安人抄小路伏击，4名“乌鸦”人被逮住、杀死，他们每人的头皮被切成两块，提供了为庆祝胜利的8份胜利品。本说，北方夏安是些非凡的头皮舞蹈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长达三个星期内，这些不幸的‘乌鸦’人的头皮被那些舞蹈者们摇晃着，从一个棚屋到另一个棚屋，几乎没有停歇。那没完没了的击鼓吵闹声使极度焦虑的野牛群从我们附近离开。这些印第安人也常说，十分奇怪，野牛不害怕吟唱声，但它们却对鼓声十分惊恐……” 这位汉考克将军带着笨重而隆隆作响的军用货车，嘎吱嘎吱的浮桥辎重车辆，爱寻根追底的记者，去追赶少数十分灵活敏捷而又十分警惕的“鸢”印第安人。这听来自然是十分荒谬的事，然而，夏安人抢掠者们在惊扰屠杀边民，所以必须得做点什么事。 那时，国会希望谈判，使得这些将军们十分恼怒。1867年3月14日，谢尔曼将军以军人喜欢用的委婉言辞，向汉考克告诫道，国会的意见是“防止我们采取防御性手段”。 美丽温柔的大自然用它慈祥的手使汉考克行进队伍的租扩轮廓变得柔和了。作为19世纪生活的一部分，这惬意的大自然原始风光还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征烟滚滚的军事生活中，还是在安闲舒适的市民生活中。 西奥多·戴维斯记述了这支部队随处所见的动物园：“具有反常欲望”的一窝窝幼狼，一窝窝幼郊狼，一窝窝幼鹰，还有一些半大的叉角羚羊，它们都毫无顾忌地在队列两旁蹦蹦跳跳地小跑着。卡斯特非常喜爱这些幼小的羚羊。他喜爱动物，这是极普通的人之常情，然而，他好似以比任何人更加强烈的感情，表达着他的这种喜爱。戴维斯说，奥多博与卡特林认为，美国的羚羊不会被驯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第七骑兵团的骑兵们下马安营时，这些羚羊也就同卡斯特一同定居了，“根本不在乎这些陌生者……如同一只爱犬那样，不拘泥地用它的爪乱摸、乱抓，静静地恳求着对它们的爱抚”。这一可爱的表演使前来探望的印第安人感到极大的诧异。 这是一首充满了自然风景画意，朴素且迷人的草原抒情诗。然而，汉考克与他充满柔情的骑兵战友却是为着一桩严肃的任务，来到西部的堪萨斯。 在印第安人的大量悲痛怨愤里，头一条就是对野牛的屠杀。这儿曾经有过两个十分巨大的兽群，每一群的数量难以估计，它们曾经遍山遍野，使得这个大草原变成黑色一片。一群遮暗了普兰特河岸高原，一群覆盖了普兰特河低处的河谷两岸。弗里蒙特①于1842年探险从这里穿过，发现他自已被野牛包围了，这无边无际的黑压压的兽群，在他身后有几公里，而在前方，又望不到尽头。 ①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将军与探险家。 1846年，弗郎西斯·帕克曼也看到了它们。在拉萨尔的一部历史著作中，他写道，这位法国探险家也必定看到了这惊人的壮观场面，“……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之后，这一记忆还是使人心潮起伏，激荡不已；远处、近处，四面八方，整个大平原与这庞大的野牛共存；他们如同黑色的斑点，影影绰绰地依稀点缀了大草原。那时，大草原被他们成群集队地踩踏着，也被他们的长长的队列挫割着。早晨，中午，与夜晚，它们来到河边饮水：趟入、跳入，在水中喷发出鼻息声，然后爬上泥泞的岸边，用粗野的眼神，凝视着正在河面划过的皮伐子舟。” 25年之后，没有变化多少。道奇少校记述道，在春天迁移的季节，有时，有些野牛以无比壮观的纵队朝北移去，也许，有50公里宽，而难以知道其长度。在另一些时候，他们以平行的行列，都用相同的步伐行进，使地面成了漆黑一片。有时候，他被一群迁移的牧群吞没，只得爬到帕尼人的岩石上，找出一条路，并观看这四面八方十里方圆的平原全被黑压压的野牛覆盖住的景观。 接着，来了这些携带着枪支的白人。 名叫罗伯特·赖特的专业猎手说，他曾经沿阿肯色河，几乎穿过了一群连续延绵200英里长的兽群。要是这些生物受惊而跑起来，“它们会发出雷鸣般的吼叫，地面似乎也在颤动……在第一个冬天，我同查尔斯·雷西在艾奇逊，托皮卡和圣菲公路装运了20多万张野牛皮，抵达道奇城。我想在那儿也装运了同样的数量。此外，还装运了200辆卡车的牛腿，两车牛舌头。我常常从我的捕获兽栏的围墙上射杀它们，来饲养猪。” 三年期间，为了获得它们的皮，已有800万头野牛（就按100万的误差算吧）被射死。道奇少校记述道，过去常常被生命震颤的一块土地，现在则成了一块腐尸遍野的荒漠之地。高原充满了腐烂尸肉的恶臭。到了1874年，他看见打猎的人比猎物还多：“每一群走近去饮水的兽群，迎接它们的是来复枪的子弹……” 外国人也加入了捕措。伦敦《时代》经营前往堪萨斯西部的华莱士堡捕猎的广告，费用为50个几尼（旧时英国金币——译注）。贵族，夫人小姐，以及著名的掷弹兵都到场了。要是觉得骑马来回急驶苦累的话，这些喜好打猎的人就坐在一辆舒适的动力胶轮货车里，驱赶兽群，或者从太平洋堪萨斯的火车车厢窗口射击。 有事业心的美国佬们收集骨头，以转手获益。一吨野牛骨能收回5元钱。结构松散的骨头被运往东部被磨碎做肥料；而实心骨头则被削制成小装饰品——纽扣、开信刀和悬饰物。一块骨头毕竟是一块骨头，所以，印第安人的尸骨也被收集到骨堆里：一块阿拉帕霍人的股骨，可以制作一件十分有吸引力的小刀把。而一个头颅骨则适合于加工成女人用的梳子，从而获得1.25元钱。 据说，在20世纪初，有一头野牛慢悠悠地从离怀俄明的一个小城不远处穿过，城里人挽上各自的四轮马车，跑出城外去观瞧。他们围着这头动物停住车，四轮马车便形成一个圆圈，把野牛围在中间。他们久久地凝视着这只神奇的动物，后来，由于他们难以设想出应当做什么，就把那头牛开枪击毙了。 几年之后，野牛几乎绝了种。1932年《北达科他历史季刊》一条简要宣告说，巨大的野牛再次成为以远山为背景隐约可见的东西。 一群野牛——公牛、母牛和小牛，静静地站在笼子里，成为当年如雷鸣般轰隆隆震撼达科他的那群庞大的兽群纪念品。 这个展览会是由历史学会主管人拉塞尔·里达安排的，并由克莱尔G·w诺和比斯马克绘制了背景，衬托了隐现在远方的牧场。 它们是从蒙大拿的一个野牛牧场买来的，制成了观展品…… 1867年，当汉考克将军滚动的车辆与人马缓缓出现在视野上时，这些兽群还没有被大批屠杀。可是，巡游的打猎者们到处开张营业使印第安人很不高兴。被称之为“Pie”的野牛为印第安人提供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甚至它的尾巴，也可以制成令人满意的驱赶苍蝇、蚊子的掸帚。鲜肉、牛脂、暖和的牛皮袍于、里腿、弓弦、骨针、打仗用的头胸甲、粗皮制作的小皮舟、肩肿骨制作的斧头与锄头、肋骨制作的雪橇、蹄子熬制的胶、血中提取的红色素、大量极好的粪肥、牛角制作的长柄勺子，以及填塞枕头用的毛等等，他们甚至使用野牛长长的黑胡子装饰衣物。所以，他们把这个浑身是宝的巨兽称作“大叔”，与它们相伴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此外，“大叔”的侄儿们还发现它极易被捕杀，它的生命力可能是耐久顽强的，然而，可以预言，它也十分笨拙愚蠢，特别是母牛。神父皮尔·琼·德·斯曼特观看过一名艾斯尼布英人接近兽群的情景。他先隐藏起来，模仿一只幼牛哀叫，所有的母兽立刻幸朝他跑来。他射死一只，其它跑开了。这名艾斯尼布英人重新装上弹药，又开始他的表演。母兽又站住了，它们四处张望着，仿佛被魔法迷住了一样，再次匆匆朝他跑来。他又射死一只。这些足以提供他所需要的肉了，然而，他向德·曼斯特神你保证说，他依旧能够模仿幼兽的哀哭，继续捕杀它们。 詹姆斯·麦克劳林从1881年到1895年一直是站岩堡的代理人。他曾为他饥饿的受赡养者们组织过一次打猎活动——在最大一次野牛捕猎活动中，印第安人射杀了近5000头。詹姆斯说，这是一场“可。泊而不算放肆的大屠杀”。麦克劳林说，尽管大多数白人会捕杀、捕杀、捕杀、捕杀，直至宰尽杀绝，但他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印第安人会捕杀一只他不需要的野牛。 固然这位有阅历的代言人的证言应当被尊重地听取，然而，真理自然并非是一个人所能证实的。早在50年前，逍遥派艺术家和好奇的旅行者乔治·卡特林先于麦克劳林来到这里。就在卡特林抵达皮尔堡之前，在密苏里河对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野牛群。数百名苏人于中午跋涉过河，约在日落时返回，带回1400只野牛舌头——仅仅为了换回几加仑威士忌。卡特林认为这样的取猎是对这种动物的恣意挥霍。“没有带回一张皮，一磅肉（舌头除外）……这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印第安人无深谋远虑的特征，只要眼前的赏物能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便会不顾前后了”。 历史学家乔治·海德从未见过这个边疆地区。他所知道的大部分有关印第安人的情况，都是从“奥门哈公立图书馆”获得的。尽管听力障碍和可怜的视力使他放弃用眼睛辨别道路而是用脑子记忆摸到图书馆，然而，他冗长的《特顿苏人顺史却成为一本参考基准，而且，海德先生这样说： 一些听信现代苏人神话、相信人的灵魂的人们告诉我们说，印第安人是最优等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民族。他们只猎杀足以供养他们家庭生活的猎物，捕猎时，特别注意不去损坏森林。确实，他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确定了如同“美利坚合众国自然资源保护部”所确立的那些所有法律规定。真实情况是，早期，大多数苏人生来就是自然资源的荒废者，他们把一个地区的猎物追杀光之后，又迁移到新的捕猎地区；他们毁灭了大量的三角对杨，剥掉树皮作为马冬日的草料；为保证来年春天早早地长出新草，他们惯于在秋天放火把草原烧掉，而又毫不顾忌地任草原大火在这个民族的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任意蔓延，烧毁了林带，烧死了野生动物，并造成了其它破坏。 这些草原巨兽群曾经是十分壮观的。许多开拓者、设陷阱捕兽者，以及士兵们都亲眼看到草原大火。火掠过悬崖峭壁时，由于草比较稀疏，火势就变成慢慢的移动了，火焰也变得十分微弱，人们可以从这燃烧着的火焰上踩踏过去。动物躲在它们能够呆的地方，直至火舌舔到它们的鼻子上。据卡特林记述，夜晚，当你爬上陡竣的山崖时，可以看见绵延数里的火苗。“那高悬在空中的一串串流动的明亮的火星，好似从天边扯起的婆娑多姿的彩带。”当这些火星抵达低地返回到浓烈的8英尺深的浓密的草丛中时，它们立刻又变成了隆隆呼啸的火红的风暴，它们立刻会使这片土地成为一片焦黑的荒原。 不管这场大火是事故，还是印第安人与白人蓄意放的，究竟有多少野牛这场大火中消失，是无法估计的。通常，历史学家更多地着眼于特定事件的详节，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事件的本身，而不是再现一场难以理解的大灾难。例如，海德，他可以就帕尼·方克地区的奥格拉拉人，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位野牛宰杀者，因为一火车摩门①移民观看了屠宰野牛。这些奥格拉拉食物品尝家虽然为白人旅行家用牛排进餐感到暴怒，而他们自己却津津乐道地满足所好，从被宰割的兽畜上选割他们所需的部位，把成吨成吨的好肉扔掉。 ①摩门，1830年创立于美国一个教派，初期遵从一夫多妻制。 范妮·凯利与乔治·海德不同。她不但亲身在荒远的边疆实践过，而且，在被奥格拉拉人俘获的5个月中，更有切身体会。她说，他们以捕获野牛为消遣，恣意捕杀，杀死大量的远远超过他们所需要的野牛：“每个人仅从他所杀死的野兽身上选择适合于自己胃口的部位，而任其余大部分腐烂或被狼吃掉。这样，就浪费了他们自己的猎物，又常常遭受饥饿的折磨。” 并非只有苏人这样。前骑兵菲尼斯·汤尼给布拉迪写信道：“我见过‘乌鸦”印第安人射杀野牛，他们把野牛射死之后，甚至连皮都不剥……” 休·斯科特将军熟悉西部，他也热爱充满绩丽自然风光的西部。1898年，俄克拉荷马确实是“一块美丽富饶未开化的土地”，沿西尔堡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河湾中，长满了茂密的榆树、栎树、三角叶杨、山核桃和胡桃树。那时，为解决燃料，美国军队开始有计划地砍伐这些树木。因为，即就是从离堡最近的六七十公里处的火车道运煤，花费也是十分昂贵的，那时，斯科特将军是军需官，他拒绝接受山核桃树与胡桃树。他骄傲地指明，许多有益的果树被保存下来了，否则，它们将会变成烟火升天。在改变美国军队的烧炊境况（并非全部，但至少有一些的）的同时，斯科特将军还禁止印第安妇女们为收取胡桃而砍倒树林，“这是一个依赖野牛而迁徙生活养成的浪费习惯；过一天算一天，不再返回他们原来呆过的地方。这些妇女根本就不知道应当保存根基，在她们看来，保存自然资源是后代人的事情，她们仅仅是享用了提供于她们这代人的东西。” 如今，凡去访问过新墨西哥北部地区查科谷的人，都可以看见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任意挥霍所造成的恶果。桧属植物，三角叶杨，矮松，松树，都曾经如同野牛那样，遍山遍野地生长在这块大平原上，然而，观念陈腐的印第安人建造并居住在泥土砖瓦房里，一面却在撕割着这块土地。好啦，差不多一个盛世之后，这些树林再未复还，太阳如同一只汽球，从凄凉而光秃秃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它的下方，残败不堪的查科谷，寂寞地静静地躺着，地面干裂，空荡荡的，如同一只碎裂的罐子。枯干的肉叶刺蒡藜，毫无生气的艾灌草，滨藜巴，一只只蜴晰，静静地在查科谷的残垣败壁中忽隐忽现。 在12世纪，似乎印第安人还能有点对这些树林进行保护的理性认识。然而，到了19世纪，尽管印第安人被那些黄眼珠入侵者惹得大怒，因为他们正宰杀着为他们提供必需品与舒适的受用物的“Pet大叔”，可是，他们自己却未能设想野牛的终局。 更使他们激怒的是他们祖先的尸架被摧毁。西奥多·戴维斯在《哈珀》中写道：“当协的允许为政府各兵站提供所需木柴时，签约人员领着他们的人在合适的树丛中集合，着手砍伐木柴，并把它们拉回堡。不难设想印第安人会起来反抗，并立即动手对他们进行袭击……” 对印第安人先祖尸架的侵扰，自然会激起他们的恼怒。然而，印第安人部落自己也相互表示对其它部落先祖尸架的不恭。帕克曼说，污辱尸架是很平常的事：“我自己就亲眼见过一例，5具按西部该部落惯例架在树上的尸体，被一个主战派“乌鸦”人挑在地上，踢成碎片，接着，他们又把来复枪口对准尸骨的脑壳，把它们一一击碎”。 所以，要是印第安人对他们自己的墓葬进行亵渎并挥霍自然资源的话，他们似乎就不应当责怪白人的行为了。然而，他们并非如此，而是任性地表达了他们的狂怒。一名在太平洋堪萨斯铁路段作业班工作的工人，或某些分到土地定居的行路人，仅仅由于他生来长了令人厌恶的白皮肤，便可能会丧失性命，丧失头发或衣服。 于是，4月12日，在堪萨斯，把14名夏安头目从那被风吹袭的边界线外部地区召集在一起，听取汉考克将军连威胁带辱骂性的讲话，目的显然是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用斯坦利的话说，“有必要保持他们缔约条款的严格的字面意义”。 这个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通常，夏安人不在夜晚讨论这样的事宜。然而，一场风暴使他们的抵达时间推迟了三天，而这位将军急于要作这番训讲，所以，他们围聚在他帐篷附近的，堆篝火旁。他们戴着项链，大奖章，臂章，耳朵的细长缝里，夹挂着沉重的黄铜耳环，头顶上的一绺头发，用银色的圆盘状物束着。汉考克讲说着，他们静静地听着。仅有一次，当汉考克声明要对任何错待印第安人的白人进行惩罚时，他们不相信地嘀咕起来。 第二天，为了加强决心，汉考克开始朝印第安人的住宿地帕尼·方克迫近。三年前，约翰·奇文顿上校曾领导科罗拉多的民兵组织，对居住在丹佛市东南部“沙湾”的“黑水壶”的安宁村庄进行侵扰。虽然，印第安人事务专员曾向夏安人保证，说他们不会受到骚扰，然而，奇文顿事先却未予警告，突然袭击了该村。此刻，当聆听了汉考克将军承诺的夏安人，又看到类似的纵队直追而来后，当然认为依旧呆在附近是愚蠢的，于是妇女和儿童们连棚屋也没有拆除就逃跑了。女人儿童们跑开之后，斗士们也相随而去，等汉考克弄清事态前，他们却全跑了。对这些相继发展的事态的惊讶与愤怒，迫使“波托马克闪电大军”在250间空棚屋的周围架起了大炮，并命令卡斯特把逃亡的人驱赶回来。 夏安人逃跑了，但这并非由于部队领导人无能，仅仅是因为夏安人对这儿的地形太熟悉了。他们可以十分自如地，比这些穿蓝制服的人更快地逃离而去。卡斯特已在边疆呆了这么久，他对此十分清楚。无论是精锐的第七骑兵兵团，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追上这些狂热的人。所以此时卡斯特能做的事，也只是在返回到汉考克将军驻地前，跟踪他们一阵子。情况既然是这样，何不逮住机会，在旷野上痛痛快快地跑上一阵子——在《赛马场，田野与农场》一文中，他给读者描述了他追猎一只野牛时的震动、兴奋之情，而对期待他在那四个月的特殊日子里追赶夏安人的事，只字未提。“我离开纵队，策马朝前飞奔了几公里；仅带了一个卫兵……” 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狗罗夫、鲁，夏普、雷特尔和范妮。它们很快探测出什么气味来。卡斯特骑着良马卡斯蒂斯·李，紧随在后面狂跑，而把勤务兵远远甩在后边。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是否在干傻事，于是把狗引开，正要回身，看见一头如他的马一般大的野公牛——一个难以抵制的挑战！他紧追了三公里，追上了它。就在他一边同它并排狂跑一边准备射击时，这只野兽突然大摇大摆地朝他跑来，他的马吓得退到一边，卡斯特的手指本能地扣紧了板机，子弹从卡斯蒂斯·李的脑子穿过，它倒在地上死了。这位猎手自己也被猛地朝前弹在地上，几乎栽倒在野牛身前的地上。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脑子被震昏了，难以动弹。野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摇着头，小跑步走开了。卡斯特站起来，脖子挂着一副望远镜，狗跟在身后，他转过身朝他认为是正确的方位往回走去。要不是碰到这支纵队的话，他可能会同一伙游荡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或者被饿死。 他不是第一个鉴赏这块广漠无垠而又杳无人烟的大草原的白人。1542年，科伦纳多曾穿过堪萨斯。根据这次远征的记述，不难看出，一个人，或一支军队应当怎样去领受它。确实，这些西班牙人的探险听起来几乎是神秘的。彼得罗·de·卡斯坦达浮夸地问道，这支由500头母牛、5000只羊相伴的1500名印第安部落同盟组成的如此庞大的大军，莫非是一支神军？这么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畜大军穿过这块大平原，怎么又不会留下一点踪迹？这片大地简直如同一只大碗，“所以，当一个人坐下时，他的四周被地平线包围……” 弗兰西斯科·瓦萨奎兹·迪·科伦纳多将军自己记述说，茫茫的旷野上看不到地面上任何标记，看不见一颗树，看不见一丛灌木，也看不到一块高地；没有任何指引他们的目标，没有任何特殊的自然特征，为了避免行军时兜圈子，他们只好采用保持一条直线的办法行进，即由一名弓箭手端直朝前射一箭，他们朝着箭往前走，然后再射一支，再往前走。 19世纪早期，卡特琳在这块平原上探险，当他从那茂密的草地上穿过时，深密的草使得他站在马蹬上才能探出头来看见草尖。 卡斯特在看见一片烟雾般飞扬的尘土之前，也许已行走了一个小时了，飞扬的尘土必定意味着一大群野牛、一大帮骑马疾驰的印第安人或第七骑兵兵团。他至少提供了三次这样遇救脱险描述。《赛马场、田野与牧场》应当算是最不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了。只不过在这场险遇中，他认出了这支骑兵兵团，坐下，等着。在他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看见了军车。但在令人赞美的《我的大平原生活》（本廷上尉称它为《我的大平原上的谎言》）中，他描述道，他藏在一条干河谷里，那些狗依偎在他身旁，直至最后，他通过望远镜，大概看见了那面高高飘扬的骑兵上方的星条旗。好哇！ 他再次幸运。 如每个人所知那样，幸运，仅止是幸运而已。可是，幸运也常常应当是本能，才能与智慧的综合产物。一个行动不敏捷的人，摔在地面上时会碰断腿的，要是这样，他也就把命丢在那儿了；一个没有胆气的人，在一头野牛的双角下，可能表露他的惊恐，而被抵伤；缺少敏锐头脑的人，在不幸之后，可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但卡斯特相信他的幸运，这可能有些不贴切。 与此同时，在帕尼·方克，汉考克辛苦地看守着一个空荡荡的营地。他试图防止它们被洗劫，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渴望获得东西的士兵们悄悄绕过警卫哨兵，爬入棚屋中，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战斧啦，烟袋啦，袍子啦，战棍啦，狗皮啦，鹿皮鞋啦，小刀啦，还有玩偶、箭支以及狗。 卡斯特终于送来一封信，说是夏安人一直不断地袭击公共马车站。接到此消息后，汉考克不顾及可能会把局势弄得更糟的劝告，下令把这个村庄烧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斯坦利，难以抑制他的兴奋，自然，对那些如山火绒般燃烧着、冒着烟雾的小棚屋杆做了极度热情的报道。“微风把燃烧的火星吹送到大草原各处，大草原的草被燃着，闪电加速了这些火焰的向前滚动，黑色的浓烟缓缓地飘向天际，一个巨大的草地被毁灭殆尽。所有的绿色植物，耷拉着脑袋的无生命的东西，全被毁灭了，野牛、羚羊、豺狼惊恐地向远处逃亡……” 斯坦利解释说，汉考克认为，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夏安人掏取肠肚，揭去头皮。并把化石湾兵站雇用的三名男子的尸体焚烧。 卡斯特送来的第一封信，确实使汉考克相信了夏安人应为这些残忍的事件承担责任。但从相继送来的信中，卡斯特说，无论他自己还是德拉瓦尔侦察兵，都没有找到证物。这使得汉考克将军处境尴尬，尽一切为自己清洗罪名。他给谢尔曼将军解释说，纵使不能证实它是事实，眼下被焚烧冒着烟的这个夏安村庄中的人，可能残杀了该兵站仓库的人。 在汉考克的帕尼·方克大破坏的10天之后，着迷于朱红色的基奥瓦首领色旦他（Satanta，Set－ta－ik－e的讹用，意为“白熊”）来到兰德堡。在那儿，举行了另一次和平商议会。他是一位体格粗壮、肌肉强健的人，有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一张脸全部用红色颜料涂染。会议期间，他身着佩戴着臂章的军大衣，里腿上绑着许多黄铜小铃。这位引人注目的妖怪住在一间鲜艳的红色棚屋里。他在骑马外出战斗时（他确实常常出去参加战斗），不仅把脸染成红色，而且把全身染成红色。由于他坚持一惯沉迷于红色，所以，他也扛着一个红色盾。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矮种马涂成红色，一直染到蹄脚。他是基奥瓦印第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也许，每一位看到他的白种女人，不是对他产生极度的惊恐厌恶，就是着迷地恋慕，倾倒。斯坦利评论说，色旦他拥有一个威赫的名声——鲁莽且勇敢无畏。他既不畏惧格兰德河，也不把共和党党人放在眼里。 大约在这次拉德（larned）会议前三年，一位名叫凯奇尔马的传教士访问了赫赫有名的色旦他。凯奇尔马发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精神饱满，有理智的人，然而显得有些爱出风头。午餐期间，他命令在他的棚屋里铺了一张地毯，饭食摆放在几块染成红色的木板上。这些红色木板用一些小圆钉装饰着。“他有一只法国黄铜碗”。凯奇尔马记述道，“饭盛好后，他用力往凉吹着”，像是一位热情友好的主人。如同许多高加索人首领那样，既具有迷人的善于交往的风度，又和蔼可亲。然而，这两种外表不能消除他本质的狂烈残暴。1866年，在一次袭击中，色旦他捉拿了怀抱婴儿的鲍克斯夫人，婴儿哇哇的哭声激怒了他，他就残忍地把孩子的脑壳推在树上挤碎。同其他许多对抗的印第安人那样，他终于被监禁起来。由于不能忍受这样的对待，他一头朝下，从得克萨斯亨茨维尔监狱医院二楼的窗子跳了出去。 汉考克将军对这位狂暴的印第安人的训讲与以前对那些夏安人的训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管他是哪一次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一个月之后，色旦他又袭击了道奇堡，大多数牲畜被惊吓得四处逃散，“然而，他倒很有礼貌”。戴维先生报道说：“尽管在他卷裹着抢获的东西骑马离开时、失礼地把他的大衣后摆对着警卫部队，但还是朝他们举起了那用羽毛装饰的宽檐帽”。 由于患淋巴结核，谢尔曼将军的像片不时呈现一副座山神模样。那年夏天他前去访问并对局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给格兰特总统写信说，这些贫穷与自傲的印第安人认为，牧场的牧群难以使他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行窃，他们偶尔动手杀人。“我们又不能正确地区别对待他们，他们外貌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都被误认作群氓，迫使我们卷入了同他们所有人的对抗之中”。 可是，十月份，又举行了一次商讨会，讨论了紧靠俄克拉荷马疆界、堪萨斯南部的“巫人棚屋”一带的问题，并实施了一项新政策。此时，政府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政府做出了决定，要使他们改变他们延袭了多少世纪的古老生活方式——要让这些未开化的人居住简陋的农舍式小屋，要让他们穿鞋，换句话说，要他们竭力效仿白人农民的生活。 斯坦利也来到“巫人棚屋”，他可能穿着他同汉考克远征时穿的那身衣服，戴一顶蓝色无檐毡制军帽，宽大的大衣和“一双配着一个巨大的墨西哥靴刺的生牛皮靴子。色旦他也到场了，他认出了斯坦利——这并不难！他用一个异乎寻常的热烈拥抱迎接了斯坦利，这表明，同这位将军相比来说，色旦他更喜欢这位新闻记者。 听起来，斯坦利倒好像成了一个变节者了。在同汉考克一同视察时，他提供了一个大国沙文主义的政府防卫政策：“难道我们的同胞惨遭屠杀、头皮被揭掉，而不要反击？难道那些娇弱的女子们被这些残忍的野蛮人带到他们的棚屋，被倒卖、被邪恶的奴役，而我们却坐视听任？西部的人民在踌躇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答复呢！”可后来，这些残忍的野蛮人在他笔下变成了“在这个国土上受虐待的儿童了”。 他显露了能逢迎各种场合的十分不寻常才能，如托马斯·伊泽思所说：“是一个八面玲珑无所不为的人。”这一才干使他能够声东击西，即当他在为圣·露易斯《密苏里民主义者》描述奥马哈市的一出戏剧性表演的同时，却又在塞奇维克堡为纽约的《论坛》撰述。 他出现在塞奇维克堡必定是遭到怀疑而争论的事情。据知，他确实去了奥马哈市剧院。他给安东妮·沃德小姐脚下投掷了一束花，但被沃德小姐踢到一边。在此之后，他同一个当地编辑进行了一场拳头战。显而易见，他不是获胜者。治安委员塞缪尔·泰潘说，他好像使严寒的冬天更加难熬，这就是沃德小姐残忍地断然拒绝他的原因——尽管，据说她改变了他的习性，并足以长久地把他的钱包掏干。艺术家J·D·家兰德称他为“一位可以想象的最可怜的被遗弃的悲惨家伙”。 “巫人棚屋”商谈会似乎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事件。身着庄严军服的军官们，渲染了印第安人与某些白人市民的恶作剧的个人特征。例如，约翰·“黑人法律执行官”桑鲍恩委员，他穿一套紫色衣服，显得华丽而光彩夺目；或者是夏安人翻译玛格丽特·亚当斯，她是一位阿拉伯霍和法国混血女子，曾三次结婚。她的帽子上装饰著一根驼鸟羽毛，斗篷下露出刺激性的鲜红缎子衣服，她极其陶醉地参加了每一次会议。 高级军官威廉“白人法律执行官”亨利将军，体格高大魁梧，但却又死板客套，由于过分讲究礼节而把身板挺直，并使自己的模样十分滑稽好笑：威严的男子汉气魄的头上，却扣着一顶男女通用的小便帽，一顶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们戴的那种无檐帽，你可能会把他看作是位华而不实的将军。据说，他曾是位杰出的运动员，一位长着飞毛腿的赛跑能手。 还有这位爱挑剔的特理将军，有人说他“沉着稳静”，又有人说他坚韧不拔、勇猛无畏。 再就是有一双如同猎狗般敏锐眼睛的C·C·奥格将军，他长着一把连鬓络鳃胡子，叨着细细的烟卷，他的组织与计划才能是众所周知的。 泰潘委员在削一根棍于，新闻记者们记述道，在这个辩论性的重大商谈会的开始到结束整个期间，他一直削着这根棍子。他是当地草原的一位切削者，固然就不离本行了。再说，作为一个治安委员，他既不会做出什么不同凡响的事，也不会同这些狂暴的印第安人磋商出什么惊人的结果。一个又一个人接连不断地讲说着，泰潘费力地削着他的木棍，但他也没有削出个什么样儿来。这些印第安人必定被弄糊涂了——这些白人实在难以理解！ 印第安人首领们以他们最体面的样干出场，他们脸上涂抹着赭色，使得一张张面孔显得充满了快活，面颊上还画着各种象征性的标记。他们把自己的战帽摘下，其中几个人披着墨西哥式彩色羊毛毯披肩。其余人为了使自己变得整洁一些，抖掉了毯子上的蚁冢——这自然激怒了蚂蚁，它们正赶来密集在毯面上，大嚼着安卧在毯子里边的虱子。然后，自然是这些蚂蚁被毫不费力地抖掉，他们披上干净的毯子。 “黑水壶”出席了商谈会，他穿了一件炫耀的长长的蓝色袍子，头戴一顶重骑兵帽。 色旦他带着他的军号（一把法国号，或喇叭），脖子上悬吊着一条生牛皮带子。 “Se－tan－gya”或“色旦卡”，就是这么个名字吧，他是个身材瘦高的基奥瓦人首领，佩戴着一个刻有布莰南总统头像的勋章。在这次协商会议召开时，他已年近67岁。如今，国家档案馆影集里，他那炫耀的模样是一只眼睛像鬼拂，而另一只则眯成细缝，蒙古人般山羊胡子下边的那张嘴唇，像是在品尝带苦味的种子紧紧地缩了回去。 和蔼可亲的科曼契人首领“十熊”，比色旦卡大几岁。他那张老年人脸上的道道皱纹，如同他居住的平原上的道道围桩。他佩戴着一副镀金眼镜，使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十分相像。 在营地里，至少有近5000名科曼契人、基奥瓦人、阿拉伯霍人和夏安人，每一个人的身子都涂抹成奇形怪状的样子，每个人都会使城里的白人惊愕。他们佩戴着勋章，悬挂银色十字架，头上戴着插羽毛的战帽，脚穿鲜艳的镶珠子鹿皮鞋。许多人穿着从被他们杀死的骑兵尸体上剥下来的衣服。那悬在他们矮种马马勒上的小铃，发出音乐般的叮当声。 记者们草记道，当密苏里的参议员约翰·B·亨森同各个印第安部落首领拥抱之后，他的鼻子变成了黄色，一边面颊印上了一条条红印，另一边却印上几条绿色刺纹印。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片，但一张黑白照片上则呈现了一名中年男子，蓄着灰白的胡须，前额十分宽大，而头发十分枯稀，一双紫色的眼睛出奇大的，一副茫然的模样，仿佛他不相信自己眼睛所见到的一切。 堪萨斯的十月是金秋季节，沿“巫人棚屋湾”的榆树在寒冷的秋风中沙沙作响，火红的阳光变成了金黄色，然而那里还没有结霜，柿子树上垂挂着累累的金黄色柿子。会议选择了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优美的场所啊！。 没有太多地注意对友谊的修辞——无论是故意作出的姿态，还是出自内心的笃诚之情，加之翻译的大量篡改与歪曲，但以某种详情来看，似乎还是表明了一些对和平的极度渴望。阿伯特·巴尼兹上尉（他曾负责骑兵中队）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这天黄昏，一个我从未注意过的阿拉伯霍人，把一双鹿皮鞋送给我……” 色旦卡给政府官员们讲了话，时间很长。斯坦利被这位笨重且极其危险的基奥瓦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但由于听不懂语言，仅靠色旦卡讲话时的语音意义速记了一点 在这儿，斯坦利还遇见了这位首领的代理人（更严格地说，是基奥瓦人的代理人），杰西·利文沃思少校。他是修建这座著名城堡人的儿子。利文沃思少校此时腿跛了，胡子随着年龄的增加变成银白色，但还是一付精明的模样，且一心致力于红种人主义的事业。他的大衣口袋里常常装着鼓鼓的官方文件资料，而资料的一头总是有近一，英寸左右露在口袋外边，每张文件上都署有他法定名字——‘印第安人代理人利文沃斯’”。这位稀奇占怪的人物——不合格的空想主义的官僚，毕业于西点军校，但不属于军队官员。南北战争时期，他被解职。后来，基奥瓦人指责他受贿，也许，他没有过失，最后，以躲闪的方式离开了那个不稳定的台阶。官方文件如同一件纪念礼物——一出失败戏剧的节目单，贴附在大衣的口袋外边。 “巫人棚屋”堆放了三堆礼物，是华盛顿的“大爸爸”总统送给他的遭受苦难的红种人儿童们的：一堆分发给基奥瓦人和科曼契人，一堆分给阿拉伯霍人与阿帕奇人，另一堆分给夏安人。一筐筐玻璃弹球、小刀和难以计数的小玩艺，还有由圣巴神父买的3423支过多的小喇叭。也有南北战争时期的军装——燕尾服，裤于，靴子，战帽——印第安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把它们做了改制。例如，要是把一顶美利坚合众国的战帽帽顶剪掉的话，将会更合意，帽檐上可以插羽毛，并涂染上各种色条；把裤子屁股部分剪掉，穿起来会更舒服些；靴子的盛脚部分没有用，干脆割下来扔掉，但靴腰经改制后，倒可以塞进鹿皮鞋里。食品则远远超出这些印第安人所料想的，真是一场大丰收。协商会议结束之后，每个人的矮种马都装驮得满满的，但还是无法把所有食品驮回去，白种人也没有多余的袋子把它们带回东边，所以就丢下任其烂掉。 一罐罐黑色火药小筒、雷管、铅、纸制弹药夹、枪等则成为使这些受礼人最为高兴的礼品。同上述礼品相比，它们更有价值，所以，被最后分发。而那些鲁莽性急的年轻勇士们，简直按捺不住了。第一支手枪爆炸，然而，这位开枪勇士似乎更关注被炸毁的手枪，而不是他自己流血的手。不止一支手枪爆炸了，因此，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嘀嘀咕咕地抱怨起来，他们认为这些白人在欺骗他们。斯坦利记述道，议会将对美利坚合众国这些武器的制造者进行调查，然而，一些左轮手枪还是被发放。印第安人认识它们，并已多次使用它们，知道它们是灵巧有效力的杀伤武器。 武器的发放，把一些军官弄糊涂了，特别是治安委员们，他们感到纳闷，认为这样的礼物是不大合适的，可委员会中的军人成员们争辩说，这些武器是打猎的必需品。特理特军特别赞同这些武器的分发。 老色旦卡在带着自己的礼物回家之前，拜访了高职位的人们。他轻轻地抚摸着他胸前的布莰南勋章对科曼契人与基奥人说：“瞧我佩戴的这枚奖章吧，正是由于佩戴了它，我开始变穷了，在此之前，我拥有大量的马、大量的棚屋，我很富有。如今我成了这儿最贫穷的人了，他们给我脖子上戴上这枚勋章之日，即成为我变得最贫穷之时。”他继续说，他的人民感谢崇高的结束这种悲惨命运的圣灵。他说，应当为我们自己做些有益的事，给我们自己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现在我们得分手了，但请记住我色旦卡吧……”他们确实再未见过他。1871年6月8日，由于他部落的一部分人参与了基奥瓦与科曼契人一起的袭击事件，并残杀了几名卡车司机，他被骑兵铐上手铐，并看守起来。在送往监狱的途中，他做了十分坚定的决定。一名革部人骑马同政府的车辆队并行着，色旦卡要他转告一个口信：“把我的死亡情况告诉我的人民吧，说我死在西尔堡外的重要日子里，我的尸骨要躺在这条路旁，我希望我的人民把它们收捡起来，带回家。”在离开堡一两公里处的公路上，他喊叫道：“我决不越过前边那棵树！”他挣脱了手铐（据说，他在把手从手铐中拉出时，皮肉也撕下来了），拔出藏在毯子里的宰牛刀，刺伤一位卫兵，就在要夺下这个卫兵的卡宾抢时，他被另一名卫兵开枪击倒了。他挣扎了约一个小时，死了。这时，他至少已经70岁了，所以，不难设想数十年前，他是怎样一位强悍刚勇的人。 1928年，威廉·康向利给堪萨斯州历史协会写信说，政府募集了面粉、咖啡、白糖（科曼契人喜欢吃糖，一杯咖啡倒半杯糖）、“于果等，这些东西足够作为一支出征部队的军需品”，还为这些印第安人募集了一群牲畜。“‘但我们喂养了怎样的印第安人？这帮人一直屠杀移居者，揭妇女和儿童的头皮，残杀火车道上的工作人员，放火烧房屋、哨所，袭击各个站堡，整整一个夏天，把边疆地区弄得荒败不堪……”委员会明明知道所有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对边疆移民犯下了残杀暴行，但依旧把他们“当作‘善良的印第安人’，殷勤地款待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提及他们的背叛行为，幸运的是这些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高兴挂在脸上，而是在内心暗自捧腹大笑”。至于提供给他们的所有装备武器弹药，“早已被用于残杀沿边疆一带的移民、牧场工人，以及火车道工作人员。十分慷慨慈善的‘大爸爸’为他们的另一次战役提供了装备……” 汉考克将军未出席那次协商会，那时，他被迫退避到利文沃斯堡总部，把前哨警卫部队交由卡斯特负责。他笨重的远征究竟是一个成功还是一场失败，应据各人的看法而定了。治安委员圣已给内政部长奥维尔·布朗丁写信道：“汉考克将军的行动计划对公存财物带来了十分惨重的损失，同时，对我来说，也似乎是十分残忍的……”布莱克·惠斯克尔斯继续说，一个巨大的民族发动战争反对少数游牧部落，简直是一场令人作呕的奇景，“空前未有的不公正，最令人震惊的国罪，迟早我们会遭受惩罚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遭受上天的报应的”。印第安人事务负责人托马斯·墨菲在华盛顿对新委员纳撒尼尔·泰勒告诫道：“抱歉地说吧，汉考尼将军的远征，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适得其反，造就了更多的魔鬼。” 分得土地定居的移民们受够了印第安人的狂暴行为，他们对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同情之心。《Topeka每周社论》也没有含糊其词：“一帮贪吃内脏的臭鼬，他们可怜而粗卑，多虱而肮脏，是裹着毯子的行窃之人；他们撒谎且又偷偷摸摸；他们行凶杀人；他们粗野而又冷酷无情，好似上帝答应让他们这样影响这个地球。他们最终将直接被所有的人们铲除，除非他们的代理人和商人们为他们祈祷……” 谢尔曼不希望把他们斩尽杀绝，但也认为，如不采取一两种方式把这些印第安人除掉，是不会有什么和平的。他告知陆军大臣斯坦顿，在阿肯色与普拉特河之间，哪怕仅有50名印第安人，也得对兵站仓库、对每一节货车、每一个留下踪迹的人提供警卫。他建议对这一地区进行清理，所不同的办法是或者让印第安人的委员们把他们哄弄走，或者把他们杀掉！ 卡斯特却实实在在地带领他的骑兵在堪萨西部四处小跑着。然而事实证明，这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神出鬼没，很难找到，同他们的交往不像在南北战争中同南方邦联支持者们那样，能勇敢地同你面对刺刀见红，他们以他们惯用的方式进行骚扰：如同阿米巴原虫一样，他们每一帮人都会分裂、分裂、再分裂、再分裂、再再分裂，几乎留不下什么识别特征。结果是，卡斯特穿蓝制服的骑兵，不可能抓到任何一个能给以惩罚的人。他们甚至没有在那些偏远的山岭间，看见有如一群鸢般的夏安人的白色棚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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