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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离开英国,我如释重负,浑身一阵轻松。两天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提心吊胆,不断地扭头往回看。由于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恐惧忧虑是否正常,我丝毫未能放下心来。我一登上飞机,顿感心头的一块巨石落地,不知怎么的,我怀疑乔会跟踪我去纽约。
  我很高兴凯茜和卡什不在这架飞机上,他们的旅行路线与我大致相同。他们首先要在他们的纽约总部逗留两三天,然后赶到菲尼克斯去参加会议,最后和他们的客户一起去参观塔希提饭店,我尤其不想见到卡什,很难想象他会是制造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欺诈案的罪魁祸首。更令我烦恼不已的问题是,他是否与戴比之死有牵连,我对谁是杀害她的凶手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甚至连她被害的原因也无法肯定。
  在这次旅行中,和卡什交谈会显得不那么容易,但是我又不得不和他谈。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因此,我必须谨慎行事,讲究方法。我还要尽可能地了解一些有关迪克·韦杰尔的情况,并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纽约办事处寻找一些关于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蛛丝马迹。根据计划安排,我将在那儿度过此行的第一天,卡什已为我约定了很多人在那儿见面,所以我希望会有所收获,但我仍然没有十分的把握如何才能如愿以偿。
  尽管如此,这个使命令我激动不已,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挑战,事关2千万美元和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名誉,汉密尔顿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返程途中将在纽约与我见面共进晚餐,我得保证有情况向他汇报才行。
  与以往一样,抵达纽约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经历,虽然我离开机场时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半,但是根据我的生物钟已过午夜,这可不是应付纽约欢迎之重负的时候。
  我走出候机大楼,一个驾着他老板的大轿车前来载客的司机开价100美元,被我一口回绝了,我叫了一辆黄色出租车。我从钉在汽车仪表板上的驾驶执照上知道,司机名叫迪兰·格雷戈利。他似乎不会说英语,甚至连“威斯特伯里饭店”几个字都不认识。但是,他发动了汽车,全速向市里驶去。
  所幸的是,长岛拥挤的交通使他无法莽撞地向前直冲。我们驶过了特里波诺大桥,纽约摩天大楼的空中轮廓线在左边欢迎着我们,我尽力辨认着那些大楼,最显眼的是帝国大厦,但是,没有金刚在上面攀援的身姿,似乎显得不够完美。前方是克莱斯勒大厦,虽然没有帝国大厦那么高大,其造型却显得更加优美。大厦的顶尖高耸入云,宛若清真寺的尖塔,每天早晨把忠实的赚钱人召唤到他们的交易台前。我看到了市政大厦,楼顶右上角被齐整整地削去一块;远处,联合国大厦门前的矩形绿色混凝土路面向前一直伸入东河,其他较小的建筑物簇集在曼哈顿岛中央这些高楼大厦周围,左边延伸着一片低矮的褐色建筑物,那是索霍区、东村和博维里社区,再过去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的一对巨型尖塔,使市中心环绕着它们的华尔街办公大楼相形见绌,尽管我已十分疲劳,但我的脉搏加快了跳动,大楼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无法计数的人们在紧张工作或休闲娱乐,即便是疲惫不堪的旅游者也无不被这一切深深吸引住。
  我们终于找到了威斯特伯里饭店,我把旅行包一扔,连打也懒得打开,便扑通躺到床上,立即就睡着了。
  我约好在10点钟去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因而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品尝威斯特伯里饭店那精美可口的早餐。离开办公室外出的最大乐趣之一是有机会从容不迫地美美地享用早餐,而不必在早上7点半钟坐在交易台前,拿着一个不新鲜的小面包硬往嘴里塞。威斯特伯里饭店是曼哈顿的“英式”饭店,我之所以订了那儿的房间是因为汉密尔顿来纽约时通常下榻于此。它的风格典雅别致而不富丽浮华,门厅里的挂毯,摄政时期风格的家具摆设,还有19世纪的风景画,这一切几乎会使你相信自己是身处一家英国的乡村旅店,而不是住在曼哈顿中心一幢石砌8层大楼中。
  吃饱喝足之后,我便叫了一辆出租车,这一回,司机是个海地人。一路上,收音机里传出的一家当地法语电台的节目一直在我耳边震响。
  我看时间还早,于是,便叫出租车司机让我在华尔街下车,这样我可以步行走过最后几个街区去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办公室,沿华尔街步行,犹如走入了一个两旁巨壁高耸的大峡谷。虽然那是个大晴天,但摩天大楼把街道全遮在阴影之中,在早晨的这个时辰仍使人感到凉飕飕的。走到大街半当中时,我向左转弯,继而又向右一拐,上了较窄的街道,那儿的楼房间距更密,阴影也愈显浓重。最后,我来到一幢50层的黑色高楼前,那大楼看上去比它周围的楼房更加阴森恐怖。大楼入口上方有一行描金小字: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
  事先他们便告知我上45楼找高收益债券销售部主任劳埃德·哈宾。我在接待处等了几分钟,他才前来招呼我。他中等身材,但显得非常健壮结实,宽宽的肩膀,脖子上肌肉凸出。他大步穿过房间,伸出手来,声若洪钟:“你好,保罗。我叫劳埃德·哈宾。”
  我已准备好进行那铁钳般的握手,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学会了这一招,要是你把自己的手使劲伸到对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关节处,那么他就不可能紧握你的手。我完善了这个技巧,使动作看上去不是很明显,但是对付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式的握手仍然非常有效,这一手顷刻之间就使劳埃德·哈宾乱了分寸。
  然而,劳埃德不可能被一个英国毛头小伙子弄得惊慌失措,他立即就恢复了常态。“你以前见过华尔街交易场地吗?”他问道。
  我摇摇头。
  “那好,来看看我们的交易场地。”
  我跟随他穿过一些灰色的双扇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交易场地在华尔街算不上最大,当然也不是最先进的,但却是最活跃的,数百张交易台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大电子屏幕上显示着最新消息,股票价格以及世界各地的时间,围着交易台忙碌不停的是一群身穿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统一白衬衫的男人,其间也夹杂着一些女人,她们大多穿着紧身裙装,浓妆艳抹,发式新潮。交易场地依然是男人的一统天下,女人们几乎全是充当助手和秘书。
  整个交易场地生气盎然,人声鼎沸;人们在急切地传递信息,讨价还价,辱骂叫喊和买进抛出。站在交易场地的边上,我发觉自己正身处资本主义美国怦怦跳动的心脏部位,所有的金钱都是从这儿流向这个国家的各个机构部门。
  “走,到我的交易台上去,我让你看看我们是如何操作的,”劳埃德说。
  我跟着他穿过交易室,从混杂散乱的椅子、纸张和垃圾筒中间择路而行。劳埃德的交易台在一群围得严严实实,身穿白衬衫的男人中间。我是屋里唯一一个穿外套的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于是我赶紧脱了下来。然而,我那条纹衬衫也是屋里独一无二的,仍然十分显眼,但我对此已无能为力。
  劳埃德向我指出了正在进行高风险债券交易的两组人,一组是推销员,一组是交易员。推销员的职责是和客户交谈,并说服他们买进或卖出债券。交易员的职责是决定以什么价格买进或卖出这些债券,交易员负责管理公司拥有的债券头寸,交易员们从客户或者从其他经纪人公司的交易员手中买进和卖出债券,那些经纪人公司和他们的交易员被统称为“自由交易者”。一般来说,与客户进行交易更加有利可图,只有与客户交谈,交易员才能获得有关市场行情的信息,而这对于有利可图的证券运作非常重要。因此,推销员和交易员是相互需要,相互依靠,谁也离不了谁。但是,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也有其不和谐的时候。
  这时,一场争执骤然而起。
  “喂,克里斯,你的开价可以高于88,我的客户必须得抛出。他的老板叫他今天一定要抛出,我们把他拉进了这种债券中,我们必须把他解脱出来才是。”说话者是一个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他衣着整洁得体,一脸友善的表情,他的话语显得通情达理,但是十分坚决,他是个推销员。
  他是在对一个手舞足蹈的矮男人说话,那人几乎是激动得唾沫星子乱飞。“嗨,就是这个鸟人,上星期让我把手中的克罗杰债券全部卖空了,然后,他又抛出,弄得市场上其他债券的价格都抬高了。”他大声说道。“到现在我还没能把它们买回来呢,让他去吃苦头吧,也该轮到我们赚他一笔了。”
  那推销员向劳埃德转过身来。“请治治这个神经病,好吗?”他轻声说道。
  劳埃德走到那个怒发冲冠,拉开架式准备动武的交易员身旁,“今天上午那些债券你开价多少?”诺埃德问他。
  “90到92,但是市场价格跌了。”
  “很好,我们对买主开价89。”
  闻此,交易员爆发出抗议的吼叫声,推销员则失望地直摇头。劳埃德的嗓音稍稍提高了一点。“我说了我们开价89,照办吧。”
  他们便遵命而行。
  劳埃德回到他的交易台旁,我们交谈了几分钟,劳埃德向我解释了他小组的工作情况。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交易员们,一共有5名交易员,一个个全都坐立不安,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虽然他们都显得彬彬有礼,但他们无暇长时间地注意我,应酬着和我谈了30来秒钟,他们的眼睛便不由自主地移回到他们的屏幕或者价格表上。接下去是几分钟令人厌烦的闲聊,所有交易员都说他们十分愿意与客户们做生意,特别是大本营设在伦敦的客户,劳埃德拉着我走到另一张交易台前。
  “来,和汤米谈几分钟,这是汤米·马斯特逊,这是德琼公司的保罗·默里。”
  汤米·马斯特逊就是我刚才看见与人争辩的那个推销员。尽管发生了刚才那一幕,但比起周围的那些推销员来,他的行为举止要轻松自如得多。
  “请坐,”他说。“这么说你从伦敦来?”
  我点点头。
  “我敢说,你们那儿没有多少人买高风险债券。”
  “不是很多,”我赞同道。“实际上,我们刚刚起步,你们的交易员似乎非常急切地想帮助我们进入市场。”
  汤米笑了起来。“没错,是这样,他们已经急不可耐了,他们会狠狠地骗你们一把,骗得你们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们怎么骗?”我问道。
  “噢,你是卖主时他出低价,你是买主时他出高价。他们会编造出各种美妙动听的鬼话,极力把他们手中最糟糕的债券转嫁给你。他们很难把那种货色推销给美国的大客户,但是,小小的外国客户呢?他们则极易受骗上当。”
  “噢,谢谢你的告诫。”我本已知道在进行高风险债券交易时必须谨慎行事,但绝没想到必须如此小心。
  “如果你们有一个优秀的推销员的话,应该没事的,”汤米说。“谁是你们的推销员?”
  “卡什·卡拉汉,”我说。
  “噢,天哪,那是个滑头,不过,我想用不着我多说。”
  “我亲眼看见他做过交易,”我说。“但是,你跟我讲讲他在纽约是什么模样。我们听说他是贵公司最优秀的推销员。”
  “不错,但那并不等于他是最正直诚实的推销员,他就像牌桌上的作弊老手,他会让向庄家下赌的人做成几笔交易,赚一点儿小钱,建立起对他的信任。然后,他便会说服他们和他做大买卖,从中获取丰厚的佣金,结果买主们把家当损失得一干二净,他甚至能够骗得住最精明的买主,通常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已被人骗了,而且还会再来找他做生意。”
  我想到了汉密尔顿,卡什甚至连他也蒙骗住了。
  “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合法之处吗?”我问道。
  “就我所知,没什么不合法,不道德?是的,不合法?还不至于。”
  “要是卡什干出什么不合法的事,你会感到吃惊吗?”
  “是的,我会吃惊的,卡什非常精明,不会干出那种事来的。”汤米在椅子里坐直身子,微笑着说:“你有什么具体事例吗?”
  “没有,”我说道。不过,我看得出来汤米并不相信,我换了个话题,“卡什现在与一个美国买主仍然有许多业务往来,那是亚利桑那的一家储贷银行。”
  “那可能是菲尼克斯荣昌储贷银行,”汤米说。我十分感谢他的坦率。
  “哦,是吗?他也欺骗他们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他们一直与他有大宗业务来往,实际上,令人惊讶的是,这么一个小银行怎么会有那么多业务,他们相当活跃,很有进取心,过去是由一个名叫迪克·韦杰尔的家伙负责联系的。他把该银行发展成了他最大的客户,后来,迪克到公司融资部去了,卡什便一手接管过来。”
  “我听说过迪克·韦杰尔这个家伙,”我说。“他这人怎么样?”
  “他是个十足的蠢货,”汤米强调说。“他自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听他的口气,你会觉得这公司的一半收入都由他亲自掌管,但他和卡什是好朋友已经很久了。劳埃德以为他放个屁都是香的。”
  “是吗?我想劳埃德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他胡说八道吧,”我说。
  “当然不会。不过,他脑子不太灵光,所以,有时候他并不认为他是在胡说。但是,他心狠手辣,是个十足的混蛋。他在这个公司里的地位越来越稳固,那是因为凡是碍他事的人都被他清除掉了。他的管理方法并不是靠才能,而是靠恐吓。他时不时地会开除人,杀鸡儆猴。”
  “但不开除你。”
  “对,不开除我。”汤米微微一笑,“他很想开除我。他不喜欢我的态度,大加利福尼亚化了,因为我不够卖力气,但是他经受不起开除我所会造成的损失,挺怪的,不知什么原因,我是交易台上最优秀的推销员,做到这一步,我甚至用不着撒谎或行骗。”
  我看着汤米,感到他的话是可信的,我毫不怀疑他那友好坦诚的态度使得人们愿意和他做生意。不像卡什,我怀疑他是否会背叛他们的信任。
  “我们不能坐在这儿聊上一天,”汤米说。“你1点钟要和劳埃德共进午餐,是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我说。
  “那好,噢,已经12点半了,告诉你吧。今天是10年期债券拍卖,1点钟美国财政部要拍卖90亿美元10年期政府新债券。你想看看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这部机器是怎么工作的吗?”
  我当然想,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以其交易政府债券的实力而著称,他把我领到房间的另一侧,将我介绍给一个约莫50多岁,头发花白的男子。
  “弗雷德,有空吗?”
  “你汤米叫我,什么时候都有空,”他咧嘴笑着说。
  “我想让你见见保罗·默里,我们的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客户。保罗,这位是弗雷德·福莱克。他是我们的政府债券推销员,负责纽约的帐户,他从事证券交易已经很多年了。我想你卖的第一批长期债券很久以前就到期了吧,对吗,弗雷德?”
  “差不多,”弗雷德答道。他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的手。“请坐,”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小凳子,蜷坐在他和他周围发疯似的接拨电话的其他人之间。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垃圾筒,挡在路上碍手绊脚的。“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吗?”
  “不知道,”我说。“跟我讲讲。”
  “好的。1点钟,我们银行和华尔街上所有其他投资银行一起将以一个特定的收益率对某一特定数量的10年期国库券开盘。总共要售出价值90亿美元的国库券,谁的收益率出价最低,谁就有权第一个购买国库券,接着是出价第二低的,以此类推。”
  “我们将代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客户出价。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发现对债券的需求越多,我们就将更多地代表我们自己出价。我的任务是与纽约各主要客户联系,把他们的出价报给我们的政府债券首席交易员约翰·桑德斯,他就坐在那儿。”他指了指坐在30英尺开外一张交易台后,眉头紧皱,聚精会神的一个瘦削男子。人们纷纷急匆匆地走向他的交易台,传递信息,然后又迅即离去。
  正在这时,弗雷德交易台上的扬声器响了起来。“弗雷德,听到什么了?”
  “那是约翰,”弗雷德对我说。然后,他对着扬声器说:“看起来很不错,仅纽约一地,我们就收到了购买6亿美元的国库券开价,人们似乎觉得这行情不错。”
  “是的,我从芝加哥和波士顿也听到了同样的消息。”约翰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打算做这笔生意吗?”弗雷德问道。
  “我肯定会考虑的。”
  我仔细观察,认真倾听着。弗雷德又接了好几个客户的电话,大多数都决定参加拍卖,金额如此巨大,弗雷德的声音却那么镇定自若,我对此感到惊叹不已。他的声音轻缓,从容不迫,给人以信心和信赖。
  12点55分,离拍卖仅剩5分钟了。这时,约翰走过来,在弗雷德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弗雷德微笑着,他看着我说道:“你看见的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往外传,明白吗?”
  我点点头。“发生什么事啦?”我问道。
  “我们要搞一次关出式开价,”他说。“我们将以非常低的收益率开价,买进拍卖的大部分债券,这样,其他交易商就买不到债券。他们大多数人已经卖空了10年期债券,希望在拍卖中把它们买回来。但是,他们将无法如愿以偿,因为我们将拥有全部的债券。当他们争先恐后地想轧平他们的短缺头寸时,当其他买主意识到他们的订单将无法兑现时,人人都会想方设法购买这种债券。行情将上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就可以赚大钱,好了,我得去打几个电话,我们想让朋友们也分享一点财气。”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的。
  “喂,史蒂夫,我是弗雷德,”他说。“你们出了一份1亿美元的订单购买10年期的拍卖债券,我认为你们应该考虑追加数额。”
  “为什么?”电话那一端的声音问道。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弗雷德说。
  一阵沉默。然后,对方说:“好吧,我豁出去了,给我来5亿美元。”
  “谢谢,”弗雷德说,挂断了电话。显然,他们以前曾经多次这样干过。
  他又给另一家大公司打了个电话,内容大同小异,对方同意将其订购金额增加到3亿美元。
  我看见卡什在约翰·桑德斯的交易台旁边转来转去,觉得十分有趣,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因为他突然冲到不远处一张空台子上去打电话,我猜得出他是给谁打电话。
  离拍卖还有2分钟时,弗雷德接到一个名为邦克希尔共同基金投资公司打来的电话。
  “喂,弗雷德,过得怎么样?”
  “我很好,彼得。但是,我想这次拍卖会也许好不了,我的买主没有一个感兴趣的。”
  “你认为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会采取什么行动?”名叫彼得的那个人问道。
  “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不会全力竞价的。”
  彼得咕哝了一声,表示感谢,随后挂了电话。
  “你为什么那样对他说?”我问。
  弗雷德抿嘴轻笑。“噢,每次拍卖之前,他总要打电话给所有的投资银行,他是个肚里存不住话的漏嘴。如果我把我们的真实打算告诉他的活,马上就会传遍整个华尔街。”
  时钟在一秒一秒地走向1点钟,整个交易室陷入一片沉寂,要过10来分钟,拍卖结果才开始揭晓。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突然,扬声器响了起来。“好,看来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拥有了这批债券的全部90亿美元。去给客户打电话,向他们通报情况吧,把那些卖空的人吓个半死。”
  我环顾四周,人人脸上洋溢着微笑,推销员们则在热切地给客户打电话,告诉他们拍卖的结果。转眼之间,弗雷德的交易台屏幕上的绿色数字开始闪烁,表明行情开始上涨了。
  那一天,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和它的最惠客户都发了一笔大财。
  午餐时我迟到了几分钟,就餐地点是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一个餐厅里,该餐厅位于第46层,装饰得富丽堂皇。在这个高度望出去,大楼与港口之间的楼房一览无遗。我以前还从未有幸目睹纽约港如此壮观的景色。阳光照射在浅灰色的海面上,渡轮在斯塔腾岛和就位于楼下的终点站之间来回穿梭奔忙,自由女神像目空一切地举着火炬指向我们,对嗡嗡盘旋于她耳畔的两架直升飞机毫不在意。在远方,韦拉扎诺大桥优美的曲线横跨于地平线上,成了十余艘驶往大西洋的船只的汇聚点。
  “在其他任何地方,在风景如此美丽的餐馆用餐,你都得付几百个美元,”劳埃德说着,向我走了过来。
  我真傻,一时竟未意识到这景色是有金钱价值的。
  卡什在劳埃德身后,他旁边是个约莫35岁,架着一副深度眼镜的矮个子秃头男子。
  看见卡什使我感到恶心。我为自己曾被他那性情温和,亲切友善的假象所欺骗感到十分恼火。但是,我必须像往常一样与他寒暄交谈,忘却他对德琼公司的所作所为,忘掉他可能对戴比干的事。
  “你好,保罗。怎么样?”他声若洪钟地说道,一边伸出手来。
  我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握住了伸过来的手。我立即振作起来答道:“噢,我很好。你这儿的同事们非常友好,领我转了转。”
  “好,好,”卡什说。“来,你今天上午已经见过劳埃德了,但是,我想你还没有见过我的老朋友迪克·韦杰尔。”
  那个矮个子秃头男人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朝我不自然地假假一笑。“幸会,幸会,”他说。“卡什的客户都是我的朋友。”
  “好了,我们干吗不坐下来?”劳埃德说。“你想喝点什么,保罗?冰冻茶?”
  我忘了在华尔街各投资银行用午餐是绝对禁酒的,我发觉难以适应美国人午餐时喝冷茶的习惯,不过,我想他们会觉得英国人喝温啤酒的习惯也让人难以理解,我想我应该入乡随俗,把自己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冰冻茶很好,谢谢,”我说。
  好一阵子,大家的话题都囿于这种场合下的那些老生常谈,不外乎于英国的天气,现在哪家航空公司最好,市场如何冷清,赚钱如何不易等等。
  我环顾餐厅四周,看了看其他就餐者,他们的举动与周围摄人魂魄的景色格格不入。无论是肌肉发达的大块头,还是瘦小结实的矮个子,一个个都在狼吞虎咽地大啖其食,用叉子将撕成碎块的牛排胡乱塞进几乎贴到桌面的嘴里。在四周寂静的气氛里,他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和谐。人们的交谈也不像普通餐馆里那种无拘无束的低声细语,而是一阵阵断断续续的窃窃耳语。我看见还有几个客户也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坐在一起。客人们与他们的东道主在积极进取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别在20英尺开外就看得清清楚楚。
  当我的目光掠过整个餐厅时,我注意到了我们对面角落里一张小桌子前一个男人的侧影,他背朝着我,但他正转脸与他左边的人说话,我熟悉那个侧影,乔·芬利。
  与他同桌用餐的人中肯定有谁注意到了我在盯着他看,因为乔转过身来,瞪眼看着我。他翘起嘴角,像那次在船上见到我时一样,飞快地显出假惺惺的微笑,接着,转过身去继续吃饭。
  乔究竟在这儿干什么?在纽约要与卡什打交道就够头痛的了,而我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乔。
  我向卡什探过身子。“那边那人不是乔·芬利吗?”
  “对,是他,”卡什说。
  “他在这儿干什么?”
  “和我们大家一样。在纽约逗留几天,然后去亚利桑那开会。”
  “但你没告诉我他要来,”我说。
  卡什看上去好像迷惑不解。接着,他大笑起来。“嗨,保罗,我不可能把参加这个该死的会议的每个人的名字都告诉你呀。有我和凯茜关照你,你还需要什么?”
  卡什当然言之有理,但是乔的出现仍然令我烦恼不安。
  韦杰尔朝乔的桌子看过去。“那家伙无疑是个优秀交易员,或者说至少他名声极好。说到名声,你老板汉密尔顿·麦肯齐怎么样?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我的目光从乔那绷得紧紧的身躯上收回,落在迪克·韦杰尔那张油光光、胖乎乎的圆脸上。“非常好,他在德琼公司干得很出色,我们的客户都很喜欢他,那些对他的表现印象颇佳的投资人的钱正滚滚而来。”
  “他历来就是个精明能干的家伙,”韦杰尔说。“我们是哈佛商学院的同窗。后来,他加盟德琼公司,我进了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
  “那你在这儿做什么工作?”我问。
  韦杰尔深深吸了一口气,显然很高兴有机会谈起他最喜爱的话题,于是,开始说道:“这个嘛,我过去是个推销员,负责西南地区的帐户。在这方面我干得很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工作没有挑战性,不能充分发挥我的才能。你知道,推销工作的活动范围相当狭窄。”听到这话,桌上的两个推销员有些不自然的神情,但是,韦杰尔全然不顾,仍继续往下讲。
  “所以,我在公司融资部找份工作,负责私人配售债券,我们发现有时候某个特定投资者希望根据他的需要专门发行某种债券。于是,我便找一家公司发行这种债券,然后,私下里安排这家公司的人员与这个特定投资者,也许还有另外一两个投资者见面洽谈。那就是我怎么会来到这儿与卡什共事的经过。由于卡什与他的客户们有着十分良好的关系,我们合伙做了很多生意,尽量组织符合他们需要的交易。”
  原来这就是韦杰尔和卡什在特里蒙特资金公司那批私人配售债券中的关系。
  “我对私人配售债券不太熟悉,”我说,“但是,这种债券为投资者提供的保护较少,是真的吗?美国发行的普通债券必须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仔细审核。对私人配售债券应做的审核工作是由谁来做的呢?”
  “噢,我们做,而且,我可以说,通过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办理私人配售债券的投资者能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很讲原则,保罗,华尔街上首屈一指。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们的交易中从未有过任何越轨之举。”说罢,韦杰尔透过他厚厚的眼镜片直视着我的眼睛,又投来虚情假意的微笑。
  “我想自从我到德琼公司工作以来,我们从来没有从你们手中买过私人配售债券,”我说。“在我到公司之前,我们买过吗?”
  韦杰尔张嘴欲说,但又闭上了。他似乎一时语塞,这倒是很少见的。终于,他又开口了。“没有,我想你们没有买过。”
  卡什打断他的话。“得了,迪克。你不记得特里蒙特资金公司那笔交易啦,收益率极高的3A级债券,一笔油水很大的交易,我把半数卖给了德琼公司。”
  “噢,对了,我想起来了,”韦杰尔说。“不错,那是笔好买卖,保罗,你见过这种债券吗?”
  “我在我们的有价证券组合中见过这种债券,”我说,“但我对细节情况并不熟悉,你能再告诉我一点这种债券的情况吗?”
  韦杰尔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但是卡什给他解了围。他热情地告诉了我那笔交易的所有情况,以及本州银行的担保如何使该交易具有可靠的信用。“那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最好的交易之一,”卡什最后说道。
  “非常有意思,”我说。我转向韦杰尔问道:“你是怎样撮合那样一笔交易的?”
  韦杰尔看起来更加不自在了。“在公司融资部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之一是,你有责任为有关各方保守秘密。我们订下了规矩,永远不谈论某宗交易的细节,即便是在交易结束之后也缄口不谈。”
  “胡说些什么呀,迪克,”卡什说。“你不是最喜欢谈论自己做的交易嘛。”
  韦杰尔并不觉得这话有趣。“卡什,你爱说什么只管说,不关我的事,但是,我认为这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我的前任也许不遵守职业道德,但是我肯定不会步他的后尘。”
  劳埃德打断了韦杰尔,突然发觉这话题触到了他的痛处。“呀,格里格·肖夫曼不是没有职业道德,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窝囊废,他没有胆量,我们有过一些非常不错的高风险债券交易,但他却拒绝去做,原因是他说这样做不道德。不道德!他以为我们是在干什么,办慈善机构啊?”劳埃德突然想起我在场,便克制住自己。“噢,保罗,别误会我的意思,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做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光明正大的。但是,如今要想在市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竞争者,肖夫曼这老兄就是不够心狠手辣。”
  肖夫曼!我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我脑子里飞快地回忆着,想起来了,本州银行那人曾说过,在戴比死之前几个月,有一个叫肖夫曼的先生给他打过电话。
  “这位肖夫曼先生是你的前任?”我问韦杰尔。
  “对,”他答道。“他是个大好人。但是,如劳埃德所说,他不识时务,现在要做成一件事情,尤其是面对交易场上那种竞争,非得有杀手本能才行,这就是我所具备而他没有的东西。”
  不知怎么,我完全相信韦杰尔具有这种杀手本能。“后来,他怎么样了?”我问道。
  “大约两年前,他被调到我们的文献资料部,迪克接替了他的位置,”劳埃德说。
  “他现在还为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工作吗?”我问。
  一阵沉默,其他人指望着劳埃德打破僵局。最后,他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不,”劳埃德说。“几个月前的一天,他没有来上班,他就这么销声匿迹了,警察没能发现他的任何踪迹,他也许死在哪个僻静的小胡同里了吧,如今这个城市是个什么样子你是知道的。”
  “他们查明了是谁干的吗?”我问。
  “他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否死了,警察认为他在街上被人见财起意谋杀的可能性最大。”
  警察也许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非常奇怪,给本州银行打过电话,询问有关为特里蒙特资金公司担保之事的两个人现在都死了。我不无震惊地想到,现在此事已经有了第三个知情者。
  我。
  “住在城里就是这个样子,”韦杰尔说,伸出一个指头朝我晃了晃。“我过去一直住在城里,后来感到太危险了,现在我住在郊区,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现在日子过得安全多了,不过,现在上班路上花的时间可多多了。”
  话题转到了上下班所花的时间上,而后,又谈到韦杰尔是多么才华出众。最后午餐终于结束了,我和劳埃德下楼回到了交易场地,我朝汤米的交易台信步走过去。
  “午餐很丰盛吧?”汤米咧嘴笑笑。
  我扮了个鬼脸。
  “你恐怕找不到比这帮人更好的了,”汤米说。“劳埃德·哈宾,卡什·卡拉汉,还有可恶的迪克·韦杰尔。”
  “我不得不承认,我发现他非常令人讨厌,”我说。
  “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宝货之一,”汤米说。
  我微微一笑,我指了指汤米的电话。“要是我看着你工作,你介意吗?”我问。
  “不,”他拿起电话,示意我拿起另一个听筒。
  我听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与客户打交道非常得体,听上去他对所有客户都很友好,愿意为他们服务,但是,对每个客户的态度又有着微妙的变化,对有的人非常亲切,对有的人又不十分热情。他快捷有效地为客户们提供大量信息,他似乎对他们手中持有什么债券知道得一清二楚,尽管有些人想尽力瞒着他,他丝毫没有要把梅西债券——这是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错误买进并千方百计想抛出去的一种债券——推销出去的意思,他是一名优秀推销员。
  约莫1小时之后,劳埃德过来轻轻拍了拍汤米的肩膀,打断了我们。“能跟你说两句话吗?”他问道。
  “当然,”汤米说,于是,他们转过一个角落不见了,我站了大约一两分钟,然后坐到汤米的椅子上,观察着周围发生的事情。
  几分钟之后,劳埃德回来了。我作出要起身的架式,但劳埃德示意我坐着别动。
  “你坐,保罗,”他说,“你要是愿意的话,今天下午剩余时间里你就使用那张交易台好啦。我们研究部主任马上就会来照应你的。”
  我虽然想问他汤米上哪儿去了,但是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不问为好,汤米交易台周围的推销员们在悄悄地看着我。我好像觉得他们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我坐在其上的那把椅子——汤米的椅子。
  我觉得我坐在那儿仿佛是在亵渎一座坟墓,我赶紧跳下椅子,我感到有点儿犯傻,呆呆地站在那儿,四周的人谁也不理睬我。我真想告诉他们,汤米的离去并不是我的过错。
  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汤米不走运,这种倒霉事原本完全有可能会降临于他们中某人的头上。汤米在5分钟之内就走过了从成功的推销员到失败的历程,他们可不愿被人认为与那个失败有什么关联。他们不想与之有任何干系,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想这样。
  一个身穿灰色工装裤,抱着一个蓝色大板条箱的男人走到我跟前。“这是马斯特逊先生的交易台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他把看上去属于私人的物件全都仔细地放进板条箱内。当他拖着板条箱离去时,我突然发现他漏掉了汤米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嗨!”我喊道,但他没听见,我的英国口音在那偌大的美国证券交易室里听起来是那么不和谐,引得好几个人转过头来看我,不过,当然不是坐得离我最近的那些人,他们对我的存在保持着视而不见的态度。
  终于,研究部主任使我摆脱了尴尬处境,他来把我带走了。那天下午的剩余时间里,我与几个分析员进行了交谈,我们谈论了各种不同高风险债券的利弊优劣。我发现这个话题十分有趣,识别区分那些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公司和那些有可能遭致失败的公司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分析员们身上学到了许多我日后可以使用的知识。
  大约5点半时,我结束了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各类人员的见面和交谈。我回到交易室向劳埃德告别,见他没有提到汤米,我便说道:“如果你见到汤米,请代我向他问好,祝他好运。”
  “我会的,”劳埃德说,“这小伙子很不错。”
  我随他走向电梯,尽力不显露出怒色。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似乎培育出了一些非常令人讨厌的人:卡什·卡拉汉,迪克·韦杰尔和劳埃德·哈宾。我想有时候是需要解雇一些人。但是,我怀疑和蔼亲切、事业有成的汤米是否也该被解雇。实际上,他不仅仅是被解雇了,甚至在那个下午还未结束之前,人们对他的记忆和他的一切痕迹就已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彻底消失了。
  当我和劳埃德道别时,我再次使他那铁钳般的握手未能得逞,这令我心中略感欣慰。
  我走进电梯,里面空无一人。电梯门一关上,我便发出一声长叹。这一天与一帮冷酷无情的狗杂种打交道,我已经腻烦透顶,再也无法容忍了。
  电梯降下一层便停住了。门打开,凯茜那高挑身材闪了进来,我的心一沉,我觉得自己连客套寒暄的力气都没了,更不用说发议论了。凯茜对与我相遇似乎也没有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实际上,她看起来非常生气,她两颊通红,下嘴唇不停地哆嗦着。
  “今天过得不愉快?”我说。
  “糟透了,”她说。
  “这地方是险恶之地。”
  “可怕极了。”
  “这儿有些人简直是坏透了。”
  “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她说。她看着我,微微一笑。
  “你想喝点什么吗?”我一时冲动地问道。
  她犹豫了一下,“噢,为什么不呢?你知道这附近哪儿有酒吧吗?”
  于是,我们便去了弗朗西丝酒吧,那是一幢红砖老楼,坐落在百老汇大街栉比鳞次的摩天大楼之间,里面气氛温馨,光线暗淡,我们落座后要了两杯啤酒。
  “出了什么事?”我问道。
  凯茜吞吞吐吐。“算是性格不合发生了冲突吧。”
  “你被打败了?”
  凯茜叹了口气,向后仰靠在椅子上。“我刚才和卡什大干了一场,”凯茜说。“尽管他表面看上去很和蔼,但为他干活可不容易。”
  “他干了些什么事?”
  “老一套鬼把戏,卡什企图欺骗我们的一个客户,纽约的交易台在为一家不可靠的保险公司做5千万美元的多头债券交易。今天上午纽约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坏消息,所以价格在明显下跌,我们的交易员们无法出手这些债券。”
  她那修长纤细的手指不停地摆弄着她面前的啤酒杯垫。“嗯,这正是卡什讨好纽约老板们的机会。于是,他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一个客户,编造无稽之谈,说那篇报道有误,说该保险公司的实际情况要比人们想象的好得多。他们相信了他的谎言,都积极地购买这种债券,当他们为这种债券开价时,很快就会发现铸成了大错。”
  她叹了一口气。“那实际上不能算是他的客户,是我数月来一直想与之发展关系的一个客户,他们刚刚开始对我产生信任感。现在出了这事,他们再也不会与我来往了,卡什将成为英雄,而我将失去一个客户。”她抬起头来看看我。“我不该对你讲这些,是吗?只是有时候我对有些事情厌烦透了,肺都要气炸了,如果和某人谈谈,心里会好受些。”
  “别发愁,”我说。“我已经弄清楚了,卡什并不是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吗?”
  “一直如此,”她说。“我痛恨撒谎,我对此道一窍不通,我相信与客户发展良好关系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信任感。”她从啤酒杯上抬起眼睛。“过去我们之间也许有过分歧,但是,我对你总是很诚实,对不对?”她的眼神寻求着支持和鼓励。
  我回想了一下,她说得对,她对我非常坦率,连她与卡什之间的不愉快也告诉了我,我点点头。“我想不起来你有过不诚实的时候。”
  凯茜听到我的回答非常高兴。“说起来令人灰心,我尽最大努力把真相告诉我的客户们,他们却不和我做生意。卡什满口胡言地对他们撒谎,他们却做了大笔的业务,就像与德琼公司做的那些生意,不是吗?”
  “我还没仔细想过这一点,我想是吧,”我承认道。
  她闷闷不乐地低头看着啤酒杯垫。“不过,我不该没完没了地谈自己遇到的麻烦事。你怎么样?在电梯里你看上去也不太高兴,你今天也过得很不愉快?”
  我告诉了她我亲眼目睹的推销员消失的那一幕,以及午餐时与令人反感的韦杰尔相遇的事。
  “噢,他呀,人家都叫他‘毒蛙’。”
  我大笑起来,那个绰号似乎很贴切。
  “布龙非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有许多像迪克·韦杰尔和劳埃德·哈宾那样的人,”她说。“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得到怂恿鼓励,华尔街上大多数公司都是这么干的。竞争性和攻击性被吹捧为美德,唯有最最心狠手辣者才有生存之地,这使我感到恶心。”
  这话似乎显得有点儿沧桑感。“你给人的印象一般不是这样嘛。”
  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她叹了一口气。“是啊,你说得对,我知道我也能够变得心狠手辣。我想这就是他们雇用我的原因,我迎合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喜欢这样,尽管我的客户不高兴,问题是我讨厌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呢?”
  “大概是想获得成功吧,我想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挣一大笔钱。”
  “为什么?”
  “为什么?这还不明摆着?”
  “不一定吧。”
  “唔。不,我想你说得对,并不那样显而易见。”她停下来思考着。“我父母都是大学讲师,他们一直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哥哥是伦敦一家商业银行最年轻的经理,他获得过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所以我也必须拿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现在,我必须在伦敦城里好好干,真傻,是不是?”
  我点点头,是很傻,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是许多人在银行和经纪公司里拼命工作的动力,她那坦率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吗?”我问道,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加友好些。
  “是的,在很多方面我都很喜欢,”她说。“我喜欢市场的那种刺激。我喜欢与人打交道,而且我认为自己相当精于此道。我不喜欢的是撒谎,装腔作势,政治,还有你必须跟别人争个高低。”
  “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强人形象呢?”我问。
  “不行,”她说。“要是那样,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会把我给活吞了,你只有忍着点。”说完,她笑了起来,一点儿也没有职业女强人的样子。
  实际上,要不是她表面上那种冷静沉着的自信,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聪明伶俐的姑娘,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好一阵子,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体验着对方作伴的滋味。
  “跟我讲讲罗布的事,”我说。
  她莞尔一笑。“还是你跟我讲讲,”她说。
  “不,是我先问你的。”
  “那好,”她说。“他这人挺不错的,挺讨喜的,我们一起出去过两三次,玩得很开心。然后,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非常严肃,真吓人,他想和我结婚,而我们甚至还不了解对方。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一定是我诱使他起了这个念头,而我自己根本就没意识到。不过,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这种表现。
  “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回避他,我不希望他脑子里老是想着那个错误的念头,但是后来他假装成我的一个客户,把我骗到一家餐馆里,我感到自已被愚弄了,我怒不可遏,谢天谢地,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她停了一下。“他总是这样吗?”
  “我恐怕得说那是家常便饭,”我说。“在和你的交往中,看来他很不走运,我想你没有听说他的近况吧。”
  “噢,天哪,”她说。“如果你能劝他打消那个念头的话,请劝劝他吧,我能想到的办法都已试过了,他是个好人,但是要适可而止。”
  我想起费利西蒂告诉我的罗布给戴比打电话的事,想起卡莱尔说的觉得罗布有点儿古怪的话,还想起那天晚上我在格洛赛斯特-阿姆斯小酒店亲眼所见的情况,“小心点,”我说。
  凯茜听见这话,蛾眉一竖,露出惊讶的神色,但我不愿再多说什么,我们交谈了一个来小时,慢慢地又喝了一杯啤酒。凯茜怂恿我谈谈我的家庭,我一般是不愿意与陌生人谈论这些事的。我对她讲了我父亲的死,我母亲的病,以及我如何使我母亲盼望我当个农民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听了很同情,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并不觉得她的同情使我有任何窘迫之感,也不像有时人们表示假同情时那样使我难过,她的同情使我感到欣慰。
  “汉密尔顿·麦肯齐真像他表面上那样冷若冰霜吗?”她问道,“为他工作一定很难吧。”
  “他这人城府很深,很难猜得透,”我承认道。“他可能有点儿工头的味道,他难得表扬人。”
  “但是你喜欢他?”
  “我不能肯定这样说。但是,我的确钦佩他。他的工作干得漂亮极了,堪称证券市场的佼佼者之一。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老师,他就是这样使我为他玩命地工作,使我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话相告,我愿为他赴汤蹈火。”
  “为那样的人工作一定很愉快。”
  “对,是这样。”
  “有点儿像找到了一位父亲?”
  我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我没有那样想过,不过,我想你说的有道理。”
  凯茜的手伸过桌面,拍了拍我的手。“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说,”她说道。
  “不,不,没关系。能这样与人谈谈话是一种宽慰,我是说与善解人意的人谈话。失去父亲或母亲后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笼罩于毛头的孤独感。这是你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但你却不能与任何人分担。”
  凯茜微笑着,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她看了看手表。“都这时间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喝啤酒。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她起身欲离开。
  我发现自己很不情愿让她离去。“我也一样,”我说。这样感觉好多了。
  我们分了手,朝着各自的地铁车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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