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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走了就走了。”帕派说。
  在海狮馆的胸墙前,我们把孩子们抱在胸前,一手抱一个。他紧紧地抱着我的孩子,我抱着他的。我们显得那么自然,好像是天生的一对。
  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
  没有喊叫,没有嫉妒,也没有拉扯。
  海狮正在吃食,孩子们兴奋地看着。他们吃完冰淇淋后,帕派替我的孩子擦嘴,我也替他的孩子擦嘴。
  “你妻子在哪里?”
  “在布雷根茨参加夏季音乐节。整个组织工作都是她在搞,压力很大。歌手们都是些神经过敏的人。”
  噢,看来他们俩很和睦。
  “那么谁留在孩子们身边?”
  “我。”帕派说。
  “明白了。”我说。我怎么会提这么傻的问题呢?
  我们随即看海狮抓球,看它用湿漉漉的嘴耍球、贪婪地用肘撑地、匍匐着前去抓鱼、激动地滑入水中。有一次,帕派的腿紧紧挨着我的腿,就跟上次他参加完朗诵会在返回的路上所做的一样。我不得不闭上眼睛,不然我会受不了这种刺激人的感觉。还是同样的感觉,这感觉并没有中断。
  然后我们去了游乐场。
  孩子们想马上爬到巨大的火车头上。帕派搀扶着他们一起爬去。他带着三个小男孩向那么大的车头上爬,但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三个孩子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爬了上去,连我那胖胖的小维利也上去了。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汗流满面地注视着爬上火车头的维利,生怕他掉下来。看来帕派是要在平时锻炼孩子们的自信心,这是他所能传授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我和卡廷卡坐在长凳的一端,拉着她纤细的小手,给她讲述有关埃尔温·洛特贝克家的故事。她用小鹿般温和的眼光看着我,坐在我身边,显得很满足。她虽有残疾,但显得那么单纯,完全就是帕派家孩子的特点。
  她是个开朗、恬静的孩子,我一看到她就很爱怜她。
  孩子们玩累了以后,帕派取回了两辆小推车,我们把孩子们放进了车里,手拉着手推车走在动物园里。鸟儿在树上欢快地叫着,头上是蔚蓝色的天空,各种动物友好地从铁栅栏后向外看着,好像这么和谐的幸福家庭它们是很少见到的。
  帕派向我讲述他最新创作的儿童读物,是讲乌龟和蝴蝶的故事。乌龟已经有多年不让其他动物接近了。它老了,满是皱纹,胆小怕事。有一天,蝴蝶不小心飞到了乌龟的背上,就停在了上面,因为它觉得乌龟很有趣,它还从没见过甲壳类动物!乌龟好奇地伸出脑袋打量起蝴蝶来,发现它长得很美,特别是两只翅膀。蝴蝶虽然和乌龟不是同类,但乌龟还是爱上了它。乌龟和蝴蝶相爱了,虽然它们根本不属同类,但它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在一起开心极了。乌龟平生第一次笑了,伸长了脖子开怀大笑!蝴蝶觉得停在乌龟甲壳上既可靠又安全,要是没有乌龟,它很难想像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是蝴蝶也有其他的停靠地方,每当它在飞翔途中没有停在乌龟背上时,乌龟就会感到不可名状的痛苦。后来的结果是很悲惨的:乌龟又缩回到了自己的甲壳里。一开始蝴蝶无法理解,它耷拉着双翅,垂头丧气地蹲在乌龟的甲背上,恳求乌龟无论如何伸一下脑袋,就最后一次!但是乌龟无动于衷,再也没有伸出脑袋,永远也没有再伸出来。要不,它会看见蝴蝶是多么伤心的。蝴蝶最后终于明白了:乌龟和自己根本就不相配。蝴蝶等到出现有利的上升气流时,就展开五彩的翅膀飞走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是个悲惨的故事。”我对帕派说。
  “你为什么给孩子讲这种故事呢?”
  “因为这是生活,”帕派说,“所以必须这样。”
  哎,他是对的!究竟什么地方规定,只能给孩子写融洽、欢乐、蛋糕之类的童话呢?
  我突然有点更加喜欢他了。
  我觉得我们像是昨天刚见过面似的。
  “我们现在干什么?”动物园六点钟关门时我问。
  “你们愿意送我们回家吗?”帕派问,“我们刚才是坐慢车来的。”
  很显然,帕派没有汽车。我当然愿意开车送他们回去,我非常想知道帕派的居住情况。我们把推车折起来放到两用车车尾,孩子们挤坐在后排座位上,每两人扣上一条安全带。从汽车的录音机里响起了帕派的歌声,孩子们跟着唱重复的歌词,合着拍子在座位上蹦跳。帕派和我也跟着一起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这么突然又爱上了他,这使我很痛苦。也许我爱的只是他的声音。我停止了唱歌。马丁从一旁看着我,他也停止了唱歌。
  “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我说着,不禁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过,这样可不行。”
  直到车到他家我们没有再说话。让我们说什么呢?
  马丁和莎比娜·保恩住在科隆市郊西格河畔丘陵地带的一个村子里,这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村庄,而且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西格河畔的下布鲁赫布登豪森。他们家的房子在村子中心,是一幢很大的桁架式旧房,拐角上还建有两个舒适的挑楼。地面铺着镶木地板的娱乐室面积很大,左边的挑楼里放着一架大钢琴,右面放的是一张蹦床。孩子们都兴奋得不能自制。我们一起蹦跳了一会儿,直到汗流浃背为止。帕派也是满脸通红,跟我们那时沿着一条小河登高漫步的情况一样,额前的头发都粘在了太阳穴上。
  当我们相互把自己裹入地毯时,他笑着说:“可能就是这样子。”这时,孩子们发出尖叫声,维利兴奋地向我扑来,挥动肉乎乎的小手臂向我身上拍打。
  “是呀。”我大声说着,咳嗽起来,因为地毯上有灰。“不过,这样可不行!”
  后来,我们在乡村式的大厨房里做晚饭。当马丁站在灶前忙碌时,我则给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依次把尿,接着把八只黏糊糊的脏手洗干净。孩子们勤快地把碟子和杯子从餐柜搬到桌子上,我把餐具和玻璃杯摆好。在我极力适应陌生的家务时,马丁则站在灶前,很内行地摆弄着烧锅。
  我在冰箱里找到了一瓶已经启封的葡萄酒,把它放到了桌上。
  该准备的都已准备就绪。
  然后,我们大家都坐下来,饥肠辘辘地等着开饭。
  马丁在煎着什么东西,发出诱人的香味。我稍稍看了一眼古老而舒适的乡村厨房,里面没有电子控制的炊具。孩子们确实很饿了,我也一样,这种情况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遇到了,我激动得直想抓自己的头发!马丁把食物分到每个碟子里,我把没有搀矿泉水的纯苹果汁斟满了杯子。啊,真正的田园生活!
  我们大家手牵手,齐声欢呼:“一、二、三,胃口好!放开肚皮来吃饱,可不要把邻座也吃掉!”我的两个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真让我也想在他们身上啃上两口,特别是维利,那个长着一双圆眼睛、两颊红红的小胖子。弗兰茨,我的大孩子,头上汗津津的,细发都竖了起来。
  家庭的幸福也会使人感到痛苦!
  马丁和我举起酒杯,互相看着对方。
  “就该是这个样子。”我们俩同时说。
  “是呀。”弗兰茨不懂事地说,把一匙煎土豆泥塞进嘴里,“不过,这样可不行。”
  谢谢,你这个机灵的五岁小家伙。他要不这么说,我们就会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我俩畅快地笑起来,孩子们也放声大笑。大家都大张着嘴,嘴里满含着食物。天哪,我是多么爱他们呀!
  后来,帕派和孩子们去了洗澡间,我听到他们在拍水的声音。难道他在替弗兰茨和维利两个洗澡吗?我暗自思忖。用过的餐具都得洗,我就趁这个时间洗了起来。
  我一面冲洗碟子(这活最近一段时间我已经不习惯了),一面顺着刚才的思路继续想着。
  很清楚,呆在他们这里真是太好了。
  在这里是那么愉快、那么真诚、那么自然。
  帕派,完全是个理想的男人。
  跟孩子们肯定合得来,弗兰茨和维利都被他吸引住了。
  但他恰恰不是我孩子的亲爸爸,他是卡廷卡和贝内迪克的亲生父亲;再说,他还是莎比娜的丈夫。
  而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得像明镜似的。
  我把擦干的碟子放到餐柜里,这是他们的餐柜。我在他们的柜子里寻找干净的餐巾,把他们的玻璃杯擦得锃亮,随后拿他们的抹布擦他们的炉灶和餐桌,把他们的椅子放回原处,拣起掉在地上的食物,扔在他们的垃圾桶里。我仔细地擦拭他们的厨房,我自己家的厨房我还从没有这么擦拭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感到必须把一切都擦得一尘不染。
  家庭心理学家在我心中欢呼,他知道为什么!不仅要擦得干净,而且要一尘不染!
  最后,我要把垃圾倒入他们的垃圾箱。四周一片宁静,真正的田园风光。蟋蟀在嚁嚁地叫,一口老井孤零零地待在对面村子的广场上,远处传来汽车上山的马达声,此外什么噪声也听不到,附近的木桩上拴着一头山羊,瞪着两眼不满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谁允许你到这儿来的,嗯?快把垃圾桶放下,不要碰它!这是莎比娜的垃圾桶!
  后面,在丘陵起伏的森林边沿,月亮升起来了。
  我想,是我们该走的时候了,孩子们得赶紧睡觉了。
  明天上午帕拉七点钟就来。
  明天上午电影就开拍了。
  明天上午将要开始我一生中特殊的一页,我的书要拍成电影了。
  天哪,今天晚上我有多幸福啊!
  但是两者不可兼得,待在这里是根本不行的。
  走,弗兰卡!美好的前景在召唤!舍不得也得走!
  尽管如此,还是得再呆一会儿。实在太美了!
  也许连酒都是美的。
  想想看,要是在洗澡间和孩子们戏水的是我的丈夫该有多好啊!
  想想看,明天我要是同他心情愉快地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然后在井边洗洗菜,再和孩子们骑车在村子附近兜兜风,那该有多好啊!
  想想看,要是我同他沉睡在我的那张红白条纹的床上……或者就睡在这里的稻草上。
  山羊在咩咩地叫,我吃了一惊。噢,对不起。我突然感到,眼前出现的似乎正是莎比娜,她借助山羊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我。
  晚霞,葡萄酒,还有疲惫。
  我赶紧回到屋内。
  屋里已经像深夜般的寂静。
  我小心翼翼地向孩子们的房间看去。房里几乎已经黑了,除了帕派轻微的声音外,听不到其他一点声音。
  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四个孩子都刚洗完澡,穿了睡衣,互相挨着并排睡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在他们的上方有一只自己制作的活动玩具在暮色中无声地旋转着,一道神秘的阴影投射在孩子们的脸上。
  那首歌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右边躺着因卡,
  左边躺着明卡,
  中间躺的是卡廷卡。

  贝内迪克已经闭上了眼睛。躺在他身旁的是小维利,他拧着他那脏兮兮的绒毛兔子的耳朵,疲倦地睡着了。卡廷卡吮吸着大拇指。弗兰茨伸展两臂,流着口水,给了我一个吻。他身上散发着儿童特有的奶味。
  “妈咪,我们今夜就睡在这里吧!”
  “只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就得生活下去。”马丁深情地看着我说。他慢慢地站起身,把我拉到他身边。
  “马丁,”我轻声说,“我正要走呢!”
  帕派轻轻地把我推出房门。
  “现在不行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现在都得留下!”
  “那好吧。”我无力地说。
  我们坐到擦得锃亮的餐桌旁。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他把手伸到我的脸旁,我把脸依偎在他的手中。
  我们喝着酒,一句话也没说。
  没有说“应该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说“不过,这样可不行。”
  第二天,摄制工作开始了。威尔·格罗斯确实为这部电影找到了出色的演员,其中有几位著名艺术家。但出任男主角的是乌多·库迪那。出乎我意料的是,威尔·格罗斯最后还是放弃了亲自出演男主角的初衷。
  乌多·库迪那和威尔·格罗斯看上去长得有点相似,就跟鲍里斯·贝克尔和康拉德·阿登纳两人长得有点相似一样。不过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关键是乌多·库迪那出演,票房效益肯定好,他是名气很大的银幕宠儿。但使我更为激动的是,我终于能结识饰演我电影剧本中查洛蒂·克莱贝格的人了,她就是:桑雅·索娜!
  让桑雅·索娜演女主角,尽管她还没有什么名气。
  她曾在电视剧《随船医生弗兰克·马丁》里扮演船上的女服务员,演得非常出色。德国领养老金的人都喜欢她,阿尔玛·玛蒂尔也喜欢她。
  桑雅·索娜有着一双滚圆的棕色眼睛,卷曲的黑发,有一种特别动人的美丽。谁见了都会爱上她的,这一点我敢肯定。
  威尔·格罗斯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愿意,都可去拍摄现场。我把他的这种大度看作一种受之有愧的邀请。
  我怀着好奇和崇敬的心情,平生第一次踏进了实现银幕梦的拍摄现场。这是个临时改成摄影棚的大车间,被布置成宽敞的住宅,反映我过去三居室的场景都在这里拍摄,甚至我原来的邻居埃里莎·施密茨和那只喜欢叫唤的小狗金恭的名字也出现在现场。道具员把一块铜牌挂在查洛蒂家门的旁边,铜牌上写道:“埃里莎·施密茨和金恭·施密茨在二楼”。
  一些人拿着对讲机和话筒在摄影车、电缆和绳索中间来回奔忙,其中有灯光师、电缆工和化妆师,还有一些站在四周抽烟的人,我毫无阻拦地走过他们身旁,来到摄影棚。这里所有的玻璃窗都用黑色窗帘遮挡光线,四周都是耀眼的聚光灯,把居室的有些部位照得雪亮。摄影棚内异常闷热。威尔·格罗斯,我唯一认识的人,坐在一张挂着“导演”牌子的折叠椅上。
  我想,他是担心万一有跑龙套的或是给面包抹黄油的工人不注意,坐到他的位子上去。
  威尔·格罗斯以专家的眼光注视着图像监视器。监视器前无数尘粒在聚光灯的光柱中飞舞。
  摄影师是我发现的第二个人。他坐在一只可来回滑动的凳子上,脸颊紧贴着摄影机,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透镜。凡是他发现的问题,即使是餐桌有一部分光线太亮,威尔·格罗斯在监视器里也不会漏掉,这真是一种天才。
  威尔·格罗斯发现了我,停了下来。他看着监视器喊道:“大家听着!这是作者,她可以在一旁观看,明白吗?”
  我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
  他们现在是在给我拍电影!
  参与拍摄的人员至少有四十人,他们正忙着把表现我生活的一幅幅场景进行调整、照明和拍摄。
  “怎么样,弗兰西丝卡,一年前你能想到会这样吗?”威尔·格罗斯恩赐似地问。
  “没有,”我激动地说,“当然没有。”
  一个身穿T恤衫、腰挂对讲机的可爱后生进来问我,是否和演员们都认识了。他叫乌维·海兹曼,是这里的总摄影师。
  “您好。”我说,“没有!当然没有!”我激动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
  “嘘!”威尔·格罗斯做了个手势,助理导演赶紧过来,叫我们另找地方谈话,这里正在工作。
  乌维·海兹曼拉住我的衣袖走了出来。
  “这里都是化妆室。”
  他敲了敲门。
  我的心跳加剧,这种情况平时只有当我坐上牙医的椅子上才会出现。
  我这就要见到他们了!
  所有这些知名人士都屈尊帮忙,把我迄今为止的生活搬上银幕!
  乌多·库迪那,达科玛·珀梅兰茨,桑雅·索娜,康斯坦丁·米勒-韦斯膝费尔德尔,玛戈特·芬斯脱,克里斯·格勒布兴,格蕾特·施雷克,哈约·海尔曼以及海因茨·吕尔塞尔。
  哈约·海尔曼饰演我的维克托·朗格,海因茨·吕尔塞尔饰房东。按照今天的拍摄计划还没有轮到他们,所以不必去现场。大概只有乌多·库边那和桑雅·索娜两位主演去了!他们俩演夫妻,据说拍摄的第一天就吵得很厉害。
  “请进!”
  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他们在里面。
  真没治了!
  桑雅·索娜身披围布坐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两个懒洋洋的化妆师正在她身边忙碌着。桑雅漂亮的黑发卷在五颜六色的卷发夹上。我知道这是拍摄这一幕所需要的。每当夫妻俩吵架,女方的头发上总有卷发夹,而男的则穿着内衣,手里拿着啤酒瓶坐在窗前。陈腐观念!男的总是坐着,摇晃着腿,轻轻松松的。
  乌多·库迪那坐在窗台上,只穿了一条黑色衬裤,在看一本《马力》汽车杂志,封面是一个上身裸露的女人,幸福地斜靠在一辆高速小卧车的水箱上。
  乌多·库迪那和桑雅·索娜见我们进去,匆匆看了一眼。
  “这位是作者。”乌维·海兹曼介绍说。
  “您好。”乌多·库迪那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杂志。
  桑雅·索娜则相反,她高兴地跳起来,做头发时穿的罩衫敞开着,看上去像从天而降的金发碧眼的天使,在赞美世上的理发师。她非常热情地拥抱我,虽然她穿着罩衫,我仍能感到她身材的苗条和温柔,她本人其实比照片还要漂亮,两眼闪闪发光。天哪,她有多美啊!《女性》杂志的那位妇女是否也问过她的养生之道,要不就是她还不到年龄的缘故?我估计她要比我年轻五到七岁。
  “弗兰西丝卡!”她热情地喊道,“我已经听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
  “是吗?”我吃惊地问,“从谁那儿听说的?”
  “当然是听威尔讲的!”女演员大笑起来,“我读过你的书,至少读了三遍!真把人笑死了!”
  乌多再次抬头看了一眼。他该不会也想告诉我,我的书他看了多少遍吧?也许是因为桑雅打扰了他正在研究汽车测试结果的兴头。
  “嘘,”我做了个手势,“别那么大声!这儿都在工作!”
  “快坐下,大姐们!”桑雅·索娜把我拉到她旁边的一张空理发椅上坐下。
  “这是德特勒夫,这位是嘉博尔。”她向我介绍化妆师。两人轻轻地跟我握了握手,温和地笑了笑。德特勒夫吊着背带的轻薄衬衣滑到肩上,样子很迷人。
  “要是没有德特勒夫和嘉博尔,我根本拍不了电影,”桑雅跟我说,“他们俩是唯一能解决我皮肤过敏问题的人,要是别的人做,我就会得神经性皮炎。”
  穿村裤的乌多不耐烦地清了清喉咙。
  “真不错。”我颇感兴趣地说。
  “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是什么星座?”
  “狮子座。”我说,“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太棒了。”桑雅大为兴奋,“我也是狮子座!你的生日是什么日子?”
  “八月二日。”我说。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桑雅欢呼着,又从椅子上跳起来拥抱我。我觉得真是巧合,太有意思了。按生日计算,桑雅比我整整小七岁。她看上去甚至更年轻。是呀,她还没有孩子,这关键的七年。如果我那时不认识威尔·格罗斯,那么我的生活将是另一种样子,我现在也会穿着罩衫,坐在椅子上,接受善于体恤人的嘉博尔和德特勒夫的服务,可以按德尔特·德尔施拉克所拍的电影《女人们》中的主角进行化妆,穿衬裤的乌多则扮演我众多情人中的一位。
  性格开朗的桑雅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她仍处于兴奋状态中。
  “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过生日了!我们举行大型庆祝会!我要邀请新闻界的全体朋友!查洛蒂·克莱贝格!这将载入电影史册!你等着瞧,这部电影一定会非常成功,即使像格罗斯这样的肥皂剧导演也会乐此不疲的。”
  她那生气勃勃的言行很富感染力,真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朴实无华的年轻女子!是演查洛蒂的理想演员!
  我松了一口气,幸运地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俩出现在镜子里,相视而笑。真像两位幸福的公主。
  “你有两个儿子,对吗?”
  “是的,”我说,“弗兰茨和维利。”
  “多好听的名字!”桑雅·索娜在赞赏我的审美观。“你就直接把自己的生活这么记下来了?就照实那么写吗?尽管你有两个孩子,也那么如实写?我觉得这么写太过分了点,你知道吗?我非常认真地拜读过你的书,我认为书的结尾特别好,就是那段查洛蒂带着自己的行装搬出三居室住房的描写。这么结尾很出色,这就等于向人暗示:我们妇女不能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妇女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妇女》杂志无论如何也应该让这种说法见诸报端,对桑雅来说也许会由此出现一次记者采访的机会。
  “威尔·格罗斯说过,要我再修改一下结尾。”我说,“他认为,观众需要的肯定是美满的结局。”
  “哼,胡说八道!”桑雅·索娜激动地叫起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肥皂剧导演格罗斯没有勇气面对这种批评社会的结尾!不过,只要我演主角,就不会出现美满的结局,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乌多·库迪那又在窗台上不耐烦地发出了清嗓子的声音。
  “如果我们打扰您,我这就出去。”我客气地对他说。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他的化妆室。至于他在拍摄间隙干什么,那是他的事。他有权让自己轻松一下。
  “等等,我和你一起出去!”桑雅·索娜把剩余的卷发夹塞到了两位化妆师的手中。“你们呆会儿再做吧!我现在要和作者讨论角色问题,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们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阿里,给我一支烟好吗?”她显然认识所有参加拍摄这部电影的同事,并且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她有点疯疯癫癫的,或者说有点自负!她对每个电缆员都称你!我觉得她很可爱。
  “这个乌多,干吗那么装模作样的?”她穿着罩衣,带着卷发夹,就这么边说边靠在锈迹斑斑的栏杆上,深深地吸了几口烟。“演主角的是我。”桑雅说,“这个乌多,格罗斯完全是为了借他的名声才起用他的。人们得知是他拍的电影都会去看,格罗斯就指望这一点,这是他的典型作风,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部片子的。”
  桑雅接着向我讲道,今天是拍摄的第一天,她正好要同傻乎乎的乌多一起睡在床上,表演夫妻吵架那一场戏。
  “你这个可怜的人啊!”我说,“演这场戏一定很不容易,实际上你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相识。”
  “这你放心。”桑雅说,“拍个爱情场面什么的,即使同陌生人我也能行。就是吵架,跟一个我根本无法忍受的家伙吵架,这是最难的,而你作为演员还必须去表演。你当过演员吗?要是当过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你现在得原谅我。要是我现在不能把精神集中到角色上,呆会儿在床上哭起来就不真实。这样一来,报上就会说桑雅·索娜点了眼药水才能哭出眼泪来。这些该死的新闻耗子!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我不跟他们中的任何人接近,任何人都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
  “但是你刚才说,你想……”
  她掐灭了烟卷,把烟屁股用手指弹到了院子里。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一定要去拜访你,我们互相还有很多很多话要扯。我还要去看看你的孩子!威尔·格罗斯给过我一张他们的照片,好几个月了,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钱包里。你看,在这里。”
  她从罩衫里抽出了一张有折皱的照片,真的,是弗兰茨和维利,前年圣诞节照的。
  她是那么热情,那么富于同情心,我被弄得全然不知所措。
  桑雅·索娜。
  一位新的朋友。
  那是位什么样的朋友啊!坦诚,聪明,正直,自信,漂亮,有才干,有名望。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际遇!
  我的新朋友又重新拥抱我,吻我。
  接着,她走进摄影棚,躺到床上,流出了真正的眼泪。
  就这样,她哭了几个小时。
  我望着她,心想,太棒了。
  别的女人还在自己哭泣,而我已让别人激动得哭泣了。
  晚上,我和埃诺坐在一起看电视。经过一天紧张的拍摄,我得坐下来好好地考虑考虑了。埃诺也显得筋疲力尽。
  我们胡乱地按着频道键,埃诺也不再给我解释频道自动调节器的优点了。如果屏幕上无人说话达三秒钟以上,这种调节器就自动为你换台。
  频道大约转换了七次之后,调到了叫“自爱”的座谈节目上。你猜我们看到了谁?乌多·库迪那!他懒散地坐在一个松散的谈话圈子里,坐在一位女政治家和一位专写妇女问题的女作家之问。女作家的复姓出现在屏幕的下方,只有用图像自动放大器(埃诺没有给我解释它的功能!)才能认出来。另外还有一位性暴露狂,他特别喜欢在妇女的鞋上做手淫动作。还有一位怪怪的玩骆驼的男士,他喜欢同他的宠物住在高楼的第二十九层。还有一位修女,名叫赫尔琳德,她在削土豆皮方面保持着世界记录。乌多·库迪那对赫尔琳德修女那削得很长的土豆皮当然不感兴趣。他皱着眉头,一会儿瞧瞧女政治家,一会儿又瞧瞧妇女问题作家。
  这个乌多·库迪那!今天早上他还穿着黑色短裤坐在窗台上,而现在却出现在座谈节目上了。
  我这个超级女人在长沙发上伸了个懒腰,心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伙计,快说呀!快说呀!我马上就要名扬四海了!
  座谈节目主持人转向乌多·库迪那。
  “亲爱的库迪那先生,我不需要向电视观众介绍您了吧?”
  我觉得这种欢迎方式非常具有公众效应。我心里有些嫉妒,把手里的啤酒杯抓得紧紧的,心想:总有一天,主持人也不必再向电视观众介绍我的!再过一些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会知道我的名字的!
  到时候,观众会说:看,是弗兰卡!是当今著名的明星!但乌多对这种随和的介绍似乎一点儿也不高兴。
  “不,您得介绍,”乌多对态度有些谦卑的主持人说,“您得介绍我,因为电台付钱给了您。”
  有着复姓的女政治家和妇女问题作家都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玩骆驼的人抚摸着骆驼满是唾沫的嘴,想使它安静下来。乌多这种厚颜无耻的话连对电视入迷的单峰骆驼也没有听过。
  米勒-施米克先生望着摄像机,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安。他说:“当然,您说的对,您是咱们国家的银屏宠儿,乌多·库迪那。您正在拍摄一部新电影吧?”
  乌多·库迪那,这位银屏宠儿大方地把左脚的牛仔靴搭到右腿上,对米勒先生的话没加任何评论。
  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真令人激动!他现在就要谈我的电影了!它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我的电影,我的杰作!
  四百万人将要与我共享我自己的命运!
  明天,他们将冲进书店,店员将吓得不得不放下栅栏,气得半疯的人群将用拳头捶打窗户玻璃,殴打保安人员,就为了能够抢购到我最后一本被人撕破的书!
  乌多呀,我的这本书可是我创作上的一次伟大突破呀!
  快说呀,乌多!我用沁满汗珠的手紧紧抓着埃诺的胳膊。埃诺也激动得有些颤抖。
  单峰骆驼打了个响鼻儿,可没人说话。频道自动调节器跳到了另一个频道上。屏幕上突然出现了杰恩·卡宾主持的节目。
  我歇斯底里地尖叫了一声。
  埃诺迅速地抓起遥控器,用颤抖的手指胡乱地按着。
  终于,我们又重新看到了乌多·库迪那的形象。
  我们什么也没错过,还是无人发言。
  “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主持人问道。
  “不知道。”乌多没好气地说。
  “啊,您不知道?”米勒-施米克有些尴尬地说。细小的汗珠沁在他的上嘴唇上。
  修女赫尔琳德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充满了鼓励。
  “好吧,我一会儿会告诉您电影叫什么名字的。”主持人笑了笑,偷偷地看了看他手中的小纸条。
  “叫《独身幸福》!”埃诺和我同时叫了出来。
  “叫《没有男人就幸福》。”米勒-施米克先生说。
  修女高兴地点了点头,微笑着给予证实,同时在明亮的灯光下晃了晃她手里的削土豆刀。
  “大同小异。”乌多承认道。
  “这是根据一本畅销书改编的,作者是……”
  没有反应,只有单峰骆驼在无聊地东张西望。有性暴露狂的男人盯着女作家海拉-玛丽娅的鞋。埃诺紧攥着遥控器,他事先已关闭了频道自动调节器。
  我真想把电视机砸烂。
  “是弗兰卡·西丝写的!”埃诺喊道。
  “是弗兰卡·西丝!”我也喊道。
  乌多又换了一下跷二郎腿的姿势。
  “嗯……这本同名的畅销书……”主持人说着,一边翻着他的小纸条。
  “不知道。”乌多说。
  “你看,就是这位女作家。”
  “啊,就是她呀。”乌多说。
  “这家伙怎么这样谈论女作家呢?这个无赖!”埃诺喊道。
  乌多确实回忆不起来了,简直叫人不可思议。
  “请告诉我,您自己也养家畜吗?”主持人头上沁满了汗珠。他一边看着骆驼,一边友好地说。
  手里拿着刀子的修女又用鼓励的目光向他点了点头。
  “是的,养了一只蜗牛。”乌多说,今天晚上第一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激动的迹象。“我的蜗牛叫阿曼达,可是我叫它曼蒂。”
  “去他妈的!”埃诺吼叫起来。他使劲地挥舞着遥控器,好像这样就可以诱使乌多谈正经事似的。“你的蜗牛连猪都不感兴趣!”
  然后,乌多除了大谈他的蜗牛阿曼达外,对其他话题就一言不发了。主持人又提了三个问题,但乌多没有回答这位可怜的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如释重负地转向长着两片薄嘴唇的妇女问题女作家。她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似乎是她的鞋子。
  “您刚刚写了一本妇女政策的书……”米勒-施米克看着他手中的纸条,因为他担心这位女作家也不想说出她的书名。
  “《你会找到比亲生父亲更好的东西》。”女作家心甘情愿地说出了她的书名。
  修女又赞同地点了点头,在这个谈话圈子里,她显然感到很惬意。
  “书名听起来有点像泛泛的调研报告。”米勒-施米克说,显得有点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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