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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西班牙近代伟大的作家和政治家，西班牙民主共和运动领导人。 伊巴涅斯，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西班牙巴伦西亚省一个商人家庭。十八岁起，他在首都马德里学法律，同时为政治报刊撰稿，并参加各种民众集会，反对当时的君主制，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因为发表反对君主制的诗被捕入狱，出狱后流亡巴黎。一八九一年回到本国，创办《人民报》，宣传民主政治，开始写作小说，又被政府逮捕，监禁了十三个月，幸逢大赦出狱。一九○一年起，一连六次当选为巴伦西亚省议会议员。一九○九年放弃政治生活，在南美洲阿根廷办了两个农庄，同时讲授艺术和文学，创作小说，献身文学事业。一九一三年，阿根廷财政混乱，他的建设理想社会的幻梦也随之破灭，他便口到了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法国，继续从事写作。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年代，他在报刊上对苏联革命表示了同情。一九二三年，他游历了美国、墨西哥回到祖国，又被放逐出国，侨居法国。一九二四年，他写了抨击文章《阿方索十三世①的真面目》，用飞机运了几万本到西班牙边境，通过他的合作者，流传到西班牙的每一个角落，对西班牙人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使人民对西班牙的君主制政治的憎恨更加强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伊巴涅斯在法国芒东逝世，他的遗体一直不曾运回本国；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革命力量高涨，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才有把他的遗体运回西班牙的提议。但是就在这年十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内战三年以后，佛朗哥开始法西斯统治，连作者的著作也都被禁止发行了。 ①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西班牙国王。 伊巴涅斯是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他有引人入胜的叙述技巧，善于安排生动的对话，创造紧张发展的情节。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94—1902）的作品有《茅屋》、《五月花》、《芦苇和泥淖》和《巴伦西亚故事》。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描写了巴伦西亚省边远地区的渔夫、农民、小城市居民的生活和风情。在第二个创作时期（1903——1909），伊巴涅斯跳出了乡土小说的范围，写了许多社会小说：《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游民》（1905）、《碧血黄沙》（1908）《死者的嘱咐》（1909）等等。在这些作品里，伊巴涅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尖锐地提出了社会问题，揭露了大资本家的权势，宣教师、神父的假仁假义，传统成见的压力，真实地描写了西班牙劳动人民的痛苦境遇。一九一○年以后是他的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作品有《女人的敌人》、《启示录的四骑士》和《我们的海》。《启示录的四骑士》发表于一九一六年，是一部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的非战小说，暴露了德国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受到当时英、美各国一般人民的欢迎。《碧血黄沙》和《启示录的四骑士》两部小说出版以后，各国都争先翻译，使作者获得了世界的名誉。 《碧血黄沙》是伊巴涅斯创作第二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生动细致的写实笔触，叙述了一个斗牛士的波澜起伏的一生，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也深入地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真实面貌。 作为故事背景的是“在爵位和财富有那么大权威的国土”，“人人都难过日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大门都向穷人们关上了”，一个穷人要想赚到比一个普通工人多一些的工资，就得斗牛，这就使得斗牛永远不缺乏牺牲品。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故事主角加拉尔陀从小就选上了做一个斗牛士的生活道路。在目睹一个小伙伴斗死的时候，他的决心曾经一度动摇，但还是重新下定决心。这个连性命也不顾的斗牛士，“全世界最勇敢的人”，终于赢得了金钱和名誉。“像虎烈拉一样危险的”贵族妇人堂娜索尔引诱了他。接着，他为了讨好群众，在斗牛场上受了伤，贵族妇人也厌倦了他，把他丢掉了，于是加拉尔陀走向了下坡。他的善良的妻子卡尔曼在斗牛士每个斗牛的下午都“仿佛是教堂里就快执行死刑的犯人”，在家里坐不住，总是到礼拜堂去祷告。她原谅了丈夫对她的不忠实，劝阻丈夫继续斗牛。但是加拉尔陀为了名誉，为了金钱，为了一家人和在他家里过寄生生活的人，为了怕过潦倒的生活，终于继续走上斗牛场，在贵族妇人和一万四千个观众的注视下，怀着贵族妇人也许会重新爱上他的幻想，向雄牛扑上去。和这同时，他的可怜的妻子正在斗牛场的“后台”，亲眼看到斗牛场“后台”的悲惨情况，特别强烈地体验到作为一个斗牛土的妻子的悲惨心情。观众看到辉煌的斗牛场面，却想不到“后台”的悲惨情况，观众看到斗牛士的红极一时，却不会想到一个斗牛士的妻子的悲惨心情。加拉尔陀向雄牛扑上去了，他杀死了雄牛，但是同时，雄牛也杀死了他。“可怜的雄牛！可怜的剑刺手！”究竟是谁使得像马一样柔顺温和的卡尔曼受尽折磨？究竟是谁使得雄牛一样善良单纯的斗牛士碧血染黄沙？作者充满激情和力量的叙述，逼得读者不得不和作品里的人物共同呼吸，共同感受，而在读完整个故事以后，又逼得读者不得不深刻地追问，深刻地思索。 在这样的社会里，掌握权力的是“笨得像一头牛的”摩拉依玛侯爵，堂娜索尔的舅舅，他饲养雄牛，支持着使多多少少斗牛士丧命的斗牛，但是却假仁假义地为一条雄牛流血而流下眼泪。他和他的外甥女儿正是导致加拉尔陀斗死在斗牛场上的罪魁祸首。 在加拉尔陀的伙伴中，作者着重地写了短枪手国家。他认为斗牛是一种“反动的行业”，他做斗牛士只是为了赚面包，“人家对他吹口哨，他可是毫不在乎”；但是当加拉尔陀有被雄牛触到的危险时，他就奋不顾身地向雄牛冲上去，准备用死来拯救大师了。他认为对于国家命运漠不关心的人，正是“民族无知无识的可怜的牺牲品”，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缺点和恶德，都是缺乏教育的结果”，“神父就是利用我们的无知无识骗了我们”，因此“一个穷人所需要的是教育：懂得念书和写字”。但是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的命运恰恰反驳了他的这种见解。 这另一个人物就是强盗小羽毛。他“懂得念书和写字”，认识到整个世界可以分为“被剪羊毛的和剪羊毛的”两类人，他认为“一个穷人所需要的就是公道：原来是他的东西就应该给他，如果不给，他就自己拿”。于是他就成为“让整队整队军队追捕着的人”，但是他神出鬼没地独往独来，和加拉尔陀同样“跟死开玩笑活下来”了。因为他受到全体农民爱戴，他们把他当作“饥饿的人们的复仇者”。他体现了当时西班牙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但是事实上没有能改变这个社会，就无声无息地被消灭了。 作者意识到革命就快来了，并且粗略地勾出了一个“革命者”的轮廓。但是他笔下的革命者堂贝贝只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这正是当时西班牙的现实。 这部小说是近代西班牙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愈是具有民族特色也就愈具有世界的意义，在世界文学的广大领域中理应占有它应得的地位。 本书中文译本一九五八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印行第一版；一九八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印了新一版；书名都用原文直译《血与沙》。现在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是第三版，书名改用《碧血黄沙》。这也是国外根据本书改编拍摄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的中文译名，更改后的书名也许比朴实的直译书名多一分华彩，更适合普及本吧。 谨以这一版本纪念原作出版九十周年，同时也标志着中译本出版四十周年。 吕漠野 1998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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