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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的生活是清苦的。 战时物价腾涌，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会钻营的去做投机买卖，捞外块，可是对穷教员来说，日子过得就艰难了，对学生来说，那就更困厄了。战区来的学生有贷金，自己申请，等工作了再还。开始时每月８元，４元钱的伙食，４元钱零用，还可勉强维持。后来提高到７０元的贷金，但连饭也吃不到了。非战区的有家的学生，是连贷金也没有的。总不能饿饭啊！就搞点实物演出，农民来看戏，就拿着白薯、白菜、鸡等来看戏，当地的绅士也有时送半只猪来，这样，星期天就能打上一次牙祭，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曹禺是教授级，日子还可以维持，但他看着学生的清苦，打心里是怜爱的。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学生还在那里勤奋地读书，有时连夜地排戏演戏。作为一个教师，财学生最深厚的爱便是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成才。除了指导学生排戏演戏，那就是教课，他教的课程门类是够多的了，《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等。 在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关于曹禺教书育人的种种事迹：吕恩说，那时我们许多学生都是慕万老师的名而报考剧校的。他讲课讲得很精采，上午四堂课，他只在中间休息一次，但往往是一气呵成，讲得有声有色，边讲边表演。没有翻译过来的剧本，他自己就朗读原文。万老师好读书，戏剧方面的东西，他太精通了。在江安时，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学者。① 范启新说，万先生讲课，那真可谓口若悬河。他看得多，随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分析起作品来又是那么细致入微。他讲得传神，我记得他讲戏剧概论，常提到的剧作家和剧作，有匈牙利的摩尔纳的《百合花》，法国班拿的剧本也介绍得比较多。班拿是所谓静默学派，没有大的动作，重视心理分析，像班拿的《S*误》，是黎烈文翻译的，万先生就介绍过。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剧本，这样的戏使人感到亲切得很，我觉得《北京人》就有班拿剧作的影响。还有班拿的《玛亭》，袁昌英翻译过，他讲的时候都入了迷，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大家也如痴如醉了。②冀淑平回忆说，万先生给我们讲西洋戏剧史，他是从希腊悲剧讲起的，他对希腊悲剧可以说有一种独到的体会。他不是一般地介绍，而是让你感到其中的悲剧精神。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课，别的班都来听，他讲课讲到高兴的时候，就用右手揪着右耳朵上的一个小肉瘤，眨着眼，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入戏”了。③陈永係回忆说，万先生教的课很多，他教编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错综心理，错综感情，都是一般戏剧理论书中很难看到的，听起来很新鲜。他结合着许多剧本许多人物来讲，说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讲究戏的跌宕和节奏，韵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细，那时，每学期我们都要写一个剧本，他批改得很认真，很仔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还得推敲，都批得详详细细。那么多学生的卷子，他都那么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负责任的。①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张家浩写了一个剧本交给他看，这个剧本叫《红色马》，讲一个爱国志士，打入日本军队中去刺探情报，经历各种风险把情报搞了出来，其中用了不少惊险的技巧。曹禺看过，找到张家浩说：“下次你再写这样的剧本，就不要拿给我看。”②他是希望学生在开始写戏的时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东西。 尽管他那时已经和郑秀产生了深刻的感情裂痕，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之中。但是，教学生活却给他带来了幸福和愉快。他一旦和学生在一起，他的愁苦便一扫而光了。学生在暗地里是同情他的，都是些大学生了，他们也感到万老师和郑秀是很难共处的。两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脾气性格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也许他们偏袒着老师，觉得郑师母对万老师照顾不够。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袍，穿着破袜子。学生们都希望有人能照顾万老师。这时，学生们也知道万老师和邓译生有往来，朦朦胧胧中，觉得他们俩应该好，都帮着万老师隐瞒，不让郑师母发现。有时，他们看到万老师和邓译生在一起，就自动走开了，好像还在暗中成全着他们。他们也并不认为郑师母就是什么一个不好的人，只是觉得万老师和这位师母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难以为继了。 江安的生活毕竟是单调的，眼看着黄佐临、金韵芝夫妇走了，张骏祥走了，同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一一离去，曹禺的孤独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家庭生活带来的痛苦便显得格外突出了。他有着爱的慰藉，但却藏在心里，这种爱近在咫尺，但又隔着万水千山。 也许可告慰于他的，是创作。《蜕变》出版了，这是在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好不容易啊！在那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他的老朋友巴金把《蜕变》印了出来，这已使他感激莫名了。但更使他感动的，是巴金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真像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 巴金是这样写的：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成了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南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１４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雷雨》是这样地感动着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睑。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方纪程碑。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巴金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重庆曹禺读着这篇《后记》，泪水浸润着他的眼睛，一股热流注入他的心田。同时，也把他带入甜美的回忆之中。在六年来的创作路程上，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友谊。是巴金把他的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从这位朋友那里得到默默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一个多月前，他和巴金在江安聚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了。六天，难忘的六天的相聚：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初，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巴金来了，曹禺知道他从上海到重庆，就约这位老朋友到江安来玩玩。几年不见了，好像都发现对方又苍老了些似的。巴金一路风尘仆仆，特地跑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看望这个他尊重而亲爱的老弟，有说不完的话。从战争开始，他们就没再见面了，三年的光景，比３０年还要漫长。战时的兵荒马乱，凄怆逃亡，每过一天，都使他们带着深重的忧虑和不安。忧国忧民的焦虑，呕心沥血的呐喊，分分秒秒都未曾偷闲。他们不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却像士兵那样地战斗着。 但是，用什么来招待这位远方来的兄长？这里既没有东来顺的涮羊肉，更没有广和楼的京剧，就是这样一个小城，这样一个清幽的薨庐。但这里，有一群学生们的赤诚，一听说巴金来了，学生们就都来看望他，当然，也有剧校的老师。白天，客人应接不暇，只有夜晚，在清油灯下，才是他们互相倾谈的时间。 在曹禺写作的小房间里，在幽暗的灯光下，在夜色的朦胧中，谈着，不停地谈着。这大概是人生中最高的享受了。巴金把吴天改编的《家》的剧本带来了，曹禺读过感到不满足，便谈《家》的改编，他要亲自改编，大概曹禺是想以此为他们的友谊再添上一把火。对巴金来说，这自然也是最快慰的。如果说，巴金这次来江安有什么收获，那就是他又催促着一部新的剧作的诞生。曹禺谈到这次同巴金的会面时说：巴金到我家来了，把吴天改编的《家》带来了。我看过，觉得它太“忠实”于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应该由我来改编，不能说是他请我来改编，我也意识到这是朋友间油然而生的责任，我说我试试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说《家》我早就读完，但我不懂得觉慧，巴金跟我谈了他写《家》的情形。谈了觉慧、觉新、觉民这些兄弟，还告诉我该怎么改。 巴金这次来江安，我们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得很晚很晚，虽然是冬天，小屋里只有清油灯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来，总觉得那小屋里很暖很暖，也很光亮。①巴金的到来，给曹禺带来友谊的温暖和关怀，也给他带来新的创作课题，开始了对《家》的改编的酝酿。但是，江安的环境是越来越险恶了。 １９４１年１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延安和香港，而留下来的同志在更艰苦的环境中同国民党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江安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皖南事变”不久，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国立剧专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张安国回忆说：“１９４１年泸县中心县委书记被捕叛变了，江安的党组织也受到影响，江安县委书记被捕，敌人掌握了江安一些党员的名单，剧专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有的党员像方琯德等得到通知，迅速逃离江安。”②在剧专党组织未遭到破坏之前，剧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就从暗中监视着进步学生的活动，以“战时学生贷金”为诱饵，诱骗学生参加国民党。剧专的地下党支部曾领导学生展开斗争，那气氛已是相当紧张的。曹禺虽然不曾卷入这斗争的漩涡，但实际上，暗中也被监视着。在这期间，还发生一起搜查曹禺家的事件。 一天，江安的宪兵队突然闯入曹禺的家中，搜走了他的所有信件，检查了他的书籍、杂物。此后一个３０岁左右，身材干瘦，穿中山装的人，每天都到曹禺家里来，老是和曹禺闲扯，问东问西，古今中外，亲戚朋友，什么都打听。曹禺外出，这个人也总是跟随着他。过了几天，他的几个学生就被捕了。那时，曹禺自以为是个“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人，但他竟然遭到搜查追踪，对这种黑暗统治更深恶痛绝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来搜他的家，后来才知道，是江安宪兵队截获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祝贺《日出》在延安公演成功。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同志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同他说，延安也应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剧作，认为《日出》就可以演，并且提出这个戏应该集中延安的一些优秀演员来演，要把戏演好，还应当在剧组建立临时党支部，参加演出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日出》演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排演，《日出》在延安上演了，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①于是，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名义给曹禺发了贺电。江安宪兵队截获到这份电报后，便以此作为“通匪罪证”，搜查了曹禺的家。搜家时，恰好曹禺不在江安。宪兵队是不可能发现什么的，但这件事却使他感到江安是不便久住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不断施加迫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文件“禁演曹禺所著《雷雨》剧本，并不准刊行该剧本”。该通知指出：“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要，即应暂禁上演。该剧本之印刷品，亦不准再版。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转知。”云南省政府接着发出训令，“案准中央宣传部函查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业经令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重行审查据报：该项剧本殊不适合抗战时期之需要，应转饬各地主管机关暂禁上演等情”。显然，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对曹禺发出警告了。它们妄想用这种恫吓手段堵住作家的口，使一些进步作家不再喊出正义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料到，这种愚蠢的做法带来的结果，却是进步文化人对他们的更加憎恶。 曹禺所热爱亲近的学生逃的逃了，被捕的被捕了。他所亲近的朋友也都陆续离开了江安。他感到江安的肃杀，感到剧专的萧条，终于于１９４２年初辞退剧专的职务，到重庆去了，那里，一些朋友也盼望着他去。 他离开江安的心情是决绝的，但又未免有些留恋。在这里，他写了《蜕变》、《正在想》和《北京人》，舍不得离不开那楼上安静的书室，也舍不得薨庐的主人。 老房东张薨赓特地为曹禺饯行。几年来，他们两家相处得很好，老人的关照，安国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暗中给予保护。安国的儿女较多，老五张邦炜，名字还是曹禺给取的。在这次惜别的宴会上，曹禺还开玩笑说：“邦炜和万黛定亲家吧！我把万黛给你，万黛耍的一个鼓儿灯留给邦炜作为聘礼吧！”他把一个制作十分精巧的鼓儿灯送给张家作为纪念。曹禺对薨庐主人的关照，以及数年来凝结的情谊是难忘的。每当他回忆起江安的日子，总是念起薨庐主人的情谊。 自然，重庆迎接他的也并非是一个安乐的世界，依然是昏沉的夜，恼人的雾。为了生计，他应复旦大学之聘，去那里讲“外国戏剧”，也讲授英文。 １９４１年上半年，重庆的戏剧舞台格外沉寂。几个剧团在那里苦撑着，中央实验剧团演出了于伶的《女子公寓》，孩子剧团演出过凌鹤的《乐园进行曲》，中央青年剧社演出了杨村彬、徐昌霖的《秦良玉》和袁俊（张骏祥）的《边城故事》。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剧目是最多的了，有马彦祥的《国贼汪精卫》和《人约黄昏后》、《赎罪》、《皇军的刺客》、《走》，还有曹禺的《正在想》等。从这些演出可以看出，似乎还没有更精采的剧目。但是，正在酝酿着一个戏剧高潮的到来。 曹禺的生活是更加清苦了。除了上课，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家》的改编的准备之中。他既然向巴金作出承诺，就想一定把它改编好。一次，他遇到张瑞芳，说：“我要给你写个角色！”那时，他已想好了，瑞珏得由张瑞芳来演。因为，在《北京人》的演出中，他对张瑞芳扮演的愫方是十分满意的，他以为她具有一种塑造性格的艺术气质和表演才能。 重庆的夏季闷热得令人难耐。曹禺从小就怕炎热的天气，一到夏天，就光着上身。重庆的夏季像蒸笼一样，坐在那里都要流汗，这种气候是无法写作的。张骏祥知道他正在写《家》，就为他找了一个适宜写作的地方。 在重庆东边十多公里的地方，长江边上的一个小码头——唐家沱，这里停泊着一艘轮船。张骏祥同船长说好，为曹禺在船上找了一个空房间，并嘱咐船长照顾好曹禺。就这样，曹禺就搬到这艘江轮上来住。 唐家沱，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长江两岸高山耸立，江水汩汩地流着，清爽的江风阵阵吹来，有时，使人忘却正是炎热的夏季。从山上不时传来杜鹃的啼叫声，愈显得这里的静谧和安适。特别是清晨和夜晚，更是出奇的宁静。而在月夜中，一轮皓月当空，映着长江流水，真是一个诗的境界。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１９４２年，重庆的酷热如蒸的日子，我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长江上浮泊着的一只江轮里，俯扑在一张餐桌上，写着这个剧本。那是一个不大的江轮的餐厅，早晚都很清静，只有中午和黄昏时，一些拖船的水手和我一同进餐。他们见我打着赤膊，背上流着一串一串的汗珠，还在昼夜不停地写，一位中年人惊讶地说：“真是！你们写戏的，原来也很辛苦啊！”这一生，我忘却许多应该忘记的事情，但这一句话，不知是否为了它的诚恳，我却一直记得。① 在江轮上，大约住了三个月，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他沉浸在写作中，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好像一天没有写出多少，就匆匆过去了。偶尔，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余克稷来看望他，朋友聚在一起，热闹一番，使他得以松弛一下。但最能给他以慰藉的就是方瑞的来信了。那时，方瑞已成为他“所爱的朋友”。还在写《北京人》时，方瑞就为他抄写稿件了，间或也做些小小的改动。看到那清秀的笔迹，就像看到她的人一样。方瑞的信来了，厚厚的一叠稿纸，把抄好的《家》的片断寄来，当然，还有她的关怀和友爱。曹禺把《家》写出一个段落，就把手稿寄给她，由她抄好再寄回来，这大概就是他们借以互相鼓励、互相爱慕的一种方式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他带来的是春天的气息，温柔的暖意。每当他坐在餐桌上，进入写作的情景之中，这种爱的芳馨也渗入剧作中来，特别是瑞珏的形象和他“所爱的朋友”粘连在一起了。《家》是这样描写瑞珏的：是圆圆脸，洁白微带着红晕的面腮，高高鼻梁，衬托着不大不小的一对双眼皮的眼，厚厚的嘴唇十分敏感，……举止十分端凝，端凝中又不免露出一点点孩提的稚气。黑黑的眸子闪着慈媚的光彩，和蔼而温厚。……她微颦着眉，柔和的脸上泛起一脉淡淡的愁怨。 显然，这里有着方瑞的身影，有着方瑞的神韵。方瑞不等于瑞珏，她没有１７岁的年华，体态打扮也不会全是瑞珏的样子。但瑞珏的脾气、性格、神态、气质，却有方瑞在她的血肉里。这次改编《家》，他是颇费踌躇的。他喜欢巴金的小说，但是，又该怎样改编呢？他对我说：吴天那个本子不怎么好，一点也不改，完全按照原小说的样子。我反复读小说，都读得烂熟了。我写时，发现并不懂得觉慧，巴金也曾告诉我该怎么改，很想把觉慧这个形象写好。最后，觉慧反倒不重要了，瑞珏、觉新成为主要的了。写着写着就转到这方面来了。剧本和小说不同，剧本的限制较多，三个小时的演出把小说中写的人物、事件、场面都写到剧本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得写我感受最深的东西，而我读小说《家》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不幸的婚姻给青年带来的痛苦。所以，我写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三个人在婚姻上的不幸和痛苦，但是，我写剧本总不愿意写得那么现实，写痛苦不幸就只写痛苦不幸，总得写出对美好希望的憧憬和追求。改编《家》时也是这样一种心情①。 无须讳言，他当时正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经历着痛苦和不幸，他和郑秀的感情已经很难弥合了。很难责怪谁，他们并不是包办的婚姻，他们曾经有过热恋的时候，并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婚后的生活中，由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把矛盾积累起来，在感情上刻上道道伤痕。他曾经追求着爱的幸福，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当他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所爱的，他失望了，他痛苦着。即使对方向他提出种种诘难，他总是沉默着，他又有什么可说呢？他不吭一声，在无言的沉默中，心灵深处却是异常的苦闷。对方也是痛苦的，但是，离婚又有多么困难，真是谈何容易！从这痛苦的深渊中拔出来，太难了，太难了！愈是这样，便愈是渴望美好的结合。如今确有一个他“所爱的朋友”，他们的感情是这样的贴近，但却像隔着万水千山。大概正是这样的处境，使他用他的心灵来改造着《家》的故事，改造着其中的人物。 巴金的《家》，内容是丰富的，但逗起他兴趣的却是那些年轻人爱情的挫折和婚姻的不幸。梅表姐和觉新的纯洁的爱情，为封建的孽障葬送了，梅表姐的抑郁而死牵动着他的心。他觉得瑞珏是最无辜的，嫁到这个大家庭来，她的心地是那么美好，她爱着觉新，又同情觉新的不幸，但她也不能逃脱封建的魔爪而悲惨死去了。于是，觉新、瑞珏和梅表姐这三个人物的命运及其间的纠葛，使作家找到一个倾吐他内心深切感受的泉口。他不得不割舍了小说《家》中的一些内容，像觉慧所参加的斗争、学潮、兵灾等都只能退到背景中去了。 当他把《家》改编出来，送给巴金去看时，他确有些忐忑不安，他怕巴金不同意他的改编。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大体上是根据原作改编的，但毕竟是按我的理解我的感受改编的，我对我所熟悉的人物像冯乐山、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些人物，就调动了我生活中的经验。冯乐山这种人，我就在生活中见过，伪善阴险，坏透了。这些熟悉的人物，我就可以发挥，不一定同巴金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但是，巴金读了却欣然肯定，这使我放下心来。① 《家》是由中国艺术剧社首演的，时间在１９４３年４月８日，地点是重庆银社，导演章泯，由金山扮演觉新，张瑞芳扮演瑞珏，凌琯如饰钱梅芬，舒强饰觉慧，沙蒙饰高老太爷。该剧接连上演两个月，可谓盛况空前。《家》以其迷人的艺术力量征服了观众。 但是，评论界对《家》的改编却有着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其芳的意见。他以为《家》的改编有它成功之处，但是，它“似乎和巴金先生的小说有些不同了。重心不在新生的一代的奋斗，反抗，而偏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去了。许多作者着力刻画的突出场面，觉新和瑞珏婚夜的长长的朗诵式的独白，鸣凤自杀前的抒情话，梅小姐与瑞珏临别时候进行的缠绵悱恻的对谈，最后瑞珏辗转病榻，不久死去，这些都是写的恋爱婚姻的不幸。……这些不幸，比起那些真正巨大的不幸来，算得什么呵！这大都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症罢了，忍痛把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这个剧，由于这一方面的分量过重，把觉慧等人的反抗那一方面就压下去了。”何其芳的批评是基于以下的理论：“我觉得婚姻不自由并不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也就是说，最有力的反封建的作品应该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作品。大家庭的婚姻悲剧也好，争财产纠纷也好，我看都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而只能算是封建社会的次要矛盾。”他说，今天再写这些婚姻不幸，“意义就大为减少了”。他还说：“无论怎样艺术性高的作品，当它的内容与当前的现实不相适应的时候，它是无法震撼人心的。”①此外，像小亚的《〈家〉的人物处理问题》，也大体和何其芳持相似意见，认为“因为过于强调恋爱悲剧，以致把主题的意义——新生的一代反叛封建家庭——冲淡了，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场情致缠绵的恋爱悲剧，而不是鲜明的，有积极意义的反叛封建家庭，寻找新的道路的故事”。② 这种狭隘批评，在当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而出现的，它对《家》的改编成功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都贬低了。而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一些批评家看来缺乏现实意义的戏，却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而且久演不衰呢？这里，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隐秘？这却是这些批评家所忽视的而又不能做出回答的课题，它还有待历史的考验和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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