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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 报童的呼叫声，嘉陵江上的汽笛声，加上鞭炮声，锣鼓声，在山城上空回荡着，市民都涌向街头，在繁华的街道上簇拥着，欢跳着，整个山城沸腾了。 八年，八年啊！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和平终于胜利了。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和平呵！曹禺把一张报纸看了许久许久，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胜利，本来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始终坚信胜利这一天的到来；但是，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又使他感到突然了。他兴奋的时候，却往往是沉默的，他又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沉思之中。 和平了，胜利了，人们渴望着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人们对这和平和胜利怀着多少殷切的期望和光明的幻想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这是一个给山城人民带来希望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到重庆来了。曹禺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心想，“毛先生来了，这下可好了！”他把毛主席来渝，看作是和平、团结、光明和民主的象征。 ８月２９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主席的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曹禺看到毛主席的谈活，深表赞同。他以为国共谈判，真能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去做，一定会迎来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最难忘记的是９月的一天，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安排下，毛主席在上清寺会见重庆文化界人士，曹禺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魁梧的身材，和蔼的笑容，着一身蓝灰色的中山服，给他以朴素而伟岸的感觉。他没想到毛主席是那么平易近人，对他又是如此了解。当周恩来副主席把曹禺介绍给毛主席时，他们亲切地握手。毛主席勉励曹禺多为人民写出好的剧本来，他语重心长地对曹禺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此刻，他紧握着毛主席的手，表示决不辜负他的厚望。曹禺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只有２０多人参加这次会见，我记忆中似乎都是进步的。沈浮对毛主席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毛主席还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毛主席谈笑风生，对大家充满了关怀和期望。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团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国共代表会谈纪要》。曹禺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这个协定写着：要“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且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个协定使曹禺受到鼓舞，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憧憬的人，他早就呼唤过“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他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但是，他哪里知道，在４０天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作了多少让步，而取得每一项协议，又经历了多少艰难！当然，他更没有想到，国民党把“双十协定”作为他们暗中准备发动内战的步骤。 就在“双十协定”发布前后，９月１７日，蒋介石向全国各地秘密发送《剿匪手册》；１０月１３日、１５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１１月，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了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国民党已经把发动全面内战作为他们的既定方针了。 这一切，当然是曹禺所不能知道的。就在全国处于一种暂时和平的气氛里，他和老舍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讲学一年。国民党中央社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发表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最近期内出国。”延安《解放日报》也于１月１４日转载了这条消息。 对曹禺来说，这次邀请使他感到突然。虽然，他已经答应下来，但心中老想着一个问题，到美国该讲些什么呢？曹禺回忆说： 去美国之前，我当时拿不定主意，到那里该讲些什么呢？我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想找吴玉章同志请教。但是，他不在重庆，又找董必武同志，说也不在。不知什么原因，我是想问问到美国该怎样讲话。他们不在，我就找茅盾，我记得茅盾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留我吃饭。很丰盛的菜，都是孔德沚亲手做的茅公讲得很多很多，可惜我现在都忘了。但有两点却是记得很清楚的：一是，他说，有什么就讲什么，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实事求是；二是，谈到文学，他说要讲文学是有社会意义的，不只是娱乐。这两条我记得很清楚，在美国我就是这么讲的。①茅盾的一席谈，给曹禺以信心和力量，在美国讲学期间，他的确是遵照他的意见去做的。 １月２０日晚上，“文协”为他和老舍举行了欢送酒会。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送文化使者出国，因此，得到进步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大约晚六点钟，一些著名的作家都来了，把两个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到会的有茅盾、巴金、胡风、阳翰笙、杨晦、何其芳、黄芝冈、刘白羽、陈白尘、聂绀弩、邵荃麟、冯雪峰等５０余人。一张张小茶桌上，摆着酒、茶点，围坐着的人们畅心地倾谈着。一篇报导是这样描写曹禺的：“等到曹禺先生来了，他悄悄地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沉静得很。我们向来是不大在各种场合中见到曹禺先生的。他一直蛰居在乡间，埋头写作他的剧本《桥》。他的许多朋友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惟有巴金先生和他的关系最密切，巴金是给曹禺先生转达一切消息的一个人。”① 茅盾首先致欢送词，他说：“我们的官方曾经派了不少人到外国去，这些人到外国去替官方做宣传。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来请中国作家出国，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他还说：“我看到美国的《骆驼祥子》这本书的广告，那广告上面画的一个中国人，脑袋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那辫子还翘得高高的。现在美国人是怎样地看我们中国人啊！”茅盾希望他们二位到美国后，把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和生活，老百姓的要求，和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是怎样进步的，把中国的实际情形告诉美国人。他说：“吃黄牛油的洋人对于中国的小辫子和三寸金莲未免太隔膜了。现在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如今不仅在形式上没有了小辫子，在精神上也没有小辫子了。这样对于真正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才会有真正的帮助。”接着是老舍先生讲话，他讲话充满坚定而果断的信念，在会上引起共鸣。 曹禺在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中起来讲话。他的讲话温文缓和，他希望这次出国，努力做到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新文化是怎样艰苦地产生的，了解中国新文艺运动在今天取得的成就。他说吃牛奶黄油的外国人，是不了解吃草的中国作家的，他们见到老舍先生就会明白中国作家的生活和环境。那时，老舍先生身体不大好，刚刚经过大夫检查，虽然没发现肺部有病，但他那瘦弱的身体是朋友们所担心的。曹禺接着谈到，他很不喜欢有些人，首先怀着写给外国人看的写作态度，结果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写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写自己熟识的人。最后，他打趣似地结束了他的讲话，他说：“带了哈巴狗去周游全世界，回来仍然是哈巴狗，我不知道我回来是不是哈巴狗？！”他这些话，引起满屋的笑声。他的信念是明确而坚定的：出去是这个曹禺，回来还是这个曹禺，是不会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所改变的，也不会为外国人的游说所能动摇的。 ２月间，曹禺抵达上海。一些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又得以在胜利后重逢了，每日都有应接不暇的朋友来访。２月２８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会员大会，为曹禺、老舍送行。同时，还欢迎新从重庆、厦门等地来上海的会员，如戈宝权、宋之的、吴祖光、柳亚子、施蛰存、袁水拍、许杰、华林、叶绍钧、赵太侔等人。到会的文艺界的朋友不少，赵清阁、许广平、王辛笛、凤子、赵景深、魏金枝、葛一虹、任钧、冯亦代、郭绍虞、叶以群、吴天、顾仲彝、唐皘、柯灵、李健吾、郑振铎、张骏祥、黄佐临、熊佛西、曹聚仁等人；还有美国新闻处主任费正清，是他建议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曹禺去美国讲学的。 这次欢送会开得十分隆重。先由叶圣陶先生题词，他写下了以下的话： 文协上海分会欢送舒舍予、万家宝两先生赴美讲学，宣扬我国新文艺，到会者咸署名于此纸，永留纪念。时为３５年２月１８日下午４时，会场为全联食堂。叶圣陶书端。 接着是郑振铎致词，他说：“我们希望真正的中国人到美国去，也希望真正的美国人到中国来。我们希望他们俩把真正的中国情形讲给美国人听，不多制定日程的限制，宣传抗战文艺和事迹，并且是真正的中国民间代表。”叶圣陶先生的讲话更是语重心长，他说：“新文艺从开头就不曾与政治分离过，这是五四运动开始的，以后的道路也不曾与政治分开，现在自然是以民主运动为最大潮流和倾向……。老舍、曹禺口头不说，但他们所表现的是真正中国人的生活，就可以关联到这方面去。希望他们告诉外国朋友们，中国文艺界有这样的趋势和精神。”在老舍讲话之后，曹禺便起来致词：想不到新老朋友在这儿见面，真是愉快。八年来的心情是没法子讲的。朋友们都在追寻唯一的真理，我们知道这真理目前是什么，大家为此感到的不愉快，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所受的折磨、痛苦和物质上的灾难，是值得骄傲的。写文章的人许多年来用各种方法替老百姓说话，值得高高在上的人知道他们的痛苦。谁能够替老百姓做事，谁就能在新中国组织里存在。现在离目标还远，必须从各方面去努力，目前各地的老百姓离文艺运动还很远，生活都维持不了，更谈不上文化。我们要使老百姓安定，要他们懂得他们的责任很大，他们是将来新组织的主人。以后我们如再写作品，与其谈太大的问题，不如谈谈与老百姓接近的具体问题。这一次我们到美国去，老舍说是向美国作家学习，自然我们要从美国得到一些东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把现代变化中的中国告诉美国民众。老舍的《骆驼祥子》英译本封面拉车的人还有一根猪尾巴，可见美国人对中国还认识得不够。中美两个民族，一个过去历史慢，一个快，方向却已决定，就是民主和真理。我们新文艺运动时间不长，像挤牛乳一样，总要挤出一点来。像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不敢太自夸，即使放在外国第一流作家行列，也不觉得惭愧的。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我国人民的生活，怎样选择能代表中国的作品。外国人读中国作品不大力便，我们该自己选择，介绍出去，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他的讲话，得到郑振铎的赞许，受到与会作家的欢迎。在这个会上，费正清也起来致词，他首先声明，他不能代表美国国务院，只能作为个人的意见。他说：“中美文化应该联络交换，不但将文化材料即书籍交换，人也要交换。中国人到美国去，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我以为十分要紧的。”他说，２０世纪了，应该有国际文化交流。他特别强调说：“原子弹要是弄得不好，也许十几年后，大家都破坏了。最好把世界文化统一起来，我们必须有民主的文化，否则就糟糕。老舍、曹禺二位不但作了中国代表，也帮助了美国人。美国人一定要负责，可惜美国人对中国的学问情形还了解得不够。美国人不懂得中国事情，那是有危险的。美国对别国事情办得不好，就要失败。这虽是我个人的意思，却知道好多美国人也有此感想。”此外，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吴祖光、施蛰存、许杰、华林、袁水拍等人。 最后，由凤子宣读了苏北作家致上海文协的信，它带来解放区作家对国统区作家的亲切慰问，也带来解放区的消息，引起了与会作家的极大兴趣。信中说：“我们虽在敌后的战争环境中，但是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不顾一切长期封锁和农村落后状态的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无微不至地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得为抗战为人民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享受到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自由空气，及毋须为生活而奔忙的人最大的愉快。愈是我们工作得自由，愈是我们怀念你们所受过的不自由的与不愉快的日子。”还说：“我们应该加强团结，互相取得联系，建立华中解放区与上海及各大城市的文化工作上的交流。……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来参观，你们的被禁止出版的书籍和被禁止上演的剧本，解放区愿替你们出版和上演。……这儿有着你们广大的读者。”①此信宣读后，到会作家热烈鼓掌。曹禺从这封充满热情的信中，不但感受到解放区作家的深厚情谊，也呼吸到解放区自由解放的清新空气。多少年后，他想到这封信，都记忆犹深。他似乎感到，解放区在向他招手，欢迎他，也欢迎一切作家到解放区去。 ２月２２日，上海剧影协会在华美酒家为曹禺举行欢送会，顾仲彝、黄佐临、周信芳、梅兰芳、李健吾、赵景深、韩非等出席。３月２日，国立剧专的校友方守谦、罗明等人又在四马路杏花楼为曹禺饯行，张骏祥、白杨作陪，宴毕，师生合影留念。 同行的寄语，朋友们的嘱托，学生的深情，使他深知此次美国之行，不只是他个人的一次讲学，而是肩负着民间文化使者的重任。他不会辜负朋友们的期望。 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天气晴朗，虽说江南春早，但黄浦江畔春寒料峭。此刻，曹禺脱去穿惯了的长袍，着一身西装，正和老舍忙着向送行的人们握手告别。在他欢愉的笑容中，带着希望和憧憬，他想，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得到满意的收获。 汽笛长鸣，史格脱将军号启航了。这是一艘美国海军运输舰，它将载着这两位使者横渡重洋，开始漫长的航程。 黄浦江汹涌着流向大海，在船舷上，他贪婪地望着两岸的景色，尽管这里是种种刺痛人心的破旧和腐败，但它毕竟是祖国的土地。当他要暂时离开祖国的土地，那心情却是一片难舍的依恋之情。船到长江口，只见远处水天一色，烟波浩渺，文天祥的两句诗不禁又闯入他的记忆：“一叶飘摇扬子江，白云深处是苏洋”。长江，你的胸怀原来是这样的开阔，这样的宽广，还未曾离开祖国，却又在思念着祖国了。 半个月的航行，史格脱将军号终于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西海岸，从西雅图港踏上了美国的国土。令他和老舍惊异的，西雅图是那么繁华，看不到半点战争的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全球都有着美国战车履带的印痕，但是，在他们的国土上却不曾嗅到一丝硝烟的气息。同处处是战争创伤的中国比较起来，这里却是繁华和喧嚣，战争把美国大老板的腰袋填得满满的。 他和老舍从西到东开始了他们讲学观光的旅程。洛杉矶、旧金山、新墨西哥州、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洛拉多州等地，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曾经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天主教大学、克伦多大学等有名望的高等学府讲学参观。他们还参观过纽约的百老汇，拜访过好莱坞，欣赏了美国的戏剧和电影。作为民间的文化使者，中国戏剧的使者，他们受到美国文化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在华盛顿，他们受到美国国务院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招待，为他们设宴洗尘，下榻在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来世礼”宾馆（ＬｅｓｌｉｅＨｏｕｓｅ）。当时，邱吉尔就住在甲宾馆，他们住在乙宾馆。他和老舍同居一室，有专人招待他们。曹禺回忆说：“后来我们才了解到，美国国务院专门请各国的名人来美国讲学或访问，并且希望这些人长久地在这里工作，通过这些人为美国作宣传。”①曹禺和老舍就是他们聘请的“名人”，自然希望通过他们为美国工作。但是，这点却使美国国务院失望了。华盛顿的城市风光给他以美好的印象。白宫在阳光照耀下分外庄重，到处都有绿茵茵的草地，却没有城市的喧嚣。但是，也有令人愤慨的时候。有一次，他和老舍宴请黑人作家吃便饭，这家大饭店却挂着“禁止黑人进餐”的牌子，把他们请来的黑人作家拒之门外，这使他们看到美国标榜的“民主”、“自由”的真相。他们在新墨西哥州，亲眼看到流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被圈在所谓“保留地”里。这些“保留地”是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烈日烤得发烫的地方，看不到一点绿色。每到一处，那些红皮肤的印第安孩子们，便围拢来，向他们兜售土陶器，那景象实是令人难过。因此，美国的现状，美国的历史，就成为他俩谈话的课题。美国的建国史，自然有它进步的方面，但它的确是在血和火、刀和剑的光影中发展起来的。掠夺、压榨、种族歧视，确有它不光彩的方面。他们深深感到，正如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太不了解美国了。 他们在纽约停留的时间最多，对于曹禺来说，纽约百老汇的戏剧是他早就向往的，他不放过每次看戏的机会。从西雅图到纽约所经过的地方，他和老舍已经看过两次舞剧、三次广播剧、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在纽约期间，正好英国的老维克剧团在世纪剧院演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由著名演员劳伦斯·奥立弗主演。奥立弗还未到来，纽约报刊广播已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纽约人把老维克剧团看成是一个不平凡的剧团。《纽约时报》杂志是这样描写奥立弗的：“十分健壮——晒得黝黑，养得很好，精力充沛，急欲一试身手。”票房外面挤满了购票的人们。曹禺看了奥立弗的演出，不禁为他的表演才能惊叹。奥立弗在《亨利四世》上下篇中扮演的是两个次要角色：霍茨巴和乡村法官夏禄先生。一个是精力充沛的斗士，一个是日落西山的老人。夏禄被他演得像是格里姆和狄更斯合写出来的人物，给人一种奇异之感，但又是十分真实的。特别是霍茨巴临死前夕的台词，他朗诵得是有一种悲怆的气氛。曹禺对老维克剧团的演出是满意的。但是，整个百老汇却未免使他失望。在这个演剧中心，最流行的是歌剧和喜剧，演出者只是希望获利，弥漫着商业化的烟雾，缺乏严肃戏剧的演出。他们也上演莎士比亚、易卜生、王尔德的作品，但更多的是追求艺术形式上的完美。新的剧作，没有上佳的作品。这就同当年曹禺从《剧场艺术》月刊的介绍上所看到的美国剧坛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时，美国戏剧充满着朝气，为人民说话，而这种热情，如今已经冷却了。他所敬重的剧作家奥尼尔正在病中，未能见到这位美国杰出的剧作家，感到很遗憾。但在世纪剧院，终于看到他的《送冰的人》的演出，这多少满足了曹禺的愿望。《送冰的人》是奥尼尔晚期最有影响的剧作，它描写纽约西区一家简陋的旅馆中，房客们寄人篱下，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如剧中所写的：“这儿是什么？这儿是没有希望的酒店，你注意这儿平静的气氛吗？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个码头，在这儿没有人会担心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他们无路可走了。”像奥尼尔的病给曹禺带来悲凉的感觉一样，他的作品同样也带着浓重的悲观色彩。曹禺似乎隐约感到，如果说奥尼尔前期作品还透露着希望和憧憬，还具有一种对困境的挣扎和搏斗；而现在，他的作品绝望了，人们再也逃不出那无形的网。在这样一个有高度科学技术文明和富有的国家，作家却看不到他们的路。《送冰的人》的绝望和悲哀的剧情，使曹禺陷入沉思之中。《送冰的人》是第一次公演，而舆论界的反应却是冷淡的，这也使曹禺感到奇怪。这个剧本，在七年之后，当青年导演昆特把它重新搬上舞台时，才得到批评界的首肯。曹禺回忆说：那时的百老汇的戏剧艺术，被那些演出公司的老板控制着，为金钱操纵着，这必然使那些从事严肃戏剧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逐渐失去信心和力量。当然，也有少数人坚持着，但也无法改变那种社会现实和社会潮流。①在纽约会见了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这是曹禺美国之行的一次意外的收获。 曹禺和老舍一到纽约，便由正在美国求学的中国著名影剧演员王莹陪同。由于王莹的引见，曹禺结识了布莱希特。那时，他正在写《伽里略传》。曹禺回忆说：我和老舍拜会他时，想不到他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是那么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的夫人端上茶和酒热情招待我们，我们用英语交谈，谈得十分随便。他很热爱中国，很想有一天能到中国来。我问他：“您为什么不到中国去？”他说：“我想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同他这次会面，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难忘的一件事。②曹禺也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戏剧，他带去关于中国戏剧的许多资料，其中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夜店》的两个戏的舞台面。这些资料使美国戏剧界人士格外惊奇，他们以为中国人的话剧是模仿欧美的，在艺术上是不能同他们的戏剧相提并论的。但是，看了这些戏的舞台面，惊奇之后便是赞赏了。他们认为对这两出戏的理解，趣味，想象，表现都是相当完美的，独具一格，全然不是因袭的东西。这些评价使曹禺感到骄傲和宽慰，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艺术家在创造着中国人自己的话剧。在纽约，除了到大学讲演，曹禺还在纽约市政厅公开讲演《中国戏剧之历史和现状》等。这些演讲，使不了解中国的美国同行，了解到中国的戏剧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活发生那么大的力量，特别是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那样杰出的贡献，这是美国同行过去未曾料到的。一些进步的美国戏剧家，通过曹禺的介绍，对中国戏剧工作者的精神表示敬佩和赞赏，正是这些演讲，把戏剧和友谊的种子撒在美国人民之中。 在纽约曾产生过争论，但这争论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中国人之间。 赛珍珠举办茶会来招待曹禺和老舍，请了几位有名的美国作家作陪，如美国女剧作家弥莱·哈尔门等，正在美国留居的林语堂也应邀而来。茶会上，曹禺讲到文学应当具有社会意义时，“社会意义”这个词在英文中也可以当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思。於是林语堂便站起来加以诘难了，大谈他的趣味主义。他把趣味文学宣扬一阵之后，便对曹禺的发言发起猛烈攻击。曹禺也毫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们中国文学家韩愈就讲文以载道，怎么能说文学只是讲究趣味呢？”林语堂在２０年代就倡导“幽默”，得到“幽默大师”的雅号。３０年代又讲“闲适”、“深远通脱”和“幽默的情境”等，曾经受到鲁迅的批评，说他“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曹禺的反驳使林语堂更为恼火，他当然是听不进去的。在场的，还有一位美国的批评家，他曾参加过共产党，也站起来说，共产党那套我都知道。他把曹禺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林语堂对左派是最恨的了，这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次发泄的机会。而曹禺却是据理力争，搞得这位林老先生窘极了。最后还是由赛珍珠出来和稀泥，争论才收场。曹禺回忆说：这场争论，你一刀我一枪。林语堂讲的都是他写的《吾国吾民》中那套玩艺儿，没有什么新的货色。茶会主人赛珍珠和稀泥，而王莹却赞成我的意见。王莹是地下党员，她给赛珍珠当秘书。当时，杨刚也在纽约。①可以说，这是曹禺这次美国之行中遇到的一次最不愉快的聚会，他万万没想到会遇到林语堂，万万没想到同他发生这样一次激烈的争论。其实，也不奇怪，林语堂也是本性难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次遇到旅美华侨，都把他们当作祖国来的亲人，盛情款待，不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给他们以温暖和照顾。一次，他和老舍应司徒慧敏的邀请，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一家饭店吃饭，这是一次极为丰盛的宴会。当司徒慧敏付帐时，饭店老板出来了，他说：“你们来了，我就特别高兴，还须付什么钱！”原来这位饭店经理是广东客家人，说什么也不要祖国来的亲人付帐。 在纽约最盛大的聚会，是为庆贺张伯苓校长７０寿辰而举行的宴会。其时，张伯苓正在纽约，南开的校友们一定要在异国他乡为老校长祝寿。曹禺自不必说，老舍也曾在南开中学任教过，他们闻讯后，就商量着怎样向张伯苓先生表示他们的心意。最后，他们决定合写一首祝寿的献诗：张校长七十大庆，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要乱讲，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可是他会把成千上万的小淘气儿，用人格的熏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荫与荷塘。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而慢条斯理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股劲儿，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还有啊，红梅绿栀， 和那四时不谢的花。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对，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他要留着沙坪坝， 他还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东北，在上海，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张校长！ 你今年七十，还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的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 您的好运，也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悠不撒手南开，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您健康，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 这篇署名“学生曹禺，后生老舍”的贺词，在庆祝会朗诵起来，得到与会校友们的热烈鼓掌。因为它代表了南开人的心声和祝愿。这首贺词，也是曹禺和老舍美国之行的一个纪念，纪念着他们之间的友谊，纪念着那难忘的异国的日日月月。 他们特意去美国电影中心好莱坞参观，看了摄影棚，看演员们排戏，也看了不少电影。但是，一旦深入到这个闻名世界的电影城，他们也感到一种失望。好莱坞有许多优秀的编剧，这些人不乏是非之心，不乏正义的立场，也渴望用电影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而好莱坞老板的生意经，是不准他们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的。曹禺深深感到，尽管美国政府在那里标榜自由和民主，但是，报纸、电影、广播、戏剧都操纵在资本家的手中，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实际上，正义的声音是被禁锢着，自由的空气是被窒息着的。 在美国，他们结识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如当代著名作家柏吐尔德鲍尔克特、马克斯威尔安德生、丽琳海尔曼，还有《剧场艺术》月刊的主编罗斯基德吉尔德等。也结识了不少演员，如海伦海斯、卡塞珍考耐尔、雷蒙玛赛、蓓蒂黛维丝、考尔门、约翰迦菲等。这些美国朋友为他们举行私人酒会，欢迎太平洋彼岸的戏剧使者，他的《日出》也被美国戏剧界的朋友排练公演了。 在美国期间，他和老舍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曹禺回忆说： 开始，我们手头比较宽裕，住十五美元一间的房子，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后来，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就住一元钱一间的房子，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得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①他很佩服老舍先生。那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但老舍把时间抓得很紧，一有空闲，就伏桌写作，赶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他们思念祖国，常常去百老汇一个小胡同里，那里有一家天津人开的饺子铺。老板一个人又是厨师又是跑堂。只须两角钱，就吃上一顿美味的家乡饺子，就好像回到祖国一样。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生活了１１个月。但是，曹禺要回国了，他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他可做的事，而老舍还要留下来，坚持写完他的《四世同堂》。他舍不得离开老舍，但又无论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当他们即将分手的那天，老舍亲自把曹禺送上车，朝着那远行的车子频频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别了，老舍！别了！美国。他也许还要访问这个国家，但是，一定是他认为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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