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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同志，北京出版社的总编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从我东郊的家里赶来，同着曹禺，就确定下来，约我来写《曹禺传》。他们是那么诚恳而热情，使得我万难推卸，任务就这样匆忙而迅速地接受下来。到今天，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６日，我把最后一稿抄改完毕，转眼间，将近５年的时光飞逝而去了。 虽然我完成了这部稿子，好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舒了一口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５年间，三易其稿，渡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我心中想的，却是要把它重新写过。可是，又反问着自己，即使再写一遍，或可能有若干改进，但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能把它脱胎换骨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此，我告罪于读者的，奉献给诸位的是自己不满意的一部书稿。 原先，我曾对这部传记充满着种种美妙的憧憬，有着种种的设计，最能代表我这些幻想的，是我的一次发言。我说：“我所涉猎的传记写法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一是追求客观准确的叙述（当然也有评价）；一是追求写其神魂，而不必有闻必录。我的倾向是：（一）当然要有准确的事实材料作为根据，不能胡编；（二）但我不愿只是在那里叙述，像流水账；（三）力求生动。我的中心点，在于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要有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可能这样的传记就会有些特点。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有罗曼·罗兰的理解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恐怕同泰纳笔下的巴尔扎克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作家的三棱镜看到巴尔扎克的形象。我以为传记尽管是史实的记录，但绝不失去传记作者的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否则，这传记就失去了特色。” 我还这样说过：“曹禺曾对我说，一个传记作者应当对其所写的人物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要融化所掌握的材料。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具体说来：一、曹禺有着他丰富而独具的性格特色，他的热情、血性、气质、心理都表现出这一点来。那么作为一部传记应该抓住他性格的核心，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上他的个性烙印。既要写出他的性格，同时还应写出‘这一个’曹禺性格的背景、家庭、社会的诸方面，否则就成为不可捉摸的了。二、他是有他的创作个性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的世界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这些，可能是动人的。三、曹禺作为一个剧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是话剧史的一个侧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象，在比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但，这不是评论，而是通过话剧史的生动趣事而透露出来的。因之，这部传记应给人以知识。”“我想这部传记应该使青年读者由此得到成才之路的启发，同时也不叫专门研究者过分失望，他们也可能从中提取一些可供研究的事实。这些可能是奢望，但还是要追求的”①。 回想我曾说过的这些话，与我所做到的，它的确成为一个“奢望”了。不能说我毫无追求，而实际做起来，这些“奢望”便苦闷着我，熬煎着我，直到写完，仍然还不能从这“奢望”的煎熬中走出来。我后悔说了那些空话，而又印在刊物上。如今，我又把它抄在这里，让读者来对照，这是很严酷的；但也是无法收回和逃避的。我觉得这样做，反而心情更安稳些。 我深深地感到，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为一个健在的作家写传，在我，在客观上都有事前所未曾料到的困难。我未能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更没有能力写出“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曹禺说：“人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宝贵的。”懂得人很难，深刻地懂得像曹禺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的性格、心灵，懂得他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中的一切一切，真是谈何容易！ 不知曾同曹禺有过多少次谈话，他的确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使我增进了对他以及他的创作的理解。我也曾访问过他的朋友、同学，他的学生，他的家人。但是，仅仅凭着作家的这些追忆，这些访问，就能写出曹禺的性格和心灵，透彻地理解他心灵的隐秘吗？对我来说，仍然是不轻松的。 我没有想到，为了查找他入读南开中学的确切时间，即使在他的母校，都提供不出一个有力的历史材料。南开中学的学生档案，都在战火中流散了。又如，对他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影响的地方——宣化，连作家自己都记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了。关于他的一些信件，据说是极为珍贵的书信，都在十年动乱中销毁了，而书信对于写传又是何等重要呵！欧文·斯通写文森特·梵高的传记《渴望生活》，其主要材料来源，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文森特·梵高写给他弟弟泰奥的三卷书信，那是由霍夫顿·采夫林编辑起来的。当然，还有作者沿着文森特的足迹发掘出来的材料。我也曾花费了些气力进行采访发掘，但收获并不理想。令人感叹的，是我们太不重视对人，对名人资料的保存。每得到一点新鲜的材料，都是很难很难的。在写传的过程中，使我深深懂得，巴金老人那样大声疾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文革”博物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 于是，我们不敢再“奢想”了。如果在这一部传记中，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原始的材料，为他人或后人写出更好的《曹禺传》作些准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力求写得真实，我尽可能把我采访搜寻来的史料，如曹禺同志同我的谈话，以及他的亲朋、同学的谈话，征引到传记中来，不敢妄加增删，除个别的文字上的加工，均照原始记录加以记叙。 我不想写成评传，因为我已经写过《曹禺剧作论》，已经对他的剧作和创作道路有所叙述和评价。但我却希望读者能同《曹禺剧作论》参照起来阅读。这样，就可以用较多篇幅介绍作家创作的背景、原来的构想、人物的原型、创作的过程，也许这样能提供给读者以研究和思索的材料。 我也不想写他的思想发展，尽管在他的剧作和文章中，透露出深刻的思想，但曹禺毕竟不是思想家，比如说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主义，又从什么主义到什么主义，或他的思想来源于何人何作，都不愿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任读者和行家们从叙述中去理解，去审断。 在写法上，我曾看过不少传记，确有参照，但写起来，也不知究竟参照了哪个，而临着我所掌握的材料，凭着我的理解，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把我的意思写出来就是了。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进展顺序，其中也有交叉倒叙，偶尔也有所议论，有所抒发，也并不想都遵照前人格式。 我在《曹禺年谱·后记》中曾说：“深深地感谢许多前辈和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这部年谱是很难编成的。因之，我总是把它看成是一部集体的作品。”对于这部传记，我依然持这样的看法，没有他们所提供的宝贵材料，是很难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为我提供材料的同志，我都在引用时注明了他们的姓名，这里恕我不再一一列出。我深深地感谢着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五年来，他们给了我许多温暖和帮助。他们同作者是真诚的朋友，对作者是信赖，是期待，是鼓励，是支持，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友谊。特别是责任编辑为这部书付出默默的劳动，他那种诚恳而朴实的品质，打动着我的心，我要向他致礼！ 在写这部传记过程中，始终得到曹禺同志的帮助，是数不清的谈话，是不厌其烦地答复我的问题，他把手中的材料及时寄给我。对于他的信赖和关怀，我是十分感谢的，只是我因未能写好这部传记而感到抱歉。 一部传记牵涉许多人和事，虽然我做了努力，但难免不实不确之处。既希望当事人指教，也渴望读者和专家批评，这是我所期待的。不过，我想写一个作家的传记，主要仍在掘扬其所长，汲取其创作经验，自然也应当总结其教训。既不能随意吹捧，也不能任意贬抑，更不能去醉心揭发阴私。我希望听到批评，也渴望得到谅解。我们特别期望为写传的作者，特别是为健在的作家写传的作者，提供一个真诚坦率、宽容谅解的批评氛围。 我深深感到，也是许多朋友都感到的，写传是很难的，为健在的作家写传就更难了。 但我仍然热忱地欢迎真诚的批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到２７日于北京东郊定福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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