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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老邵




  阅报,老邵已于四月二日逝世,遗嘱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噫!到底是看破红尘了。
  我和老邵,也是进城以后才认识的。我们都是这家报纸的编委,一次开会,老邵曾提出,我写的长篇小说,是否不要在报纸上连载了,因为占版面太多。我告他,小说就要登完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打交道。平日,我们虽然住在一个院里,是很少接近的。我不好接近人。
  这样过了一二年,老邵要升任总编辑了。有一天上午,他邀我到劝业场附近,吃了一顿饭,然后又到冷饮店,吃了冰糕。结果,回来我就大泻一通,从此,就再也不敢吃冷食。
  我来自农村,老邵来自上海。战争期间,我们也不在一个山头。性格上的差异,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他请我吃饭,这点人情,我还是领会得来的。他是希望我们继续合作,我不要到别处去。
  其实,我并没有走的想法。那一个时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我已经身心交瘁,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又拉扯着一大家子人,有个地方安身,有个地方吃饭,也就是了。
  另外,对于谁当领导,我也有了一点经验:都差不多。如果我想做官,那确是要认真想一下。但我不想做官,只想做客,只要主人欢迎我,留我,那就不管是谁领导,都是一样的。
  不久,我就病了。最初,老邵还给我开了不少介绍信,并介绍了各地的小吃,叫我去南方旅行。谁知道,我的病越来越重,结果在外面整整疗养了三年,才又回来。


  一回到家,我们已经是紧邻。老邵过来看了我一下,我已经从老伴嘴里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正在家里“反省”,轻易是不出来的。
  不多日子,就又听说,老邵要下放搬家,我想我也应该去看看他。我走到他屋里,他正在收拾东西,迎面对我说:
  “你要住这房子吗?”
  我听了心里不大高兴,就说:“我是来看你,我住这房子干什么?”
  他的爱人也说:“人家是来看你!”
  老邵无可奈何地说:“这房子好!”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房子是总编辑住的,他不愿接任他的人住进来,宁可希望我住。我哪里有这种资格。
  这时,有一位总务科的女同志,正在他的门口,监视着他搬家。老邵出来,说了一句什么,那位女同志就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的责任!”
  我先后看到过三任总编辑从这里搬家。两任是升迁,其中一位,所用的家具全部搬走。另一位,也是全部搬走,事先付了象征性的价钱,都有成群的人来帮忙。老邵是下放,情况当然就不同了。


  其实,老邵在任上,是很威风的,人们都怕他。据说:他当通讯部长的时刻,如果和两个科长商量稿件,就从来不是拿着稿子,走到他们那里去,而是坐在办公桌前,呼唤他们的名字,叫他们过来。升任总编以后,那派头就更大了。报社新盖了五层大楼,宿舍距大楼,步行不过五分钟。他上下班,总是坐卧车。那时卧车很少,不管车停在哪里,都很引人注目。大楼盖得很讲究,门窗一律菲律宾木。老邵的办公室,铺着大红地毯。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编辑记者的骨干,都是他这些年亲手训练出来的那批学生。据说,一听到走廊里老邵的脚步声,都急速各归本位,屏息肃然起来。
  老邵是想做官,能做官,会做官的。行政能力,业务能力,都很强。谁都看出来,他不能久居人下。他的升任总编,据我想,可能和当时的一位市长有关。在一个场合,我曾看见老那对这位市长,很熟识,也很尊敬,他们可能来自一个山头。至于老邵的犯“错误”,我因为养病在外,一直闹不清楚,也不愿去仔细打听。我想升官降职,总和上面有人无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自从老邵搬走以后,听说他在自行车厂工作,就没有见过面。“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天晚上,报社又开批斗会,我和一些人,低头弯腰在前面站着,忽然听到了老邵回答问题的声音。那声音,还是那么响亮、干脆,并带有一些上海滩的韵味。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回答,完全不像批斗会上的那种单方认输的样子,而是像在自由讲坛上,那么理直气壮。
  有些话,不只是针锋相对,而且是以牙还牙的。一个革命群众把批判桌移到舞台上面去,想居高临下,压服他。说:“你回答:为什么,我写的通讯,就不如某某人写得好?”
  老邵的回答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你写的文章,不如某某!”
  “有你这样回答问题的吗?”革命群众吼叫着。
  于是武斗开始。这是预先组织、训练的一支小型武斗队,都是年轻人。一共八个人,小打扮,一律握拳卷袖,两臂抬起内弯,踏步前进。他们围着老邵转圈子,拳打脚踢,不断把老邵打倒。有一次,一个打手故意发坏,把老邵推到我身上,把我压在下面,一箭双雕。一刹时,会场烟尘腾起,噼拍之声不断。这是报社最火炽的一次武斗。老邵一直紧闭着嘴,一言不发。大会散了以后,我们又被带到三楼会议室,一个打手把食指塞到老邵的嘴里,用力抠拉,大概太痛苦了,我看见老邵的眼里,含着泪水。
  还是自行车厂来了人,才把老邵带回去了。后来我想,老邵早调离报社,焉知非福?如果留在这里,以他的刚烈,会出什么事,是谁也不敢说的。这家报社,地处大码头,经过敌、伪、我三个时期,人员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都后悔,滞留在这个地方之非策了。


  “文革”以后,老邵曾患半身不遂,他顽强锻炼,后来能携杖走路了。我还住在老地方,他的两位大弟子,也住在那里,当他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也顺便到我屋里坐坐。这时我已经搬到他住过的那间房里,不是我升任了总编,而是当时的总编,不愿意在那里住了谈话间,老邵还时常流露愿意做些事,甚至有时表示,愿意回报社。作为老朋友、老同事,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算了吧,好好养养身体吧。五十年代,你当总编,培养了不少人,建立了机关秩序,作出了不少成绩。那是托人民的福,托党的福,托时代的福。那一个时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报社的全盛时期。现在不同了。你以为你进报社,当总编,还能像过去一样,说一不二,实现你那一套家长式的统治吗?我保险你玩不转,谁也玩不转,谁也没办法。”
  他也不和我争论,甚至有时称我说得对,听我的话等等。
  这就证明他已经不是过去的老邵了。
  后来,又听说他犯了病,去外地疗养了一个时期。去年秋季,他回来后,又到我的新居,看望我一次,谈话间,又发牢骚,并责备我软弱,不敢写文章了。我说:“我们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他说:“我正是这样做的。”
  说完就大笑起来,他的爱人也笑了起来。我才知道,他的左眼,已经失明。我笑不出来,我心里很难过。
  芸斋曰:
  老邵为人,心直口快,恃才傲物,一生人缘不太好。但工作负责严谨,在新闻界颇有名望,其所培养,不少报界英才。我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然近年他多次枉顾,相对以坦诚。他的逝世,使我黯然神伤,并愿意写点印象云。
                    1990年4月10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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