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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文学杂记(二)



大奖

  很久不看小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国外大奖或国内大奖的获奖小说,也引不起兴趣。国外大奖,例如诺贝尔,在青年时,就没有注意过。那时的导师们,谁也没有叫青年人,去读获奖者的小说。相反,例如赛珍珠的小说,在当时国内,是得不到佳评的,我们相信鲁迅的话,他认为那个大奖并非公平,是以他们的好恶为标准的。最大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当然是政治。
  现在青年人这样崇拜这个奖,我看是被那个诱人的名利震惊了。但如果以通读得奖作品大全,作为登上宝座的阶梯,这就像科举时代,以制义大全为圭臬一样,会在考场失意的。
  至于国内大奖,也不一定就那么公平,也不一定就没有当时的好恶。我说当时,是因为每届和每届,好恶并不一定相同,是时常随政治发生变化的。
  评定文学作品,最可靠的方法,一是看它的普遍性,二是看它的永久性。得奖与否,并非重要。

评论

  我不愿看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和我不愿再写文学评论有关。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谈论当前的小说创作了。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总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最初,因为接受了一次教训,我发表了一次声明,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后来,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那个声明,发表的太及时了,不然这几年再给人家写序,就更难应付了。”
  不写序了,有时碍于情面,我还写一点读后感。不久,就又感到这也并非易事。人家叫我写书评,是为了帮他推销书。
  如果我在文章中略有违迕,其使作者不快,与写序同。好,不写了。但朋友还是很热情,把书稿寄来征求意见。写封信吧,不久又发见,写信如果说实话,照样可以得罪朋友。
  有一位老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把打印稿寄来,信写得很热情。我放下自己的活计,昼夜赶读,然后写信,一一列出我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谈缺点。现在能记得的有两条:
  一条是说,小说每节结尾,形式类似,应有变化。一条是说,书中引用当地民间传说,有的没意思,有的应充实完整。信去无音讯,后来一个文学刊物要讨论这部小说,主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已写信给作者,主编去找作者,作者说,那封信,已经找不到了,内容也不记得了。
  后来,这部小说得了大奖。作者寄我一部,我也没有再看,不知道我那意见,到底被采纳了没有。从此,再有准备参赛的作品叫我看,或叫我在赛前写评论,我都婉谢了。
  给中年作家提意见,就更应该慎重。不要看当面恭维你。
  如果你实话实说,效果就会糟糕得很。因为他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基于以上种种经验,现在,我已经很少正面给人家的作品提意见了。不得已,也只是写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读,如有什么意见,定当及时奉告。实际上,是从此就没有下文。这是为了,既不冒犯朋友,也不违反天良。

新星

  鼓励鼓励青年人,不会有错吧。也有经验。如果这个青年人还在窝里,你说什么也没关系,你只要在文章中提提他的名字,他也会很感激。就怕出飞儿,一遨游天空,鹏举万里,就会和你断了线。好在这并非恋爱,断就断了吧。问题是还有别的牵连。
  当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们,对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当他一旦升到天空,才把他周围的人们的眼睛照亮。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贺这位造福一方的天才出现。请注意,在这个时刻,无论星球或地下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区区。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当星球的运行,一旦出现一些偏差,或光彩在人们眼中,稍显暗淡的时候。他那周围的人们,就会嫁祸于人,说:
  “这都是某某人惯的他(她)!”
  冤枉啊,冤枉!
  众所周知,我只是在他(她)没有出名的时候,读过他一些作品,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成名以后,就断了线,轰动得奖之作,都没有读过。其中有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与我丝毫无干。即使有什么错误,你们应该写文章批评,或去问那些对以上作品,作过吹捧的人。这些人就在你们附近。我这里挨不上边。
  不毖后而惩前,既舍近又求远,我为诸公不取。

流派

  确实,我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低栏,我高兴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也说过:“我也写过女孩子们,我哪里有你写得好!”这些话。但是小满儿说过:话有百说百解。
  我虽然出自衷心的喜悦,但别人看了,并不一定就受感染,也随之感到喜悦。因为低栏,也是一种障碍,总不如飞机跑道那样平滑,任人驰骋。再说,人家要跳的,不是低栏,而是高栏!已经和你分道扬镳了。
  你写的女孩子,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人家写的女孩子,又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你是什么创作方法,人家又是什么创作方法;早已经把你“发展”了。这样一来,我的好意,或者说我的吹捧,在不少人那里,引起的就不是快感,而是反感了。
  其实,所谓流派,所谓发展,都是理论家的话语。理论家总是一阵子高兴说这个,又一阵子高兴说那个的。我们无妨查阅一下,近几十年的报刊杂志,你就会发见:在同一个文艺问题上,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的笔下,翻过多少次跟斗了。文坛上的杂技现象,古今中外,并不少见。
  说来说去,他们究竟说出了多少新鲜道理?对创作起到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不断发表意见,不过是为了继续保持他们那理论家的地位,也就是一种“领导”地位。
  方法不同了,何必又谈流派?已经分道了,何必又拉在一起?思想、志趣已经不同,流派即已各异,分开说不更为直接了当吗?但有时,还必须把区区拉上,作为陪衬。
  其实,我对一些青年作家的关系,不过是沿袭中国文坛的习惯,或者说是常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编刊物时,发表了他们几篇稿子;待他们出书时,应约给他们写过一篇序言。再多,有人带他们到家里来,随便谈了谈。都很简单。既谈不上恩,也谈不上怨。
  应该补充的是,当他们随着走红,也蒙受一些流言蜚语的时候,那些最初带引他们来舍下的人,也背地或当面责备我。我极不愿意听这些话,我最不喜欢在我面前,议论别人家的私事。我也从不示弱,我说:“就是有这些事,我看也不算什么。在当前的社会生活里,他(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过份。”这真可以说是“惯”了。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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