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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书的发现


  前些日子,忽然接到老朋友陈肇的一封信,内称:“报告你个好消息:几十年来未曾找到的,你在通讯社写的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今天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不是原本,是翻印本)。他们可供复制,可供抄写,你考虑一下用什么办法复制下来?”
  他说的“今天”,就是他写信的五月二十七日。肇公是久病之人,但他这封信,写得清楚通畅,看来也是因为这一件事而高兴。我们都是晋察冀通讯社的最初成员,他当然也参加了这本小书的“集体讨论”,我是“执笔”者。
  我喜出望外,对于这本小书,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随即给他复信:如果精力来得及,希望设法复印一本,费用由我来出。又考虑,他是有病之人,就又给在北京工作的二女儿写信,叫她去陈伯伯那里商量这件事。
  不久,女儿回信说,她去了陈伯伯家。看到陈伯伯走路十分艰难,陈伯母双腿已不能行走,只能坐在藤椅上,看上去,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原来的高兴劲,顿时凉了一半。我们这一辈人,现在都老了!
  肇公还是帮她找了,发见这本书的曹国辉同志,也是晋察冀的老人。曹同志告诉女儿复制的手续。
  过了几天,女儿来信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规章制度很严格,经过多种手续,并经主任批示,她才见到了这本小书:三十二开,五十五页,铅印。封皮、封底,用一种黄色薄牛皮纸包着,用毛笔写的书名(竖写),封底有一个依稀可见的方戳: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
  据此可知,书的原有封面及封底,已经破损。但据书皮上写的“抗敌报社经售”字样,我仍断定为原印本,并非翻印本。
  书已经拍照、复印,即将寄来。
  难得呀,难得!
  经过五十多年,它究竟怎样留存下来?谁保存了它?怎样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又怎样到了北图的善本书室?都无从考查,也没有必要去考查了。
  我只在这里,感谢善本书室,感谢曹同志,感谢肇公和我的女儿,他们使我临近晚年,能够看到青年时期写的、本已绝望的书。
  这本小书,写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于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阜平。
  它现在陈列在北京图书馆,就像那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老式枪支、手榴弹,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一样。
  1990年6月15日记,时患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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