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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小说选》序


  今天中午,收到绍棠同志从北京来信:
  “现将出版社给我的公函随信附上,请您在百忙中为我写一篇序,然后将序和公函寄给我。
  “由于发稿时间紧迫,不得不请您赶作,很是不安。”
  于是,我匆匆吃过午饭,就俯在桌子上来了。
  绍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见于他在黑龙江一次会议上热情洋溢的发言,还见于他的自传,我这里就从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桥一家旅社,夜晚,他同从维熙同志来看我。我不能见到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见到他们,我很激动,同他们说了很多说。其中对绍棠说了: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等等率直的话。
  他们走后,我是很难入睡的。我反复地想念:这二十年,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二十年。是无情的风雨,袭击着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风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许有所不同吧?现在,他们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着而深思,似乎并不带有风雨袭击的痕迹。风雨对于他们,只能成为磨砺,锤炼,助长和完成,促使他们成为一代有用之材。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已近衰残,风雨之后,其形态,是不能和他们青年人相比的。
  这一个夜晚,我是非常高兴的,很多年没有如此高兴过了。
  前些日子,我写信给绍棠同志,说:
  “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
  看来,绍棠同志没有忘记我,也还没有厌弃我的因循守旧。当他的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我还有什么话,要同他商讨呢?
  我想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来之不易的。是应该一代代传下去,并加以发扬的。“五四”前后,中国的现实主义,由鲁迅先生和其他文学先驱奠定了基础。这基础是很巩固、很深厚的。现实主义的旗帜,是与中国革命的旗帜同时并举的,它有无比宏大的感召力量。中国的现实主义,伴随中国革命而胜利前进,历经了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这一旗帜,因为无数先烈的肝脑涂地,它的色彩和战斗力量,越来越加强了。
  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是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同时,它也结合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和世界文学的历史。毫无疑义,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和俄国文学,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日本和美国的文学,对我国的现实主义,也起了丰富和借鉴的作用。介绍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反动潮流、颓废现象不断斗争,才得以壮大和巩固的。它战胜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以及影响很大的鸳鸯蝴蝶派。历次战斗,都不是轻而易举,也绝不是侥幸成功的。现实主义将是永生的。就是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手执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毁灭。
  但是,需要我们来维护。我们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绍棠同志的作品,具备这一传统。
                     1979年12月19日下午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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