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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记(一)



《庄子》

  在初中读《庄子》,是谢老师教课。谢老师讲书,是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一篇课文,他总是抱来一大堆参考书,详详细细把注解写在黑板上,叫我抄录在讲义的顶端。在学校,我读了《逍遥游》、《养生主》、《马蹄》、《胠箧》等篇。
  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有一时期,很喜欢它的文字。《庄子》一书,被列入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很深奥的。我不能探其深处,只能探其浅处。
  我以为,庄生在写作时,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讲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还不是韩非子所称的那种“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种似是而非、可东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图欺骗“愚昧”之人的。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完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
  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
  客: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主: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读书,即使像《庄子》这样的书,也应该首先注意它所现实主义成分,这对从事创作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着眼点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础所在。
  我现在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这是很好的读本。他在序中说:
  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
  对于这种话,我是不大相信的,至少,很难做到吧!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
  这位谢老师,原是新诗闯将,自执教以来,乃沉湎于古籍,对文坛形势现状,非常茫然,多垂询于我辈后生。我当时甚以为怪,现在才悟出一些道理来。

《韩非子》

  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国文老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很醒目,很方便。
  老师是清朝的一名举人,在衙门里当了多年幕客。据说,他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油印了不少呈文、电稿,给我们作讲义,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
  这位老师教国文,实际很少讲解。在课堂上,他主要是领导着我们阅读。他一边念着,一边说:“点!”念过几句,他又说“圈”!我们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活着。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我们背过,期终考试,他总是叫我们默写,这一点非常令人厌恶。我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我还是可以及格的。但给他留下了不良印象,认为我不可教。后来我在北平流浪时,曾请他介绍职业,他还悻悻然地提起此事,好像我所以失业,是因为当时没有默写的缘故。
  其实,他这种教学法,并不高明。我背诵了好久,对于这部《韩非子》,除去记得一些篇名以外,就只记得两句话:
  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
  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我很喜欢我那一部《韩非子》,不知在哪一次浩劫中丢失了,直到目前,我的藏书中,也没有那么一部读起来方便又便于保存的书。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作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
  以后,我就没有再读《韩非子》,我喜爱的是完全新的革命的文学作品。
  直到前些年,我孤处一室,一本书也没有了,才从一个大学毕业生那里,借来两本国文教材。从中,我抄录了韩非子的《五蠹》全篇和《外储说》断片。
  韩非子的散文,时时采用譬喻寓言,助其文势。现实生活的材料,历史地理的材料,随手运用,锋利明快,说理透彻。实在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奇观,民族文化的宝藏。
  我目前手下的《韩非子》,是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后附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一册。

曹丕《典论·论文》

  除去诗,曹丕的散文,写得也很好。他的《典论》,虽然只留下一些断片,但读起来非常真实生动。例如他记郤俭等事,说:
  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痢,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
  “逐声”就是庄子说的“吠声”,就是“以耳代目”,这种人有时被称为“耳食之徒。”他们是不进行观察,也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在我国,类似这种历史记载是很多见的。
  这种社会现象,有时可形成一种起哄的局面,有时会形成一种持续很久的社会浪潮。当它正哄动的时刻,少数用脑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虚妄的,那样就会担很大的风险。因此,每逢这种现象出现,诈骗者会越来越不可一世,其“功业”几乎可以与刘、项相当。但总归要破灭。事后,人们回想当时狂热情景,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一样,简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专制,在下是愚昧无知。这两者又是有关联的。
  他所记情状,不是也可以再见于一千多年以后的社会吗?
  历史长河,滔滔不绝。它的音响,为什么总在重复,如此缺少变化呢?还有他遗令薄葬的文章,《典论》中记述青年时和别人比较武艺的文章,也都写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随魏武征讨,武攻文治,都有经验,阅历既多,所论多切实之言。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确定为世子,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
  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后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代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后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

陆机《文赋》

  在中学时期,有两种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于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我一本《楚辞》,是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里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一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
  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孟德文》,我记得鲁迅先生曾两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见也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深有感触而后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赋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文赋》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彻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赋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致使后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赋》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赋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后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颜氏家训》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犹能于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未及想到腥风血雨之袭来也。
  我国自古以来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谨慎从事。他们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轨物范世”的手段,作者应当“慎言检迹”而后行之。
  在旧时代,文人都是先背诵这些教导,还有其他一些为人处世的教导,然后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许多文人,还是“鲜能以名节自立”,不断出乱子,或困顿终生,或身首异处。
  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文章一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
  南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接下去列举了历代每个著名文人的过失、错误、缺点、遭遇。连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还批评了五个好写文章的皇帝,说他们“非懿德之君”。他告诫子弟: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