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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记(六)A



买《太平广记》记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
  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二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滦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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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收入本书中的《耕堂读书记》(六)、(七)、(八)、(九),在《〈孙犁文集〉续编三》中原为(一)、(二)、(三)、(四)。其中《买〈太平广记〉记》为本书编者辑入。——编者注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后,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五元。
  对于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后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木夹,共八套,六十四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整,只是纸张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后,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于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这部书,我买时,价钱十八元。
  这种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十函,六十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一百元。
  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后,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于早市冷摊,精于版本之学。
                     1980年12月

买《王国维遗书》记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金梅同志代购《王国维遗书》一部,共十六册,价二十六元。此书系上海古籍书店据商务印书馆原印本影印。
  我在中学读书时,曾买商务排印本《宋元戏曲史》一本,系读王氏著作之始。稍后买《人间词话》,朴社所印。这些书都已于战乱中遗失。
  进城后,为弥补此缺,先买《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一册,包括王氏戏曲研究著作八种,只缺《曲录》,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后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见线装《王忠悫公遗书》十数册,因不知全否,且虑价昂,未敢问津而止。
  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影印《观堂集林》出版,购买一部,共四册,也是根据商务所印全集本,但删去诗词杂文二卷,另加别集中考证文字二卷,以为“王氏所作关于古代史料、古器物及文字学、音韵学等重要论文,大体已包括在内”。
  今查所删诗词杂文二卷篇目,不只诗词,有关王氏生平身世,思想见解,颇为重要,且与所作研究,所成学术,有密切关系,可以互相参稽;即杂文中,有很多篇,就是有关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文章。我以为中华本《观堂集林》所以要删除这些文字,是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下,见到其中有些涉及逊清“帝室”的文字,认为是封建糟粕,不得不删。其实,研究王国维的东西,避开这些是不应该的,是不可能的。
  另外,中华本的《观堂集林》,还删去了罗振玉和蒋汝藻的两篇序文,理由恐与上述同。但一部大书,缺少了序,一开卷便是光秃秃的正文,读起来是不方便的,也会减少兴味的。蒋序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罗序还是可以一读的。此外,中华本有断句,但水平不高,我能读断的,断者亦断;我不能读断的,断者亦阙如。如此,实可不断也。
  此后,在我大买旧书的期间,又买到一本线装的《观堂外集》。薄薄一册,首列所译斯坦因《流沙访古记》,主要记斯氏攫取敦煌石室宝物经过。次为“丙午以前诗”。再次为“人间词”。系罗福成辑印于天津者。
  因为早已购置了以上的书,这次再买遗书之前,曾有踌躇。以为所缺者,当系考古研究方面的专门著作,对自己用处不大,但窥全之念又甚切,终于买了。

  

  我的藏书中,有一本罗振玉撰写的“丁戌稿”。其中有关王国维的文章共有四篇:《王忠悫公遗书序》;《海宁王忠悫公传》;《王忠悫公别传》;《祭王忠悫公文》。
  《序》为罗氏所刊王氏《遗书》的序言,中记王国维佚事二则,以证明“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者。
  《传》记王国维幼年聪明,“读书通敏……年未冠文名噪于乡里”,“再应乡举不中,乃致力于古诗文”,中日战役后,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于上海,王国维为了生活,给他司书记。后罗振玉创东文学社,王往就读。后又由罗资助留学日本。因病归国,于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伦理诸学科。成名后,在清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革命,又东渡日本。在日本,初仍治东西洋学术,复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韩图(王氏译音为汗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此时罗振玉认为尼采诸家学说,流弊滋多,劝他放弃所学,“反经信古”。
  王“闻而憬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咸摧烧之。”
  我读到这里,有两种感想:一是罗振玉的复古思想,改变了王国维的学习进程。如果不是他这种倒退主张,王国维的学术道路,还可能向更新更进步的方向走去。应该说明,这时王国维是“携家相从”,在生活和别的方面,可能要仰仗罗振玉,所以他这样听从罗的话,并表现得这样坚决。二是,从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国维的性格,有些病态,即所谓“狂易”,这对他后来的结束,是一脉相连的。
  罗振玉接着叙述:“公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书,予又尽出大云书库藏书三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恣公搜讨,复与海外学者移书论学。”
  后来王国维归国,给退位而仍僭居皇宫的溥仪,“供奉南书房”。“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后来“值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及”。
  这又说明,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以前,他已经有过这种表现了。然罗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语。“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则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尽之说,亦为有因矣。
  《别传》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介绍王国维的《论政学疏草》。这篇疏草表现了王国维对世界形势,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见解,看来非常重要。他认为“西人之说,大率过偏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因而排斥新说,主张传统。但此疏是由罗振玉转述,意义恐还有些出入。
  我想:这是给“皇帝”上言,王国维也得选择一些投合口味的话。又因为他的职务所在,他的立论,也必须设法维护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王国维当时心里的话,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脱的困难,这些都会加深他的痛苦,促进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无味的,是最后一篇《祭王忠悫公文》。开头说:“海宁王忠悫公,既完大节,事闻,天子哀悼,群伦震动。
  其友罗振玉为位以哭,复至都门经纪其丧。”紧接着说,当年王国维如何“暗然无闻于当世”,罗如何“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以后王“蔚然成硕儒”,两人一同“供奉南斋”,“十月之变”,如何“约同死”。罗振玉说:他自己“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这次老友故去,本应也决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恩泽。”就是说,怕别人议论他,也想得到王国维死后的好处,所以又不死了。王国维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流亡皇帝的“予谥忠悫,派贝子致奠,给陀罗经被,并赏银二千元治丧”而已。这真是不值一顾的“末世之荣”了。
  对于罗氏,所知甚少,其于古籍文物,似亦颇有搜罗传播之劳绩。然读此文后,深感此公之无聊,扭捏作态,自忘其丑,虚伪已极,恬不知耻矣。

  

  其实像罗振玉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自杀身死的。
  当时围绕着退位皇帝,分得一些好处的所有遗老遗少,都不会为了皇帝蒙尘而死去。但像王国维这样的书呆子却自杀了。
  在闹剧一般的,重温旧梦的肮脏一群中,增加了一点悲剧性质,直到现在还为一些崇拜王氏学术的人们所萦念。所念者自非仅是王氏的学术,也是他的天才横死的不幸了。
  王国维的学问,在当时一辈人中,可以称得鸿博浩瀚。在阅历方面,他曾到日本留学,也能以英文译书报。对于国内外重大政治动向,也不是不关心,不了解,并非很闭塞的人。
  在当时,尤其是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是一些粗野的军阀,无知的政客,都知道在中国再实现帝制为不可能。像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烟消火灭的“清室”?
  王国维的死因很复杂,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个人悲剧性的因素,即心理与病理的因素。
  他的处境,充满矛盾。他的声名,毁誉交加。中国理学性命之说,西洋哲学唯心之论,深刻地,矛盾交织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使他产生了厌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脱的病态心理。
  如果罗振玉所记述的都属实,那么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识拔、资助、教诲,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家”。但在政治上,却把他推到了一个死角,带到了一个绝境。平心而论,不能把过错,都推到罗氏的身上,王国维也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所以只能说是王氏个人的悲剧。
  学识,学识。然有学者未必有识,有识者未必有学。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钻进一个小天地,研究一种学科,名声很大,自己就以为既有过人之学,就有过人之识,这是会害了自己的。说王国维很有学问,斯可矣,但如罗振玉所言:
  “唯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节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尽,亦知公未尽也。”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无学,仍可以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阳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学而无识,则易矛盾百出,进退失据,心身交瘁。即如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中所说的:“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国维的悲剧,就在于他学问过深,识见太浅了。
  王氏在学术成就上的特点,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处,从他个人来说,为旧学根柢很深,所见古代器物甚广;从他所处的时代说,则外来的一些科学知识,治学方法,也促进了他的成就;至于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许多新的创见,除去外来影响,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诗词作者,所以能谈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鲜道理来。
  遗书洋洋大观,但为求全求大而辑入者亦不少,此乃历来编辑遗书的通病。我有兴趣也能读得懂的,不过还是早已购买的那些文艺方面的著作。过去想读而没有,存于遗书之中的是《静安文集》和《续集》。他的散文,明达而畅晓,不尚文采,而取准确翔实。这些作品,虽只占遗书的一小部分,但能读到,就算没有白买这部大著作了。

  

  罗振玉在传中所记王氏之生平学历,与王氏所作“自叙”,无大出入。因知罗氏虽于文中掺杂一些自己对王的恩惠知遇,实系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记材料,究比他人言者,为可信也。
  王氏弃新学,专注旧学以后,认为“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有五项:(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其中除内阁大库文书,鲁迅曾著文证明并无多少希奇之物;古外族遗文,王氏知识不敷,两项并未做出多少成绩外,其他三方面,他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过去,我曾慕名,用一百元高价,买了一部《流沙坠简》,序文、考释部分,系王氏手笔。我虽外行,也能看出王氏考证之严密,参稽之精确,叹为治学之道,无以复加,学问之通博充实,后难有继。
  王氏对古代地理历史,特别是古代西北边陲的地理历史的研究,收获甚丰,为人推重,实际也受益于西洋历史科学。
  但他在后期,对西洋的自然科学,持菲薄态度。他说:“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环境,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
  对西方的历史科学,承认其进步,但贬低其效果。他说,“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以上引文均见《论政学疏草》)
  王国维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东西,看成是无补实际,脱离人民的东西,说明他不只对生活现实,失去信心;对他致力的学术,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东方之论,也不过是当时守旧派的陈词滥调。“因为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就死抱住这个。”好像不是为了中国人而研究学术,反是为了外国人而研究学术了。
  事实是,当清末民初,我国处在弱肉强食的悲惨时代,无论日本、英、美、法各国,都在一方面用军事力量侵略我们,又一方面掠夺、搜求、研究、赞美我们的“东方文化”。当时有识之士,洞察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国进步的,于我有用的东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因而逐步摆脱了我们民族的困难处境。帝国主义的学者们,乃与当时的清朝遗老们一唱一和,这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王有一篇《文学小言》,凡十七条,说明其文学见解。他以为:文学起源于剩余精力,与儿童之游戏同。因此,文学无功利,文学无名利。景与情为文学二元素,文学作品为主客观之交代。他认为天才难产,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须人格高尚,“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才能产生真正的大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观物亦真”。
  这些主张,有些来源于西洋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有些是归纳出来的文学规律,有些则带有主观片面性。例如第十七条,王氏反对“以文学为职业”。以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而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认为“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这真是本末倒置,闭着眼睛说话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学?只是“为文学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吗?人不餔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张文学只能是业余的吗?然其他职业,也都是为了餔啜。王氏写这篇文章时,职业作家尚少,不然会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这些主张,亦运用在他的《人间词话》一书中,因脍炙人口,不论。他这些观点,来源于他当时正在热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学。以为哲学、文学,都可以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禄劝”的,甚至可以与社会兴味“相刺谬”。这些主张,与王国维所处的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这种学说,把叔本华等视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谈到人生必然带来的种种痛苦,主张文学是解脱痛苦的一种方法,因而把文学的作用,降低到“消遣”两个字上。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中国,不失为新鲜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学知识,创作体会,相互生发,又运用到文艺评论上,他这些观点,很为人们乐于称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界渐渐对这些理论淡漠了。
  国内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冲激,人们对他这种理论,就疑信参半了。
  历来的唯心主义文学家,都强调文学家的主观的、意志的力量,都梦想把文学超驾于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之上,成为凌空天上的东西。结果只能造成文学和作家本身的悲剧。
  道理是很简单的:作家既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作品也只能在社会中生存。作家厌恶世俗,而作品必须从世俗中产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间天上的作品,但不会有人间天上的作家。
  王国维理论上的这些主张,在他本身的创作实践中,就不能兑现。他当时的社会处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后”,不得不颂扬“相国”,不得不代别人捉刀,不得不为衣食屈膝。
  社会、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历史的印记。
  六王国维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西洋哲学、文艺这一新天地,他表现了极大的学习热情。他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遗传学。他发表对大学教育课程的意见,强调哲学、美学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戏剧和史诗,认为中国不能与之伦比。
  并想有所尝试。这些文章,都有文采锋芒,充满热情和希冀。
  但因为生活道路的曲折变化,他后来竟把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现在的《静安文集》及其续集,乃是其门人后来收集起来的。这使我们想起鲁迅记述章太炎对待早年作品的态度。这种心理,后人是很难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识分子,最初对西洋文化,如饥如渴,如醉如狂,但过了不久,原来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门以内去了。又去抱残守缺,研究“国学”。有的虽成绩很大,但他们的名字,渐渐为青年人所遗忘。他们青年时期的奋发自强,热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们自己抹杀了。写到这里,不禁叹息!历史前进的途径,有曲折反复,因而使人之思想行为,有曲折反复乎?抑或人的思想行为的反复,乃使历史的前行,迂回缓慢乎?驽钝如余,不得而知矣!
                   1983年12月17日下午4时改讫

买《魏书》、《北齐书》记


  

  一九八○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从北京代购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一部,计八册;《北齐书》一部,计二册。
  我的二十四史为“百衲本”,但非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来,各书局各种版本的杂烩。善本甚少,阅读、贮存均不便。所缺数种,拟以标点本充之。今见此书,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污损。今日修整,甚感劳顿。年已老,日后仍以少买书为佳也。
  国家组织人力,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书,传播文化,嘉惠后学,可以说是一种千古盛事。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从方便阅读方面说,比以前各书局所出的石印本、铅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却写得很是八股,盛气凌人。
  单纯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一部古书,不只有诬古人,也违反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之义。标点本《魏书》,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出版说明,加入了批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内容。引用“语录”,也未免牵强附会。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其多种价值,立论也就自相矛盾。当然,这种写法,自有其时代历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为后世读者所谅解吧。

  

  《魏书》号称“秽史”,初不知其秽在何处。是内容芜杂呢?还是所记多猥亵之事?读了一些篇章,发见《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虽不能说是史书中的上乘,但也很够一代文献资格,实在谈不上一个秽字。
  《魏书》为魏收所总纂,他的传记,载在《北齐书》。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于宦家,十五岁学习作文。
  读书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他文思敏捷,“下笔便就,不立稿草”。但为人轻佻,绰号“惊蛱蝶”。奉使梁朝,竟然买吴婢入馆,遍行奸秽。因此,人称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时,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并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编辑”。参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魏收是总编辑,并吹出大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就太不像话了。
  当时言论,都说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这场辩论,皇帝亲临,空气非常紧张。
  虽然表面上,魏收占了上风,告状的人,被定为“谤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责难,战栗不止。《魏书》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后来,魏收又奉诏,对史书更加研审,颇有改正。但“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这种结果,在历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其实,魏收虽然监修《魏书》,大的关节,他是做不了主张,要看皇帝的意图的。但在一些不显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还是可以施展才华,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恶语的。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记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孙,是一定要看的,特别关心的。另外,给谁立传,或是不给谁立传;给谁立正传,或是给谁立附传;谁的文字长,谁的文字短,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系,编撰者和监修者,应当慎重从事,公平对待的。而像魏收这样的人,却是意气用事,很难趋于公平的。虽然史书要求秉笔直书,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爱恶,即使是良史,恐也难于达到真正的直。
  求其大体存实而已。特别是像《魏书》这部著作,修书与时代相近,魏、齐两朝相连,一些当事人的后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贬,因为这不只是祖先的名誉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了。
  魏收自视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运,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他受过箠楚,皇帝在宴会时,还让大臣们当面开他的玩笑,揭他的短处。有时皇帝高兴了,也当面夸奖他几句。说他有文才,说他比那些武将还有用处。甚至说:
  “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我们知道,魏、齐的那些皇帝,都是什么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魏收能把这部著作,终于完成,也可以说是够坚韧的了。他所处的境地,皇帝给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马迁所叹息的“倡优畜之”而已。
  这部《魏书》,虽被有恶名,然终不能废,也没有别人的著作,能把它代替。列于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逊色。这是因为事过境迁,朝代更替,利害的关系,感情的作用,越来越淡漠了。谁好谁坏,都已经成为历史,甚至古代史,与读者任何人,都没有关联了。时间越久,史事无证,越没有别的书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读者重视,因为它究竟还是当时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书的神秘神圣之处,也就在这里。

  

  魏收是很有文才的,他当时所作文、檄、诏、诰,为皇家起过很大的作用。齐文襄曾称赞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
  温子升、邢邵,是魏收同时代的文士。他们各有朋党,互相拆台: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表章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祖珽话的意思是:看一个作家的高下,先要看他的师承。
  魏收的话,如果拿今天的情况来解释,就是:只能写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须有几部长篇,才能压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如果生于同时,在一处工作,则相轻尤甚。因为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职位。想起来,这也很可悲,心理状态,几同于婢妾之流。
  《北齐书》魏收传中,只保存了他的一篇赋,题为《枕中篇》。这篇文章,以管子的话“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作为引子,说明“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的道理。文章虽然有些罗嗦,但文词很漂亮。证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虚传的。但这篇赋,不常见于文学选本,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名声不大好的缘故。传中说他硕学大才,但不能达命体道,“见当途贵游,每以颜色相悦”。这与他这篇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又说他:“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这就证明魏收这个人,性格言行,都是很复杂,很不一致的了。

  

  文人处世,有个人的特征,有时代的样式。历代生活环境不同,政治情况各异,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理想的发生,都不会一样,都有时代的烙印。先秦两汉,盛唐北宋,号称太平盛世,文士众多,文章丰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时,文人的生活处境及政治处境,就特别困扰艰辛。反映在他们处世态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难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时期,是个动乱的时期,北朝文人很少,他们的生活,尤其动荡不安,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动乱。
  我们今天谈论魏收,也不过就一篇简短的传记,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论世的试探,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就很难说了。检藏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考异》,对魏收的《魏书》,均有评述。李氏认为像北齐的帝王,还知道重视文人的工作,重视历史的修撰,足见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视之。这种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现。王氏所述,议论平和,他以为《魏书》之所以受人攻难,是因为后来几次有人想重修这部史书,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扬原作的种种缺失。他并且说,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并无愧色,可谓先得我心矣。赵氏在列举《魏史》的不公之处以后,又列举该书中的惊人直笔,这足见抹杀这部著作,把它笼统地称为“秽史”,是不应该的了。这部书,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当时及稍后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说: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峰,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后己。情无系于荣悴,心靡滞于愠喜。不养望于丘壑,不待价于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
  这些文字,可以说是闻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终于没有做到,或者说,他没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没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为,是有违先哲的教导的。但究其原因,并非像标点本的前言,说得那样简单。有些事,是他应该做到的,这要由他负责任。有些事是当时政治不允许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环境影响他,他顺应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节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责罚坎坷,可以说咎由自取。因此摘记其言行之显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处,以为借鉴焉。
                     1984年1月22日

买《饮冰室文集》记


  

  我在保定求学时,最初见到的《饮冰室文集》,是精装两厚册,摆在书架上,就像两部大词典。我从来没有想购置这一部书,也没有想去读它。那时梁启超已经是过时的人物。历史上有些人物,不管他当时多么名声赫赫,叱咤风云,他的著作,能使洛阳纸贵,家喻户晓,字字句句,被人称作至理明言。一旦被认为过时,就会很轻易地被人遗忘,他的著作,也就会很随便地弃置在风尘之中。
  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之际,可以称得起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戊戌政变,康梁并称,袁氏帝制,为了不让他发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馈送他十万元巨款,另附其他贵重礼物,他没有收。他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字千金的了。但不到三十年,我上中学时,就只在课堂读过他一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外,对于这位一代文豪,就非常漠然了。
  那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思想界,已经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来吸引青年一代。
  二一九六五年春季,我终于购买了这部文集。这并不是我急于要读它,是我那时有些闲钱,想当藏书家。清人的文集,已购置多种,在章太炎之后,我就想到了梁启超。但买来的《饮冰室文集》,是中华书局的仿宋线装本,八十册,共十函。
  这样大部头的文集,在梁氏以前,没有见过。惮其浩瀚,一直没有动。经历浩劫,幸未损失,现在才有时间和心情,把它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说是翻阅,就是未经细读,摘要看看的意思。
  此本,民国十五年九月印行,标为“乙丑重编”。梁氏五十三岁以前文字,除专著外,都包括在内。
  卷首有梁启超原序一篇,大意说:
  有人想编他的文集,他说不好不好。他写文章,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意思。他写文章,是“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时势变化很快,“转瞬之间,悉为刍狗”。所以他写文章,只能披之报章,供一时的参考,起一时的作用,过后就拿它盖酱瓶好了。他说:“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但当编辑告他:“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他也就答应了。

  

  关于编辑文集,人们想法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梁启超的态度,我以为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合乎事理人情的。
  当然,文章选择,越严格越好,不只编者应该如此,作者本人更应该如此。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糠秕粒实,一齐编进去,究竟不是好办法。即使现在印刷条件方便,贪多求大,对读者,对作者,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古人的文集,流传至今,为什么都那样小,那样单薄?除去当时抄写印刻都不容易,主要是编选上的严肃认真。古人编订文集,都是先请信得过的师友,代为裁定。就是这样,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汰,还要有不少作品“散佚”,就是说,不大为后人欢迎,慢慢失传了。如果当时就拆烂污,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
  以上是就严肃认真一方面说,但还有实事求是一方面。无论谁写的文章,都不会认为一定就是传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于当时当地有利,更何望于千百年后有用?所以古往今来,应时之作,总是有的,而且数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录,不只抹杀了文章的当时功能,后世读者,又从何处考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当时的文坛风貌?目前有些作者,为保持一贯正确之虚荣,清理前此所作之诨词,弄了半辈子文墨,只剩下薄薄一本书,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梁启超后面表示的态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圣贤,哪能一贯正确?写文章,也常有一时一地的情况,为公为私的目的,个人的私心杂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诚,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影响文章的传世。相反,文章最怕虚伪掩饰,这种用心,才真正是文章传世的大敌大患。梁启超的文章,对于当时当地,是充满热情的,是全力以赴的。
  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于辩论,吸收外来的东西,迅速而虚怀,为国家国民设想,有由衷的热忱。虽都是过时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读之,还是会有所体会,并有所收益的。

  

  全书共分五集:第一集戊戌以前作;第二集旅居日本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后迄民国十三年冬作;第五曰附集。
  其中二集分量最大,文章最多,盖旅居国外,精力得集中使用。
  梁氏著作宏富,除文集所收,尚有单行专著,如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及未完成稿,共十八种。
  他的研究方面,很是广泛,要之都是当时国家所需,国民所需,他认为亟需做的学问。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研究;外国哲学、经济、法制思想介绍;中国历史重要人物的传记;西洋思想家、政治家、爱国志士的传记;中国佛教的研究;各国政体国情的介绍;弱小民族亡国的惨史等等。
  他主张开放,通商互利,提倡大量翻译外国书籍。他先后向国人介绍了斯宾那莎、卢梭、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身世、学术和思想。
  当时有些守旧派,害怕外国文化思潮,会冲垮了中国的固有文化。梁启超说,这是不用担心的,如果我们固有的东西,基础深厚,介绍进来的西洋文化,只会增加它的活气,激扬它的发展,绝不会动摇它。他热情地赞扬了严复的翻译工作,认为他国学基础深,所以外文也翻得好,并劝告所有的留学生向他学习。

  

  他写的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报纸上,都带有“政论”性质。他的犀利的文笔和善于辩难的文风,长期影响了以后中国报纸的社论和政论。但后人写的政论,说理明辩者有之,能像他那样富于感情的,就很少见了。他对国家民族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与当时一些悲观论者,吓倒在列强的坚兵利器之下相反,他认为中华民族有光荣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中国不是老大,而是少年。他为“少年中国学会”作序,用形象的笔法,把老年和少年作了对比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使人读起来拍案叫绝。他参加讨论了人生观、生死观,他都是抱乐观、积极、科学的态度。他是一位伟大的热烈的启蒙者,主张教育是政治维新之本,他也屡次指出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国民弱点,想尽一切办法措施,使之提高向上。
  他的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感情丰富,不论长短文字,不管什么体裁,他一下笔就满带感情。他写作起来废寝忘食,能一连工作三十六小时。他在叙述弱小民族亡国惨状时,如同切肤身受,一往情深。使异域之人,百年之后读之,还声泪俱下。这种有感情的文章,是不会过时的。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文学家,只能说是一个文章家、政论家或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只会吟风弄月的诗人,没有什么实际效用,讽之为“鹦鹉学士”,自身弃之不为。他提倡颜李学派,主张学以致用,重视行动和任事精神。

  

  这一天才,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命定要随时代而消亡。他的中心政治思想是君主立宪,民权革命。当这一思想在广大人民头脑中沸腾之时,他能乘其兴会,翱翔天际,为人景仰。
  然而政治潮流,是不断前进的,辛亥革命,他已经有些落漠,当社会主义兴起,冲激中国思想界的时候,他的文章就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过去的活力。对于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辩论,他显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理屈词穷,悄然息影。
  时势推移,年月无情。展读其书而念其人,于我心虽不无戚戚,然忆及海禁初开,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爱国心切,忘我无私,声嘶力竭,又不胜其感激追慕之情也。
                     1984年5月19日下午写讫

买《崔东璧遗书》记


  

  崔述,号东璧,河北大名人,晚清以来,人称“大名崔氏”者也。
  遗书共两函,二十册,古书流通处影印本,“文化大革命”以前购,未遗失。
  遗书的内容,主要是《考信录》。崔氏为人所重,也是因为这方面的著作。目录为:
  《考信录提要》。包括释例和总目。
  《补上古考信录》。考证开辟之初,三皇五帝之史实。
  《唐虞考信录》。考证尧舜之事。
  《夏考信录》。考证禹及其后人之事。
  《商考信录》。考证成汤前后事。
  《丰镐考信录》。考证周事。
  《洙泗考信录》。考证孔子及其弟子事。
  《孟子事实》。考证孟子事。
  其学说宗旨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他以为圣人之道,从尧舜孔孟这条线传下来。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子,也都是卫道之士。他认为战国以后,有很多伪书,如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等。
  经书传注里面,窜入了不少杨墨老庄的论点,甚至还有纵横家、小说家以及谶纬家的论点。所以他说:“古之异端在儒之外,后世之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他治学的方法是:“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他鄙薄孔颖达等人对古籍的注疏。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寿七十七。他的书,陆续由他的门人陈履和刊印,至道光六年全书才告成。
  这部书在出版的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到清朝末年,梁启超推崇了他,说他“善于怀疑”。这是和时代的学风有关的。最近看到上海古籍书店重印此书的广告,前面附有顾颉刚的文章,我还没得看到。崔述的学说,一定是会受到“古史辨”这一学派的热烈欢迎的。
  我经书底子差,很多原文还读不懂,对于崔氏的著述,自然不敢置一词。对于他的考信录,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但在浏览过程中,也想到一些求学、著述、环境、朋友的问题。现在粗略记述一下,也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识其小者的意思。

  

  崔述不生在通都大邑。家庭也不是什么名门贵胄,他生活在大名这个偏僻的地方,家庭也还算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对他督教很严,他读书很早,心也很细,用功很勤。不管怎样说,他当时读书,还是为了科第。但中了举人以后,就屡试不售。后来选在福建罗源县,当了几年县官。官不好做,不愿意干了,在北京捐了一个主事的空衔,回到家乡,专心著书。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在旧社会,没有一个读书人,当初不是想做官的。做官名声多好听:“为圣天子牧养百姓”!
  又有实利可图。在旧社会,也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之前,就抱定志向,著书立说。一般的规律是:读了书做不成官,又因为读了书,别的营生干不了,不得已才去著书。也有的是,虽然做了官,但是不得意;或者是得过意,后来又失意,才去著书。这种规律,司马迁已经慨乎言之了,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官场失意以后,万念俱寂,反倒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崔述当然也不例外。
  著书立说,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是本身的条件,需要有才、学、识。只读过五经四书,只经过科场考试,只会写八股文章,当然还谈不上著述。读书比较广泛,自己没有特殊的见解,也难于著书。有了些见解,不愿下苦功,不愿做笔记,不愿深思熟虑,也难于著书。还要有些才,文笔能表达自己的所获。
  幸亏崔述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但著书立说也很麻烦。虽然有人把著书,比作一本万利的买卖,但那是成名以后,才能发生的事。著书立说,非比卖豆菜,只买些绿豆,准备一只瓦罐,三天以后,就可生利。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家庭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就曾经想过,卖掉我的钢笔,叫老伴去卖豆菜。当时我那支钢笔,确实还不如卖豆菜,能养家口。后因时来运转,我才没有这样去干。
  这是说明,著书立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崔述在辞官不做时,还要花钱捐一个主事。这钱不是白花的,这是一种投资。有举人衔,当过几年县官,又是现任的某部主事,他的社会地位就提高很多,社会地位提高,就带来很多好处:交游文士,谒见权贵,吓唬无知。
  还有,著书立说,第一要买纸笔,派头大些的,还要雇人抄写。抄写出来了,真想藏之名山的并不多,多的是急于发表,和读者见面。那时又没有这么多的报刊杂志,只有刻印。刻印这件事,可不简单,成本很大,旷日持久,弄不好就赔本,那时又没有公家津贴。
  一般的人,刻不起书,崔述也是这样。他带着稿子到了北京,在旅舍遇到了一位从江西来的举人叫陈履和,一看他的文稿,立即拜他为师,并承担为他刊刻书稿的任务。先在南昌刻了一部分,后又在山西太谷刻了一部分,及至作者亡故,陈履和受全书于棺前,在浙江东阳汇刻出齐。这就是陈履和在序中说的:“以尽吾二十五年事师之职,以慰吾师四十余年著书之心,余愿足矣。”
  这是难得的师生之谊,令人羡慕。但这种文字情谊,就是在旧社会,也是不多见的。时至今日,且不去谈论它吧。因为“师道”固然不行,“生道”也很难说了。
  遗书刻成,还要请名人作序,这件事也落到了陈履和的身上。他请了一位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实录馆总裁、武英殷总裁、上书房行走、礼部尚书、兼署户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加六级随带加二级、纪录四次、山阳王廷珍作序。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所列的官衔,比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一文后面所列的,还要长一些,煊赫一些。
  然而,即使有名人作序,书也不一定就能流传。崔述在生前,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他有一篇《书考信录后》,大意说:
  他中的秀才举人,“同郡人争誉之”,“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四十以后为考信录,自二三君子外,非维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
  “当余生前已如是,况于身后,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
  可见,同郡人羡慕的是做官,是荣华富贵,至于什么学术,什么著作,并不重视。现在有了稿费,著作直接与经济联系起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依我看,他这部著作,如果不是遇到清朝末年,学术思想大变,读书人从八股取士中解放出来,它究竟沉埋到哪年哪月,就很难说了。

  

  崔述是儒家正统派,他把“道”和圣人联系起来,把“道统”看成一条线。把“真理”绝对化,纯净化,像在真空管里生成。我对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它要吸收别的东西,或者说,是和别的东西互相渗透。就像河流一样,随其所至,它要滋润一些东西,也必然为别的东西所渗入。“道”是这样发展的,文化也是这样发展的。不会有一成不变的道,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崔述是从历史的角度,这样主张的。但历史的发展,也是很复杂的,综合万物,变幻万端的。圣人是圣之时者,他的道,在往下传的时候,必然要受不同时代思想的影响和充实,引起本身的变化。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的古代历史,如果只有儒家,没有杨墨,没有老庄,没有纵横家,小说家,没有神话传说,那将是多么单调啊!
  书前他那篇《自叙》写得很好,我也读得懂,有兴趣。这篇文字,有真情,有实况,有很好的见解。他在讲述他对一些古书、一些人物的看法时,他常常引用当前的事例作证,有时是故事,有时是笑话,有时是谚语。使得这样深奥的学术文章,充满生机和活气。
  遗书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写得并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写“时文”写惯了,带有八股文的死板气息。就像现在有些人,前些年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应景诗文写惯了,现在想认真搞些创作,总是转不过来,带有新八股的虚假味道一样。
  他是历史考证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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