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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


  救国(不仅仅是救国,一般的公众事业皆然)并不成为问题,假如我们不需要。怎样一种人方才需要救国呢?
  日常的生活几乎绝对不需要救国之类的,这生活的光景可分为动静两面:静的方面是保持现状,只求平安。我要活着,我老要活着,无论怎么样活法我也要活着的,狗也罢,公卿也罢,神仙也罢,我要独活着,虽有亿兆的苦难,而死的若不是区区,何妨!再进一步,以千万人的不得活成就我的独活,这大概可以不活了罢?然而不然,据说还是要活的。这么说来,求生之志,可谓坚逾金石了。等到事实上不能平安的时候可又怎么样?原来就算了。有些是有生之命定,有些却也未必,例如帝国主义的枪弹等等,而其不介意也相若。轰轰烈烈的死是苦命,胡里胡涂的死是福气。我们只知持生(仿佛捧在手里)而不知爱生,乐生,善生。我们特别怕死,却算起来,我们死得比人家又多又快。动的方面是力图进展,很想阔气。我活着哩;要活得舒齐,活得舒齐了,要活得更舒齐;活得很舒齐了,还要活得再舒齐一点……到底有几个“还要”呢?天知道!舒齐之极有如皇帝,似乎已没得想了,他还在想自己永远能如此不能(成仙)?还在想子子孙孙能永远如此不能(传代)?穷人梦里变富了,富人梦里就变猪,果然说不尽,然而也尽于此矣。这好像没有例外。好坏之别只在手段上,不在目的上。有所不为谓之好人,无所不为谓之坏人。
  所谓国家之隆替,民族之存亡,与这种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看不出!不妨武断地说,救国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果真成为问题,必另有其条件。
  说起来简单万分,知道世界上有“我”还有“人”,这就是条件了。在我以外打着了别人,这是做人以来顶重要的发见,影响之广大繁多也非言词能尽。它把我们的生活弄复杂了。它把我们的生命放大了。它使我们活得麻烦,困难,而反有意思了。它或者使我们明明可活而不得活,但这不活比活或者更加有意思了。
  舍己从人总是高调,知道自己以外还有别人的这种人渐渐多起来,只知道苟生独活的家伙渐渐少起来,那就算有指望了。然而又谈何容易呢!这在个人已需要长时间的、无间断的修持与努力。吾乡有谚曰“说说容易做做难”,此之谓也。重己轻人,贪生怕死,爱富嫌贫,人之情即圣人之情也,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圣人只是做君子的最高标准。)无非常人见了一端,圣人兼看两面耳。多此一见,差别遂生。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有甚”也者多绕了一个弯罢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也者,多绕了一个弯而已。一个弯,又一个弯,这是使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重要条件,即使不是唯一的;我确信如此。
  在所谓士大夫阶级里,睁开眼睛,净是些明哲保身的聪明人,看不大见杀身成仁的苦小子,我竟不知道救国是一个问题不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才会成为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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