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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很“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着我。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总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像白雪公主,我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惟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吮,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
  我生来就不够漂亮,这使我从小就对母亲很抱歉,抱歉我不能成为她的骄傲。最让我泄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我面颊右上方,有一块面积颇大的胎记。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着我说:“糟糕,脸上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对于自己这么丑,感到好悲哀。(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脸上的胎记,却始终是我的烦恼,一直到二十几岁,我才学习用化妆技巧来淡化它。所以,直到如今,我总是“略施脂粉”,当别人给我拍照时,我总是习惯把左半边脸对着相机。)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的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我四岁以前,惟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着嗓子嚷嚷:“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分,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的期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着父亲的教科书,指着“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帐,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
  “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着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的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也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就三番两次的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着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
  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着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着母亲不停的追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着,哭着,哭着……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着找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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