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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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