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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止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的、笃定的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止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的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我和庆筠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着我姓陈,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离婚,是结束两个人的悲剧。我虽然有这种观念,真正离婚后,却感到无限的惆怅。毕竟,庆筠和我做了五年夫妻,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呀!好一阵子,我无法写作。对着稿纸,会忽然悲从中来,抱着儿子,也会情不自禁的悄然落泪。这种情绪,无法让任何人了解。伤情之余,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时,《几度夕阳红》已在《皇冠》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边写边登”。《皇冠》登我这篇小说,为了迁就我的情绪,每个月刊出的字数忽长忽短。这样,有一天,鑫涛来看我,他兴冲冲的站在我的客厅中,对我很“肯定”的“宣布”一件事:
  “下个月开始,我要在‘联副’上刊载你一部长篇小说,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呢?《几度夕阳红》还没写完,我的头脑有限,怎可能再开始一部长篇?何况我情绪低落,何况我还要带孩子,何况,何况……
  “不行!”我摇头。“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涛坚定的说,眼光逼视着我。他浑身上下,又带着那种令我惊奇的“力量”,他点点头,很认真的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初,我想在联副上刊载《烟雨蒙蒙》,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向上面报备,我报备的时候,上面打了回票。给我一句话说:‘琼瑶?琼瑶是谁?没听过这名字!联副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子!’我听了之后不太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是部好小说。结果,我利用我的职权,闪电推出《烟雨蒙蒙》,连预告都没有发。报社以为是一部中篇,根本没注意,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天社长一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在报社门口买报纸,社长惊奇的问她们在干什么,女学生说:‘来不及等报纸送到家里来,我们要上学呀!只好到报社来买!’社长问她们要看什么大新闻,她们说:‘《烟雨蒙蒙》呀!’社长惊愕的走进办公厅,问大家:‘《烟雨蒙蒙》是什么?’”
  我笑了,对鑫涛点点头说:“你编故事,也编得满好听的!最起码,可以治疗一下我的自卑感,我正需要这种故事!”
  “我没有编故事!”鑫涛一本正经的说,眼光显得严肃起来。“这件事,百分之百是真的。我告诉你,只是要你知道,在联副刊载《烟雨蒙蒙》的时候,报社里没有人知道琼瑶!但是,今天我们报社开编辑会议,会议中,大家居然提出来:‘我们怎么不去争取琼瑶的长篇小说?’言下之意,《皇冠》有你的长篇,联副没有你的长篇,是我徇私了!”他正视着我,一瞬也不瞬的:“琼瑶,”他清楚而有力的说:“联合报是台湾第一大报,能挤上联副,不像你想像那么容易!现在联副要你的稿子,我就一定要上你的稿子!因为,这对你太重要了,仅仅一本《皇冠》,不够来肯定你!”
  “可是,”我嚷着:“我写不出来呀!”
  “你写得出来!”他重重点头,毫不怀疑的。“今天我就是用逼的,用催的,用榨的,我也要逼出你另一部长篇来,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给你十五天的时间!”
  “那么,那么,”我开始心慌起来。“《几度夕阳红》怎么办呢?”“《几度夕阳红》不能停,你要做一个计划,半个月用来写《几度夕阳红》,另半个月写新长篇,两部小说同时进行!”
  我愕然的看着鑫涛,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他真认为我有这种能力吗?我自己却不能肯定。鑫涛不看我,他看看我的房子,看看正在屋内练习枪战的小庆,他说:
  “你需要雇一个人,来帮你烧饭带孩子,”抬眼看我,他正色说:“像你这种人,是不应该埋没在厨房里的!明天,我去帮你物色一个佣人!”“我……我……”我结舌的说:“我用不起!”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你用得起的!将来,你要用多少人,你都用得起的!只是,你必须坐在桌子前面,去努力的写!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哀悼你的婚姻或过去!”
  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后,我拉着儿子,飞奔上楼,打开稿纸,去拟新长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纲”。
  第二天,“阿可”来到我家,是个二十几岁的苗栗姑娘,她来帮我做家事,带孩子,烧饭,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头栽进我的书房,夜以继日的写我的新长篇。
  新长篇“如期”在联副刊出,书名是《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而停止,它继续在皇冠上连载。鑫涛说对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虽然,两部小说写到后期,我必须用纱布缠住我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去写,但是,我并没有马虎,我很用功的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里很奇异的一年!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离婚,我疯狂般的写作,我在两大刊物上同时刊出连载小说,我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分别是《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我把四本新书带到母亲那儿,一字排开,排在母亲的书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亲,终于透出一口长气,我说:“虽然我一直让你失望,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我恋爱结婚离婚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写了一本让你们伤心的《窗外》……但是,我总算坚持着我从小就有的梦,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妈妈,”我郑重的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母亲默默的看着我,终于笑了。这个笑容,实在“难得”呀!一九六四年年底,《菟丝花》出版,接着,《潮声》出版。我的书都由《皇冠》出板,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书。那年,我是二十六岁,距离为了一张数学二十分的通知单,而仰药轻生的时期,足足隔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挨过了多少痛苦艰辛。但是,二十六岁的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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