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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０年。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全线向北朝鲜同中国和苏联的边界推进。美国政府感到有点不安，它担心麦克阿瑟会扩大战争。麦克阿瑟的态度和他的公开讲话使杜鲁门总统感到困惑。总统要求与麦克阿瑟磋商。麦克阿瑟明确表示，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他无暇飞往华盛顿。杜鲁门总统同意到离华盛顿几千英里的中太平洋的小岛威克岛同他会晤。艾弗里尔·哈里曼作为杜鲁门先生的特别助理将参加这次会晤，他决定让我随同前往。我的任务是帮助国务院秘书维尼斯·安德森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助手威利斯·马修斯等人，和他们一起为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作记录。 后来这些记录在华盛顿泄露了。麦克阿瑟宣称他本人对作记录一事毫无所知。布莱德雷将军在国会承担了全部责任。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开始了我在这次至关重要的会晤中的使命。 十月初，哈里曼先生向我暗示，杜鲁门先生非常想跟麦克阿瑟将军晤谈。哈里曼先生表示他将随同前往，并让我作为他的助手一起去。 十月十三日我们乘一架军用专机启程飞往威克岛。我们先飞到旧金山。哈里曼先生的随行人员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菲利普·杰塞普大使，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以及布莱德雷将军的两位助理马修斯将军和汉布伦将军。我们在旧金山停下加油，然后飞往夏威夷，大家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下榻。我还记得当走进给我安排的房间时，我心里一阵激动，因为床上放着一件碧绿色的夏威夷花运动衫，卡片上写着：“沃尔特斯少校惠存——杜鲁门总统赠。”自从我随同马歇尔将军在里约热内卢那次工作以来，我一直不喜欢穿花哨的衣服，但我却情不自禁地立刻把这件碧绿色的运动衫穿上了。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们在珍珠港过了一夜，看望了医院里的伤员，第二天清晨乘“星座号”飞机去威克岛。美国驻太平洋部队总司令阿瑟·雷德福上将陪同总统前往威克岛。乘螺旋桨飞机去威克岛需要很长时间，我们飞行了整整一个晚上。清晨，我走进驾驶舱，惊喜地在雷达上看到了那个岛屿。雷达屏上出现了该岛的地形轮廓，我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岛中央的礁湖。我们正好在黎明前降落。当我们走下飞机时，天还没有大亮。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我们身在热带，天气却很凉爽。 哈里曼先生向四周环顾了一下，问道：“麦克阿瑟将军在哪里？”有人指着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答道：“他坐在那辆吉普车里。”我对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到飞机前来迎接感到有点吃惊，因为飞机上坐着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根据我的了解，不管军衔如何，陆军部长是美国全体军人的上级。我们走到麦克阿瑟将军坐着的地方，佩斯先生和哈里曼先生跟他谈了很久，我则站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听候下一步的安排。不久宣布了杜鲁门先生的飞机即将到达。有关麦克阿瑟将军让杜鲁门先生的飞机在威克岛等候的谣传纯属无稽之谈。麦克阿瑟将军在杜鲁门总统抵达威克岛前的一个晚上就到了那里，并在岛上过了夜。天刚放亮，总统的飞机着陆了。飞机滑行到离麦克阿瑟将军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这些站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的人向飞机走去，那时总统马上就要出来了。舷梯升了上去，机舱打开了，杜鲁门出现在舱门口，挥动着帽子。这时，两个航空警察走下舷梯，分别站到舷梯底端的两侧。然后，杜鲁门先生慢慢走下舷梯。这时，麦克阿瑟将军才走下吉普车，向总统迎去。我有些惊奇地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向杜鲁门总统行礼。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不管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信仰如何，象他那样老资格的军人竟然不向美国总统行礼，在我看来是令人奇怪的。 杜鲁门先生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行札，但显得若无其事。他跟麦克阿瑟握了握手，后者把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莫西欧介绍给他。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同乘一辆汽车向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驶去。”他们单独在那里呆了约一个小时。这次会面所发生的情况只有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清楚。我从未听到杜鲁门先生提起过那次谈话，也从未看到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在他们谈话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带到一间棚屋里，这个棚屋已经布置成为会议室了。中央搁着一张大桌子，桌子四周放着椅子。靠墙的地方也摆着几把椅子，是为象我这样级别较低的人员准备的。棚屋的一头有一条窄小的过道可通向另一个房间。杰塞普先生的秘书维尼斯·安德森坐在那里作必要的会议记录。不久，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出现了，两个人显得很亲密。杜鲁门先生走到桌子一头，指着他右边的那张椅子对麦克阿瑟将军说：“您坐在这儿。”接着，杜鲁门先生让他的随从人员坐到桌子四周的椅子上。我是级别较低的成员，因此坐到离桌子较远的、靠墙的一张椅子上。但是棚屋很小，我清楚地听到了会议过程中的所有发言。会议即将开始之前，我问杜鲁门先生是否可以让我在会议室拍一些电影。他笑了笑说可以，他不反对。据我所知，那些是在那个棚屋的现场拍下来的仅有的照片。 接着，会议开始了。首先由麦克阿瑟将军简单地汇报了朝鲜的形势。他汇报时十分乐观，最后说：“历史上没有一个指挥官能象我这样得到政府如此巨大的支持。我想告诉你，总统先生，对此我是十分感激的。”杜鲁门先生谦逊地点了点头。然后提问开始了。他对麦克阿瑟将军说：“将军，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中国共产党人即将介入这场战争。我想听一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麦克阿瑟将军依然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回答说：“总统先生，他们是不会介入战争的。这是我们示强而不是示弱的时刻。我们再也不能卑躬屈膝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越过鸭绿江，我将对他们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他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人得不到空中支援；而缺少空中支援，部队就难以打仗。他指出，即便我方也只有海军陆战队才拥有就近为地面部从提供的空中支援，他认为这种支援对战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既然中国人不能为他们的部队提供这种支援，他们在我们的空军面前就会束手无策。他最后说，这场战争无论如何在感恩节前就可以结束。圣诞节时他将把一、两个师调回美国，在新的一年里再把一、两个师派往欧洲的北约。他说话时显得非常自信，很有把握，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议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很说明问题的事。麦克阿瑟将军拿出他的烟斗，装上烟丝，把烟斗叼在嘴里，取出一盒火柴。当他准备划燃火柴的时候，停了下来，转过头来看着杜鲁门总统，犹豫地问道：“我抽烟，你不会介意吧？”这其实不是真心征求意见。麦克阿瑟已做好抽烟的准备，如果杜鲁门说他介意，那就会使总统显得粗鲁、霸道。杜鲁门先生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说：“抽吧，将军。别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要比喷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脸上的烟雾都多。” 后来他们还讨论了军队撤离朝鲜的时间表。麦克阿瑟将军百分之百地相信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维尼斯·安德森在房间的一头作记录，我自己也作了一些笔记，布莱德雷将军的助手马修斯将军也做了笔记。这些材料后来汇集成为这次会议的记录，以后被泄露到报界去了。对于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是否知道有人在作记录这一问题有许多指控和反指控。我亲眼看到维尼斯·安德森作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员被介绍给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将军也许不是说谎；当时他已年逾七旬，可能确实忘了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做记录。当人们就泄露会议记录一事提出质询时，布莱德雷将军在国会勇敢地承担了全部责任。 会议结束时，杜鲁门先生表示他还有一、两件事情要处理。我们走出屋子，来到强烈的阳光底下，一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把我们团团围住，拼命拍照。接着，杜鲁门先生开始把第三或第四枚橡树叶勋章①挂在麦克阿瑟将军的“优异服务勋章”上，以示再一次记功。他还给在汉城战斗中和撤出该城时表现得十分勇敢的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莫西欧授勋。我把这个场面拍成了彩色电影。于是，杜鲁门先生热情地同麦克阿瑟将军和在场的其他人员一一握手，登上飞机返回夏威夷。不久我们也跟着走了。麦克阿瑟将军对哈里曼先生显得特别亲切，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因为他在哈里曼先生前次访问时提出的增援部队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我必须承认我为能去威克岛而感到幸运。那确实是一次巨人的会晤。那时我看不出他们两人后来如何会发生争执，但是尽管他们一直不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确实都是出类拔革的。 -------- ①橡树叶勋章发给“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每立功一次，发一枚，此勋章可与“优异服务勋章”同时佩戴，也可单独佩戴。——译者 我们飞口檀香山，在那里稍事停留后继续飞往旧金山。杜鲁门先生在那里发表了一次演说，然后返回白宫。两、三天后，一位华盛顿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了威克岛会议记录的颇为详细的摘录。那次记录一共只印了五份。哈里曼先生得到一份。这份记录装上信封存放在他的保险柜里，信封是密封的，上面写着“只有哈里曼先生或沃尔特斯少校才能拆封”。联邦调查局就这次泄露记录事件进行了调查。当该局调查人员来到哈里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们向他们出示了那个仍然密封着的信封。哈里曼先生收到它以后，从来就没有打开过。 在这段时间里，哈里曼先生一直在努力使我得到提升。那时我已经当了六年少校。他终于成功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他刚从马歇尔将军那里收到的信，信上说： 亲爱的哈里曼， 我谨愉快地通知您，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刚告诉我，沃 尔特斯少校已被提升为中校。不知您是否知道，陆军的传统习 惯是，把军衔标志泡在一杯烈性酒里，让新提升的军官将酒一 饮而尽。既然沃尔特斯是个戒酒主义者，你们可以用牛奶或水 代替。军衔标志即送上。 忠诚的， 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将军在信的下端疾笔写道，“军衔标志即送上。我怀疑它是否能经得住烈性酒。”我虽不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我是不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除非是在为国效劳的时候！我非常感激哈里曼先生把那封信给了我。直到今天，这封信还是我十分珍爱的纪念品之一。就这样，我当了中校，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一直挂这个军衔。 这个时候我继续随哈里曼先生在白宫工作，因此有较多的机会见到和观察杜鲁门总统。这种机会使我深信，这个平凡的人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美国的伟大总统之一。他的淳朴无华、为人直率，令人难以忘怀。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说白宫进行修缮，杜鲁门先生实际上住到了马路对面的布莱尔旅馆内的招待所里，还听说当他晚间离开白宫办公室回布莱尔旅馆时，他留下了以下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如果有事需要我处理，尽管叫我。但如果有些事根本不用我亲自处理，你们也叫我，那就天知道了。”杜鲁门先生有办法做到一旦离开办公室就毫无牵挂、自由自在，其实，没有人比他挑的担子更重。 我后来听说在决定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的那次内阁会议上，在所有的内阁成员已经发言表示支持这种干预以后，杜鲁门总统说，他认为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站在上帝的宝座前，为所有由于他采取的行动而丧失生命的年青人负责，但他既已宣誓担任美国总统，他已无其它选择。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能和他有这种接触是我一生的荣幸。 许多年以后，杜鲁门先生不当总统已经很久了，我到独立城①去看他。我鼓起勇气向他提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对他说，“总统先，我能向您提一个轻率的问题吗？”他回答说，“沃尔特斯，不存在什么轻率的问题，只有轻率的回答，在这方面我倒是个专家。所以，你就请问吧。”然后我说，“总统先生，您到达威克岛后下飞机时，是否注意回回回”不等我问完，他就打断我说，“我是否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美国总统行礼。你完全正确，我注意到了。”接着，他又用一种更温和、更镇静的声调说，“我当时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那意味着我同他打交道将遇到麻烦。后来果然如此。我解除了他的职务，我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不管正确与否，他就是不了解如何治理美国。” -------- ①独立城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是杜鲁门的老家。——译者 这是他们之间争执的症结。杜鲁门总统决心把那次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上，使它成为一次有限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则感到我们必须使北朝鲜人惨败，否则将来我们还会打其他这样的有限战争——后来的确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个人都是对的，但杜鲁门是总统，而麦克阿瑟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当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时，许多人批评了他的做法，但是没有人对他运用总统的权力采取这个行动提出疑问。 两个人都是意志坚强，行事果断的人。这场冲突到最后，其中一个人势必下台，而在我们的制度下，这只能是麦克阿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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