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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底，我仍旧在欧洲最高司令部供职，担任主管后勤和行政副参谋长的助理。十一月，华盛顿事先通知我，要我作好准备，参加百慕大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定于十二月四日至八日在那里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尔。 我乘飞机回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向我简要地介绍了美国将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各项方案。以及美国对会议宗旨的大体看法。这对准确的翻译至关重要，如果不知讲话的含意，就很难正确地转达原话的意思。 当时，华盛顿正值隆冬腊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飞机飞了没多大一会儿，就到了已进入夏季的百慕大。会址设在中洋旅馆。这是一个优美的避暑胜地，四周为高尔夫球场和海滩所环抱。三国代表团都将在这家旅馆下榻。我赶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到之前到达，以便了解当地的情况，看看对我有些什么要求。我要知道会址在什么地方，并熟悉一下会场周围的情况。会上只讲法语和英语，因而我估计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乘他的空军专机“哥伦拜”号抵达百慕大，受到身著礼服、头戴漂亮翎帽的当地总督的欢迎。丘吉尔和总统热烈地相互问候。 三国代表团抵达百慕大后不久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拉尼埃尔二巨头出席讲了话，他们都希望和祝愿会议成功。记者们问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手上贴着一块药膏。他解释说，他教玛米①使用手枪时不小心把手擦破了。丘吉尔年事虽高，看上去身体还不错。 -------- ①指艾森豪威尔夫人。——译者 例行的预备会议和礼节性拜访开始了。每一方代表团团长都去拜会另一方，另一方又来回拜。我陪艾森豪威尔去拜会了法国代表团，没有陪他拜会英国代表团。他和英国人说话显然不需要翻译。然而，在许多场合，我都注意到乔治·肖伯纳所讲的同种语言分离了两个民族这句至理名言是千真万确的。“TO TABLEA PAPER”这一个短语在英国和美国意思截然相反。① -------- ①这一短语在英国是“提出议案”的意思，而在美国则是“搁置议案不理”——译者 工作人员都在旅馆的餐厅用膳。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下楼到餐厅里同我们一起吃饭。第一天，我和他同坐在一桌。他谈起自从美国代表团游览了百慕大之后，许多人向他提出申请，要求当驻百慕大领事，而在参观之前，却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申请。 由于百慕大是英国直辖殖民地，所以丘吉尔作为东道主，主持了这次会议。岛上采取了警卫森严的安全措施。一部分安全工作由当地防务力量——百慕大步枪团负责。另一部分安全工作由从牙买加调来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团负责。皇家威尔士火枪团是英国正规军。当时，在中洋旅馆流传一句关于旅馆四周灌木林的俏皮话：“如若它摇动不停，那准是百慕大步枪团；如若它纹丝不动，那准是威尔士火枪团。” 丘吉尔在开幕词中慷慨激昂地呼吁西方团结起来，强调必须找到一条大家都可以走的共同道路。他讲到激动人心的话时，突然低下头来，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曾在恩图曼策马冲锋，现在又乘同温层飞机来到百慕大，这都是我毕生的经历。”顿时，我理会到这位非凡人物的一生饱经了沧桑。 这时候，法国人正忙于越南战争，并且呼吁盟国给予援助。刚开了几次会议不久，法国代表团团长约瑟夫·拉尼埃尔总理就病倒了。法国代表团一位团员来问我，艾森豪威尔的医生霍华德·斯奈德少将能否给法国总理看病。因为法国人没有带医生来。我问他拉尼埃尔先生患了什么病。他说显然是某种肺部的毛病。斯奈德将军表示这不是他的专长，因为他基本上是个心血管专家。他建议我们去找丘吉尔的内科医生莫兰勋爵。莫兰勋爵同意给拉尼埃尔先生看病。我把他送到法国总理房门口就要往回走，但法国人要我留在那里，因为拉尼埃尔不会讲英语，可能莫兰勋爵也不会讲法语。我随莫兰勋爵走进房间，他给拉尼埃尔先生检查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告诉法国总理，说他患了支气管炎。拉尼埃尔说：“可是，我一定要参加会议，否则大家会认为这是一场外交病。”莫兰勋爵向他保证，他将以医生身份向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讲清楚，拉尼埃尔确实是生了病。拉尼埃尔说，尽管莫兰勋爵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仍然认为应参加下次会议，他不能够躺在床上。莫兰勋爵对他说：“总理，如果你参加下次会议，我敢肯定你要转为肺炎。”这话使得拉尼埃尔多少理智了一些。最后，他说：“这样吧，如果你答应让我参加明天的会议，今天我就不去了。”莫兰勋爵看着他笑起来了，说：“总理，治病与搞政治一样，都是难以预言的。你应该卧床休息。你如果过早起床，会转成肺炎的。你应该把代表团交给外交部长皮杜尔先生去管。我将向英美两国领导人说清楚这不是什么外交病，是由于我一再坚持，你才卧床休息的。” 在这段插曲发生之前不久，有一次，我正与拉尼埃尔总理在旅馆门厅里聊天，丘吉尔走了过来。我知道他会讲点法语，便抽身离开了。他同拉尼埃尔只讲了几句话，就招呼我回去替他翻译。对他来说，讲法语实在太费劲了。突然间，丘吉尔停了话头，看了我一会儿，说道：“你以前给我翻译过，那是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首相，那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您在意大利的瓦达向巴西军队讲话的时候。”他说：“对啦，是那么回事。那么，你还会讲葡萄牙语罗。”我说：“是的，首相，我会讲葡萄牙语。”他顺手递给我一个装着雪茄烟的大盒子。我不会抽烟，所以一口谢绝了。不过后来，我一直为当时未拿一支雪茄烟留作纪念而懊悔不已。 由于莫兰勋爵的规劝，拉尼埃尔一直卧床休息。会议的后一阶段，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实际上成了法国代表团的团长。皮杜尔是一位杰出的法国政治家，自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以来，他一直任内阁阁员，大部分时间任外交部长，也担任过其他职务，并且当过总理。大战期间，他接替因落入德国人之手而自杀的让·莫林，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他是法国国内抵抗力量的最高官员，在国内一直坚持到解放，盟军开进巴黎那一天他才公开露面。 在一次会议上，皮杜尔颇为热切地恳求英国和美国援助法国，反对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他讲完之后，丘吉尔相当生硬地回答说：印度支那基本上是法国的事，法国应当自己解决。他说话时激昂的语气颇使我愕然，因为丘吉尔并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人。丘吉尔快讲完话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刚才对皮杜尔讲得太尖锐了，于是，他以郑重其事的口气说：“我说这些话是因为四十年来我一直站在我们的法国同志一边，支持他们力求保卫祖国免遭灭顶之灾的危险。请诸位永远不要忘记，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皮杜尔先生是熬过整个被占领期间的漫漫长夜的。他日日夜夜，时刻都有丧生的危险。当《马赛曲》歌词中所说的光荣日子破晓之时，他在凯旋门下等待我们。他因此赢得了整个自由世界永久的感激之情。”丘吉尔结束讲话时，声音哽咽，在房间里的人听了都深受感动。皮杜尔双手捂着脸。艾森豪威尔显然被感动了，我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首先是由于丘吉尔非凡的口才，其次是了解到皮杜尔先生曾是德国占领者在法国的四年内最想捕获的通缉对象。丘吉尔讲完后的片刻功夫，寂静无声。接着，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用法语说：“乔治，你听了这，席赞词以后，总得有所表示吧。”这句话固然风趣，但却破坏了当时动人的气氛。 后来，皮杜尔以法国代表团代理团长的身份设午宴招待艾森豪威尔。这次我出了差错，这也许是我当译员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差错，可以说是大出洋相。谈话中，话题忽然转到文学方面。皮杜尔指出：有些作品原著很出色，译文很拙劣，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他用法语说：“譬如说，有的作家原著甚美，译文则很差，如莎士比亚。依我看来，若要理解亨利第四和亨利第五这些人物，你就得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可是，”他继续说道：“也有一些作品的译文很漂亮，但原著却无甚价值，如巴尔扎克。”当我把这段话译成英语时，前面都译对了，临到末尾却说错了。我用英语说：“……却无甚价值，如皮杜尔。”饭桌上爆发出一阵哄笑，气氛糟透了。皮杜尔自己也禁不住笑了。我狼狈极了，尤其因为皮杜尔恰好是一位自命有文采的作家。几个星期后，我与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格仑瑟将军在巴黎见到他，才知道他原谅了我。会见结束时，皮杜尔用法语对我说：“沃尔特斯，你还只是中校吗？”我也用法语对皮杜尔说：“谢谢，外交部长先生。我看您真的原谅了我在百慕大所犯的口误了。”其实，我从百慕大返回欧洲最高司令部的时候，这件事早已传到了格仑瑟将军的耳朵里。他曾问过我准备怎样补救法美关系。不过，为时不久，此事也就烟消云散了。后来，我曾多次见到皮杜尔先生。他十分宽宏大量，有时还幽默地提起这件往事。 会开得并不紧张，中间有不少娱乐休息的时间。每次休息，艾森豪威尔总统都到旅馆外面去打高尔夫球，我则去游泳。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常常和美国代表团一些下级人员到离旅馆不远的海滩去游泳。旅馆附近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有一条马路从球场径直穿过。路上来往汽车不多，因为百慕大不久前才允许使用汽车。路上有一座桥，桥上竖着一块相当奇怪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小心打高尔夫球者及飞来飞去的高尔夫球。” 象大多数首脑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果。然而，它毕竟为西方世界三巨头提供了碰头见面和加深彼此了解的机会。他们还讨论了经济、政治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采取共同立场对付苏联及其主宰世界的欲望等问题。他们在这里可以安静地、私下里讨论问题，不必象他们在各自的首都那样，整天忙于日常公务。我应该说：面对那两位盎格鲁撒克逊巨人，皮杜尔先生举止庄重，侃侃而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会议一结束，我就乘飞机返回华盛顿。 象往常一样，我在这类会议上，主要任务之一不仅是翻译，而且每晚要把我所听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同别人的谈话尽可能详尽地整理成备忘录。这是一项大量而耗费时间的工作。在私下会谈时，我一般不做笔记，因为那样会对讲话的人有所干扰，影响他完全推心置腹地谈话。会议桌上，秘书处当然是作记录的。诚然，私下谈话时做笔记能有助于准确地翻译，但是，如果注意力集中到逐字逐句的叙述，你就会丢失不少说这些话时的感情和语气。如果你纠缠在字面上，你就可能忘记讲话人想要传达的意思和要旨。 我继续留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当主管后勤和行政的副参谋长的助理。我是在艾森豪威尔离开欧洲最高司令部之后，被派去做这一工作的。在这之前，我是各国军事代表助理执行官。我感到这一工作正在收缩。当然，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格合瑟将军需要，我还是照样给他当翻译。他找我谈话，非常希望我留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并一般地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最合适。我把它多少看成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而未作具体答复。一天，我开车跟他去拜访一位外国要人，他对我说：“我问过你，应该把你分配到司令部里什么地方工作，可你却含含糊糊，不予合作。”我回答道：“将军，我并不是不想合作。我只是觉得，由我自己来对您说最好在您的司令部里某个部门工作，似乎不太合适。”他弄清了我的意思，不久，就问我是否愿意去做主管后勤和行政的法国副参谋长的助理。当时的副参谋长是一位机智、风趣而干练的法国军官奥利维埃·波瓦德诺中将。我曾在波瓦德诺和接替他的弗朗索瓦·布里萨克将军，以及能力非凡、才华出众的让·艾蒂安·瓦吕伊将军手下工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吕伊曾是法国第一军的参谋长。他后来指挥一个师，在印度支那作战。他离开欧洲最高司令部后，任中欧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传说，有一次，戴高乐将军对瓦吕伊说，他不久就会使美国人跪倒在他的面前。瓦吕伊回答说：“如果你真的那么想，那你准是疯了。”为此，戴高乐命令瓦吕伊出去。瓦吕伊是一位无所畏惧和才华横溢的军官。 这项有趣的工作使我有机会随瓦吕伊将军走遍了欧洲和美国许多地方。瓦吕伊将军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法国骑兵上校，此人也是一名伞兵。这位上校贵族气派十足，手上很有钱，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抱相当蔑视的态度。有一次，他在军官食堂吃完饭后，走进我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个食堂的饭菜太差了，连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有意见哩。”他确是这个意思。 格仑瑟将军以他超凡的聪明才智和理解力赢得了普遍的敬仰。欧洲人信任和爱戴他，美国人也知道他能力非凡。我感到可惜的是，格仑瑟将军离开欧洲最高司令部后，没有出任大使，他当大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总是在想，如果他出任驻法国大使的话，他就会设法劝阻戴高乐将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选择一条不同于他最后选择的道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象格仑瑟将军那样令人信服和有说服力。 我在欧洲最高司令部的任务行将结束时，我得到通知说，下一个任务将使我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生联系。我将去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设小组，在美国代表团工作。这个常设小组是由成员国参谋长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执行机构。显然，这个军事委员会不可能经常开会，常设小组就是它的常务执行机构。常设小组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组成，但工作人员中也有来自其他成员国制订计划的人员。当时驻常设小组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美国前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人。我在常设小组担任翻译并任特殊事务的官员。我曾以后一种身份安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军官于一九五七年去埃尼威托克岛和比基尼岛观看一系列核试验。这些试验的代号是“硬饼干”，既包括核试验又包括热核试验。我一共看过大概八次试验，全是恐怖可怕的，正如有人对第一次核试验评论的那样：“有点儿象身临混沌初开那个场面似的。” 我在常设小组工作的时候，瓦吕伊将军——我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时的老上级——也被委派到这里任法国代表团团长。他的机智才华使他赢得美国和英国同僚们的钦佩和爱戴。常设小组花许多时间为整个联盟草拟军事文件，不仅为欧洲最高司令部，而且还为其他司令部——基本上是海军的大西洋司令部以及海峡司令部起草文件。 在常设小组里，我饶有兴致地并且好奇地注意到，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宪法的美国人总希望把一切事物最详尽地用文字记载下来。而根本没有文字宪法的英国人却总是反对把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的东西写下来。他们感到把一切东西都写下来会限制他们的灵活性。法国人的态度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们看来能取得一致认识的所有意见他们都表示附和。有一次，我向瓦吕伊将军问起这一点，他回答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强硬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到时候，每一家都会做出它认为符合本国利益的事情，不管书面上写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对见诸文字的东西不太重视。” 有一段时间，英国驻常设小组的代表是位十分能于和聪明的海军上将迈克尔·梅纳德·丹厄爵士。美国的代表先是利昂·约翰逊空军上将，他是接替去印度支那当大使的柯林斯将军的，后来是弗雷德里克·布恩海军上将。布思上将和丹尼上将不仅为文件的实质内容，而且为标点符号，经常发生争执。两人都很重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常常为此争执不休。有一次，两人对“和”字后面是否应该使用逗号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现在我已记不清那一次谁赞成，谁反对用逗点。但是我还记得这场毫无结果的争论的激烈程度。最后，他们征求了瓦吕伊将军的意见。瓦吕伊将军早就对这场讨论不感兴趣。当其中一人问到他的看法时，瓦吕伊正在阅读海外版《世界报》瓦吕伊将军撂下报纸，茫茫然地问道：“什么问题啊？”以此强调他对这场争论不感兴趣。他们就把是否应在“和”字后面使用逗号的问题向他概述了一遍。瓦吕伊将军带着几分讥讽的口吻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讲两点。第一，在法语中应该用逗号，但又从来不用。第二，在我们法国军队中，这类事情通常交给尉官去干，不必由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亲自出马。”两位上将面面相觑，颇不好意思。其中一人说：“也许我们应该让秘书处去处理这件事吧。”瓦吕伊将军非常善于制止这种漫长的鸡毛蒜皮的讨论。 我在常设小组供职期间，白宫通知我，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将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要我作为总统的翻译陪同前往。不用说，常设小组是不会反对的。于是，在四月中旬，我就成了白宫先遣组的成员。这种先遣组，通常在总统出访前到当地去做一切必要的安排。我们到了日内瓦，受到瑞士人的盛情款待。我们与他们多次会晤，对这次访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因会议要在日内瓦举行，所以这些瑞士人差不多都讲法语。我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助理罗伯特·舒尔茨上校去参观了日内瓦湖畔那座富丽堂皇的费尔米尼希别墅。这幢别墅在会议期间将供总统住宿。为供其它代表团使用，腾出了些宽敞的私人住宅，房主都搬往别处，让代表团长们住进去。费尔米尼希别墅宏伟华丽，有两个整齐美观的花园一直延伸到湖边，景色绝美。别墅的庭园里还有一个大招待所，我和总统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就住在这里。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带着他的儿子约翰和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抵达日内瓦出席会议的开幕式。在这里还是采取百慕大会议的方式，只不过这一次是四个代表团，而不是三个。各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单独会晤，以便为会议做好准备。美国急于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主要方案之一是“开放天空”计划。这个方案向所有各方提出保证，别国不会利用有控制的飞行策划对一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之中无人真正认为俄国人会接受这个方案。他们的社会封闭得如此严密，一个开放的越境飞行的想法必然引起他们的憎恶。 我被苏联领导人吸引住了。我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会议是在日内瓦旧国联大厦的一个大房间里举行的。这个房间的对面是日内瓦湖和勃朗峰。苏联代表团是庞大的，其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葛罗米柯、朱可夫元帅和能干的苏联翻译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英国代表团由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率领，成员有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外交部的伊冯·柯克帕特里克。法国代表团团长是埃德加·富尔总理。他带着外交部长安托万·比内、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路易·若克斯和他们那位才智过人、会讲三国语言的翻译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亲王。陪同总统的是国务卿杜勒斯，还有国务院顾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二以及狄龙·安德森。 在第一次会议上，俄国人坐在美国代表团的右边。英国人坐在美国代表团的对面，而法国人则坐在美国代表团的左边，面对着俄国人。当时我做了些笔记，现抄录如下。 赫鲁晓夫的左眼抽动了一下。他坐在布尔加宁的右边。 艾登盯着俄国人说，将来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不会有胜利 者。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特罗扬诺夫斯基是吸烟的，其他人 不吸烟。俄国人不戴珠宝——既没有戒指也没有袖扣。午餐 时，赫鲁晓夫换了一件衬衣（出席后来的会议时，他们都穿瑞 士衬衫并戴瑞士袖扣，好象他们都是同时一起买的）。葛罗米 柯的袖子上有条折痕，也许这是他在美国时留下的纪念。赫鲁 晓夫和莫洛托夫都有点象东方人。莫洛托夫本人看起来比照 片更象东方人。我猜想，他们的祖先跑得不够快，没有逃脱 鞑靼人。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看起来完全是西方人。特别是布 尔加宁，样子象一位和善的乡间老医生，他的目光虽然炯然， 但不如过去闪烁明亮。朱可夫元帅的样子很象我们的奥马 尔·布莱德雷将军。 会议一开始，俄国人照例作了一系列的宣传性发言，而西方人则努力劝他们同意某种检查制度。苏联人申明，他们对任何检查制度都不会赞同。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主权的侵犯，他们不接受任何检查制度。 每天，我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乘他的车前往国联大厦。当我们的车驶近日内瓦湖时，许多正在游泳的人都会跑出来看我们。其中有许多很漂亮的姑娘，穿着极为短小的比基尼游泳衣①。总统把她们叫作他的“比基尼族”。 -------- ①一种分成上下两片的女游泳衣。——译者 有趣的是，按俄国的礼宾规矩，在小汽车里身份最高的人显然坐在最前面。赫鲁晓夫常常坐在折叠式坐椅上，而朱可夫元帅则坐在后排座位上。我们与负责保卫苏联领导人的苏联安全官员们有相当多的接触。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们被整个会议及苏联领导人不寻常的露面所吸引。在此之前，这些苏联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敢于迈出国界。有一次，当四位首脑正在大厦外面的草坪上拍照时，我走过去要和摄影记者们一起拍些电影片，正在抢占好位置的摄影记者们粗鲁地把我推来推去。 我在观察苏联代表团时发现，尽管布尔加宁名义上是团长，无疑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头目。他似乎知道这一点，也是这般行事的。我的印象是，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是高级文职人员，不是决策人。布尔加宁显然处于中间地位，在莫洛托夫和葛罗米何与赫鲁晓夫之间。 我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去和法国人进行了一系列会晤，以争取协调我们的立场。与往常一样，我没有出席同英国人的协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为他的“开放天空”建议激昂慷慨地发出呼吁，他最后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诚心诚意的，对你们毫无恶意。但愿上帝恩赐我某种办法可以使你们相信我们提出这一建议是诚恳而忠实的。”他的话音刚落，一道闪电划破天空，雷声震耳，大厦中的所有灯光顿时熄灭。我听说，至今俄国人还想弄清我们当时是怎么搞的。 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甚微。西方的领导人倒是对他们的苏联同僚以及俄国领导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更多的感性知识。西方世界第一次看清了那些统治苏联的人。以后，苏联领导人还要出国访问。在某种意义上，这次会议是他们到世界各地旅行的首次公开露面。 我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席了另一次最高级会议，那次是北美三国政府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白硫泉会见了墨西哥的阿道弗·路易斯，科尔蒂内斯总统和加拿大的路易斯·圣·劳伦特总理。 这基本上是一次礼节性会议，是向两个友好而亲密的邻邦做出的一个姿态。路易斯·科尔蒂内斯是个饶有趣味的人。他有阿兹台克①皇帝所具有的那种轮廓清晰的脸庞。在这次会议上，我碰上了一桩令人难堪的事。我写了一份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路易斯·科尔蒂内斯单独谈话的备忘录。在格林布莱尔饭店，杜勒斯国务卿到我房间里找我时，我只穿着内衣。他向我要那份备忘录。我向他解释说，我奉总统本人的特别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在总统亲自签署之前看任何一份备忘录。杜勒斯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生气了。然而从那以后，杜勒斯先生对我非常亲热，显然对我拒绝向他提供那份备忘录并不介意。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议，一点也不紧张。这些领导人讨论了飞行航线、文化等一些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后的次要而轻松的问题。 -------- ①阿兹台克是墨西哥古代土著民族之一。一三二五年在墨西哥山谷中建立帝国，一五二０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并吞。——译者 墨西哥总统对我的西班牙语非常注意，而且对我从未到过墨西哥感到惊奇。他邀请我和总统的海军助理内德·比奇上校到墨西哥去。我们乘飞机到了墨西哥城，并作为路易斯·科尔蒂内斯的客人在那里住了四、五天。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官邸松树别墅。当我评论他的住所多么豪华时，他以一种低沉的语调说：“是啊，我住在这座宫殿里，然而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呢。”他甚至还带我看了他自己的住处。我看到他的卧室里挂着十字架有点吃惊，因为墨西哥强烈反对教权干预政治，而且，墨西哥政府官员是不准进教堂的。他看到我诧异的样子，就微笑着说：“我的夫人，她信教。” 我回到北约常设小组继续任职。作为公共关系官员，我到美国各地的一些大学里作了演讲，解释何谓北约；北约对美国的意义；为什么联盟的强大符合我们的利益。当总统接待的外国贵宾操我所掌握的语言时，我经常被召去为他做翻译。这些贵宾是奥地利总理、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黎巴嫩总理，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好几位北约国家的总理。人们都知道我是总统的翻译，但是在此期间我从未真正被分配到白宫工作。为总统做这种工作，是我履行五角大楼正常职务之余外加的任务。我想，总统经常这样使用我是因为他认识我已经很久，而且同我在一起比较随便。如果他准备同外国领导人讨论的问题不是特别重要，事前他总要安排给我吹吹风，就象他对国务院官员说的，“迪克·沃尔特斯会知道，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该防止我出错儿。”显然，他只是在次要的问题上才这样做。不过，只要可能，在别人向他汇报时，我总要设法出席。我了解了一个问题的背景和有关各方要达到的目的，就能够更好地表达总统的立场。同样，我对来见总统的外国领导人的立场了解越多，也就越容易准确地理解总统真正想说而没有明说的意思。有时，我实际上通过情报人士了解到他们的真正立场，这就使我完成任务时容易得多。有时候，我还不得不在可以说是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谈话。我从未忘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总统，但有时他的热情和友好使我难以记起这一点。有一次，我住在华盛顿的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里，要从我的右腿取出一枚金属钉来。这个金属钉是一九五四年我滑雪出了一次事故后打进去的。我和另外两位中校同住一个病房。给我做手术取出这枚钉子的医生，就是四年以前在德国给我将钉子打进去的那位医生米尔顿·S·汤普森上校。我对他是永远感激不尽的。有一天，我的病房里出现一大束鲜花，上边别着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迪克，祝你早日康复，谨致亲切的问候。艾克与玛米赠。”他身为美国总统，在百忙之中还记着我在医院里而且还送来鲜花，这使我既惊讶又感激。我出院后见到了他，并感谢他送花给我。他问我收到鲜花后是否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我回答说，在收到总统的鲜花后，几分钟内我就搬进一个单间。他眼光一闪，咧嘴笑着说：“我并不想要求对你特别照顾，但是我估计，如果我和玛米送花给你，也许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还有一次，当戴高乐将军来华盛顿时，我出席了几次给白领带、穿燕尾服的宴会。戴高乐将军在美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被告知，我不出席法国大使馆当晚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的白领带晚宴了。总统将带白宫的一名军事助理去。我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她随即把我唯一的一副礼服领子送出去洗了。但是，当晚五点半钟，我接到白宫一个电话，通知我与总统一起赴宴。我向母亲要我的礼服领，她说已送洗衣房了。我很着急地对她说：“你不知道我两个半小时之后得穿着这副领子与总统去参加晚宴吗？”她回答说：“你说你这个星期不再有这样的礼宾活动了，你告诉过我没有？”正是我告诉她的，我心里更乱了。我打电话问了几家服装店，它们不是已打烊，就是没有礼服领。我给在白宫的约翰·艾森豪威尔打了个电话，问他能否帮助解决。他穿的是十五号领子，他父亲穿十五号半，而我穿十六号半。约翰叫我到白宫去，让他们想想办法。他似乎觉得这一糟糕的局面很有意思。我穿着全套制服到了白宫，胸前佩戴着小型勋章，手里拿着我的自领带，因为没有穿领子。在约翰住的三层楼上到处寻找适合我穿的礼服领，结果是徒劳的。约翰要去出席另一个晚宴，就把我交给了总统的侍从约翰·A·毛尼军士长。我和他乘电梯到了二楼。门一开，总统站在那里，他身穿燕尾服，佩带着荣誉军团的饰带。他看了看我，咧嘴笑着说：“听说你有个难题，我觉得很有趣。”我回答说：“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会明白，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那么有趣。”他于是说：“跟我来，我要让你看看我年青时当军官的时候学到的本事。”我们一起走到他的卧室，他拿出一副十五号半的礼服领。然后他坐到床头上，用一个指甲挫刀仔细地将领子两头的扣眼弄大。他告诉我，这样做要非常仔细，免得将领子撕裂，但是如果搞得适当，领子两头都会长出半号来。他弄完了，站起来，将领子交给我说：“瞧，这就给你解决问题啦。”我把领子穿上试了试，相当合适。我感谢他说：“是的，总统先生，解决了，从来还没有像你这样地位的人为我解决过问题呢。”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位曾经下令进入欧洲，并在大规模进攻开始时出动了一千艘舰艇和一万一千架飞机的人物，竟能腾出时间来为一个折断过腿骨又找不到礼服领的中校操心。这是衡量这位伟大人物对下级和被他看作是朋友的人富有人情味的热情与关怀的一个尺度。 在这个时期，我不仅有幸跟随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议，而且他历次出国访问，除了远东那次以外，我都有幸陪同前往。这些访问包括，一九五九年八月到德国、英国和法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从欧洲、中东到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长途旅行，以及一九六０年底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尽管他的身体有严重毛病，他还是外出进行了这些访问。他深信，通过直接交往而相识的人，错误判断对方动机的可能性比较小。他相信，他所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与外国领导人的联系以及和外国人民的联系，会把世界变成一个生活起来更安全的地方。就象在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马歇尔将军一样，艾森豪威尔渴望在其壮年和晚年成为国际间搭桥的人，一位和平人士。 有些人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挑剔艾森豪威尔；一些人认为他本来应该更快地并以更小的代价赢得战争；一些人认为他的高尔夫球打得太多了；或者认为他像大多数将军一样，并非真正明智。他们错了。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品质，几乎可以立即为人们所了解，不仅为他的绝大多数同胞所了解，而且为印度人、西班牙人、巴西人和摩洛哥人所了解，更不用说欧洲各国人民了。他是他们的解放者。正像卡尔·桑德伯格对林肯的评价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位刚柔相济的人物。他对世界各个地方的影响，美国国内从未做过充分的评价。人们总容易忘记，他担任总统的八年是全国团结、和平、繁荣和平静的八年，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见过这种情景。他代表美国一切最优秀的东西，他无论在朋友或敌人面前都显示这样的形象。我曾多次与他同乘一辆汽车。我与他同坐在车里不能看不到他对那些前来看望他的人群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来看望的不仅仅是美国总统，而且是“艾克”。从兴都库什山影中的喀布尔到安第斯山积雪中的巴利罗切，这种影响都是一样的。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本国同胞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察觉到的，即，他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察觉到这一点是缓慢的，因为他并不神气活现、装腔作势或因为拥有一切权力而洋洋得意。 我差不多总是参加这些总统出访的先遣组。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安全官员中，有许多是我认识的。有时，我们的特工部门或新闻记者想要办的事，按当地标准是人们特别反感的，而我们还是能够办到。因此，我非得往返两次，一次随先遣组，一次陪总统。我发现这样做很有好处。因为这实际上排练了一次，我就可以告诉总统下一步做什么，或者该往哪里走，或者在什么场合他将见到什么，人。 这些出访也提出了一些政治性问题。他不能只去印度而不去巴基斯坦。他不能只去希腊而不访问土耳其。那次在欧洲和亚洲的长途旅行中，我发现他将从法国到摩洛哥去。我对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越过容许我们保留基地的西班牙，而到正要求我们撤离基地的摩洛哥去吗？”哈格蒂回答说：“但是西班牙是个独裁国家呀。”我答道：“你认为我们正在访问的那许多国家是什么样国家呢？”我不知道我的话是否对访问日程产生了影响，但西班牙被列入了日程，而且马德里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欢迎，规模仅次于新德里。 这些出访往往使有关人员感到精疲力竭，我更是如此。我感到要持续地集中精神，会使人疲惫不堪，但令人振奋。在翻译总统的讲话时，一旦说溜了嘴，就可能使美国处境尴尬。如在翻译外国领导人的讲话时出一个错，又可能使总统误解对方的意图。我认为感到最累的时候是一天已经过完，别人都已上床休息的时候。那时我得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叫来两三位秘书，开始为总统当天的各次会谈口授冗长而详细的备忘录。我不能做记录，但是我还必须把清楚在哪场谈话中谁说了什么。我口授完一份备忘录，便开始核对另一份。这种工作往往进行到凌晨两三点钟，而往往在早晨六点钟要交行李。多数人对我整理备忘录这一部分工作是看不见，也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甚至意识不到我除了做实际的翻译工作之外还得干这个。国务院许多人对我干这项工作很不满意，因为我搞这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得到这些备忘录的抄件，而由国务院的译员整理备忘录时，他们就可以容易地弄到手。我奉总统最严格的命令，这些备忘录在他审阅并签署之前，不得向任何人提供，任何人也不例外。 由于总统经常一下飞机就需要我，我通常与他同乘一架飞机。有时在旅途中，他听完国务院的汇报之后，就把我叫过去，听我谈谈他将要会见的外国领导人的情况，或是那个国家的特殊风俗。他出访前做准备工作，以便进行有目的的旅行。有一次他提到他出国访问的目的时说：“为的是在我将访问的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再一次保证，美国致力于体面与公正的和平；为的是支持西方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侵略，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维护我们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防卫力量。”他还强调了美国愿意与苏联人就一般或特别裁军方案进行实际的谈判，只要这种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和双方都可以实现的。许多人认为这些是新的主张，其实在十五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就已提出来了。 艾森豪威尔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时，是在法国外交部下榻的。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到法国那天下午峋晚些时候，戴高乐将军陪同他去凯旋门下面的法国无名烈士墓献花圈。这位年老的法国将军身穿制服。艾森豪威尔看了看他，几乎是若有所思地说：“你还能行？”“是的，”戴高乐回答说，“我还能行。”后来巴黎市政厅接待艾森豪威尔总统，戴高乐也在那里接待他。戴高乐的讲话较长，我贴近总统的耳朵低声翻译；后来轮到总统讲话，他讲了八分到十分钟就转向我，让我翻译。他用法语说：“我热爱你们大家。”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我把总统的讲话向集合在市政厅前的十五万群众翻译成法语。在结尾时，我用英语说“我热爱你们大家”，博得了满场喝采。我离开麦克风走回到总统后边的时候，戴高乐严肃地向我点了点头说：“沃尔特斯，很好。”这大概是人们可望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高赞扬了。这场翻译是不容易的，因为戴高乐总统讲话比较长，而且一口气讲完，中间没有停下来让我翻译。 九月三日，总统按原计划搬进美国大使馆，我则搬进克里荣旅馆。同日，总统会见我熟识的意大利总理安东尼奥·塞尼，我当翻译。前些时候他在伦敦会见西班牙外交部长费尔南多·卡斯铁利亚·迈斯，也是我当翻译。 许多人喜欢打听总统同各国领导人谈论些什么，这是我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对政府高级人员，比较容易应付。我只消说：“总统指示我不要谈论他同任何人的谈话”，他们往往就悄然离去。新闻界则不好对付，他们会泡蘑菇。有一次，总统同一位外国要人谈笑风生的情景被拍成照片。一位新闻记者对我说：“他们讲的一定是个很有趣的笑话吧。”我回答说，是个妙趣横生的笑话。他问我是什么笑话。我回答说，虽然关系不大，但我从不谈论总统同外国人谈话的内容，这已成惯例。他对我说，“可是，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新闻界声言有“权”知道一切，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索性说：“那就让他们行使这种权利吧。去找参加谈话的人，别找旁观者。而在这些事情中，我正是旁观者。”他毫不在乎，但眼看从我嘴里再也掏不出什么东西来，就不追问下去了。 意大利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大国商议问题时，他们被排除在外，不了解“内情”。对于他们这种情绪，总统是一清二楚的。在同塞尼总理会谈时，艾森豪威尔象向别人作保证那样，再次向他保证，美国不会背着意大利人同俄国人谈判，美国将向他们通报一切情况。当晚，我们乘飞机到朗布依埃。美法两国总统在那里会晤，坐在壁炉前谈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艾森豪威尔在朗布依埃城堡的弗朗西斯一世塔下榻，一名大胆的摄影记者在城堡外用好的望远镜头偷拍了一张他身着内衣的照片。两人谈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艾克最关心的和平和对苏关系；戴高乐最关心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和法国的核打击力量。我认为，公报的措词远远没有表达出两人会晤时高兴的情景。他们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毫不拘束的关系。戴高乐曾这样说：“我们是两名写过回忆录的老将军，我们从来没有用恶语相写过。这种关系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笑着表示同意。他们之间常发生意见分歧，但又有一种相互的仰慕之情和同志情谊；我很少看见戴高乐以这种态度对待其他人。 艾森豪威尔认为此行效果很好。我相信，公正的观察家大多也有同样看法。通过这次出访，他消除了欧洲人担心美国背着他们同俄国人搞交易的疑惧。在这方面，他的直率、热情和品格起了很大作用。他正直庄重，感染力很强，就连对人最冷淡的持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无动于衷。我认为他是明白他的出现和他的言论能起什么作用的。他的这种认识推动他更多地进行出访活动，以促进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相互了解。对全世界千百万人来说，他是可以信赖的美国总统的典型代表。他知道战争是恐怖的，一定要尽力使这种灾难不再发生。 那年十一月下旬，我随先遣组到他将访问的许多国家去打前站。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他从华盛顿到罗马，我去钱皮诺机场接他。那时，大雨如注，只好改在室内举行欢迎仪式。总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直到安排就绪才降落。乔瓦尼·格隆基总统在机场大楼里迎接总统，我贴近他的耳朵，低声翻译。总统致答词时，我又大声地把他的话翻成意大利语。在倾盆大雨中，我们驱车进入罗马商业区。我和总统同在巨大的奎里纳尔宫下榻。奎里纳尔宫建筑宏伟，过去是教皇和意大利国王的官邸，现在是意大利总统府。总统顺着宽阔的楼梯缓步走上楼去，因为一九五五年他患过心脏病，此后就不得不小心一些。过了一会儿，总统会见意大利总统格隆基、总理塞尼和外交部长朱塞佩·贝拉。他们谈了约一个小时。意大利人小心翼翼地提到，四大国多次商谈问题和作决定都把他们排除在外，对此他们感到不快。艾森豪威尔深表同情，说他将把他们的意见转告四大国。 接着是盛大的国宴。祝酒词和两位总统席间的谈话都得由我翻译。大家就寝后，我又得写长篇备忘录，直到深夜一、两点。翌日，天还下着雨，我陪总统去意大利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在罗马，欢迎群众很少，几乎比此行当中任何停留地方的群众都少。罗马对名人屡见不鲜，因为它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已见过很多。这里欢迎群众比别处少，与大雨也有一定关系。 翌日（十二月六日）晨，我跟随总统去见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对我这个天主教徒来说，这显然是不寻常的时刻。这位教皇当选前，我在巴黎就认识他。当时他叫龙卡利红衣主教，是教皇派驻巴黎的使节。这是一次隆重的会见。在此以前，美国总统只会见过一次教皇，那是在一九一九年。会见时，我把总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总统对教皇说，他希望此行将有助于各国间的和平与谅解。教皇表示赞同。谈话开始前，总统把他的随行人员介绍给教皇。总统、约翰和巴巴拉·艾森豪威尔、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等人都不是天主教徒，他们一一同教皇握手。轮到我时，我吻了教皇的戒指。他抬起头来含笑说：“Ah！Uno dei nostri．”（啊！一个我们的人。）他送给我一枚银质小纪念章。教皇约翰是我见到的第二位教皇。他具有热情和慈父般的性格。庇护十二世则有灵性和近乎超俗的品质。教皇约翰不会讲英语，特向总统表示歉意。他说，除了本国的意大利语外，他还会讲法语、保加利亚语和土耳其语。总统问：“英语呢？”教皇说：“我年纪大啦，又很忙，但每天还是学一小时英语。”总统又问：“学得怎么样啦？”教皇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越学英语就越懂得，教皇无错论并不涉及英语发音。”我们都笑起来了。摄影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这张照片事后登载在许多报刊上。接着，教皇谈起总统和他两人都有过当兵的经历。教皇含笑说，戎马生涯，前程似锦。“你从将军变成总统，我从军士变成教皇。”大家又笑起来了。我感到，对于总统想做的事，教皇非常了解并赞成。他公开这样说，并祈求上帝保佑总统的努力获得成功。 会见后，我们乘直升飞机直接到钱皮诺机场，在那里乘飞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安卡拉。由于我不会讲土耳其语，在这里没有公务可忙。这次访问，还是很有意思的，只是因为不能与土耳其人交谈，颇有闭目塞听之感。艾森豪威尔和土耳其总统乘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①坐过的一辆旧车通过市区街道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当晚我没有出席国宴，无谈话记录可写，痛痛快快睡了一觉。 -------- ①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又名基马尔（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曾领导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译者 翌日，我们继续乘飞机去巴基斯坦。在这次出访过程中，总统每到一地之前，我国驻该国的大使馆副馆长总是乘飞机来接总统，以便同机前往该地，并向总统报告有关下一站的情况。举例来说，驻卡拉奇大使馆的副馆长到安卡拉陪同总统乘飞机一起前往卡拉奇，作这样的规定是便于总统掌握有关下一站的最新情况。 巴基斯坦充满异国情调，景色壮丽，赏心悦目。在这里，我又没有什么公务，因为所有官员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这是长期受英国影响的结果。这里的欢迎也很盛大、热烈。进入市区的最后一段路，艾森豪威尔和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乘的是一辆六匹白马拉着的敞篷马车。有些礼节性拜会和谈话我没有参加。对我来说，这又是此行中最轻松、最愉快和最有趣的一站。然而，到下一站阿富汗我就忙起来了，尽管我不会讲波斯语，也不会讲普什图语。由于国王讲法语，我又成了出头露面的人物。从卡拉奇飞往喀布尔，沿途景色蔚为奇观。当飞机飞过赫尔曼德沙漠时，我心想，这样荒凉的地方我在地球上还没见过哩。在机场举行了小型但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欢迎仪式。然后，总统同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会谈，我把法语翻译成英语。谈话中实质内容不多。阿富汗正好与苏联的南疆接壤，不得不严守中立。在国王举行的午宴上，我注意到苏联大使直盯着我。他也许感到奇怪，美国军队从哪儿找出这么一个会讲当地话的中校呢？他的座位离主宾席相当远，听不清国王讲的是法语。几星期前我们来喀布尔打前站的时候，看到机场及其周围俄国人那么多，都为之愕然。那次我们走的时候，总统飞机的驾驶员比尔·德雷珀让飞机一起飞就陡直上升。当飞机直冲云霄时，他在扩音器上说：“这是我们对机场上俄国人的商业广告。”几年内，他们是不会有喷气式运输机的。 我们的飞机越过传说中有名的开伯尔山口，飞往下一站新德里。它是一个不很亲美的国家的首都，而欢迎盛况却超过艾森豪威尔在其他任何地方访问时的规模。汽车从德里的帕拉姆机场鱼贯而出，我坐在车队靠后头的一辆车里。即使在那些当地政府不需要我当翻译的国家，我一般也总是在总统视野所及的地方，这是因为如有外交官上前同他说话，他可随时找我。总统到德里大学讲话使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他曾经问过有没有必要把他的话翻成印地语。回答是，不必要，因为这所大学讲课全用英语。在同一位来自印度南部的年轻空军军官交谈时，我问他，印度的语言这么杂，空军军官学校里怎么办？他回答说，讲课全用英语。我又问，倘有学员不会讲英语，怎么办？他的回答很简单：“不会讲英语就进不了空军军官学校。” 从德里机场驶往总统府拉什塔帕提·布哈范（艾森豪威尔下榻的地方）的汽车络绎不绝，汽车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夹道欢迎的群众恐怕有两百万人，十哩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不知为什么，总统象磁铁般把印度人吸引住了。他在印度国会和德里大学发表了严肃的讲话。他在人山人海的拉姆里拉阅兵场上说的那番话也许最为动人。他引用甘地的话说：“自由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不能永远不让他的子孙享有。”由于参加正式活动较少，我两次到阿格拉参观泰吉·玛哈尔陵，那也许是人类以双手修建的最美的建筑。 对总统及其一行中大多数人来说，印度这一站是最累的，对我来说却最轻松。我随总统出访期间，工作较少的时候不常有。在这里，我居然有时间到许多地方游览。随先遣组来印度时，我到阿格拉玩了一天，参观了泰吉·玛哈尔陵等名胜。那天中午，我在一家古老的英国式旅馆花园里用餐。那时，一个印度人带着一只受过训练的鸟走过来，说他的鸟能要把戏。我说一个数字，它就叼那个数字的卡片。我看得出了神。小鸟还会飞起来衡住朝它扔去的小铁环。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节目演完后，我问那人我该给多少钱。他说：“四个卢比（一美元）。”我说，这个价钱不小啊。他温和地回答说：“先生，您知道教这只鸟干这些活儿要花多少时间吗？您知道这只鸟又能括多久呢？”我给了他五个卢比。 下一站是伊朗，我以前曾去过多次，情况很熟悉。伊朗又是此行中我感到非常惬意的一站，因为正式的活动与我关系不大，我有可能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并看看自从我上次访伊以来德黑兰所发生的非同一般的变化。总统抵达德黑兰时，从机场到王宫的一路上有五十万人，街道上铺了波斯地毯。在德黑兰作短暂停留后，我们又前往希腊，到希腊时，正下着雨。总统和保罗国王驱车进城，一路上有七十五万希腊群众夹道欢迎。同前几个站相比，希腊显得很热情，西方色彩很浓。艾克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供职时，同保罗国王就很熟识了。一九五二年国王在雅典给他授勋，我跟他一起出席了那次晚宴。席间我曾向王储康斯坦丁简单介绍了一九四八年希腊对共产党作战期间我在那里的经历。文克在希腊国会讲话后就乘直升飞机去“僧侣”号巡洋舰。我则乘直升飞机去“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乘该舰去突尼斯和法国。第六舰队司令乔治·安德森海军上将也在舰上，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横渡地中海，平乎稳稳地到了突尼斯附近的海面。这里讲法语的人很多，又要我当翻译了，因为哈比卜·布尔吉弓总统已表示他将很高兴用法语跟艾森豪威尔总统谈话。我从“埃塞克斯”号乘飞机到“僧侣”号。然后跟总统一起乘直升飞机上岸。布尔吉巴的欢迎词是用法语讲的，我为总统作了翻译，接着又把总统的答词翻成法语。这是一次只有数小时的短暂访问。总统同布尔吉巴谈了很长时间，后者对我的法语知识很感兴趣。由于我身穿军装，人们对我的语言造诣更为惊异。尽管艾森豪威尔将军抵达突尼斯时好些人没有看到他，这一天对突尼斯人民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他们同阿拉伯联盟关系不好；法国人对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仍很恼火。艾克这次顺便访问时间很短，但他们对他这一姿态仍非常赞赏。他们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来到这里，指挥军队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赶走。两位总统谈了两小时，谈话中心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布尔吉巴担心法国人会因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而对他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请布尔吉巴放心，并说他深信法国不会对突尼斯采取行动。实际上戴高乐正在设法从阿尔及利亚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们在突尼斯机场乘直升飞机回军舰。飞机起飞前，布尔吉巴对总统说：“你对我国的访问是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还再次赞扬我的法语讲得好，随后飞机起飞。 当我们的舰只驶进法国重要海军基地土伦港时，那里的法国部队司令皮卡尔－德斯特朗海军上将以个人名义发信号向我们表示欢迎。我在欧洲最高司令部工作时就认识他，他的母亲是美国人，生了十一个孩子。人们一听说她有这么多孩子，往往对她说：“你必定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总是这样回答：“不，我只不过是个多情的新教徒。”总统受到土伦人民的热烈欢迎后，就乘戴高乐的私人火车前往巴黎，路程为九小时。安排火车走这么长的路程，我有一些责任。因为先遣组来打前站时，法国人就提出乘他们总统的私人火车去巴黎，但美国人一听说要乘火车，大为吃惊。我尽力劝说他们，说在法国乘火车旅行还是很好的，戴高乐的火车一定非常舒适，最好别拒绝法方建议，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瞧不起他们的火车。吉姆·哈格蒂和艾森豪威尔的秘书托姆·斯蒂芬斯同意我的意见。所以这次我们就没乘飞机而乘火车去巴黎。 我们抵巴黎时虽已深夜，戴高乐还是到车站迎接总统。这次不是国事访问，所以艾森豪威尔住在美国使馆，我住在克里荣饭店。该饭店总经理克劳德·勒梅尔西埃是我的老朋友，他象以往一样，安排我住得很舒服。艾森豪威尔在那里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阿登纳会晤。四大国重申他们对柏林问题的坚定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戴高乐的态度尤为强硬。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对美国人和英国人说：“我决不会不战而离开柏林。如果我动起武来，你们是不会有什么选择余地的，是吧？”他们商定，翌年四月西方领导人在巴黎同赫鲁晓夫会晤。后来，这次会议成了U－2会议，因为美国U－2型侦察机被击落，这事就成为会议唯一的一项议程。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象以往一样热烈友好，但新闻界纷纷推测，说法国想部分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倾向有所增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 飞机飞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到达另一站——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里又要我当翻译了。在托雷洪空军基地，佛朗哥念了一篇热情的讲话稿，对总统表示欢迎。我们站在一个小小的高台上，我接连不断地低声给总统翻译。总统讲话时，我转译成西班牙语。十年后，尼克松总统再次在这里讲话时还是我当翻译。西班牙电台送给我一盘盒式录音带，是我翻译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九五九年那次讲话和尼克松总统一九六九年那次讲话的录音。马德里欢迎群众很多，格外热情。我与总统和佛朗哥同乘一辆车。对当时的情景，我能说的只是一片高呼“佛朗哥万岁”的声音。许多人把他看成可恨的独裁者，但这个人显然深孚众望。关于此次访问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反映这一点，而这一点以及佛朗哥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欢迎群众的情景却给艾森豪威尔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机场讲话中，艾森豪威尔反问道，他来自一个有许多州取名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内华达、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的国家①，在西班牙怎么可能感到陌生呢？这话正说到西班牙的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广场。我不禁将之同巴黎相比。巴黎是由艾森豪威尔统率下的军队解放的，但这个城市中以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命名的只是一条没有楼房的小小街道。人们的感激之情是变化无常的。 -------- ①这些美国的州名和拉美国家的一些地名相同，如阿根廷有一条河叫科罗拉多，墨西哥境内有个半岛叫加利福尼亚，西班牙南部有一个高原叫内华达。此外，得克萨斯一八四八年前属于墨西哥。——译者 当晚，佛朗哥在东方宫设国宴款待总统。东方官曾是西班牙国王居住的地方。佛朗哥不愿住在那里，宁愿住在离市区几哩以外的豹宫。豹宫比东方宫小得多，但还是很宽敞。拿破仑在东方官封其兄弟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时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约瑟夫，现在你住的地方比我还好哩。”宾主在宴会上热情祝酒。宴会后有一个小演奏会，五名提琴手拉起斯特拉迪瓦里①制作的小提琴——他们手中的无价之宝。 -------- ①安东尼·斯特拉迪瓦里（1646—1737），为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 翌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同总统一起驱车去豹宫与佛朗哥会晤。见面后先进早餐，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所以艾森豪威尔让我给佛朗哥讲个故事。那个故事他听我讲过，觉得很有趣。情节如下： 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有一个名叫杜邦的上校。此人特别 勇敢，这在上校中是常见的；但又特别愚蠢，这在上校中却是 罕见的。他是个将军迷，这在上校中很普遍。拿破仑说，他知 道杜邦很勇敢，但他决不能让法国军队有那么一个愚蠢的将 军。然而，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拿破仑看见杜邦带领卫队的 骑兵冲锋陷阵，把俄国人和奥地利人一个个打得人仰马翻，胜 利在望。忽然，杜邦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从马背上摔下来，原 来他中弹了。拿破仑深受感动，便派他的副官和外科医生拉 瑞去救护。不久，年轻的副官骑马回来，对拿破仑说：“陛下， 杜邦上校的脑袋被打穿了。子弹从一个耳朵进去，另一个耳朵 出来。拉瑞说，他现在还有知觉，到傍晚就性命难保。”拿破仑 想了一会儿说：“傍晚就会死去。这样吧，你去告诉他，我刚提 升他为将军。”年轻的副官快马加鞭，直奔救护棚。这时，拉瑞 正在给这位新将军治伤。他让杜邦喝了好几口白兰地，然后 锯开他的头，把头盖放在桌上。他的大脑已散开，拉瑞正设法 把它捏在一起，这时，副官冲进帐篷，宣布说：“拿破仑皇帝刚 提升杜邦上校为将军。”杜邦喝了拿破仑的白兰地，酒意正浓。 他的大脑还在桌上，但他闻到白兰地的酒气，听到了“将军”这 个富有魅力的字眼，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头盖放回头上， 踉踉跄跄地朝帐篷门口走去。拉瑞边追边叫：“我的将军，不 能这样走啊。你的大脑还在桌上哩。”杜邦醉醺醺地回答说： “去它的吧。我当了将军，还要它干什么？” 在座的人——其中有些是将军——哄然大笑。佛朗哥也笑起来，诙谐地对艾森豪威尔说：“你注意到没有，那些不是将军的人笑得更起劲啊？”我没想到佛朗哥竟这样幽默。他还说：“现在的将军们这么差劲就因为他们是从最好的上校当中选拔的。”这句话引得在座的将军们放声大笑。后来，我们到佛朗哥的书房，简单讨论了美国的基地问题。佛朗哥认为，西班牙的经济形势正在好转，过不了几年就会象其它欧洲国家一样，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后来情况果真如此。艾森豪威尔问他对苏联人的意图有什么看法。佛朗哥心平气和地说了说，他对苏联人的意图作了一个最客观、最冷静的估计，即：避开大战而处处进逼，你退我进，这边严重受阻就向那边推进。他预言苏联人将千方百计破坏西方国家奋起抵抗的意志并打消他们认为有东西值得保卫的信念。在这方面，又证明了他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预言家。多年以后，我又在这个房间里见到他，同他研究他去世后西班牙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他还是那样冷静，那样客观。 我们从豹宫乘直升飞机去托雷洪空军基地。直升飞机起飞时，佛朗哥神态自若。几分钟后，艾森豪威尔问这位西班牙领袖是否经常乘坐直升飞机。他说以前从未坐过，这回答使我深感惊讶。看他那镇静自若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他没坐过直升飞机。他和艾森豪威尔在机场热烈拥抱，然后艾克登上飞机。我在飞机后部相当大的机舱里靠窗而坐。当飞机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时，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向我们挥手告别。看到这情景，我说：“看他们的口形，我就知道他们大家在说什么。”飞机上其他的人信以为真，问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回答说：“很怪，他们都在说同一句话。”“什么话？”大家都想知道。我口答说：“他们都在说，‘谢天谢地，他们可走了！’”这话引起一阵哄笑，但也许非常接近事实。总统的一次访问对于东道国和美国驻该国大使馆来说都是一次精疲力竭的经历。 我们继续飞往卡萨布兰卡，对摩洛哥进行访问。在这里，我们受到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欢迎。双方在机场发表了我记忆中最简短的讲话。然后两位国家元首驱车进城，成千上万的摩洛哥人骑马夹道欢迎。从山区来的部落土人骑马跟在车队旁边，对空鸣枪，使特工人员惊愕不已。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位美国总统面前，听见这么多枪声。午餐的时候，王储哈桑走过来，跟我谈起一九四二年那几次会面。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记得，还是有人告诉他的。总统告诉摩洛哥人，我们将撤走在摩洛哥的空军基地。摩洛哥曾是法国的保护国，这些基地是法国人在那个时期给我们的。这次访问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我还曾陪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当时他因回肠炎动手术，尚未完全康复，正在疗养，但他仍决定前往参加会议。他认为，向拉丁美洲人民表明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责任感使他带病完成了此项任务。他接见了几乎所有与会的总统，当然我都在场。他参加会议或社交活动，我也总在他身旁，所以我知道他为此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会议中途，要在巴拿马市商业区举行一个仪式，每个总统都将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将是好长一段难熬的时间。我正式被派去见几位总统，请他们讲话简短些，并请他们将此意转告他们的同僚。那几位总统都表示理解，并答应尽力去做。后来，各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总统各讲了约三分钟。接着厄瓜多尔的当选总统何塞·贝拉斯科·伊瓦拉开头表示要说短话，但结果讲了四十五分钟。我不禁寻思，倘若他不决定说“短”话，他的讲话该多长呢？总统在会场上坚持下来了。贝拉斯科结束他的长篇演说后，我低声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先生，您还好吧？”他低声回答：“嗯，差点不行。” 会议期间，他轮流接见了与会各国的总统。参加会见的多米尼加人都佩带着几乎露在外面的零点四五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使特工人员深感不安。所有这些接见都由我作翻译。我还得写出每一次会谈的备忘录，作为会议记录。有几位总统，如尼加拉瓜的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英语讲得很好。但我为其他所有的人作了翻译，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和讲法语的海地总统让·马格卢瓦尔。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取得看得见的、真正的成果，但很有助于向我们南面的邻邦再次表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远东。他们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刚刚动过手术就来参加会议，认为这是美国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关心和友好的表示。 艾森豪威尔一向具有的魔力，对拉丁人一如对巴基斯坦人和德国人都是灵的。他努力突出美国作为一个公正、体面和可敬的国家的形象，但从没有赢得充分的称颂。他执政期间，我们在全世界受到尊敬，以后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永远忘不了这位老战士。他不知疲倦，置自身的健康于不顾，为促进和平事业和表明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和爱好自由国家的旗手而在世界各地奔走。 我多次随他出访，学到许多东西，并看到一个真正的美国伟人怎样为他的国家、为和平而奋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他任职期满前好几个月，知道我急于想摆脱译员工作，就决定派我去罗马。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我在罗马收到他离开白宫前夕给我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我将永远珍藏并为此感到自豪。总统在即将卸任、心中有那么多牵挂的时候还想到我，这表明了他特有的人品。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迪克： 在离白宫之前,我想再次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你每 当我需要你和要求你给我帮助时，你总是如此慷慨地把你卓 越的才能贡献出来。长期以来你为我做的工作是极其宝贵的， 因为你不仅精通你掌握的各种语言，而且对我们一起访问的 各个国家的问题和背景情况了如指掌…… 请向你母亲转达我最良好的祝愿。当然，我还要热烈感 谢你，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朋友，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签名） 他在信末加了一句：“这封信的抄件将放人你的档案。”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那是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他逝世前不久。我看望他时，他满意地回顾他的一生。他对我说，他知道自己活不多久了，但无可抱怨。他童年时代的梦想大多已实现。 我从事口译工作已经做到头了。我想表明，我能管好自己这个部门，并担任一种能用得上我懂的几种语言的职务，但那几种语言并不是我将来所需要的一切。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我的想法，并帮助了我。于是，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这位伟人去任新职——到罗马去当武官。我感激他给我机会，使我能如此密切地同他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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