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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伯真名叫刘玉山,后来在转成美国籍时,美国人送给他一个名字叫SAM(山姆)。来美四十几年,刘玉山这个名字几乎无人知晓。SAM这个美国名字除了在那本蓝皮烫金的护照上用过,也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
  然而餐饮业里一提起刘老伯,地产界里一提起刘先生,乃至中国城里的老人们一提到刘矮子,却是尽人皆知。
  他虽不是纽约城华人界的金融巨子,也不属于地产大亨,可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也算是赫赫有名了。
  他原籍河北保定,踏上美国国土时才40岁出头。他身材矮小,身体不壮,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他凭什么能在美国的华人界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呢?这或许与他的为人处事有关。他为人大度,他用过的人当中,不管此人曾对他犯过什么坏,只要跟他说了实话,他就既往不咎,并予以重用;反之,他重用过的骨干若是某些大事欺骗了他,他也毫不客气地一脚把他踢出大门。
  铁花记得,在北京时老爸常常提起刘老伯,说他年轻时骂过国民党政府,30多岁了还跟学生一起走上大街,贴过标语,撒过传单,几次都险些被抓人大狱。在报社,他也是猪肠子,直脾气。他骂过社长,顶撞过总编,最后终于被报社解雇。说起来也叫人纳闷儿,他这种人人讨厌的直脾气,怎么会在美国吃得开?难道美国这社会就容他的坏脾气吗?回答应该说是这么个理儿。美国不仅容他,似乎还注定了他的这种个性定会获得成功。
  当然,他的成功还有别的因素。他很聪明,反应侠,什么事都跟得上。他就认定了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出路只有一条:干,干,干。趁着还有把子力气,做,做,做。必须在短时间内,积累一笔小小的资金,然后做生意。他分析,用体力赚钱绝非自己所长,用钱去滚钱达到多赚钱的目的才符合自己的愿望。
  他的实际精神还表现在他的经营上。他从不投机取巧,也不玩股票,更不赌博。钱少时他做小生意,钱多时则投资大的。
  他不像有些商人,有一个吹十个,有十个照着一百个做。
  人品上,他注重信誉,求他的事,只要他答应,就会全力以赴帮你办好;而他拒绝的事,谁也甭想再次开口。因此,为他打工的人对他都忠心耿耿,一做就是十几年。
  他沿着中国人来美的传统道路,先以餐馆起家,赚到利润后又投资房地产。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后,现在在曼哈顿中国城的商业繁华区已有了一座16层的楼宇,在长岛已有三家高级中国餐馆的连锁店。另外,为了帮助年轻人开拓前程,他在服装业上也投了资。那么,他儿女的情况又如何呢?
  大女儿从医学院毕业后嫁给了洋人,远在加州,开业行医,过年必来电话问候;儿子服役后转成职业军人,常骏马来西亚,是海军陆战队的尉级军官,每逢圣诞必寄贺卡一张。
  铁花离开刘伯,前后已整整八年。这八年当中,她未曾再探望过他。想起来也充满内疚之意。可是,经过这八年的风风雨雨,她已焦头烂额,更无暇顾及探望刘老伯了。
  临离开美国之前,铁花拨通了电话,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刘老伯自己明后天就要回北京,想约个时间过来与刘老伯告别。
  铁花说完,本以为刘老伯会感到惊讶,却没想到他在电话里只淡谈地说:“行,行,来吧,来吧。”
  她放下听筒,琢磨着。八年了,整整八年,当初离开他时,他已经75岁,算算,如今已是83岁高龄。他一定更苍老、更孤独了。想到这儿,她恨不得马上能见到刘老伯。
  就在她和大丑起飞的前一天,他们来到了刘老伯家。
  汽车刚靠近那朱红大门,冲在前面欢迎他们的是“虎姐”和“样子”——两只德国猎犬,连蹦带跳地窜着,前爪扑在篱笆墙上,仰着脖子狂吠。
  大丑吓了一跳,后退两步,可铁花并不觉着十分害怕。她慢慢地走到篱笆墙边,试着伸出了右手。
  “样子”和“虎婉”似乎认出了她,拼命地摇起了尾巴。铁花轻轻地摸了摸它们的头,它俩都伸出了大舌头,争着去舔铁花的手心和手背。
  “留神!你……你当心。”大丑没敢靠前,在身后提醒铣花。
  “吱呀”一声,朱红大门打开一扇,探出一个人头,不是刘老伯而是一位看上去30岁上下,有一张东方脸型的先生。
  “哪位是常小姐,请跟我进来吧。”他操着南方腔儿。
  大丑刚要跟随铁花进门,一把被他挡佐:“请您在外等候,刘先生只说了常小姐一人。”
  铁花正想解释,大丑拦住她说:“我……我正好要……要……去旅行社,订……订位。晚上,我……我来接……接你。”
  铁花随着这位先生进了大门,“样子”和“虎妞”想跑上来与她亲热,可它们的脖子被套上了绳索,绳索的另一头在一位肥胖女人的手里。
  “该死的狗,一来人就拼命地叫,讨厌死了。”牵狗的女人也是满口的南方腔儿。
  “这边请吧。”开门的男人说完,就领着她走人正门,来到了一楼那间她十分熟悉的中式大客厅。她站在中央环视着客厅里的一切,什么都是原样,一切都没有变:太师椅前的虎头,地毯上的蚊龙,紫檀木的家具,还有墙上的佛位,嗅,有一样变了,她记起了佛位上的香没有点着。“滚到后院去,不许再乱叫,还没到喂你们的时间呢,讨厌鬼!”后院又传来那胖女人骂“祥子”和“虎姐”的声音。
  “请上楼吧。”那男人见她停着不走,就过来催她。
  她上了楼,没去看二楼的西式客厅就急着向刘老伯的卧室走去。她正要推门,那个男的挡住她的手说:“等一等,常小姐,这个老头子古怪得很,见了人就爱胡说八道。他的医生告诉我们,每次见客不得超过半小时。”
  “刘老伯病了吗?”她问。
  “我看不是什么大病,有病也是神经病。医生叫他静养,你最好看看就出来。”铁花看了他一眼,没作任何回答就推开了卧室的门。立刻,从卧室里冲出来一股很重的腥臭味儿。
  卧室很暗,只有一盏小灯在床头柜上亮着。刘老伯似乎正在酣睡,铁花走进来,他没有一点反应。
  室内太热,刘老伯早已把盖在身上的毛毯踢开了。他穿了一套白色的睡衣,手脚缩在胸前,一下一下地呼吸着。
  铁花站在床前打量着刘老伯,她觉得眼前的刘伯身体似乎小了很多。回忆起他以前的样子,怎么也不敢相信现在他竟成了这副模样:
  满脸的老皱皮像个麻核桃,连同脖子上的皮,一起向着枕头的方向播拉着。
  她不忍心看下去,也不忍心马上离开。她没有叫醒他,她想临走前为刘伯做一点事,尽一点孝心,可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她把刘伯踢下来的毯子从旁边拉到他的肩上,心里暗念了一声:“刘伯,真对不起您,我走了。”
  突然,刘伯醒了。他费力地抬起眼皮,露出了一对无光的眼。一见到铁花,又把两腮及嘴角上的皱皮向两边推开,露出了口腔内已残缺不全的牙。
  铁花转过身去哭了。
  “别,别哭,人老了,就这样。你坐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他说话前,先用弯曲的右手指向着窗于的方向点了点。
  铁花立即明白了老人的意思。她先把窗帘拉开,又推开了两扇玻璃窗,然后又打开了卧室的门。顿时空气对流起来,屋里混浊的气味减轻了许多。
  她含着眼泪把丢在地上的脏乱衣衫捡起来,放进一个包里,又跑到楼下打开了洗衣机。
  等从洗衣房回来路过二楼的客厅时,她看见那一男一女躺卧在沙发上,看着中文电视连续剧,声音放得很大。他俩连说带笑地往地上吐着瓜子皮。
  她没说什么就进了刘伯的房间。她怕刘伯冻着,把门窗统统关好,然后拉了把椅子,坐到了刘伯的床前。
  “刘伯,这两个人是您的亲戚吗?”
  刘伯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们……?”
  “刚来的新移民,朋友介绍的,说是两口子一块儿来当管家。可是,一天到晚只管他家。”刘伯说着咳嗽起来,一口痰卡住了他的喉咙。铁花连忙用左手给他捶背,右手拿了块餐纸堵在他的嘴上。
  刘伯喘了几口气,接着说:“一天到晚,除了让我出证明办他们的兄弟姐妹来美国,就是嫌我给的工钱低。”
  “您给他们多少钱?”
  “两口子两千五。”
  “我看您的卧室这么乱,好像他们不怎么尽心收拾。”
  “尽心?我今天还没吃饭哪!快,你快叫他们给我做饭菜。”
  刘伯虽已年迈又卧病在床,可说起话来的分量还是不减当年,仍然有老板命令下人的口气。
  “常小姐,时间差不多啦,你可以出来啦!”那胖女人在门外高叫起来。
  “刘伯,我去烧碗热汤面给您,您等一会儿。”铁花说完就走出了卧室。
  推开厨房的门,她吓了一跳,这里简直就像从没有人清洗过。以前明亮如镜的新式炉台,现在变成了农村的大柴灶,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大块油斑。
  她先烧了一锅水,等水烧开的这段时间,她用洗涤剂和钢丝刷开始清洗厨具。
  “常小姐,您是他的什么人?”那胖女人靠在门框上问她。
  铁花一边擦一边没好气地回答:“亲戚。”
  “是很近的亲戚吗?”
  “对,亲大爷。”
  “哟,怪不得,你这么为他于事情,我还以为他是让你接替我们工作的哪。”她露出了放心的神色。
  “不,不会。”
  说话间,那个男的也走进了厨房,眨了一下眼睛说:“不对吧,亲大爷?你怎么姓常,他怎么姓刘呢?”他怀疑地问。
  铁花跪在地上,用劲儿地擦洗着,头也不抬地说:“长年在海外的老华侨,有几个不改名改姓的?”
  “这倒也是。不过我们来这里半年了,怎么不见你常来呢?”他仍旧表示不太相信。
  “我住在外州,偶尔才来纽约。”铁花见炉子上的水开了,就打开冰箱去找面。可冰箱里塞满了大排骨和五花肉,下一档全是些南方人爱眩的甜点,还有各种果脯和小胡挑之类。她又打开了放干货的小柜子,可里面放的不是食物,都是些廉价手表、照像机以及成捆的毛料和绸缎。
  “哦,这些都是买给大陆乡下亲戚的,下个月有朋友固中国,顺便就请他们带回去。你别多心,买东西的钱可都是我们自己挣的、你大爷抠死了,多一分都不会给我们的。”那女人赶忙解释。
  “这我不管,请问你们有生面吗?”
  “什么生面?”男人问“面条儿,生面条儿。”
  “那种东西我们是吃不来的,不过,我们买了上等的大米。”
  “好吧,快给我。”
  铁花煮好了稀饭,在冰箱里又翻出一点儿榨菜,切成了丝,一起端到楼上。她把刘伯扶正、坐好,一勺一勺地喂他。
  “刘伯,您喜欢这夫妻俩吗?”铁花吹着热粥问刘伯。
  “喜欢?我恨不得马上让他们滚蛋。”
  “那您怎么不辞退他们?”
  “谈何容易,我现在行动不便。他们欺侮我,就这个电话,”他指了指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接着说:“要不是我的医生上礼拜来看我,逼着他们把电话给安上的话,你前天的电话我连接都接不着。”刘伯气得咳嗽了两声,又说:“人到这时候,还真不想死,倒不是舍不得这些财产。说心里话,我想活,我怕死,这时候要是有人出价,花一百万能买回十年活头,我准买他20年,可哪儿买去呀?”
  刘伯已八年没见铣花,一见她就跟见到最贴心最知己的老朋友似的,掏着心窝子。铁花发现刘伯说话的思路仍旧很清晰,并不像神志不清的老人。
  “铁花呀,楼下这两口子坏得很,想孤立我,想害死我。曼哈顿的房租,欠下三个月了,打电话催我去取。我动不了,可那个女人说替我去拿,让我签字,我就不签。那可不是笔小钱,一个月有一万八,三个月就是五万四,谁放心哪?长岛餐馆的经理打电话来,他们不让我接,说是医生的旨意。放他妈的屁!谁不知道,餐馆分的都是现金,经理上门来送钱,他们都不让我见。他说他就是管家,交给他就行了。想得美!我的经理能是傻瓜吗?他全给我另开了一个账号存着呢。”
  刘伯抬抬手表示让她靠近些,声音放得很小说:“铁花,我枕头底下放着几本儿存折,他俩不知道。壁厨里保险柜的号码,他们套了我几次,我都没说出来。你把手伸出来。”
  铁花把手伸平,刘伯哆哆嗦嗦地用食指在她手心划了七位阿拉伯数字:“记住!这号码除了你我再没有人知道了。”他颤颤悠悠地说:“全是现金、大票美钞、几十根金条和两打印度钻石。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常小姐,你可以下楼了,别让你大爷太累了,医生说过不能超过一小时。”那女人一边喊一边重重地敲打着门。
  楼下像是要请客,大盘小盘、晕菜索莱摆满了一大桌。酒柜里的茅台、xO(一种高级威士忌酒)也打开了盖,三个大杯一边一个满满地盛着青岛啤酒。
  “来吧,来吧,常小姐,初次见面,算我请客。”男人热情地请她上座。
  “是啊,是咽,难得从外州来到这里,我们不管怎么说,也是主人。随便吃吃,随便吃吃。”女人也表现得极为好客。
  三个人坐稳后,男的第一个开口:“常小姐,你看上去也年纪轻轻,比我们小不了几岁,我们算是同辈人。一回生,二回熟,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啦。来,干一杯吧!”
  “是啊,是啊,我们家乡的人都是好客的,对朋友都是直来直去的。一看就知道常小姐也是个直性子人。在美国交朋友真难。住在这鬼地方,想进城吧,不会开车;呆在家里看电视吧,又不懂美国话,几部中国连续剧不知看了多少遍了,真是烦死人啦!今天能见到你,又是中国人,你说这是不是缘份,啊?常小姐,咱俩也喝一杯。”
  夫妻俩还真能做,别看都是乡下人,还挺能喝。三种酒混在一块儿喝,脸不红,话不乱,越说越来劲。
  “不知常小姐这次在纽约要呆多久?”男的问。
  “没定,看情况。”铁花开始留了心眼儿。
  “你要是不急着走的话,我们想请你帮个忙。”女的看来要进入正题。
  “什么忙?”
  “嗨,怎么说呢?其实也是小事情,算不上什么大忙,我们就是……”男的没把话说下去。
  女的接上来:“嗯……事情是这样的,你大爷托朋友把我们请来,说是请我们做管家,可是半年多来,我们俩给你大爷拼死拼活地干,他还是不满意。两个月前他病了,脾气更坏,怪我仍给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是她的亲侄女,你来评评理。
  不瞒你说,自他病例后,他常常给我们气受。你说说,我们把小孩子放在乡下,跑到这里给他当中作马,他一点儿也不表示同情。请他出个担保,帮我们办身份把小孩子接出来,他就是不肯。你说,让我们怎么办?我可怜的小儿子呀』”说着,女的伤心地哭起来。
  “你们是说,让我求他给你们签字?”
  “这倒不是啦,”女的接着说下去:“我是说,你大爷太不通人情,都老成这个样子,人都快死了,还死抱着他那点儿东西不放。常小姐,你想想,请我们来是做管家,管家管什么?难道只管喂狗、扫院子吗?难道只管给他煮两顿稀饭,扶他上厕所吗?管家就是管账目,就是管钱。可他把支票本子藏起来,非要自己写,自己开。房租、现金又不让我们碰,疑神疑鬼地生伯我们偷他的钱。常小姐。你说,不管账、不管钱,叫什么管家?”
  “你们的意思是让我劝他,把账和钱让你们管?”
  “对喽,常小姐,你是个一点就透的聪明人。”男的抢上去接着说:“常小姐,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
  “就是你的前途啦、工作啦、挣钱啦什么的。”
  “还没打算。”
  “我不信。”男人脸上露出了既失望又狡猾的样子:“没打算?你这个时候来纽约做什么?你一定有你的打算。”
  他喝了—口酒,接着说:
  “我们俩来纽约快一年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讲出来没关系,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合作。”
  铁花原以为这两位只不过是极端自私的人,可听这话茬儿又不那么简单,心里马上绷紧了一根弦儿,她试探着问:“合作什么?怎么合作?”
  “那咱们就明说了吧,纽约的报纸你是读过的,纽约的电视你是看过的,哪一个不是为了钱?这里同中国不一样,没有钱就不能活。可是人死了钱就没用了,你大爷有那么多的钱了咱们可以想办法,让他的钱为活人使用,你明白吗?他活不了几天了,要趁他活着的时候,让他把权和钱交出来。我们俩他是不会信任的了,你是她的亲侄女,他会相信你的。我们不懂英文,不会开支票,这些都是你做,我们俩可以配合你,不会让他拖你很久。当然,我们不会饿死他,这样医生会查出来,更不可能下毒药,警察发现会抓人的。我们会让他自然地死掉,方法是不理他,孤立他,用不了多久,我……”“行了,别说了!”铁花气得下巴直哆嗦。
  那女人说得正来劲,也没抬头看她:“好,你明白了就好,事情成了,我们只要一小半,剩下的全归你,可以吗?你说这样公平吗?”
  “……”铁花的双手直打颤。
  “你说呀,别紧张,人嘛,一辈子还……”铁花“噌”地一下站了起来:“你们俩被解雇了。”
  “什么,你说什么?”
  “从现在起,你们俩被解雇了。”
  她作了主。
  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大门前。
  大丑和铁花面对面地站在寒风里。这里属于纽约郊外,四周没有高大的建筑,统统是一望无际的平旷的停车场,所以风显得更大,气流显得更冷。
  大丑被风吹得用手背直擦清鼻涕,铣花从兜里拿出纸巾递给他。
  “你……你的决……决定是对的,先留下来照……照顾刘伯几天再……再回去是……是对……对的。”大丑一边擦着鼻涕一边说。
  “也怪我当时太不冷静,一生气就辞了他们。”铁花说着,抬起手捂着被风欧起来的头发。
  “太……太冷了,到大厅里去……去吧。”
  “好。”
  大厅里暖和了很多,可是不便说话。他们找了一阁咖啡屋坐了下来。这里很安静,铁花叫了两杯热咖啡。
  “我总不能就这样抛下刘伯不管就走。昨天真把我急坏了,一整天翻报纸找人,可询问了几处都觉得不合适。”
  “请……请管家,是得有个了解,不……不然,会出大……
  大问题。”
  “不过,也用不了几天,等我找到合适的人,安顿好刘伯,马上就飞回北京。我的机票一周后还能用吗?”
  “能,我给你改……改成了open(不定时)机……机票。”
  “那就好,想起来真叫人高兴,再有一个礼拜就回北京“是啊!回……回北京了,回……回北京啦。”大丑说这话的语气,像是有无限的感慨。铁花喝了一口咖啡,低头叫了一声:“大丑。”
  “啊?”
  “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说……说吧。”
  “你……你回北京以后,怎么打算?”
  “回……回原单位,领导上说给……给我好的待……待遇,好的工作环……环境。”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手指在咖啡杯子的边沿上来回来去地蹭着:“我……我是问,你也三十好几了,你个人生活的打算。”
  大丑低着头,眼睛看着桌面没说话。
  “你说呀。”
  他还是低着头,不开口。
  他俩静静地坐着,瞧着咖啡杯里的热气,徐徐地往上升。
  半晌,他看到她揉了一下鼻子。
  他从餐桌的纸盒里掏出两块餐纸送到她面前。
  她没有去接,仰起脸叹了一声:“好了,时间到了,上飞机吧。”
  大丑坐着没动,小声从牙缝里冒出几个字儿:“到了北……北京,你……你会遇到好……好……”“大丑。”她打断了他的话:“你爸妈好吗?”
  “嗯,好。”
  扩音器里传出了飞住中国北京的班机预告。大丑并没显得十分兴奋,只淡淡地说:
  “我……我走了。”
  她点了一下头。
  大丑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地说:“你……你还记……记得,八年前,咱俩一块儿下……下的飞机。我就站在那儿那……那个地方,我向你要地……地址和电……电话……”她把头转开,不去看他指的地方。
  “后……后来,在亚历山大商……商店,我们又碰……碰面了。还……还有姐……姐子,那天下……”大丑刹住了下面的话,他看到铁花流下了眼泪,自己的眼眶也随着湿了。
  他俩朝着登机口走去,铁花跟在他身后说:“大丑,你到北京,马上给我打电话。”
  “唉。”他应着。
  “你别叫我不放心。”
  “唉。”
  “回国后,你是博士了,生活上要讲究一点儿,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句话,大丑没有搭腔。
  就要进关了,大丑停住了脚步。她抬起头看着他,她从大丑的眼神里似乎感觉出大丑认为他们这次分别并不是短期的,像是要从此天各一方。她上前拉住他的手说:“不,不,大丑,我几天后就会回北京。”
  “以后,你……你一人要处处,多……多加小心。身……身份、绿……绿卡,算什么?人,本来就有……有身份;人,本来就……就有尊严。人格比什么都……都重要,都……都有价值。”
  说完,他就登上了电梯。
  铁花目送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大丑相当守信、守时,24小时过后,他果然打回了电话。
  当时,铁花正在为刘伯做中饭,电话铃一响,她看了看表,马上预感到是大丑打来的。她抄起听筒就问:
  “你到啦?”
  “到了,飞机很准……准时。”
  “你现在在哪儿?”
  “六……六部口,长……长话大楼。”
  “真的?”铁花跳了起来,就像自己也回到了北京,站在长安街上,跟大丑一块儿聊天儿。
  “六部口长话大楼,价钱一定很贵,想个办法,去你们单位,用公家的电话打,可以省钱,知道吗?”她大声说着,毫无顾曰“我……我连家还没回……回哪,刚下飞……飞机。”大丑如实向她报告。
  “北京好吗?”
  “变……变了。”
  “快说说,都怎么变了?”
  “不……不行,太……太贵,后半夜更……更贵。”
  “哟,我忘了,你那边正是大黑天。”
  “是田,你……你好吗?”
  “我正在给刘伯做午餐。上午医生刚刚来过,给刘伯作了彻底检查。你现在去哪儿?”
  “先……先打个电话,好回……回家。”
  20世纪九十年代的通讯设施太先进了,它能把天各一方的信息准确传到。他们俩虽然隔着太平洋,可彼此的情绪、细微的感觉、甚至对方的呼吸,似乎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相互传递。
  此时此刻,东西方通讯的线路极为繁忙,分秒必争地传递着社会上的新闻、商业上的信息、要人之间的交流及政局上的微妙变化。
  就在这浩瀚的宇宙中竞也有这样一条线路,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正谈论着生活上的琐事,沟通相互间的情感。他们谈得挺热闹,也满真挚的。
  医生最后确诊刘伯为老年心血管硬化,脑部虽没受到严重影响,但身体己处于半瘫痪状态。
  医生为刘伯购置了特制轮椅,并教铁花如何在刘伯出现危险时使用氧气袋。
  医生建议,刘伯的病最好请专业人员护理,可由一两名专业护士来家看护,一切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担负。
  最后,医生又把铁花拉到一边,单独对她交待了几句:“看来老人的病情十分严重,别看现在他精神还算正常,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专人护理必不可少,当然最好还是有家人的关照。一来万一过世,有家人在场也好作善后处理;二来死后法律手续也需家人出面。”
  医生定后,她不想直接对刘伯谈善后事宜,她生怕因此会刺激老人的感情、加重他的病情。可自己马上就要飞回北京,不及时安排好这些事情,她又怎能忍心离去。晚上,她给刘伯吃完了药,笑着问:“您有您儿女的照片吗?我很想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儿?”
  刘伯摇着头说:“没有,没有照片。以前有过,后来撕了,全撕了。”
  铁花一听这话茬儿就没往下问,可是医生交代的事情,自已又不能轻易做主。想来想去还是得问。不然万一出事可怎么处理?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呀?”她问。
  刘伯叫铁花把他扶起来。他坐正后,也叫铁花坐下来:
  “你问他们想干什么,这我很清楚。请你千万不要再问起他们,更不可通知他们,我死后……”“刘伯,您……”“我死后,”刘伯继续往下说:“善后的事情、法律上的问题,我自有安排。铁花,我已是活不了多久的人了,也许,明天就是我的末日……”“刘伯……”她想止住刘伯的话,刘伯向她摆了摆手又说:
  “我对你照顾不周,来美八年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实在对不起你。可是,我还是要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我。”
  “您说。”
  “发送我的事,还是求助于你吧。”老人说话时,声音越来越颤抖。
  她含着眼泪,看着刘伯。
  第二天九点整,医生派的专业护士来了。
  专业护士是个臃肿的黑女人。她一进刘伯的卧室,又量血压,又听心脏,又翻眼皮,又看舌苔,把刘伯折腾来,调过去,翻了好几下。
  黑女人绝对是个专业护士。美国医院对待病人的态度,在她身上体现得尽善尽美。
  在美国,病人一进医院或一到她们手里就不成为人,使人感到他们面对的是台机器。坏了的地方,该拆的拆,该卸的卸,该装的装,该补的补,就像检修车辆一样,仪表一试,指数不对,不由分说马上就治。就算你一再强调这还能用,自己感觉没出什么毛病,对方听也不听,理也不理你,直到看到一切指标在仪表上的显示合乎了标准,才说声oK,让你出院。
  不等专业护理再次来上班,刘老伯就让铁花通知医生,请她不要再来了。
  医生问为什么。
  刘伯说:“让我多活几天吧!”
  铁花又搬回来了,搬进她来美国第一天时住的那间小屋。
  她在整理衣服时又发现了那只大头、大眼、长腿无脚的洋娃娃,还有那张纸,上面写着她已背熟的那几句话。八年了,纸都有些变黄了,可她仍清清楚楚、一宇不差地背得出来:

  人生旅途,几科所有人都带有一定的盲目,而为了一个目的拼搏、挣扎,自然斗得遍体伤痕……
  一段时间住下来,她发现刘伯很爱讲故事,也很会讲故事。不过,所有的故事都出自他自身的经历。
  听着刘伯的故事,她感到刘伯虽然人老了,可是记忆依然非常清晰。这使她感到很谅讶。
  老人的故事非常动听,不仅时代讲得狠清楚,故事的细节也能一一回忆起来。
  刘伯象个说书人,常常在说完一段故事之后,还加上自己的评语和分析。他也讲到他的婚姻生活。
  远在老家河北保定时,由父母包办,他不到29岁就娶了亲。虽然他和原配夫人之间缺少感情,可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
  到北京读书后,新潮的反封建思想鼓舞了他。他与乡下者婆离了婚。至于这母女俩的下落,十年前他回国时才打听到。
  原配早巳去世,女儿已在当地县城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刘伯记得是人民政府的什么主任。
  讲到他目这一对儿女的亲生母亲时,刘伯露出一脑的苦笑,然后说了句:“这只不过是一场人生游戏。”
  铁花没理解这句话的含意,但也没问什么,静静地等着刘伯往下说。
  “到了香港,为了生活,我就上船作了海员,充当苦力。
  1948年底,我们的远洋货轮抵达纽约。几个朋友一商量,就一块儿跳了船,登上美北大陆。
  那时的华人不多,中国城又是台山人的天下。不讲台山话,就不称为唐人。洋人歧视你不算,就是中国人也排挤你。因为你没钱,又没身份。
  苦熬了两年嫌到点钱,几个穷小于合股开了个小餐馆。没想到,一下于就成功了。有了钱,就想到了过正常生活,讨老婆。在当时,这可是老大难。朝鲜战争一爆发,排华风潮骤起,想找中国女人作老婆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当时中国街的女人本来就寥寥无几,还全都有了主儿。想讨中国老婆又想得到身份,那纯属是白日做梦。
  那时,波多黎哥和牙买加的女人倒成了中国光棍的追逐对象。好在她们对男人要求不高,有口饭吃,就给你生养,给你作老婆。
  我捡了一个年轻漂亮的,问清了确是有身份的,当天就结了婚。”
  刘伯说到此处,露出了微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您爱她吗?”铁花小心地问。
  “连话都听不懂怎么谈爱?她们说的是西班牙话,一句英文都不会。不过,我们在一起时过得还可以。五年后,她跟别的男人跑了,既不要孩子,也不要钱。”
  她跟了别人,我也没太伤心。说良心话,两个孩子,我也照顾得不多,可你想多管,他们也不让。他们身上一半是外国人的血,再加上出生在这个地方,哪里会有家庭伦理观念?不到18岁就各奔东西了。”
  “他们长得什么样儿?”铁花很想知道这两个混血儿的模样。
  “嗯……”刘伯想了好半天。他的记忆和思维虽然仍很健全,可形容起他的儿女来,却真被难住了。
  “嗯……”他搜寻着记忆说:“大概是,黑眼睛,黄头发,单眼皮,高鼻子……好像就这些,好像就这些。”老人尴尬地笑了笑。
  刘伯讲累了,也让她讲故事。总之,这一老一小,就这样家长里短,打发着时光。
  为了不扫老人的兴,铁花也把自己的身世讲给老人听:
  “我出生在西便门,小学在育民小学,中学在34中,16岁半去了内蒙兵团,19岁回北京作了粮店售货员……”她讲的故事像个简单的时刻表,又像一本豆腐帐,可刘伯听得也满入神。
  没讲几句,她就不好意思了,她知道自己讲的故事过于平淡,又无内容,而实际上又是那么复杂,讲哪段呢?哪些又是能对外人讲的呢?什么又是能够讲给刘伯听的呢?
  “刘伯,您说我长得还算美吧?”她突然问。
  老人点了点头。
  “您说,我会真的有人爱吗?”
  老人又点了点头。
  “您说,我还会真的爱别人吗?”她问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后,又开始讲了。她讲得是那么投入,讲着讲着她竟忘记了听故事的对象是刘伯。
  “……是的,他丑,说话还口吃,可是他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我爱他,我想嫁绘他。”
  “他现在在哪里?”刘伯问。
  “北京。”
  “他答应娶你吗?”
  “不知道。”
  “我活到这把年纪,本无资格再谈论什么爱情和人生。可我还是要劝你几句。”刘伯的神色相当严肃,他合着眼皮,像是说给铁花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人生一世几十年,20岁以前是个小混蛋,70岁以后是个糊涂蛋。掐头去尾,真正的人生也就这中间50年。不少人在这50年中,为了金钱物质拼得你死我活;不少人为了什么名誉、利益,也斗得浑身是伤。想来想去,统统都是为着身外之物。活着,一辈子真是怠慢了自己。”
  刘伯长叹了一口气,又说:“铁花呀,你今年也就30上下,未来的几十年可要善待自己,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只要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你就去做;只要你认为可爱的人,你就去爱。不然到了晚年,像我一样,成了孤魂野鬼时,后悔就晚啦!”
  每次跟刘伯交谈,铁花都感到从刘伯那里得到了不少有益的道理和启示。虽然她与刘伯的年龄相差了半个世纪,可是,她觉得从没有一个人像刘伯这样理解她,甚至她从来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一个人,能与她在心灵上这样紧密地沟通过。
  以前,她害怕和老年人交谈,总喜欢和同龄同辈人聊天儿。可现在她甚至盼着能听到刘伯的新故事,自己的故事也急切地想让刘伯知道。
  八年前她刚来美国时,这幢大房子使她孤独、寂寞、畏惧;现在,这幢大房子却使她感到充实和喜悦。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的这种感受慢慢地传给了刘伯。刘伯的精神慢馒地恢复过来,吃得比以前多了,脸上也有了颜色,说话、笑的声音,都比以前响亮、有力。
  大丑回北京以后,只打了那一次电话给铁花,不知他怎么想的。自那以后,铁花就一直没得到他的任何音信。
  起初,铁花还以为他回国后一定很忙。原单位的工作,不知有多少事情需要处理。可是过了两三个月,还没有回音,她的心也就凉了。
  她太有经验了。人分两地,又是东西半球,情况是那么不一样,还是少联络为好。因为联络越多越会加深双方的痛苦。
  为此,她在内心宽容了大丑。一晃半年过去了,情况在逐渐地变化。
  你信吗,刘伯的病好得差不多了。虽然还得坐轮椅,可很少让铁花推他。为了加强左臂的力量,他坚持自己动手搬动车轮。
  你信吗,铁花已拿到了驾驶执照,并且能单独一人驾车去曼哈顿收房租,去长岛餐馆收现金了。
  你信吗,刘伯已经可以坐上他那辆林肯大骄车,铁花驾驶着它,两人一块儿去律师那里谈地产生意。
  你信吗,刘伯为铁花投资开了个服装加工厂,生意做得挺红火,这个月已开始见到了利润……
  铁花把帐目做得非常仔细,放在刘伯的面前,请他指点。
  老人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说:“好,好。是块料子,是块料子”她成了大忙人,不忙也不行。因为刘伯交给她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她的担子越来越重。
  首先是收三家餐馆的财,必须天天去。因为是现金,收完钱第二天早起还得去银行存入。
  再有就是曼哈顿的那幢商业楼。那儿倒不用天天收账,可麻烦事比想像的要多。她本以为,买房子、租房子、收房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今天要她请人修下水道,明天保险公司要她加保险;一会儿房客更换需签新合约,一会儿地税涨价,让她补交钱。最可怕的是一楼的店面生意不好,交不出房租,店主逃之夭夭,丢下个烂摊子。她准备收回重新出租,又不允许,律师说合约期限不到,房东无权动房客的任何东西。
  服装厂的生意倒是不错,新做出去的样品件件看好,订单源源不断。新上任的经理是个香港人,工作尽心尽力,帐目不乱。近日又出现了场地不够用的问题,她一天到晚陪着经理到处寻找新场房。
  刘伯除了在幕后给她出点子外,还做了些实际的工作。三个银行的支票签字权都转给了她,并向各个餐馆的经理、楼房的管理员、商业律师等一一下了通知,确立了铁花成为刘伯生意代理人的权威。
  她的地位变了,来自各方的尊敬与服从越来越多。起先,她有些不适应,甚至在内心深处还有些胆怯,生伯众人会议论,说她是为了圈谋刘伯的财产才如此拼命地工作。可事实恰恰相反,她不仅没听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非议,反而听到对她赞美的话。不必担心美国人的社会圈子,他们从不关心别人的事情,顶多说句:“You
  are lucky。”(你运气真好。)中国人的圈子,她确信,会有些议论,不过她听不到。即使听到,也丝毫影响不了她对工作的态度和热情。因为,她牢牢记住了刘伯对她说的话: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一生决不能怠慢自己;只要你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去追求、去做吧。
  这种突如奇来的地位变化,铁花接受得很快。不足一年的时间,仅从外表看,她已经是判若两人了。她的头发高高地盘起,穿着趋时,不断更替着适合不同季节的名牌时装。她驾驶的新车是当今最昂贵最流行的Jaguar,这是刘伯悄悄送给她的生目礼物。
  铁花为了回报刘伯,问了几次刘伯的生日,可刘伯坚持不说,更不接受任何生日礼物。他说:“让我忘记岁月吧,能多活一日就多活一日。这剩余的岁月,全是你送给我的。想必佛门还是有眼,让我在暮年得以接近人间烟火。”
  由于她工作太忙,在外时间较多,刘伯建议请个佣人分担家务,她也坚持不肯。不管一天下来多累,晚上必给刘伯烧饭,还要一块儿促膝谈心,继续讲他们还没讲完的长篇故事。
  每晚,除了在生意上她要不断向刘伯请教外,在处世哲学上也继续求教刘伯。刘伯成了她精神上的支柱、生活上的导师和生意上的老板。
  “铁花,现在你需要一个帮手了。要记住,管理这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刘伯语重心长地说。
  “还行,再说有您在我身边,我什么帮手也不要。”
  “不,我时光已过,行动又不便。我指的帮手是说你应该找个好男人……”“刘伯,您别说了,男人……”她没把话说下去。她怕刘伯再提起这个问题,自己会控制不住,会伤心,会引起刘伯不高兴。目前,她什么都可以不关心,她只在乎刘伯的身体和心情。
  “刘伯,这事可遇而不可求,慢慢地,我会找帮手的。”为了不让刘伯生气,她这样说。
  “做事必须实际,只凭自己的意愿,往往成不了大业。我看依你的个性,在美国生意场上,还可以干出来。你年轻又有闯劲,只是你的英文和商业知识方面还比较欠缺,找个这方面的帮手可以弥补你的不足。”
  铁花不再说什么了,老人的话一语中的。其实,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晚上,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想着刘伯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他的每一个动作、情绪和眼神。她发现自己从来没对一个人这样上心,这样尊敬、爱戴。她问自己,为什么放弃了回北京而留下来这样努力地工作?难道真的只是简单地回报刘伯?也许不仅仅是这样。她觉察出这里有爱,真正的爱。
  她遵从刘伯的指示,第二天一起床就翻开报纸找帮手。不过这个帮手的含义与刘伯要她找的有所不同。她要找会计师,刘伯以前用的会计她仍打算留用,她现在找的是私人会计师。
  《世界日报》上,张会计师事务所的广告占了整整半版。广告醒目诱人,大标题是: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热心的服务是您成功的保证。
  这家事务所的业务范围无所不及,包括组织公司、会计税务、查帐签证、生意买卖、地产交易和房屋贷款。
  铁花照着报上提供的号码,立即拨通了电话。
  “请问是张会计师事务所吗?”
  接电话的是个女士的声音。
  “对,您好,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和服务吗?本事务所保证为您提供一流的服务,确保您在法律上的一切权益。
  我们的收费合理,并具有丰富的经验。”
  那口音是纯正的北京味儿。铁花没谈正事之前,先愿这位小姐聊了起来。
  “听你口音是北京人。”她说。
  “对,是北京来的。不过,请您先不要有任何偏见,我们的会计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具有c.P.A.执照。”
  “你想错了,小姐,我很喜欢北京来的。”
  “听你的口音,好像也是北京人?”
  “你猜对了。我能和你们的会计师先谈谈吗?”’“可以,请您说吧。”
  “怎么,你……”“对,我就是。”
  “你姓张?”
  “是的。”
  铁花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人物,就冒冒失失地问:“叫张力?”
  “你……你是……”“是,是我,铁花。”
  “我要见你。”
  “我要马上见你。”
  “你马上就来,我给你我家地址。”
  “可你正在上班田?”
  “管他呢,先关门。”
  “那你老板……”“就是我。”
  铁花放下电话跟刘伯交待了几句,就发动了汽车。
  从长岛到张力居住的地区也就半个小时路程。铁花按照张力告诉她的地址,来到了一幢红砖自顶的房子前。
  她看着这幢漂亮的房子,心里急切地想知道张力的一切。
  她正要上台阶按铃,忽然听见两声汽车喇叭声,一回头,一辆白色的美国“雪佛来”停在了她的眼前。
  张力开门下了李,两人一见面谁也没有上前拥抱、亲热,因为互相都被对方的打扮惊呆了。眼下正是深秋,张力穿了一件高肩宽摆黑呢大衣,半高筒皮鞋,时髦的短发,看上去比男人的还短,脸上化了妆,与过去的张力判若两人。
  铁花上身穿的是半短狐皮上衣,下穿一条齐膝的黑色短裙,深色丝袜拢着她的长腿,脚上穿的是漂亮的高跟鞋。
  她们俩相互打量了半天,谁也没说谁。这职业妇女的打扮,虽到处可见,可今天知根知底的始妹瞧着对方竟有这么大的变化,反倒不知如何是好,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张力,你当上老板了。”还是铁花先开了口:“这是我早就料到的。”
  “老板倒是老板,就是没打工的。铁花,你呢?看样子你又有了新故事。”
  “是啊,进去我跟你说。”
  她们边说边上了台阶,张力打开了门,铁花说:“你的广告词讲的可够动人的。”
  “广告嘛,就是要打动人,听了不动心,叫什么广告。”张力的一张嘴讲起话来还是十年前的味儿。
  铁花走进客厅,看着室内整齐全新的家具和清雅风格的装磺问:“你买下的?”
  “总算有了窝,再不至被人一轰就无处藏身了。”
  “太棒了,真佩服你。”
  “单枪匹马,自食其力,还可以吧?”张力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不要说张力得意,铁花也为她十年奋斗的成果感到骄傲。
  想想自己,看看周围,有几个能像她一样,不凭借任何力量,只靠自己的苦干创得这份天下。
  张力拉着铁花来到楼上,三间卧室布置得井井有条。主卧房间很大,由于不设双人床,显得多少有些空旷。
  “你的那一半,还没找到?”铁花看了看她的卧室问。
  “哪一半?我自己就是全部,为什么要把自己看成半个?”
  她们来到了地下室,地下室全部装修好了,但是既不住人,也不出租。这里是她的健身房,各种锻炼器械,她买了一大堆,转角处还装上了一个新式蒸汽浴室。
  “你过得可真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倔的神仙日子。”等她们又回到客厅,铁花这样对她说。
  “不错,本小姐已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一辈子不嫁?”
  “一辈子不嫁。”
  她们互相介绍了个人的情况,铁花更着重说明了来意。张力听明白之后,手掌一合,说:“太好了,以后你的一切税务、法律问题全包在我身上。”
  中午,铁花原打算跟她一块几吃饭,可电话打过去后,刘伯建议请张会计师过来,他要亲自了解一些事情。
  张力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爽快地答应并作了一天的安排,决定先和铁花一起开车去刘伯家吃中午饭,下午谈生意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晚上,铁花再开车送她回家。
  “一笔大生意,一笔好生意。”张力坐进铁花的Jaguar后风趣地说。
  “我一分钱也不给你。”
  “好厉害的生意人。”
  一路上,两人谈着往事,回忆着十年来的一桩桩一件件。
  张力的书没有白读,她拿到的是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对房产、餐馆、服装工厂这几方面的生意,她首先提出了一种集中管理的方案,为了省税,倒可不必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大公司,但在管理上,必须形成统一的系统。
  她建议,在城里设一个主办公室,人员不要太多,只需雇一个秘书为铁花接收传真和电话。不过此人需要具有操作电脑的经验,并具备编排软件程序的能力。
  总办公室的电脑统管各个部门。餐馆、地产、服装各个部的经理可把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应收应付账款统统输入电脑,这样主电脑就会清楚地反映出公司的财政情况。
  张力将每周一次定期到主办公室来查阅账目,制定最省税的报税方案,向铁花汇报。
  听完张力的计划,刘老伯非常高兴,他早就盼着能有这样的人才来管理目前的杂乱报表。刘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并不守旧,他跟得上趟。美国是个在科技方面日新月异的国度,他清楚,跟不上就等于落伍,就等于败下阵来。
  “张小姐,请问所有的电脑设备需投资多少钱?”刘伯问。
  “三万左右。”
  “好,明天你就开始操办,铁花,你看呢?”
  “太好了,就照您说的办。”
  刘伯又仔细打量了一下张力,说:“希望你们俩好好合作,铁花要多锻炼,逐渐能够遇事有自己的主见,不必事事征求我的看法。”
  经过整整半年的调整,公司业务运转已趋正常。铁花真没想到,经过调整,加上电脑的应用,公司整个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她每日只需打开电脑,各部门的情况就能一目了然。
  不过她仍然很忙,有些问题电脑系统是解决不了的,那就是人事。目前,她的主办公室成了接洽面谈的场所,尤其是三家餐馆的人员流动性过大,几乎每周都有新人调进。
  她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放在如何更有力地控制公司,控制所有人事的去留上了。
  她的主办公室就设在34街第六大道的一座高层商业楼里。办公室是里外套间的格局。外间分放着三张办公桌,除了雇一位专管电脑的美国小姐外,另一位小姐在进口处负责接待,另一张是张力专用的。
  里间是铁花一个人专用,半圆型的白色大办公桌上放着一台主电脑,两部电话和一台传真机。
  办公桌后面是一个真皮高背可转动的座椅,颜色是与办公桌配套的,也是白色,一切都显得那么高雅和威严。
  她办公室的楼层处在56层,打开前窗,迎面正是世界闻名的帝国大厦。
  铁花坐在舒适、柔软的座椅上,手里摆弄着一支签字笔,双脚搭在办公桌上,眯起眼睛眺望着窗外的帝国大厦,她笑外间的小姐敲了敲门。
  “Come in!”(请进!)她说。
  “There are some people waiting to interview you.Would you like to talk tothem now?”(有人想现在采访你,你要见他们吗?)美国小姐探进身来问。她简单地回答:“No,never。”(不,永远不要。)铁花牢牢地记住刘伯的话,赚钱要悄悄地,永远也不要张扬。所以,她从来不接见报社的记者,尽管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追逐她,可她永远退避三舍,更不可能对着电台的话筒或电视台的摄像机说话或是抛头露面。所以,至今人们只是私下里耳闻刘老伯雇了一位能干的女经理,其余的什么也问不出来。她不想充当名女人,更不愿被称为女强人。她喜欢独处或拼命地工作。
  桌子上的一台电话响了,是长岛餐馆的总经理打来的,请她最后面试裁定预聘副经理的人选。“好,请他过来吧。”
  半小时以后,美国小姐带进来一位中年男子,高商的个子,30多岁。
  铁花抬头一看,眼睛一亮,因为她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吉米。
  吉米看见眼前这位女总裁竟是多中思念的铁花,惊讶得本想上前拥抱她,但他控制使了自己,站在原地没动,也没有出声。
  铁花坐在原位,脸上也显出了慌乱。
  “是你?”她轻声地说。
  “铁花……”她马上从座位上起来,定到窗前,背朝着他,刹时那些记忆中的旧事、那些昔日的创伤隐隐地折磨起她来。她想转过身来痛骂他一顿,又想让他坐下来讲讲他的近况;她想把他轰出办公室,她又想拉住他的手痛哭一场……
  这些复杂的心情,一时间搞得她举棋不定。她闭上双眼,想让自己安静一下。
  吉米什么话也设说,像犯人被宣判了死刑一样,木油、呆滞。
  铁花非常珍惜刚刚获得的一切,她不愿再想以前的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她要永远忘掉,可是生活却像和你开玩笑。
  纽约的华人圈子竟是这样窄小,今天,吉米的出现实在叫她难以承受。
  “你可以走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她听到身后吉米的脚步在移动,然后又听到一声开门声。
  她坐回原位,把头枕在双臂上,流下了眼泪。突然,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她快速地写了一张纸条,写好后给外面的小姐,请她传给正要上电梯的吉米。
  吉米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晚六点,在世贸中心大厦顶楼餐厅见。”
  世界贸易中心顶楼餐厅,正是十年前吉米第一次请她吃饭的地方。今晚,他俩又同坐在一张台子上。
  “我在西雅园的一家餐馆一干就是六年,老板看我肯干,就帮我申请了移民。去年,我终于获得了绿卡,也顾不得老板骂我没良心,我又到了纽约。吉米简短地讲述他的经历。
  灯光下,她看着吉米的脸。这张脸曾经与自己那么亲近,如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还是那么坦诚。坦率地说,她曾认认真真地爱过他,或者应该说,直到今天她对他也恨不起聚。
  你这次来纽约是找我吗?”她问,眼睛却没有正视他。
  “是,我曾说过,等我……”“吉米,我现在一切都很好,这你看到了。以前的事,我不想再提,你最好还是另作打算吧。”
  吉米低着头,半晌说不出话来。
  铁花劝他喝一点儿酒,吉米一口气喝干了半杯白兰地,他擦擦嘴说:“我懂,我懂。”
  说话间,侍从端上来两份牛排。
  “吃一点儿吧。”铁花说,语气中略带同情。
  “不了,今晚我约了另一家餐馆面试。”说着他起身要走。
  “你不喜欢在长岛那家餐馆做吗?”
  “怎么这么说?那是你的权力。”吉米的语气表现出与她的距离。
  “不要同店里的人谈论你我以前的关系,你能做到吗?”
  吉米点了点头。
  “那就请你多费心吧。”
  吉米看着她说话的神态,损住嘴,微徽地笑了。是笑她答应给他工作机会,还是笑她如今已变成很成熟的商业女人,不得而知。
  一个月后,她又约了吉米来到帝国大厦顶楼,为他重新做了安排。
  “从下月起,你去另外一家店作总经理,原来的总经理和你对调。这片店生意总是上不来,希望你去了以后有所突破。”
  “谢谢你的栽培。”
  “我将给你干股百分之十五,年底如果真有大幅度长进,咱们再谈。”
  吉米怎么也想不到,铁花能给他这么好的机会。他明白铁花的用心,所以,他没讲任何条件就马上回店着手新的工作。
  破格使用吉米这招棋,铁花是走对了。吉米去了不到五个月,这片店就变成了三片店中利润最高的一家。
  铁花和张力商量后,决定由吉米总管整个餐饮部,铁花私下答应他的干股一跃为百分之二十。
  这样,铁花省出了大量时间去关心服装生意。吉米也很欣慰,他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从此也算有了发挥自己能量的天地。虽然他还有更大的野心,可目前他认定了必须死心塌地做好铁花交给他的每件事情。
  铁花对吉米的重用体现了刘伯教给她的经营之道。刘伯常说:生意就是生意,对下属、对合作者绝不可夹杂任何个人感情因素。铁花非常懂得刘伯的意思,做生意时让感情掺进去常常必败无疑。以前的“花王庆”不就是个例子吗?
  可是,对待吉米,她还是多少带了一点儿感情色彩。倒不是依然念旧,藕断丝连,而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上个周末,铁花刚一到家,还没来得及上楼看刘伯,厅里的电话就响了。她拿起听筒一听,脸上的肌肉顿时绷了起来。
  “吉米,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给我家里打电话吗?”她严厉地说。
  “有急事,想快点通知你。”吉米唯唯诺诺地说。
  “什么事?”
  “你看前天的报纸了吗?”
  “太忙,还没有看。”
  “我也没把握,不知是不是,可又怕你……”“什么事?”
  “也许我瞎猜,多疑了,可我想,这一定是你关心……”“吉米,是前天的报吗?”
  “对,你手头上有吗?”
  “你等一等。”铁花说着,把无线电话听筒用肩卡在耳上,双手翻阅起报纸来。
  “第八版左下角。”吉米在电话里提示她。
  她看到了,那是一条不长的文字消息,标题为“一名少女今晨坠楼身亡”。文章是这样报道的:
  据警方透露,该少女身份不明,但有证据证实她来自中国大陆北京。死者身上没携带任何证件,一张半旧的照片证实了她的来历。这张照片是她童年时与父母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北京建筑物。另据法医检验,该少女不属他杀,纯属自杀身亡。她身患绝症,是否AIDS(艾滋病)现还在化验中。
  希望华人社会、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事隔两日,此女仍无人认领。
  铁花看完就把报纸扔在一边。她沉重地坐在沙发上,那只电话听筒也滚到了地上。听筒里传来吉米“喂,喂”急声。
  铁花颤抖地把听筒拾起来,放到嘴边:“吉米,你先帮个忙,现在就去警察局查看一下,一有消息立刻给我回电话。”
  说完,她扑倒在沙发上,把头埋在靠垫里,内心的创伤使她直不起腰来。过去的恶梦,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那一对小酒窝和那对小虎牙,像幽灵一样,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她安排刘伯上床以后,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一个人又来到了楼下,把报上的消息又看了一遍。
  难道真的是妞子吗?难道真的是善良天真的妞子遭到这样的下场吗?她急切地等待着吉米的消息,她害怕查出来的结果证实那就是妞子。
  一直等到深夜两点,还不见有电话打来,她有些坐立不安,很想亲自去警察局。她正要起身,电话响了。
  “喂,是吉米吗?”她焦急地问。
  “你别急,死者是头朝下坠楼的,面部已无法辨认。那张照片是风景照,人头太小,根本看不出来。不过,我还是出面认领了,不管怎么说,她是从北京来的,这一点确定无疑,反正都是我们的妹妹。”
  “你确定不是妞子吗?”
  “不下定。别管是不是,反正人已经死了,我也交了钱,办好了后事。你放心吧,明天大家都有很多事要做,你先休息吧。”
  吉米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久久不能入睡。她真不希望是妞子,也不希望这个命运悲惨的姑娘也是来自北京。
  几年来,妞子被人们遗忘了,也被自己遗忘了,铁花想起了妞子为她做的每一件事,一种强烈的内疚刺疼她的心。
  刘伯的举动,最近有些不大正常。他经常很早醒来,给什么人打电话。又有几次铁花下班回来,发现刘伯的律师坐在他的卧室里,并且神秘地不让铁花知道。
  铁花已习惯了在美的生活方式,再近的关系,也从不主动去打听人家的隐私。至于律师,虽然见到她时既客气又有礼貌,却从不透露他和刘伯谈话的内容。
  近日,刘伯除了体质变弱,精神上也显得有些紧张。他睡眠比以前少了,吃的除了一些流质的食物,也很少要求铁花给他带回馒头、烧饼一类的中国北方面食。
  还有一件特别的举动,他把保险柜的号码清清楚楚地写下来,交给了铁花。更有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是,他叫铁花开车带他去看坟地。这块他早已购置下来的坟地,就在长岛最大的公墓园里。
  铁花尊重老人的意愿,一一照办了。
  这个周末,刘伯叫铁花上他卧房来。铁花进来一看,老人已自己爬起来坐在床沿上。她赶紧扶着他,让他坐到轮椅里。
  “这儿有几份表格,你先看看,我……我没别的请求,如……如果同意,快快签字吧。”老人指着床头柜上的几张表格,费力地说。
  铁花拿起来看了一遍,拉住刘伯的手说:“刘伯,您考虑得太多了,我明白,你全是为我,可您,您别……”她的喉咙发梗,说不下去了。
  “签吧,这是最快的办法,不然,我死了,你的事还不知要拖多久。律师说,只要你签了字,三个月就可拿到临时绿卡,一年后就可有正式居留权了。”
  “刘伯。”她叫了声,不知对刘伯再说什么。
  这是一份结婚注册表,她签了,刘伯满意地笑了,她抱住了刘伯。
  1998年冬,刘伯去世了。
  她遵照老人的遗嘱,没有举行隆重的葬礼,也没有举行盛大的入葬仪式,只是租了几辆黑色的大型送葬车,明灯在长岛住宅周围转了一圈。没有见报,华人界也没有更多的人知晓,刘伯就这样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下葬后的第二天,律师来到了她家,抱来了一大堆文件,让铁花签字。根据刘伯的遗嘱,铁花将继承刘伯生前的一切财产。
  刘伯死后,她没有痛哭,她安静地处理着一切事情,她知道摆在眼前的事情是那么多,那么复杂。哭是没有用的,伤感也无济于事。再说她也没有时间再去多想什么,因为整个公司,除了吉米主管的餐饮业还能打乎外,地产已出现了大问题。
  张力本是主管这一方面的,倒不是她能力不够,或不尽责任,而是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大滑坡,股票市场的混乱导致了地产业的不景气。
  服装生意也由于购买力的降低而无进展,原来看好的样子,生产后都压在仓库里。工人等着发工资,供应原料的厂家也天天逼着要账。
  刘伯去世后的几周,商场上风云突变,公司经济运转下滑,使得她身体消瘦了十来磅。
  她非常明白美国商场的残酷性,此时如果一旦乱了阵脚,就会出现不可扭转的趋势。
  她有些紧张,生伯刘伯辛苦刨下的基业败在自己手里。
  白天她和张力研究如何对付眼前的困境,晚上回到这所空荡荡的大屋于里,真想大哭一场。现在的她是多么需要刘伯呀!没想到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刚一离去,生意上就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她一个人独处时掉过眼泪,甚至想不做了,把所有的产业卖掉,过过轻闲的日子;她也试着几天不上班,一个人躲在家里,可那更可怕,闲得快要逼死她了。一旦什么都不干时,她脑子里全是以前的恶梦。形形色色的人物像幽灵、像魔鬼—中,时向她逼来。
  她变成了工作狂。
  今天,她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大部分是公司餐饮业的骨干。包括三个店的正副经理,加上吉米,还有各店的会计,统统坐在了她白色办公桌的对面。
  “自助餐,不仅是当前流行的一种经营方式,而且也是缩减开支的最好办法。各店经理,请你们现在把厨房人员人数和工资的报表报给我听一下。”
  其实,她从电脑中早已清楚地了解了这方面的开支。她故意让他们再复述一遍,以强调她提出改变经营方式的必要性。
  各店经理都一一汇报了本店厨房的人数和工资开支。吉米作了一个总结:三个店每家厨房的人数平均12名,总计36名。工资平均按每人一千八算,共计六万四千八百元。
  “好,”她继续说:“自助餐可免去大部份厨房的人工。现在每个月六万多,请问一年是多少钱?”她问大家。
  有人提出反对,认为这样一改,二三十名职工,将面临失业,员工家属也面临着生计问题。
  “生意归生意,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存在,就不改变作法。要知道,公司也是要生存的。不过,公司应负担一定的遣散费,直到员工们找到新工作。”
  坐在她前面的人,谁也没有说话。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她狠,说她无情,说什么也没关系,这是挽救公司餐饮业的重要步骤。
  开完会她又去了那座商业楼,张力那里所有的房客和律师已在等候她了。
  她脱下大衣,向各位问了声好,就用中文讲了她的意图,张力为她作翻译。
  “从今天起,这座商业楼,我全权委托曼哈顿地产公司处理……”张力一句一句地为她译成英文。其实,铁花一句不讲,她也能把铁花的意思说清楚。因为,这点子本来就出自于她。
  这是她和铁花研究的方案,管理一个楼房,问题太多,关系太多。张力建议把这座楼委托地产公司管,地产公司有专业的律师和专门收账的人员。因为收账的是彪形大汉,你不想交房租,除非不想要命。你想拖欠,可以拿利息来。地产公司收费也合理,一年才摊到百分之七。
  服装生意是刘伯特意为铁花创办的,她打算在时装生意上大干一场。如能走运,可把目前的形势扭转过来。
  她首先把库存积压的产品全部低价出售,把死钱变为活钱,及时付给了原料厂和线厂。这样她的商业信誉可以保证完好。
  与此同时,她和设计师为今年秋季共设计了60种新款式服装。为了不被中间商控制,她在第七大道又开了一间像样的服装览售室,打出了自己“T&;h Fashion”(铁花时装)的商标招牌。
  铁花的英文名字缩写“T.H。”虽然在世界驰名的第七大道,也就是时装大道,从没有半点名气,可是由于它在同等产品中价钱偏低,款式又独树一帜,所以一开张就招徕了不少客人。
  两位售货员忙得不可开交,一边客气地招待着客人,一边忙着抄写订单。
  铁花来到服装览售室,打开电脑一看,心里有了把握。一种事业上的成功感,使得她握住拳头在空中一挥,说了声“GreatI”(太棒了!)紧接着,她估算了一下成本,又查看了一下流动现金,她决定参加纽约最大的时装表演大会。
  座落在曼哈顿第12大道的Javits’Center大厦,全部由黑色的玻璃砖组合而成。
  秋季的时装表演就在这里举行。说是纽约的时装节,实际是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国的著名时装设计家,都要在这里大显身手。“T&h Fashion”大字招牌下,挤满了围观的客人,人们争先恐后地观赏着,一个个亮丽的洋模特儿,更换着铁花和她的伙伴设计的各种时装;随着美国的热门音乐弦律,她们出来进去,极摆着,展现着她们的种种风姿。
  谈判桌上的订单,已堆起了厚厚的几叠。两位售货员已忙得满头大汗,订单还在不停地一张一张往上加。
  铁花站在舞台的后侧,她一边指点姑娘们如何穿戴好衣服,配好装饰物,一边用手指挑开边幕向外看。
  她露出了12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
  她累了一天,想在临关门前四处走走,了解一下其他国家及来自欧州的时装走向。
  她离开了T&;H摊位,没走多远,在人群和众多的旗帜中,一面国旗吸引住她的目光。那是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她一怔,真想不到,中国的厂商也参加了纽约JAVITS时装大展。
  她急忙挤开人群,来到了五星红旗下。
  由于关门时间快到了,这里已近收摊,几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妨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吃着面条。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仔细一听,竟是北京口音。
  她刚走上前同姑娘们打了声招呼,一位中年人就走过来打断了她们的谈话。
  一经攀谈,才知这位先生是领队。他非常热情而又好客,当得知铁花也是来自北京,同时也是搞时装生意时,他握住她的手说:“常小姐,祖国正在深入改革、开放,希望你回国投资,帮助我们打开北美市场。”
  铁花一面激动地握住他的手,一面说:“太好了,太好了。”
  她向领队打听了如何回国开办企业、反销北美的一些具体问题。
  领队耐心地向她介绍合资、合营、合作三种不同方式,并介绍了三资企业在北京、在全国得到发展的好形势。临走时,他们互递了名片。
  铁花高兴地约他们共进晚餐。她把队长送给她的名片存放好。她心里作好了打算,有朝一日,一定回北京开办企业,让纽约有北京的产品,让北京的服装有纽约的新款式。
  她一夜没睡,编织着她回北京办企业的梦。
  她太兴奋了,回北京,回北京办企业,这个新想法几乎成了她每天早上起床以后的第一个念头。
  整整一个夏天,她的工作重心全放在服装生意上了。她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一场赌博。全公司的成败,就看服装生意能否有起色。因为订单大,投资必然大,几十万买料子的钱,除了从银行借贷一部分外,她把长岛的这幢高级住宅,也做了第二次贷款的抵押。
  工钱也是一项巨大的开支,吉米主管的餐饮业,由于铁花果断地改变为经营自助餐,收效很大,一度生意兴隆。这样,省出来的厨房人工费和赚出来的利润又全部补在了服装生意张力曾劝铁花,如此长的战线,有一定的风险,不如缩短战线,服装的投资暂时放到明年;今夏不如集中精力,先把餐饮做好,稳住阵脚,然后再向服装挑战。
  可铁花不肯,为了这还跟张力差点吵翻了。铁花的理由是,这么多的订单,这么好的生意,抛之实在可惜。此时是关键时刻,如果胆子太小,坐失良机,怕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她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张力的劝阻,可当她一人独处时,心里却时常打鼓。虽然她跟了刘伯已有四年多,可当时美国的经济较平稳,刘伯在世时有他的不断指点,也没碰上突如其来的大笔投资,所以这四年的商场经验究竟能否应付当前的大变动,她没有足够的把握。
  老天有眼,T&;h Fashion,这既非名牌又非出自名人之手的产品,出厂后,销路不错,以至于那些连中产阶级都不敢问津的高档时装店,象什么Saks Fifth Avenue,Bloomingales的窗口上,也挂出了铁花设计的新款式。
  可铁花仍然不敢大量生产,一方面她考虑到再投资的问题,另一方面,生怕突然出现滞销。她严格按照订单进行生产,她想这样保守些,再坏,也不致于赔钱。
  但是铁花的经验还是不足。圣诞前大批货发出去以后,回收账款的速度却减慢了。原因是由于几家比较大的商店也想转亏为赢,大量购买了存货。虽然圣延期间的购买力很强,但只是一时的。过完了节,也穿完了,有的顾客就想退贷。
  节日一过,排着长龙来退货的各大商店屡见不鲜,吃亏的当然是商店。可今年有所不同,今年的经济不景气,吃亏的就不只是商店。由于商店的拖欠,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像铁花这一级的制造商。
  甚至有些小的零售商店,干脆明白告诉你:“还不上贷款,倒了。”
  好在春季并不是服装业的旺季,基本没有再投资的问题。
  所以,收回来的钱多做为积累资金。
  等到临近夏季,座收款目慢慢回收时,公司的经济状况呈逐渐上升趋势。
  铁花查看了一下电脑,生意虽受到一些损失,但还是有赢余。可正在她高兴的时候,各大商店却催她继续做出新的样品,她犹豫了,或者说,她胆怯了。
  报上报道失业人口上升,华尔街股票下跌,经济走向低谷,她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今年她只打算制作20套左右样品,而且,信誉不好的客户,还被她拒之门外。
  吉米主管的餐饮业,头疼的事情还不算多,人员的流动还不算大。吉米确实有一套,他毕竟在这圈子里混的时间久了,一般的事情,他都可自行处理。铁花对他也很放心,因为他也算是个老板,生意的好杯,直接关系到他的利益。
  商业楼,目前已不用再贴钱,因为服装上嫌得的利润,分一部分再次投进了这座比较稳当的商业楼。因此,银行每月货款的数目减少了许多,现在收支基本持平。
  由于放馒经营脚步,铁花现在比较空闲了。空下来,她想起了去年纽约的那次服装大展,想起了国内那伎领队的话。她又动了心,时不时地把那位领队送给她的名片拿出来看。
  她没有急着联络,她清楚,现在联络上也没用,正式绿卡还没到手,她不能回去,回去事情也办不成。
  她利用等绿卡的时间,从银行里支出一笔钱,准备去拉斯维加斯玩玩。
  Bally's casino是拉斯维加斯的老牌大赌场,它的豪华驰名世界,它的广告遍布全球。有人说,这里是美利坚富有的象征;有人说,这里是培育星条旗权贵们的温床。
  铁花单独一人,租了一套金碧辉煌的VIP(总统)套房,它的奢华,绝非刘伯的长岛巨宅可以比拟的。
  几日住下来,她除了给张力打了几个电话,算是办了点儿正事外,天天就是赌累了休息,吃完了看每晚不同的超级半裸体表演。
  在赌台上,她夹在一群赌客中叫喊;在剧场里,她跟着狂热的观众沸腾。
  可是,每当她回到这个大房间,一个人独处时,仍然不能放松。拼命赚钱,就图这个?她躺在床上扔心自问。
  她烦了,她想马上回纽约,回纽约干什么去呢?进了那间办公室,又去干什么呢?她头大了。因为到了那儿,想的每一个问题,说的每句话,统统都是为着一个字——钱。没日没夜,没死没活地干,目的就是那个钱字。
  有了钱干什么呢?上哪儿去呢?拉斯维加斯算是高消费、高享受的地方了,可是又到底享受到了什么呢?
  半夜,她睡不着。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子邪劲,她抄起笔坐在那巨大的写字台前,情手写着: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我想停一停,
  我想靠靠岸。
  不需要漂亮的港口,
  也不要美丽的海滩,
  只要你碰碰我的头,
  只要你摸摸我的肩,
  可是难,真难。
  这港口,就是看不见。
  写完了,马上又撕了,她怕人笑话。书没读过多少,夜大也没毕业,诗?文学?算了吧,充其量,她不过是个嫌钱的虫子。
  她笑着躺回到床上。
  后半夜的拉斯维加斯,正是歌舞升平的好时光,窗外一亮一灭的霓虹灯,照得她的卧房五彩续纷,使她合不拢眼。
  她又站起身来,唱起了歌。听不清是玛当娜的“原野上的狂爱”,还是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反正她是边唱边在梳妆台前化起了妆。
  她描好了最后一道眉线,又打开壁柜,找了件性感的衣服。
  不知不觉,她下了电梯,来到了一家舞厅门前。她听说过,这里是男人脱衣舞的场所,可自来了以后,还从来没试着往里走。
  她付完了门票钱,打开了门,顿时,叫人心颤的美国Hot Music(热门音乐)就传进了她的耳朵。
  三位肌肉健美的小伙子,玩命地扭动着下肢,眉飞色舞地挑逗着前排的女士。女士们嗓子都已喊成了破锣,可还是不停地往表演者的身上扔钱,并强烈要求:“Give me a hotkiss。”
  (给我一个热吻。)后面的观众拼命地往前挤,铁花已被狂热的女士拥到了台前。
  突然间,舞台上的灯全部熄掉,漆黑中,尖叫的女士们,差点儿把她踩倒。
  几分钟之后,灯又被打开,几位被压倒在台上的女士们,连叫带笑地爬回到原座。
  一个表演者挤眉弄眼地向她逼近,她见势不妙,扒开了人群就往外逃。
  出了舞场,她边擦汗边想:“这些女人虽不知来历,可看上去也有着一种高雅的气质,你可以感觉到她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可黑灯瞎火的,她们到这儿来又是寻求什么呢?”
  在拉斯维加斯的最后一天,她简直呆不下去了。她坐立不安,不停地看着表,焦急地等待着飞机起飞。
  她糊徐了。
  她慌了。
  她盼着绿卡快点寄来。
  她闭上眼睛,编织着她的北京梦。
  回到纽约后,铁花并没有立即去上班,她想在家多呆几日,整理一下思路。
  几日来,她把自己的生活做了调整,生意照常做,但生活要安排好,还要保留节假日。她模仿着张力,到商店选购了一大批健身器械。
  可是没过多久,她的生活脚步又被全部打乱了。制定好的时间表,根本无法实施。
  她想起了刘伯生前说的一句笑话:“纽约人,不做没饭吃,做了吃不上。”
  令她痛苦的是,她已不属于自己了,她成了整个发动机中的一个齿轮,别的部件一开动,你不想转也不行,还得跟着跑;而一跑起来,就像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样,慢下来还得吃罚单。
  整个纽约城,就是台巨大的发动机,24小时,从没个间歇。
  老实说,她并不是惧怕这种高速运转,她是怕那个压力,那个无形的压力,也许是来自纽约的生活形态,也许是来自她自己。
  她跟着跑,可总也看不到终点。
  目标在什么地方,她找不着。
  这天早上,她刚刚起床,忽然听见“祥子”和“虎妞”一阵狂叫。她隔窗看见邮递员来了,心头一亮。
  她急忙穿上衣服,跑下楼打开信箱:一个黄牛皮纸信封躺在里边。信封上标着美国移民局的字样。
  她小心地拆开信封,激动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啊——”,她控制不住,大声叫了出来。
  绿卡终于到手了。
  她一个人跑到后院,把“祥子”、“虎妞”叫了过来,搂住它们,在地上打起了滚儿。
  她趴在“虎妞”的耳边,轻轻地告诉它:“虎妞,我终于有她又抱住“祥子”:“祥子,你瞧,多不易呀,14年,我用了14年哪!”
  她出了后院,又跑到山丘上的最高处,扯着嗓子喊:“我有了!我有了!”
  山丘上的小松鼠一个个被惊呆了,躲在树枝后面瞧着她。
  她把绿卡高高地举在手中,拿给它们看:“你们看,你们看呀。”
  她疯了,真的发疯了,围着山坡跑上跑下,嘴里不停地念着:“我有了,我有了……”她突然停住了脚步,遥望着刘伯墓地的方向,含着泪花颤颤地说:“刘伯,刘伯,您老人家安息吧,我有了。”
  当然,对铁花这样的失态,人们是不太会理解的。怎么啦?
  至于吗?不就是一张塑料卡片吗?它怎么就会让铁花如此疯狂?
  写书的人,你太夸张!
  先生们,小姐们,朋友们,你们想过吗,一个妨娘从24岁,只身来到纽约,花了14年,耗尽了最光采的年华,饱受了心灵上巨大痛苦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14年哪!
  可铁花,她,她,她怎么这么傻呢?为了这张卡,她的总投资到底是多少?这,这谁算得清明?
  朋友,就让她哭一场吧!就让她疯一下吧!她毕竟为了这张卡,苦过,累过,哭过,笑过,死过,活过。
  这时大丑也突然来信了,信中说,他下周将带一个考察团来纽约,希望和她见个面。
  信写得相当简单,最后几旬是,请她原谅五年来他从未给她写过信。
  第二天她一进办公室,头一件事就是打开传真机,按照大丑给她的传真号码,发了出去。
  传真的内容是这样的;
  大丑,我欢迎你来。可不巧的是,我已订好机票,下周返京,准备和国内有关单位洽谈合资开办服装公司一事。在这方面,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你知道我离开北京已经十多年了,而这十多年,正是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变动时期,我的老朋友中没人懂得生意。
  我希望你能介绍几位你的朋友助我一臂之力,在京开办实业,共同开发新的市场。
  ……
  我的传真号是(212)478一1532
  半小时后她办公桌上的传真机响了起来。然后,传真纸自动送来了大丑的回音。
  大丑传来的消息是:
  铁花,得知你即将返京办合资企业一事,非常高兴。其实,你早就应该如此,我太了解你了,你必须在北京有自己的事业。
  国内变化非常大,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有很大调整,绝非像你当初走时那样。这一点,你一到京就会发现。
  我介绍给你一位朋友,他虽然不曾经商,但是受过大学教育,年纪又轻,又有干劲,在祖国的改革大潮中有些作为。这位朋友,人品可靠。
  铁花收到后,马上又写了一封短信,迫不及待地发往北京:
  大丑,你我海外深交多年。虽然五年未见,但一提要求你就作了安排,实在感谢。只可惜此次返京,与你阴错阳差不能见面。不过,如合资办得成功,相见机会不愁没有。说不定到那时,你我可能日日工作在一起。另附我班机日程与;班次号码,望那位朋友能去机场接我,因为,我将带回大量纽约样品。
  大丑的最后一份传真过来得也很快,上面写道:
  那位朋友我已通知,住处已经安排妥当。也许会让你惊讶,饭店就在建国门外,房间已订好,高级套房#1508。饭店的名字想必你早巳听说过一中国大饭店。
  铁花的最后一份传真极其简单,除了再次感谢之外,只写一句大丑,你的那句名言,我一直没忘,“老家穷,有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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