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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还往哪里藏



  组里会不时有人到刘晓庆的心问来找她,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躲进厕所,万一要是有人提出要上厕所的活,我就在里面不吱声,刘晓庆就说,组里某某人在里面。
  可是,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洗漱间里的声音太大,被邻居听见了,于是,这种查向式的来访越来越频繁,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人们对紧闭的厕所上产生了疑问

  一天,组里的七八个演员在副寻演的带领下来到刘晓庆的房间。没有办法,我只好躲进了立柜,好在那时我的体积还可以。而且,在哈尔滨也有一次躲进立柜的经验。
  可是,承德的立柜却和哈尔滨的有所不同在哈尔滨,立柜是俄罗斯人在修房的时候就造好的,所以里面的空间很大。且,由于房子建造的时间比较久远,立柜的门已经不能完全关严了,留下一点缝隙好可以保持空气流通,令我呼吸通畅,可是,在承德就不一样了,用木制胶合板打的家具,做工很精细,门也关得严丝合缝,我进到里面,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呼吸却非常困难了。

  立柜门关紧以后,里边是一团漆黑,而且,当时那些来访者似乎别有用意,在房间里呆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我在里面遭罪的时间也特别久。
  在黑暗中,倾听着他们无聊的谈话,什么青艺的舞台戏,还有什么组里的事情……
  哎!有时追求完美也并不是一件好事。由于木匠的活几做得太漂亮了,立柜的封闭性特好,以至于到了后来,我几乎找不到空气来满足自己呼吸的需要,由于站立时间太长,我的腿也又酸又麻,失去了知觉。

  我力图悄悄地把立柜打开一条缝儿,但是我也知道,这时,大家的焦点都在立柜上,因为屋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得住人,沙发床很矮,下面不可能藏身,厕所的门也大敞开着,有人也会被看见。

  我用当侦察兵时学的“近敌蠕动”的技法,以最小的动作把门打开一条小缝儿,可还是出了点儿声音。随着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我也听到了一阵脚步声。紧张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待那人走近,身上的花衬衫一闪,我才大松了一口气。

  是刘晓庆。
  然后,刘晓庆一直站在大衣柜前,直到那些热心的人们离去。
  很多著名演员的名字是在立柜里听到的,虽然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样子。
  看来,屋里再也不能呆了。
  怎么办?
  好在苍天有眼.我们在卫生间发现了通往下水管道的小门。打开门后,发现里面林立的水管,大概是工人维修下水管的通道。从此,这里就成了我的避难所。每逢有人来访。我就自觉地躲到里面去。

  哎哟!真是哭笑不得。当时简直就像一个逃犯!

  有时,我也会到外景地看刘晓庆拍戏。

  可能组里已经有所察觉。在承德的大木佛下,当我偷偷地把一包醉枣送到刘晓庆手里的时候,发现副导演和几个人在窃窃私语。
  我很明白他们在议论什么,所以,我赶快转身离开了

  他们的制片主任追来找我,于是,我就和他玩了一会儿捉迷藏。他的眼神不如我,不一会就被我甩掉了。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个制片主任后来成了我的制片主任,他就是《大清炮队》和《慰安妇七十四支队》的制片主任滕某某,以后,每当我们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两人部会忍不住哈哈大笑,如果当时,我知道他将担保我的制片主任的话,我就不跑了,是嘛!他敢时我这个导演怎么样?恐怕除了网开一面之外。不会再有其他举措了吧!

  人生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啊。

  我在承德只呆了四天,短短的四天,就这么飞快地过去了……
  我是长影人,所以还要回到长影去。那时.离开大锅饭,离开自己的单位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分别是必然的。

  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种婚外的关系是大逆不道的,它足以使你为这件事情进监狱,而且在电影界,这种例子也很多。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在通信时使用了一些假名。或者说是代号,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我叫三龙,这可能取材于我们读过的一本朝鲜小说《哑巴三龙》、所以就叫我三龙。
  刘晓庆呢?有时我称她为“白月”.是我写的剧本的女主角;更多的时候我称她“小男孩儿”。叫了很多年,近来有一个电视广告,刘晓庆仍然装扮成小男孩儿。可能她还没有忘记这个称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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