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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蔻年华


  从西南重镇重庆,沿嘉陵江北上,经合川、武胜,就到了一个叫岳池的县。嘉陵江和渠河两条大河,分别从这个县的西边和东边流过,紧邻着的便是盆地东部突然隆起的华蓥山脉。这个县的平坝和浅丘地区,盛产稻谷,早年的“黄龙米”,曾被朝廷列为专供皇帝老儿吃的贡米,一直是本地人的骄傲。因为粮食丰足,自然也出肥猪和鸡鸭禽蛋之类的副业。勤快的人家再养些桑蚕,编些竹席草席,日子也还算过得去。东南和邻县广安连界的华蓥山上,林木丰茂,庙宇嵯峨,山上不但出各种名贵药材,还产煤炭和石灰。这些农副土产,大都经过渠河运到两百多里之外的重庆,再经重庆运往长江沿岸的各省大小城市,若是顺了春夏天的水势,从渠河岸边的两个小镇罗渡溪和黎梓卫出发,到重庆不过两天的路程。
  过岳池再往东去,翻过华蓥山,便是连绵不断土地贫瘠的高岭低谷,一直连着大巴山区,于是当年也算是川北的一等县的岳池,便很有些惹人眼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银岳池”的美称。
  因为富足并且不偏僻,这里也出人材。一旦有了国门开放的机会,大大小小的士绅子弟们便不只是在书房里读那些八股文章,也经重庆,出夔门,到汉口、南京、上海、北京乃至东洋日本留学深造。回来之后,也有就在外地做官,尔后衣锦还乡买田置地光宗耀祖的;也有故土难离,立志服务桑梓,发誓在家乡建一番功业的;当然也有仕途不顺,便学陶公挂冠归隐,闲居乡里的……这种风气代代相传,到了本世纪初,越是兴盛起来。
  早年县城里出过一些大人物,别的可以省略不说,而康家吊楼子却是城里妇孺皆知的。这是一座很有点气派的大宅子。在这里,出过清朝的翰林大学士,还放过外省的主考,为此城里专门修了一座翰林院,以纪念这位为家乡父老争了光彩的人物,康家也因此成了在地方上很说得起话的名门世家。可是渐渐地,这个家庭便不大景气,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主持家政的康老先生,到老来也只挣了个候补秀才的名分,两个儿子却连这点功名也没有,就废除了科举。眼下家中虽然还硬撑着书香门第的气派,却是明显地中落了。
  家境不顺畅,心境也就不好,到了临终之时,老人眼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女子孙们,还免不了为他们担心。两个儿子虽说没有功名,却好歹还有些祖上留下的家产,最令老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那个女儿。想当初,自己为这个掌上明珠找了个好婆家:公公陈尚之是渠河边赛龙场的陈家坝子上有名的大绅粮;女婿心地宽厚,脾气也好;家中开了个药铺,自己行医号脉,日子也还过得去。加上陈家九弟兄,是个望族,读书的多,做官的也多,人家都说自己把女儿送进了福窝窝里。可是天负人愿,没想到陈尚之自己不争气,很快就把偌大一份家产败得精光,不久前连女婿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弱女子拖着四个孩子,全靠为人做些针织活儿,日子也实在过得艰难。
  想到这些,老人长叹一声,吩咐大儿子把家里的衣服杂物收拾一些,让女儿带回去。
  没想到旁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我们不要。”老人有些意外:“为啥不要?”
  那小姑娘抬头看看母亲,朗声说道:“我妈说的,人穷要穷得硬气,饿要饿得新鲜,要了人家的东西,就会让人家看不起。”
  老人昏花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床沿,连声说:“好、好、好!人穷志不穷,将来一定有出息,把她送进城来,让她读书!”
  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我是一九○○年出生的,那时候只有七八岁。
  外祖父去世之后,母亲死死记住了他的话,把两个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家中拖着得了痨病的大哥,还是千方百计凑了些钱,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大舅的照拂下上了学。大舅是个厚道人,他和二舅有大大小小的四个女儿,年岁都和我差不多。我体谅母亲的苦心,学习很是努力,成绩好,可是一想到自己家里穷,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外婆心疼我妈妈,对我格外宠爱,常对人说别看我这外孙女儿命不好,可是自小聪明,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是又兴个什么新科,我家玉屏,说不定就会中了个女状元呢。
  可是外婆宠坏了我,以至我一到外婆家,就“聚众造反”,把这个从来都规矩森严的大家庭搅得一切都乱了套。
  此时,虽然张澜先生①已从日本回来,在毗邻岳池的顺庆(今南充)开了“天足会”,力倡扫荡陋习,但岳池城里仍然是男女七岁不能同席,女子上十岁出门就得坐有门帘的车轿,缠足之风依然盛行。我进外婆家,都快十岁了,还是一双天足。老人家一看就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女儿家哪能没有规矩,将来人家还说是她外公不在了,我没有教好。说着就让舅妈用长长的布条子给我缠足,完了还用针线缝上,任我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不理我。我自小任性,在家里都是不受人管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一气之下,就悄悄找来一把剪刀,白天强行缠上了,晚上我就拆开缝得密密麻麻的针线,把裹脚布剪成碎片。一连这样干了两次,舅妈没办法了,和外婆默默相对,在堂屋里坐了半天,最后外婆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这下子我可得意了,在几个表姐妹中间一鼓动,被缠足害苦了的姐妹们,都闹着把脚放了。从此之后,几个表姐妹成天跟着我一起进进出出,俨然把我当成了“首领”。到后来,我们上学连轿子也不坐了,甚至嘻嘻哈哈结伴逛街进馆子,还去后山看男中的学生打篮球。
  本来康家的姑娘们,就长得一个赛过一个的,又是书香世家的女子,从前出门都是车子来轿子往的,世人们只有所闻,未见其人。这下子一露面,而且个个都成了不服管教的“野马”,自然引得舆论大哗,常常我们一上街,后面就会跟了一大群。大舅是个厚道人,外公不在了,外婆又管不住,他自然也拿我们没办法,在外面听了什么闲话回来,只有叹气。我们几个一合计,觉得这是那些人拿我们没办法,就去欺侮大舅这样的老实人,得收拾收拾他们才行。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一个老表看见我们在街上走,引得遗老们指指点点,就跑到家里来对大舅和二舅说:“大叔二叔,你们还是把几个女娃子管一下嘛。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能同席,这些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真就不要了么?你们这样人家的女儿,满街抛头露面的,像什么话哟!”
  我一听这话,心想正找不到是哪个在作怪呢,原来是你这个假正经,连忙把几个表姐妹都喊上,跑到他家大门口指名道姓地把他喊出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吵大闹:“我们在街上走,关你什么事?”
  “你守规矩?你咋不把清朝的袍子穿出来呢?表嫂出门咋不拿块布把脸遮起来呢?”
  “男女授受不亲?你那天咋跟一个女的亲亲热热、又接又送的?”
  “男女授受不亲?你屋里也有女人嘛,你咋就要喊些男的到屋里来呀?”
  “你和表嫂……”
  表嫂在屋里听到了,气得眼泪花花的,出来委委屈屈地说:“你们说他,莫要牵扯我嘛,我又没惹你们。”
  这个老表,没想到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却让几个小姑娘堵在自己的大门口当场揭短,看着门外围着的那么多人,气得脸色发青,语无伦次的,突然蹲在地上,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大舅在旁边,急得不知咋办才好,我们却得意洋洋,乘胜而归。
  后来,有好心的人对我大舅说,别看你家那陈三姑娘,才呀貌的在这几个女儿中间数得上人尖子,可是心气太高,生成了个男儿的命,将来是要吃苦的。
  就这样,我一边带领姐妹们胡闹,一边又以优秀的成绩一年读完了初小,又一年半读完了高小,接着进了岳池女师读书。那时,早有张澜先生在顺庆开办端明女学的先例,而后建立的岳池女师作为“男女平等”的榜样,为渴望自由的闺秀们开出了一方天地,在川北地区还是有些名气的。在女师读书的那几年里,除了康家姐妹外,我还和一位叫陈德贤的女同学十分要好,每到假期,都要到她家里去住上一段时间。
  德贤的父亲叫陈怀南,算起来和我父亲还是同堂隔房的兄弟,我叫他二伯,家中也是几百千把挑谷子的大户,自己还到日本留过学。他治学严谨,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岳池教育界很有声望,还是县里的议员。在老辈子面前,我说话行事不敢造次,加上人慢慢长大了,性格中也添了些许矜持,居然被夸为“温文尔雅,聪慧好学”,讨得了二伯和二伯母的喜欢。
  二伯嗜好书画,家中藏有《芥子园画传》,闲时也爱涂上几笔,还教我们几个姐妹配诗作画。在这方面,二伯对我尤其看重,说我的悟性好,只要持之以恒,将来一定会学有所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我这个人,连画画也和当时的大多数闺阁女子不一样,虽然习的也是晚清时期盛行的文人工笔画,可是我不仅仅画花鸟虫鱼,还画人物;而且画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那些古装仕女,还爱画《三国》、《水浒》插页上的“天罡地熬”们。我喜欢张飞,也喜欢关羽,还喜欢《水浒》里鲜鲜活活的一百单八将。我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将这些人物全部临摹下来,装订成册,在班上流传,而且很是得意。
  我画画用的颜料,也与别人不同。工笔画又被人称为“功夫画”,哪怕是黄牛身上的毛,也得细心地一根一根地去描,还得描出每一部分毛色深浅不同的层次来,这就得静下心来,半点也浮躁不得。如此花费工夫画成的画,要想留它个天长地久,就得寻找那些既不容易退色又有特色的颜料。比如说胭脂花的种子,将那层黑壳剥去,里面的那一包细滑粉末就是极好的白色颜料;将一种中药点燃,让那黑烟熏在一只细瓷碗的碗底,那凝在上面的烟灰就是极好的黑色;那些长满了苔藓的石头,用一般的颜色是调不出来的,只有去山涧里找一种青色的石头来磨,画出来既真实又不退色;墨也要好的,若是一时买不到好的,就自己来炼,炼出来的墨又黑又亮,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这其中的奥妙,这些年来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打听,而我不过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告诉过谁。
  转眼之间,我从女师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教授国文、自然和美术。那一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冲击着小小的岳池县城,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县议员们都分成了两派,常在茶馆里展开辩论。二伯既有旧学根底,又不排斥新学,每逢星期一,照例在家里开堂讲学。全县教育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同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两个儿子都要来听课。我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先生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对我要在这广庭大众中露面,总还是有些犹豫。到后来,总算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我和德贤躲到门帘后面去,他管这叫“垂帘听课”。我高高兴兴地和德贤一起往她家走,谁知刚到大门口,就碰见了她大哥陈远光和另外两个男孩子。远光大哥一见我就站住了,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哟,陈玉屏,岳池县的大美人儿,怎么肯上我们家来了?”说着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进了大门。只有一个大个子不笑,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自己的脸却先红了。
  我自来不把男孩子们当回事,怎么肯让他们来讥笑我,正要发作,却被德贤一把拉住,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大个子。我赌气说认不得,德贤一听,笑着说:“你怎么连他都认不得啊?他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叫廖玉璧,外号廖大汉,成绩是学校最好的,还会吹箫、打篮球,你还难为过人家呢!”
  德贤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年的端阳节,我和姐妹们一起到翰林院去踢毽子玩,一群男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被我们一阵乱骂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正想这人的脸皮还真厚呢,他却拿出了一根黄瓜,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刚才跑掉了的,还你。这一下,刚才还尖酸刻薄的姑娘们,一个个都窘住了,最后还是我把手一挥,说:“我们不要了,送给你自己吃吧!”反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男中(即县立中学)的篮球队长,再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专门去看过他打球。我不再说什么,和德贤一起进了屋,躲进了帘子后面。其实,小小的门帘,哪能挡得住姑娘们的好奇心,我和德贤掀开门帘的一角,对堂上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个被德贤称为“廖大汉”的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别看他腼腼腆腆的,在姑娘面前只会脸红,一旦起身言论,却语惊四座,不是“内附权贵,外结强邻”,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真令人为他的大胆捏一把汗。除了听课之外,我们每周还要做两篇文章,交二伯批改,于是我想方设法,将廖玉璧的文章借来一读。当时男中的新潮空气很浓,学校公开订有《新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提倡白话诗,还开演讲会。每当杂志上有了什么好文章、新观点,远光大哥、廖玉璧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要到陈家来争论一番。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对于他们几位,尤其是对比我还小两岁的廖玉璧佩服已极,每每看罢他的文章,或者听了他与人的争论,我都要激动很久,甚至彻夜难眠。渐渐地,我往陈家的走动更勤了,总是希望能在那里看到玉璧,而且几乎每次都能如愿,我相信他也是极愿意见到我的。
  终于有一次,远光大哥悄悄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玉璧写的,他要求和我“见面”,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他所说的“见面”,其实就是“五四”时期在进步青年中很流行的“约会”。在这川北小城中,男女一无媒妁之言,二无父母之命,就私自“约会”,若是传了出去,那可不得了!
  慌忙无计,我去找德贤商量,谁知一向拘谨的德贤却诡秘地一笑,说约会就约会嘛,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说:“你这个死女子,咋敢这样说话,要是传出去了,那可咋办!”德贤一听,说:“你这个人,平时那么激进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了?你不是喜欢他吗?莫要错过了机会哟。”我还要说什么,德贤却一摊手,说:“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事,是我大哥和他一起商量的。”
  几天之后,二伯讲完课,到茶馆去了。远光大哥等人们都散了,连忙关了大门。德贤把我拉进了她的闺房,那个“憨大胆”正脸红筋涨地坐在那里等着呢。
  德贤兄妹哈哈一笑,就要走,我连忙拉住,说你们走啥子嘛,又不是认不得的人。于是他们就陪着,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趁二伯还没回来,连忙散了。这件事就这么开了头。以后玉璧常常买通他们学校的勤杂工给我送信,我也常常明里暗里和他见面,听他讲《新青年》,讲孙中山,讲个性解放……那时候我暗暗奇怪,这个一向被认为沉稳内向的人,发起议论来却如此滔滔不绝,从前真是错看了他。
  我和玉璧自由恋爱的事情渐渐传开了,街头巷尾有了传闻,别人我们倒不在乎,二伯那一关是非过不可的。这事首先由远光大哥去给老人家做工作。二伯听了,很犹豫,觉得我虽然家道中落,但毕竟祖父是有过殷实家产的大粮户,父亲本人还做过当地的议员。再说我在外婆的书香门第中长大,人品才貌不仅在康家的姐妹中间,就是在岳池城里也是屈指可数的,也算得上名门闺秀了。当时周围几个县里都有人来说亲,一个个都是有田产有地位的士绅子弟,有的还在北京、南京读书甚至做官。而玉璧的家,住在离县城百余里的黎梓卫太阳坪村。他的父亲早亡,小时候家里很穷,给大地主张玉如家放过牛,后来祖父和叔叔做生姜生意赚了笔钱,回来办起了纸坊,才有钱送他进城读书他家不过是个才发起来的小粮绅,不仅家境和我相去甚远,本人也没有功名,怎么说也配不上。
  远光大哥说了半天,很为难。我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马。我说:“二伯,你是因为我是陈家的姑娘,过于偏向我。若论家庭门第,玉璧家里确实比不过,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后来我家里穷成那样,比起玉璧的小康之家就差远了。我现在能够不受人欺侮,不过是因为外婆家的厚爱。再说,最贵重的是人,拿人和人相比,玉璧胸怀大志,比起那些公子哥儿、纨绔子弟,要有出息得多。”
  那年月,我虽然激进,可是一个大姑娘自己出面来说这样的事情,也实在是不得已。二伯虽然注重门第,却不嫌贫爱富,对玉璧这样品学皆优、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本来就很器重,再加上听了我和陈家兄妹的这些话,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看我是铁了心,也就不再反对,听之任之了。
  一九二○年,玉璧从男中毕业,到成都高师附中继续求学,我们便自行订婚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了茶楼酒肆中的特大新闻,说我这样大户人家的女儿竟然不要媒人聘礼,自己就同一个放牛娃儿把婚事订了,实在是不成体统。我不听这些闲言碎语,只管和玉璧通信。玉璧就读的成都高师,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当时由王右木①任学监,教日文;张秀熟②是国文老师,后来吴玉章③担任了该校校长,恽代英④也来任过教,还有任正格等一批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玉璧一进高师,就和德贤的哥哥陈远光等人一起,加入了学生会,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接着还参加了王右木亲自创立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震惊一时的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我不断收到玉璧寄来的书报杂志,其中有《新青年》、《小说月报》和鲁迅的书。这些书刊很快引起了不少老师的注意,每逢玉璧一有信来,大家就要争着“排队”。可是有一次,正争着抢着,突然都不开腔了,然后一个个悄悄地走开。我觉得奇怪,回头一看,才知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刘灼山来了。
  21双枪老太婆
  ①
  ②
  ③
  ④恽代英:江苏省武进人,中共早期著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曾在四川工作,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一年在南京牺牲。
  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学家。早年为救国图强留学日本,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论员,回国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为筹划著名的四川顺(庆)泸(州)起义而积极准备,一九六六年去世。张秀熟,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教育厅厅长,一九九四年去世。
  王右木:四川江油人,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去世。
  23
  这个刘灼山,早年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可是德行却极不好,在学校一贯专横跋扈,搞奴化教育,还毒打学生,大家对他都恨之入骨。他拄着黑拐棍走到我面前说:“陈玉屏,今天下午你的那班学生不要上课了,给我老爹做些纸人纸马,清明节快到了,我要去扫墓。”
  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是来教书的,又不是来给哪个做纸人纸马的。”
  他也把眼一瞪说:“做纸人纸马又怎么了?就委屈你陈玉屏了吗?教员是我请的,就得服我管。”
  我一听,就冒火:“什么?教员是你请的?要服你管?那好,我不干了!”说完一转身回到教室,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对学生抖落出来,然后一昂头,出了学校。
  那时候一个姑娘家,得张聘书不容易,我一气之下退了聘,硬着头皮回到大舅家,把事情给他讲了。一向厚道的大舅,也气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说:“退得好,退得好。人活就要活得有志气,此人如此不讲道理,要跟他理论理论。”
  我想了一夜,也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刘灼山,第二天就回到学校,找到几位平素要好的同事商量,决定打他的“代邮快电”,拿时兴的话说就是发传单。我们拟出了刘灼山的十大罪状,记得其中有几条是搞奴化教育,打骂学生,贪污公款,全家人在学校吃饭不给钱;还有吸食鸦片,在学校给军阀选姨太太,强迫教员和学生做纸人纸马等等,不堪为人师表,更不堪为一校之长。这份代邮快电到处张贴,整个岳池都炸开了。女师的师生们本来就恨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全校都罢了课,“打倒刘灼山”、“刘灼山一日不出学校,学生就一日不上课”的口号喊得天响。刘灼山眼看收不了场,就去把县长和教育局长搬来,才把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可是他的女师校长当不成了,只得卷起铺盖卷儿一走了之。
  校长被我们赶走了,可是我也教不成书了,幸好玉璧也从高师毕业回来,我们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举行了婚礼。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陈家三姑娘,从县城里那座深宅大院里,嫁到了渠河边黎梓卫镇的太阳坪,嫁到了这个离华蓥山不过五六十里的小村庄。玉璧的妈妈和所有的人,都拿我当成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小心又小心地捧着我,护着我。可是这里的一切,和我以前的生活差得太远太远,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于是偌大的一个院子,就显得太安静,太闲适,闲得我真有些受不了。我常到黎梓卫街上去走走,看绿树掩映下小镇的粉墙青瓦,看渠河的水清悠悠慢悠悠地流,看水码头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装满这四乡八场的土产山货,只听得船老板一声吆喝,它们就沿着这条清清的渠河,下重庆,去武汉,到上海……
  难道我这辈子就死守在这小山村里?难道我连这些土产山货都不如?难道我就不能走出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容得下我的世界?
  于是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掉了分在自己名下的部分田土,然后和远光大哥、玉洁表姐,还有玉璧的好友岳刚一起,到南京去读书。
  我们从黎梓卫码头上船,先到合川的石龙场,然后翻山沿小路到重庆,这样就能避开当时军阀们在沿路设下的许多关卡,省了好多麻烦。我和玉洁长了这么大,却是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小船上看什么都稀奇,正叽叽喳喳地高兴得不得了,一回头却看见玉璧沉着脸一声不响。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群纤夫,光着脊梁在铺满卵石的河滩上一步步地爬行,他们的头几乎点着了地,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号子声。我一下子觉得山也不青了,水也不绿了,偎着玉璧轻声地说:“他们……真苦。”
  玉璧长叹了一声,说:“是啊,现在好多地方,水上都开始行汽划子机轮船了,我们这渠河上,还靠着他们拉纤。”
  我说:“为什么?是船老板们不愿用汽划子吗?”玉璧看着那些纤夫,说:“怎么会不愿意,可是那都是科学,是革新,需要有人来提倡,来扶持,来为它而奔走呼唤。如今川内军阀们各据一方,忙的是派粮派款,巧取豪夺,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谁还有心来做这些啊!这样下去,我们四川,我们中国,怎么富强得起来,怎么会不受外国人的欺侮!”
  我的全部兴致,一下子被这些在江河上拉了千百年的纤夫们,打消得干干净净的。
  到了重庆,我们在离千厮门不远的汇元客栈住了下来。一放下东西,我和玉洁就忙着要上街去看稀奇,可是却被玉璧他们拦住了。我坐在旅馆里等着船票,心里闷得慌,咕噜着说:“岳池城里那么封建的地方,我都不怕,怎么到了这样文明的大城市还上不了街了?”玉璧却说:“你呀,就是简单,以为这大城市就比乡下好了?”
  这天晚上,我和玉洁突然被隔壁间一个女孩子的惨叫惊醒,连忙翻身下床,披上衣服就要去看出了什么事情,谁知一打开门就被玉璧堵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军阀奸污了一个小姑娘。客栈里洗衣服的大嫂只是摇头,说:“这些事情,多啊,多得很,不稀奇。重庆这地方,就这么糟。”
  我完全没想到这个自己向往很久了的大城市,会是这个样子,心里真是有些害怕,成天脚跟脚地跟着玉璧,一步也不敢离开,就这样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船票。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收拾着起身要上船,玉璧却突然说:“我不坐这趟船了,你们和远光大哥先走,我要到成都去会一个朋友,然后再来南京。”
  我一听心里就不高兴:“什么不得了的朋友,比我还要紧?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就放心我一个人走?你那朋友的事情,给他写封信去不成吗?”
  一向让着我的玉璧,这次却只是温柔地笑笑,一边继续收拾他的东西,一边说:“那咋行?我跟人家约好了的,总不能不守信用嘛!再说也去不了几天,很快就会赶上你们的。”说着悄悄地吻了我一下,真的就一个人走了。
  我在大舅家,历来都是大家听我的,没想到结婚才几天,玉璧就这样对我,气得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哭不出来。人,是我顶着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自己选定的,一结婚就吵架,岂不是让人家看笑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咬咬牙,只好和玉洁表姐他们一起起身了。到了宜昌,我们在旅馆里等着换船,忽然听见楼下闹哄哄的,就跑出来扶着栏杆看热闹。只见楼下站着一群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其中一个在哭,另一个气势汹汹地挥着鞭子要打她,其余的人拉着那个在哭的女人,拿着几朵珠花劝她戴上,旁边围着一群歪戴帽儿斜穿衣的烂丘八。我们正在奇怪,不料其中的一个兵猛一抬头,突然指着我们大声喊道:“嘿,这上面还有两个好的!”说着便一窝蜂挤上来一二十个,七手八脚就要拉我们下去。
  我和玉洁吓坏了,一边挣脱一边大声喊救命。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远光大哥和岳刚听见喊声,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来,冲进那些烂兵堆里就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老板带着两个伙计也赶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半是推拉半是劝的,才把我们救了出来。老板松了口气,看着惊魂未定的我和玉洁说:“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子,怎么敢出来到处露面?这些烂兵,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加委屈,要是玉璧在我身边,我怎么会受这样的欺侮。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玉璧在高师读书时就已经参加了CY(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次丢下新婚燕尔的我,也实在是不得已,他是去成都转组织关系的。
  一个黄昏,船驶进了下关码头,南京终于到了。看着江面上那些飘飘扬扬的外国旗,想着一路上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的心头沉重得很,只是觉得这个乱糟糟的社会,真是该改造。可是怎么改造,由谁来改造,我却不知道。古书上有过“移风易俗,君子之德为风”的说法,我真希望什么时候出来个圣人,一夜之间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不管怎么说吧,南京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块绿洲,我期望一切都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们到南京快一个月了,玉璧和他的两个朋友才到,大家投入全部精力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每天早晨四点半钟,我们就到东南大学农场里去读书。这个农场在东南大学后门的北极阁,树林茂密,青草绿茵,一条小溪向东流去,溪上一座小桥,桥下的荷花开得很好,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来这里读书的人很多,我和玉璧认识了黄明、何超腾、何幻生等一批好朋友,这年秋天,我们几个一起,都进了南京东南大学。虽然很多人劝我学美术,我自己还是想教书,就考入了教育系;黄明在文学系,超腾在政治经济系,远光和玉洁表姐则转到上海考美专和文科去了。只有玉璧不知道发什么疯,那么好的成绩,却去考了体育系,说是中国人身体太差,学体育把身体练好了,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进了大学,学习更紧张了。我和玉璧白天各上各的课,晚上要做功课,余下的时间玉璧他们还常关在黄明和超腾房间里开会,忙得连夫妻俩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黄明是学校共青团的书记,只知道他家里很穷,没钱供他读书,他自己办了个刊物叫做《学诗》,就靠这个刊物卖点钱来维持生活。黄明这个人,平时对人热情谦和,可一旦争论起什么问题来,却是水清见底,不由得你不佩服。见他常和玉璧、超腾一起开会争论,我也想听听,但每次他们都把门拴上。有次不知咋的,一推门就开了,我便走了进去,他们一下子慌了,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书呀本子的。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们在开什么会,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的,支支吾吾说是在开读书会。我一听很高兴:“读书会呀?我也来参加一个吧!”说着就坐了下来。他们口里说欢迎欢迎,可是接下来一个个都不开腔。我哑坐了一阵,玉璧不高兴了,瞪了我一眼:“你今天不做饭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出去,心里却窝火得要命。看来他们是有事情瞒着我,可是我哪一点又不值得他们信任呢?他们是学校里的进步分子,难道我就不进步吗?我和你廖玉璧自由恋爱,和刘灼山作斗争,这些都不算进步?做饭做饭,你廖玉璧和我结婚,就想找个做饭的?!
  寒假,玉璧接到岳池县邮政局长熊尧蓂①的信,回了一趟家,正月间还没回来,一封上海的邮件又到了。我想一定是玉洁表姐和远光大哥来的,就把信拆开,谁知里面是两本《向导》杂志,还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简文兄,上次委托之事,不知办妥否……老肖大哥问你好”,剩下的文字,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我心里更奇怪了。这廖简文,是玉璧在家乡的小名,在这里是没人知道的,何况这人的签名我也不认识,还有什么老肖大哥。
  没两天,玉璧回来了,我把信交给他,还没说话呢,他就火冒三丈:“你为什么要拆我的信?”
  我莫名其妙地说:“信有什么拆不得?又不要你的。”“你今后不要拆了。”
  我想起他平时对我东躲西藏的样子,一赌气说:“我偏要拆,拆了又怎样?”
  “拆信不道德,你不知道吗?”
  “嗬,这就算不道德了?那天下不道德的事情多得很呢!我问你,这信是谁写给你的?老肖大哥又是哪个?你成天什么事情都瞒着我,还说我不道德,我怎么不道德了?!”
  这是我们结婚后,玉璧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而且仅仅是因为拆了一封信。我委屈极了,气得哭了一场。半夜里,玉璧把我摇醒了,好言好语劝了半天,最后说:“今后除了家信之外,朋友来的信你不要拆。这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又不知道轻重,万一说漏了嘴,泄露出去了不好……”
  说了半天,还是不让我知道他的事情。我翻身坐起来,瞪着他说:“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组织?”
  玉璧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不说,我也不追问你,如果真有这事,我要参加。”
  玉璧听了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一点,不该问的事情,你不要问;到时候条件够了,我们大家会通知你的。”
  说了半天,是嫌我条件不够!我气得眼泪花花的,钻进被窝里不理他了。
  玉璧没办法,用指头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二五年初,我在医院里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宁君,小名江宁。有了孩子,又要读书,由于产后没休息好,我身体不大好,虽然请了保姆,还是觉得应付不过来。多希望玉璧帮我一把,可是他更忙了,常常是半夜三更不回家。不久,上海的日本人枪杀了纱厂工人顾正红,传单很快发到了南京,学校好几天没上课。紧接着,上海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又遭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在全国激起反帝高潮。六月三日,南京东南大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玉璧、黄明和何超腾都是学联的重要人物,成天忙着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给罢工的工人募捐。我把才三个月的宁儿交给保姆,揣上几个烧饼,也参加了游行募娟的队伍,和何超腾、何幻生他们编在一个组。南京街头,愤怒的人流从一条街涌向另一条街,口号声惊天动地,不断有商人、工人和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街口,我们的同学就要站上长凳去演讲。群众涌进大大小小的商店,把里面的洋货统统拖出来,当众烧掉,整个南京城到处烟雾腾腾,火光冲天。
  九日早晨,玉璧很早就起身了,要和超腾、幻生、黄明他们到下关合记洋行开办的工厂里去,那里被日本人看得特别紧,直到现在还没罢工。玉璧叫我这天别去募捐了,中午准备六七个人的午饭。当时街上什么也买不到,我把存着的腊肉和豌豆、海带煮了一大锅,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他们几个才回来,都兴奋得不得了。
  我见他们满头大汗,连忙倒茶倒洗脸水,这时才发现两个陌生人。一位穿着海苍蓝的洋布长衫,另一位外穿半新旧的毛蓝土布长衫和长裤,里面穿着白土布汗衫,长着麻子的脸上满是汗水珠子。玉璧叫他把衣衫脱了凉快凉快,他直说不热不用脱。幻生说:“你真不愧是个‘处女’,脱了长衫怕人家笑话吗?”他看看我说:“我怕密司陈说我没礼貌。”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黄明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呢,你就开起玩笑来了。”我这才知道那位不肯脱长衫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萧楚女①,刚从四川来。我在家乡读过他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文章,玉璧对他也是很推崇的,没想到今天竟成了我家的客人。
  刚刚才三个月的宁儿,看见屋里这么热闹,也手舞足蹈地在摇床里咯咯地笑。萧楚女走到摇床边把她抱起来,和几位客人嗬嗬地逗着,一边对我说:“密司陈,老廖他们挺厉害啊!我和老刘从上海赶来,还准备帮着组织一些大的行动呢,没想到他们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对萧楚女很钦佩,觉得他既风趣又有才华,还是玉璧他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说不定那封神秘的信里的那位“老肖大哥”,就是指的他。可是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很快地就回上海了。
  萧楚女他们走了之后,形势很快就紧张起来,学联的成员很多被指名通缉,也有同学失踪,出去就没见回来。眼看风声一天天紧了,玉璧要我着手准备,随时都可能转移。一天,我到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催促家里寄点钱来,柜台里照例递出一张挂号单,我也照例在上面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出门的时候,一个军官盯了我两眼,我也没在意,径直回了家,然后换了件衣服,准备去学校。
  刚刚走出大门,一辆汽车就在外面刹住了,一个兵从车上跳下来,对我说:“请陈玉屏小姐上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反问他:“你找谁?”
  “找陈玉屏。”
  看样子这个兵还不认识我,我往巷子深处一指:“陈玉屏没住这儿,在那边。”
  那个兵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们料定他两口子住在这里。”
  我赶紧抱出宁儿,七弯八拐穿小巷到了学校。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又来了,可我们已经人去屋空。
  这以后,我们连续搬了两次家,都不安全。眼看南京是不能呆了,玉璧说:“组织上让我们先把孩子送回家,然后转移到上海去。”
  我问是不是“老肖”的意思,玉璧点点头。
  不久,我们回川了。这时,何幻生已经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黄明也准备走,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大约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吧,玉璧在合川县遇见何超腾,才知道幻生已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听说是被“腰斩”的,死得很惨。超腾还告诉玉璧说,几乎在幻生牺牲的同时,萧楚女也在广州被杀害了。超腾自己,后来在万县死于刽子手王芳舟①的屠刀下。
  我们在南京的几个好朋友,都这样壮烈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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