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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送到县府，关在看守所里。刚放下东西，林竹栖气急败坏地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大概原委给他说了，然后安慰他说：“好在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就是犯了点烟案的嫌疑，可能问题不大，要不了几天弄清了就可以出来。只是不知道老汪的船票买到了没有。” 下午，老汪也来了，一见我就说：“刘老太太一听是她闯的祸，又是急又是吓的，刚才搭了个‘黄鱼船’，急着到宜昌去了。她是怕你怪她。” 这个刘老太太！不过她给我惹了这么多的麻烦，走了也好。 老汪到宜昌还有要紧事，好在他当时就拿到了票，要不是我出了事，现在说不定都到了宜昌了。他看我一两天还出不来，就说干脆先去宜昌把事情办了，然后回重庆一趟把话回了，再来接我。 老汪刚走，竹栖又来了，用菜盒子装了一大盒鸡汤，还有一碗我喜欢吃的辣子鸡。我心里着急，吃不下，可一看他那殷切的样子，不吃是不行的，只好端起来，喝了一口汤。竹栖安慰我说：“诗姐，你不要着急，我在这里还有些关系，到处跑跑，去找人打通关节。只是你要受几天委屈了，我会天天送饭来的。” 就这样，我从岳池的监狱出来没有几年，又进了万县的监狱。 我住的牢房，在县政府左边的一条巷子里，其中女监有五间房子，关了四十多个犯人，大都住冬冷夏热的西边。因为林竹栖塞了“包袱”，把我安排在上房。我因为没有提审，又没有定罪，算是“寄监”，可是对于坐牢，我却不是第一次，知道这里面的规矩。女犯们见我穿得很阔气，又时常把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分给大家吃，对我都很客气，口口声声称我陈先生陈先生的。新来的犯人都要受那些“夹磨”，全和我没有关系。 我一进来，一个被人叫做“郝疯儿”的女犯人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被人冤枉的，那老太太被查出了烟土，害怕，跑了，叫我来说清楚，现在又不提审，叫我怎么说得清楚？” 那郝疯儿冷笑一声说：“我可不是被人家冤枉的，老子就是地道的杀人犯，只要有一天我出了这个鬼塌塌，还要去杀人，把那些臭婊子和我那男人都杀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监里，真是啥子人都有，看来这女人，真是为什么事情气疯了。 多住了几天，知道这个郝疯儿原本是个阔太太，男人是刘湘手下一个姓冷的师长，在外面到处寻花问柳，安了无数的“外室”，成天不落屋。这郝疯儿哪里受得了这般恶气，干脆找了两个流氓，给了他们一点钱，把跟师长鬼混的两个女人杀了。那师长气得不得了，却又晓得这婆娘狠毒，就使了个计，给了她点钱叫她去贩吗啡。然后叫人报了官府，抓她来坐了大牢，判的三年，现在已经坐了一年半了。 同牢房的还有三个女人，其中两个都是阔太太，犯的也是烟毒案。一个姓吕，和郝疯儿一起进来的，男人也是一个团长，姓张；另一个姓何，不但自己进来了，连男人也在里面。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郝疯儿说：“她男人是万县东门上的袍哥舵爷，叫陈吉庆，因为手下的一个兄弟伙把枪拖出去抢劫杀了人，被仇家乘机将他告成了主犯，捉来判了五年。两口子都在监狱里，两个孩子只好交给老人看着。”剩下的那个女人，不说话，常常可怜兮兮的躲在角落里，泪花花的，牢房里倒马桶之类的杂事全由她来做。我仔细看过她，很年轻，眉清目秀的，就是脸色不好，有时她稍稍梳一下头，郝疯儿就要骂：“贱货，还想去卖呀？” 我问郝疯儿：“你既然见不得她，为什么又要她住在这里？” 那女人把头一昂：“是我把她从那边牢房里要过来的，没有她，这屋里倒马桶、扫地下的杂事，我们几个去做呀？” 这是一个妓女，因为第一次接客时用一把剪刀刺伤了嫖客，被关进来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竹栖不断地在外面给我跑关系，也送了不少钱，回话都说是快了快了，却一直不提审，也不过问。老汪来来往往来了好几回，见我老是出不来，又走了；眼看秋去冬来，我急也没用，一颗心渐渐淡了下来。我在万县举目无亲，竹栖每天上午管管旅馆里的事，下午都来陪我。每次都带着水果和我最喜欢吃的杂糖什么的，要不就是一罐罐肉或者鸡，然后用一把扫把垫着屁股，坐在风洞口，一说就是半天。玉璧牺牲之后，我就学会了抽烟，现在成天没事，眼看去苏联这么大的事情落了空，心里头烦闷得很，烟抽得更厉害了。竹栖本来不抽烟的，因为陪着我摆龙门阵，也学会了，每次都要带烟来。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边吃着竹栖带来的烟啊糖的，一边打趣地说：“陈先生，这是你的相好吧？” 我笑笑，不说什么。竹栖在外面听见了，也笑笑。 竹栖的父亲是个小货郎，他从小就摇着货郎鼓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地叫卖。后来他的父亲不幸中风瘫痪了，他就每天端茶喂饭，倒屎倒尿地守了两三年，一点怨言也没有，亲戚朋友和远近的街坊邻居都说这真是个大孝子。父亲死后，他带着几件衣服、两双草鞋和三块银元，远走天涯了。先是在杨森的队伍里当了几年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考进了杨森办的万县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和陈毅在这里任教官。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成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的信徒，加上一副喜欢豪侠仗义的脾气，吃了不少的苦头。学校毕业的当天晚上，一些学员深夜还在酗酒狂闹，教官一气之下，吹了紧急集合哨，把大家集中在雨坝坝里，说是如果不把闹事者交出来，全体同学就一直站到天亮。雨下得正大，大家站在那里，冷得发抖。却谁也不愿背上个“叛徒”的罪名，都不说。竹栖见大家都冻得脸青面黑的，忍不住了，突然站了出来：“是我，是我在闹事。” 那教官见这么多人都不认错，正在冒火，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五十军棍，关了十天才放出来。事后别人说他何苦呢，他却说自己吃了点苦，那么多人不淋雨，值得。 说到这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天，竹栖来了，听见牢里又打又闹的，就问怎么了。我说：“她们无缘无故的，又打那妓女了，我拦也拦不住。那郝疯儿，真是疯子，一点道理也不讲。” 竹栖听了，半天没说话，突然说：“诗姐，我走了，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竹栖没有来；第三天上午也没来。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空的，不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这些日子，竹栖每天都来陪着我，怎么一旦他不来，我就有了这种感觉？我不是那种成天要人陪着的人，那些年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重庆，我大多是一个人打江山，玉璧他想陪我也没办法，走上了这条路，顾不得了。 怎么一下子又想起玉璧来了？看来人在寂寞中，就是爱东想西想的。 下午，竹栖来了，从风洞口递进来一张纸，说：“诗姐，你念念，你念给她们听。”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首打油诗，很长，我看了几句，不禁念出声来：“野鸡吟。” 牢房里的几个女人一听，都凑过来。那个妓女迟疑了一下，也凑了过来。 于是我轻轻念了下去：门口站站，街上巡巡凄风苦雨，夜色沉沉 怕的是警察与宪兵 妈的几声“滚滚滚” 吓得胆战心惊 有话向谁云 今晚有客明朝饱 整整八夜无人问津 揩干油 扯横筋 前门来流氓 后门来“拖神”①有的三元或两角有的通宵无一文 低言细语，不敢高声 伤心咯，谁知我们苦 谁把我们怜 食可无肉，衣可无襟 不得不买胭脂粉 画画眉，点点唇 依门好卖笑，怀中好言情可笑啊，笑那些大人先生说我们，骂我们 不是脸厚，便是畜生 君不见， 娘在痛哭，儿在呻吟 啼饥号寒，惨不成声 什么是羞耻 何处是人生 肚儿饿，才是真 ……① 我还没有念完，屋里便哭成了一团，郝疯儿和几个官太太泣不成声。那妓女一边哭，一边往墙上撞，拉都拉不住。第二天，郝疯儿突然说要和我结拜姐妹，接着不由分说，就把牢里的另外两个女人拉了过来。然后又去拉那个妓女，说：“我们都是女人，都是苦命，从今以后，谁也别欺侮谁，不然就遭天打五雷轰！”说着就点起了香，换金兰帖子，然后对我说：“陈先生，你是知书识理又见过大世面的人。今后只要是你说的，我们都听，你就当我们的大姐！我呢，做事有决断，出了天大的事情我来担当，我就当老二吧；吕太太年纪大一点，当老三，何太太你就做老四吧。”然后对那妓女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老五了，我们也不叫你野鸡了。你说，叫你什么？” 她低声说：“叫我桂花吧。” 那郝疯儿说：“什么花儿草儿的，一听就是贱命！叫大姐给你起一个吧，起个扬眉吐气的。” 我想了半天，说：“就叫桂华吧。青春年华，你自己要珍惜。” 旁边的几个都拍着手直说要得要得。郝疯儿挥挥手：“有一点我们要说明白，我们这排行，只是排大小，不是排尊卑，今后不管哪个有了难处，都要拔刀相助。来，点香！请大姐坐上首！” 我推辞不得，只好顺着她们答应下来。刚拜完了香，那桂华喊了一声大姐，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下午竹栖来听说了，搔着脑壳只是憨笑。桂华怯生生地说：“林先生，你怎么会晓得我们的这些事啊？”竹栖说：“那天晚上，我到大桥头去了，跟你的那些小姐妹们摆了一晚上的龙门阵。” 我听了，心里感慨了好久。竹栖这个人啊，真是厚道。在牢里关了好几个月了，外边的事情一点音信也没有，我心里越是烦躁。一天，竹栖突然买了些纸啊笔的，拿到牢房来说：“诗姐，你好久没画画了吧？现在反正没事，你与其成天闷闷的，不如画几笔来混混时间。” 牢里的姐妹们没想到我还会画画，一时间都惊诧诧的。郝疯儿大声喊：“狱婆子，快给我大姐抬桌子来！”那狱婆子是郝疯儿拿钱养起的，一听是她在喊，不由得一阵忙乱，最后竟然把狱里正房上供菩萨的桌子上摆的供品撤了，把桌子给我搬了过来。好久不画了，有些手生，我沉吟片刻，涂抹几笔，就在纸上画出一朵牡丹来。郝疯儿等人见了，一阵惊呼，等我画好了叶子，又是一阵惊呼。 竹栖高兴得直是搓着手说：“诗姐，你画，多画几张。我有一个朋友，字写得好，我让他好好给你写上几个字。你这画，说不定就派了大用场了呢。” 竹栖说的这个人，就是万州城里很出名的人物刘孟伉①，他从小师从他那个中了晚清进士的堂兄，不但文史皆通，还习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金石篆刻，此时已经名噪川东，万县城内但凡有些根底的大商号门上的招牌，多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在万县城里开了一家名为《艺薮》的苏裱店，成天求印者不绝，求书者盈门。听说笔资颇高，万县街上的银行楼前有一块大匾，其中那“四川省银行”五个大字，就出自他的手笔，收了二百块大洋。即使这样的高价，还要看他是否看得起此人的人品，否则就不得下笔。 竹栖悄悄对我说：“别人求字他要钱，只要说是你要，他不但不要钱，还会亲自送上门来。” 我问为什么？ 竹栖说：“那年你们在华蓥山上刚刚打了罗泽洲，他和刘伯承他们就在顺庆泸州起义，他给刘伯承当书记官，那一年就有‘关系’，可是后来乱世之中又掉了。眼下他正在找你们的人，找你们的组织呢。” 果然，竹栖送去我的一幅《荷花图》之后，刘孟伉就亲自到牢里来了。郝疯儿一声招呼，那狱婆子连忙把会客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安排我们见面。我看这刘孟伉，果然是气宇轩昂，谈笑风生，一见我就抱拳说：“久仰久仰，联诗先生的为人，我已听竹栖说过许多，真是相见恨晚啊！”说着就展开画来，请我指教。 我一看，画已经用全绫裱好，右上有两句题词，诗云：格调自高洁自好，荷花袭人人亦香。左下是一颗朱红的大印。那字，笔法流畅大度，印章则藏拙于巧，秀丽处显出苍茫厚重，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我说：“刘先生，联诗惭愧了。” 他哈哈一笑：“哪里哪里，能为陈先生这样的女中豪杰效劳，孟伉我不胜荣幸之至啊。” 就这样，但凡我觉得拿得出去的画，都由孟伉为我写诗题字，然后竹栖拿出去分送给有关的人。一时我在万县城里名声大振，许多人都知道万县的监狱里关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的画只能由刘孟伉配诗题词。于是来要画的人多了起来，连专署里主管司法的那个姓蔡的司法官，也托人来找我要一张。竹栖一听，说：“好、好、好，鱼儿上钩了。”连忙将我的一张“岁寒三友”用上等的全绫裱好，亲自送去。那蔡司法得了这张画，高兴得不得了，玩赏良久，然后高挂在他的客厅正中说：“难得呀难得，平时想尽办法要想求刘先生的一幅字而不可得，今天不但得了他的字，还得了这么好的一幅画，真是双喜临门。” 竹栖在一边说：“蔡先生，这个画画的人，还在你的监狱里关着呢！” 那蔡司法一边看画，一边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陈女士的案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来早就该放的，只是有人说她可能还有什么政治问题，报上还登了消息，那么大的字。只是也没有证据，不要紧嘛，先放一放，稍微搁一搁，到时候自然会解决的。” 以后，这个蔡司法还到监狱里来看过我，后来又通过典狱官，找我要过两张画。 牢里的几个姐妹看我和这些人打得火热，都羡慕得不得了。一天，老四何太太背地里对我说：“大姐，我求您个事，您和蔡司法那么熟，帮我说几句好话，求他把我放了出去吧。我们两口子都押在这大牢里，屋里两个孩子没爹妈照看，总不是个办法啊！我的那口子这一年来老是生病，听医生说是肺痨，连个在外面寻医拣药的人都没有……” 我想了想说：“这事我也没把握，试试吧。” 我就给她写了一张呈子，说了一大堆两口子的难处，请求让何太太假释出去，以照顾她的两个孩子和丈夫。然后又附上一封信，请典狱官给蔡司法送去，当然还随信带去了何太太的一些礼物。不想过了一个星期，呈子批准了，何太太马上就收拾东西，假释回了家。 何太太回去之后，三天两头来看我，不是送吃的用的，就是扯些衣服料子，还硬要洗我换下来衣服，说：“大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的情。” 又过了一阵子，她又来找我，能不能把她的男人也想个法子弄出去。我又试着写了一封信，让她带上四百元钱去见蔡司法。第二天，那姓蔡的叫典狱官来问我：“这陈吉庆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说是我娘家的一个叔伯兄弟。不几天，又准了。 就这样，通过我的这个渠道，前前后后一共帮了男监女监的十多个犯人的忙，把他们都活动出去了，其中当然包括郝疯儿她们。临出去之前，我给郝疯儿立了一条规矩：出去之后不能乱来，要信佛教，不然我就不认她这个妹子。她和吕太太跪在我的面前，只是磕头说：“大姐啊，你真是这世上的活菩萨，你二天，一定要进天堂的。” 官员们也因此都发财了，光是蔡司法就在这些交易中收了两千多块银元、两件狐皮大衣和一些贵重药品。得好处的还当然少不了典狱官和有关人员，可是不管我自己多着急，却一直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这其中的奥妙，直到我出狱后才明白。 一天竹栖来说，经人介绍，他要到成都刘湘办的社会军事训练班去受训。这是刘湘的武德学友会办的，出来就会有事干了。 这武德学友会，我知道，是刘湘组织的一个团体，又称“核心团”。自从刘湘在冯玉祥先生和我们党的争取下，决心把自己从前的反共方针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之后，这个核心团就在各地利用同学同乡和亲戚关系，广招人马，培养亲信，除了川军中那些刘湘的贴心将领之外，还渗入了一些各地决心抗日的地方军官，其中很多和我们有关系。现在他们之所以要办这样的培训班，就是要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同时培养自己的骨干，出来之后掌握地方军权。竹栖能够打入这里面，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可是竹栖却很犹豫：“诗姐，你还没有出来，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我听了，心里一阵地发热。竹栖是个胸有鸿鹄之志的人，开旅馆不过是一时之计，而且大半的时间和收入，都用来为我奔走了。眼下好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无论是对他的志向和自己的生活都非常重要，可是他却为了我，还在这里犹豫不决，这片真情对于举目无亲又身陷囹圄的我，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可是我总不能为了自己，让他成天在这里陪着，于是硬起心肠瞪了他一眼说：“你在这里，我也没出来呀！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以后会后悔的；再说你老是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说不定出去了，眼界一开，办法就出来了呢。” 竹栖想了好几天，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就来对我说：“诗姐，你放心，我走了，一青会代我来照顾你的。” 竹栖真的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风洞口，一阵阵地发呆。 幸好，竹栖的儿子一青，每天都来看我。一青是竹栖惟一的孩子，按竹栖的嘱咐，不叫我伯母什么的，却古古怪怪地叫我诗伯，竹栖说是对我这样的人，不能用一般对女人的称呼，就像人们总叫我先生一样。一青出生才三天，他母亲就死了，父亲出去闯荡，将他从小就寄在姑妈家里。这一年才十七岁，已经是《万州日报》的访员（即实习记者）和校对。当时的《万州日报》，已经由刘湘接管，成了刘湘在下川东的喉舌，社长是刘湘的警备区司令刘光渝。可是他出身行伍，不通文笔，就从重庆找来他的老师李春雅当总编辑。这李春雅，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积极主张抗日救亡，把许多进步人士甚至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也弄到了编辑部来工作。这些人把个《万州日报》办得爱憎分明，锋芒毕露，在当时的万县简直成了抗日救亡的中心，一青便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他晚上校对，上午出去采访，下午来狱中看我，一来就给我讲外面的抗日形势，让我看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火辣辣的一派热血心肠，真是令人为他担心。当时虽然万县是刘湘的地盘，但也有国民党的势力，把《万州日报》恨之入骨，弄不好就会出事情。 果然，一青突然不来了，孟伉也没有消息。我关在牢里，只听说外面在抓共产党，抓万县的“抗日七君子”，其中一个叫“光头”的人跑了，正在全城搜捕。我一听，可急坏了，这“光头”就是一青发表文章的笔名。竹栖就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出什么事情。 没几天，一青来了，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你这孩子，到处都在抓你，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嘿嘿地说：“诗伯，你放心，他们抓得着我吗？我躲在刘湘的警备司令部里，有那么多的兵给我站岗呢。再说他们只知道有个叫光头的，又不知道这个光头是谁。” 我啼笑皆非地摇摇头，又想起我们年轻时在南京参加“五卅”运动的情景。人啊，一辈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万县城里的年轻人，忙着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一青白日黑夜地忙碌着，来得少了。我想到自己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将近一年了，苏联没去成，外面的活动又无法参加，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山上的同志们怎么样了，宁儿和亚彬还以为妈妈……正在胡思乱想，老汪突然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叫刘剑国的人来。老汪说：“陈大姐，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你要近期能够出来，就和老刘一起，从上海走，他负责你一路的安全；如果出来晚了，可能就不行了，上海很快会吃紧的。” 老汪走了，刘剑国每天都来陪我。这是个挺和气的朝鲜人，流亡到中国来的，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在重庆很多。他给我讲他们国内的风土人情，讲他们的人民做亡国奴的滋味，看得出来他很思念他的祖国；他还说他这次不是到苏联，而是要回国去，参加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没多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接着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战区烽火连天，敌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形势这样紧张，刘剑国不走是不行的了。这时已经是九月初，他整整陪了我两个月。临走时刘剑国对我说：“大姐，眼下国共已经合作，许多共产党的大人物都放了，你又没什么证据，一定会很快出来的。到时候，你就到宜昌东山铁路坝，找一个叫刘海清的人接头。上海不好走了，他会送你从延安那边走。” 我死死地记住了这个地址，和这个人的名字：刘海清。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出狱的事还是没有眉目。郝疯儿和陈吉庆看我着急，就又备了礼信财物，找了一个叫王大爷的去问那个蔡司法，说国共都合作了，即使陈先生真的是共产党，也该放出来了，还关着她干什么？那姓蔡的收了东西，支支吾吾地，只是口里说快了快了，又不见行动，气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正在着急，竹栖回来了，一看我还在牢里，就急得跺脚：“诗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嘛？我看那姓蔡的有名堂，是不是拿到你的什么关节了？” 我说：“先不说他，还是说你吧，你毕业了？”他说：“就算吧。这回呀，刘湘下了决心，要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原来各地的保安团，都被蒋介石叫康泽派了特务，这回刘湘又在各地建立了国民自卫队，队长由县长亲自兼任，副队长等于副县长，大多是我们这次培训班出来的地方军官，专门和蒋介石对着干呢。” 我说：“那刘湘封了你个什么官啊？” 他笑笑说：“还可以，忠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副队长。”我说：“好啊，叫孟伉来，我们为你饯行！” 他说：“可是，诗姐你……” 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的，怎么就这样儿女情长，我坐牢又不是第一回了。” 竹栖一听，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诗姐，我到重庆去看了亚彬和宁君，听曾三姐说，你上次出来，是她的妹夫雷青成帮的忙？我这次在成都，听说这个雷青成当了泸州的专员，说话管用得很呢，要不要我给他写封信去？”我说：“算了吧，这年月，形势这么乱，谁知道谁是怎么想的？再说他是康泽的大红人，弄不好会把事情搞复杂了。”竹栖说：“可是再不把你弄出来，我走了谁来管你啊？你这个人啊，就是怕麻烦别人，你不写，我来写。”于是他背着我给雷青成写了一封信，就上任去了。不久，听说泸州来了电报，查问有没有关着一个姓陈的女教师。陈吉庆听说了，连忙叫那个王大爷跑到蔡司法那里说：“叫你放你不放，这下子人家追问来了吧？你知道这雷青成是什么人？蒋委员长的红人，刘湘刘省长的好朋友，你以为这位陈先生，当真是寻常人物吗？人家外面都在说，你留着陈先生是拿她当财神了，只要有她在牢里，就有人来给你进贡，你吃饱了还想吃，就不怕被胀死啊？” 那蔡司法连忙说：“哪有这回事，陈先生的事情我们都弄清楚了，就是没雷专员的电报，也要放她的，国共都合作了嘛。” 就这样，青成的电报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由一青给我找了个保人，放我出来了。事后听说那姓蔡的老是关着我不放，果真是王大爷说的那个原因：有我在牢里，就会有人给他送字、送画、送钱。就因为这个贪官，我不明不白地在万县监狱里被整整关了十五个月，而且没有提审过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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