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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勃诺夫及其女儿的案件 安·马卡罗夫 ……她记起了不知在哪里阅读过的一些故事，也可能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比方说是从少先队队会上作报告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那里听来的。故事讲到，一些被监禁在沙皇要塞和三角堡中的革命者凭着击敲墙壁的特别暗号，相互通报消息，还讲到如何通过从外面递东西，把便条放进烤馅饼里传进来，或者用类似的方法递送锯铁窗的小指甲锉。多么幼稚、陈旧的幻想！真有意思，谁还敢这样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深层地下室里逃跑，可婶婶凭着那张扶养卡，又能给她收拾些什么东西送来呢？不过两个葱头和半块黑面包而已。能照监狱的暗号敲墙吗？她该是多么高兴啊，要是能把有关自己的一点消息递给同她一块被捕的什么人，首先是她的丈夫和十数个同龄的朋友、同班同学，那些来自斯特拉斯路、特维尔林荫路、普希金大街和高尔基大街的邻居们，或是那怕从他们谁那儿得到一句问候的话，她也会感到幸福的。可是，要是大白天在看管员死盯不放的目光下连走近铺位也绝不可能，你又怎么能用你也不明白的符号试着敲墙呢！在夜间，在这隐秘的、唯一属于你的时间里，盒子似的牢房的墙壁不断开合着，人们不时被从床上喊起来，带去进行例行的审问。 侦察员是一个姓罗多斯的人，个子不高，有一副健旺的体魄睛——她毕生都不会忘记他那火红的头发和深蓝色的眼睛——他与其说是审问，勿宁说是要她明白这一情况：1944年4月他们被逮捕的这伙年轻伙伴，曾计划实施一个恐怖行动——谋杀斯大林同志。侦察员的这种逻辑——真是空前绝后的发明：任何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每一个平日司空见惯的细节，任何一件生活琐事，他都能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它什1变成意味深长的引人怀疑的细节。这些细节再被上挂下连，就造成一幅臆想出来的好象真实的、似乎不可推翻的恶毒阴谋的图画。同班同学嘛？这是明明白白的，意味着他们早就暗中串通好了。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采用他们圈子中通用的名字和绰号：布巴、奥古列茨、雷布卡。很明显，这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他们秘密的地下代号。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急救车”上的担架员，——由此可以无误地推断，在城里侦察时，他的职责是监视斯大林同志的汽车。她的丈夫沃洛佳是在战地医院躺了一年的残废军人，在战争中几乎失去了双脚，他被指控为在策划的谋杀案中从前线运回了机枪。侦查员让他们相信，他们打算从一个姑娘家里的窗口进行射击，这位姑娘就住在阿尔巴特区。可是，这姑娘家的窗户面向一个偏僻的院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汽车任何时候也未必会到这里来。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使侦察员难为情。这一类把一般事情都想得十分凶险的纯属捏造的揣猜，根本不顾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她被指定的罪行是何等可怕，但又是这样单纯，原来她只是打听了国家机密——斯大林从别墅到克里姆林宫路经阿尔巴特街的行车路线。不过，她的罪行的根据是更为充足的，是无需调查的，正象人们所说，她的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因为22岁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布勃诺娃，是被枪决的“人民敌人”、前教育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党中央书记和苏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的女儿。 我们坐在俄罗斯联邦美术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会员、艺术理论家叶莲娜·安德烈耶夫娜·布勃诺娃坐落在莫斯科卡恰洛夫大街的住宅里，听她回忆着她在莫斯科监袱的单人牢房里所煞过的七年多的日日夜夜。在卢比扬卡、布特尔基、莱福尔托夫这些监袱里她都呆过。最可怕的是被隔离起来，在一个折磨人的小圈子里，充满着老是一个样子的纠缠不清的思想情绪，在生活中再也永远看不到亲近的什么人。应该说，就连在成熟的年纪这也是难以忍受的，但在那个年龄起码你已度过了不能勾销的大半生，可是在最无法自卫的青春的年华，当人还是向整个世界坦开胸怀的时候，这会如何呢？突然间，这整个世界一下子变成了四壁秃墙。然而，甚至就连在这封闭的空间，你也不可能支配你自己，因为一个无形的监视者的声音仿佛是一种最高的神秘的力量，在命令着你——坐下或者站立，走动或者停步。 住宅的窗外还是那个莫斯科：过去是石榴胡同的休谢夫大街，先前曾是斯皮里多诺夫卡的阿·托尔斯泰大街，再稍往前去，猜得出是这样一些纵横交错的胡同：科津欣胡同、三池塘胡同、帕拉舍夫斯基胡同、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现在为纪念建筑学院土改名为若尔托夫斯基大街）。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监狱的高墙也阻挡不住的思想，把她从牢房中带到了这些大街小巷。 这是一所初级小学，这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女学生就是教育人民委员安·谢·布勃诺夫的女儿。有一次，班主任老师想检查一下“十月儿童”的政治常识，就问他们：你们说说，在我国谁是管理所有工厂的最主要的负责人？谁是管铁路和轮船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回答管理所有学校的最主要的负责人是谁时，她自豪地回答：“是我爸爸。”班上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这位女老师在奶奶面前责备了她，说这个小姑娘想法多么古怪。奶奶有些不好意恩，不过承认小姑娘说的是实话。 在第175中，所有的人自然都知道她是人民委员的女儿。她家在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的住所在当时是很宽敞的，课后同班同学都爱在这里聚会。 这是著名建筑师费·舍赫捷利建造的一所别致的独居住宅。当布勃诺夫一家从十月二十五日大街迁到这里时，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妈妈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她出身于莫斯科一个有教养的、慷慨好客的家庭，从事艺术史研突，交往了一些艺术家朋友——很高兴有这所新住所，因为现在家里能够接待客人了。在那个年代，教育人民委员部不仅掌管高校和普通学校，所有文化事业都处在它的领导之下：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在父母的这所住宅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什么人没有见过呢！老派的文质彬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易于激动的弗谢沃洛德·埃米尔耶维奇·梅耶霍尔德，阿列克塞·雅科夫列维奇·泰罗夫及其谜一般美丽的夫人阿利萨·科宁，总带着烟斗的阿历克谢·托尔斯泰，穿着海军坎肩的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以及文雅而可笑的米哈依尔·科利卓夫；还有约·奥尔别利院士、给列夫·托尔斯泰本人演奏过的小提琴家亚·戈登魏译尔和敏锐的艺术里手、画家伊·格拉巴里…… 来得更经常的客人还有人民委员的亲近朋友，和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是他的令人吃惊的个人命运，他作为职业革命家、地下工作者、党报记者、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人生道路。可以说，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成了他个人的历史。 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法布里齐乌斯、普里马科夫——这些被编成歌曲称颂的“红色元帅”、国内战争英雄，这些集团军长、师长、旅长，他们的名字为全国的所有孩子所狂热倾倒；可是对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来说，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几乎是亲人。当然，他们也是父亲的老战友，他曾同他们一起战斗在烈火熊熊的乌克兰草原，也曾同他们一起冒着疾风般的炮火在喀琅施塔得的冰面上行进。 大概，在苏联历史上没有一次事件，它的参加者不曾在布勃诺夫家里以亲身的可靠经历提到过第一次俄国革命使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在家乡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同米哈伊尔·伏龙芝结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发动伊万诺夫和舒雅的织布工人投人罢工斗争，建立并训练了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直到这位传奇式的无产阶级统帅逝世以前，他们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家庭问一直相互来往（有关这位统帅的过早的、奇怪而神秘的死，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早在小姑娘时就有所耳闻人）。 1917年10月在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为领导即将来临的起义选举出了由五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斯大林一起参加了该委员会。 彼得格勒铁路枢纽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具体地区。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17年10月25日早晨，关于工兵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的电文就是由安·布勃诺夫签署后，由铁路电报局发出的。这个电报定是发给“所有一切人”，换句话说，是发给全俄罗斯和全世界的。 顺便提一下，安·布勃诺夫是接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本人而就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职务的。说起来可笑！可以料想，这种情况是把什么样的责任放到了这位文化部门新的领导人肩上！要求他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水平！需要他有何等实事求是的品质！然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没有白白用安·布勃诺夫的名字命名。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曾同布勃诺夫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一块工作不只一年。她有这样一段证言留了下来： “……党把这样一个人放到了教育人民委员的岗位上，他先前的全部工作、他先前的整个斗争经验，保证他能有党的视野，能有对工作不是图求形式而是注重实质的习惯，能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注重所有细节并检查执行情况的能力。” 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可以说从其家庭生活的经验证实了这一评价的正确。父亲很喜欢她，但任何宽纵她的事也没有做过。 当然，她的少年时代是幸福的。但这幸福不是事事都能满足，不了解下层人的操劳这一古典的意义，而是意味着能有丰富的感受，能见到那时代卓越的人物，也意味着笼罩着全家的那种新世界的、革命的和国内战争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同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尊重、对俄罗斯文化的热爱、对莫斯科知识分子家庭的好客和民主主义，自然地结合了起来。 经过许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她在这个令人羡慕的、在道德上同周围生活和谐一致的情况下形成的精神世界，成了在那可怕伤亡和丧失自由的年代她内心的唯一支柱和靠山。幸福的蕴积其大无比，纯洁的意志和希望潜力无穷，要不是这样，她就会在心灵上被摧毁，忍不住、也经受不了她所经历的一切。 人民委员布勃诺夫有着军人的气质，是一个意志坚强、有时甚至很严厉的人。他对心爱的女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锻炼她，让她做早操，同她一块作长时间滑雪行军，总而言之，训练她的独立能力。一当他沉浸于内心的另一些需要时，还几小时地给她读诗，放心爱的唱片，带她去博物馆，看图画展览会的预展等。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也到第175中来，但不是凭着职务，不是为检查工作和作指示而来，而不过是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到这里同教师们推心置腹地聊聊天，同孩子们逗逗乐，聊一阵，还带着指挥员特有的那种周到的礼貌在学校的晚会上跳跳舞。 在30年代中期，昔日那些古典中学的建筑在“红色首都”已经所剩不多了。标准的新型中学的建筑一幢接一幢地在深宅大院中拔地而起，教育人民委员为这用红砖建成的每一层楼的出现而高兴。他也经常带着女儿到列宁图书馆新楼建筑工地来，他想要她亲眼看到，亲自了解，并终生把这一切都牢牢记住…… 当时人们无论谈起什么，都为取得的每一个世界水平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甚至在捷尔仁斯基广场设置自动售汽水机，也是作为当时莫斯科的欧洲面貌而展示出来的。说到地铁，按通常观念，那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人们都为苏联工厂的产品不亚于外国工艺而兴高采烈。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少年时代只有一辆男式自行车，当时我国的工厂还不出产女车，而布勃诺夫却不愿越出原则去给女儿寻辆外国牌子的女车来。 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记得，父亲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半夜。这是人民委员在写东西：写党史和军事方面的文章，准备教科书的方案。1937年初，他准备了即将来临的普希金1OO周年逝世纪念日的讲演稿。就在大剧院纪念大会前不久，他又抽时间去参加了学校戏剧的首演式，女儿同班的同学们排演了普希金写的剧，即便象通常说的没有时间，也不能不光临一下哪。 布勃诺夫庄大剧院向国内知名人士所做的那个讲话，得到了苏联全国的共鸣。别林斯基当年曾经预言，每一个时代都将对这位诗人作出自己的判断，布勃诺夫的这个报告就是作为布尔什维克时代、才诞生20年的苏维埃国家的见解而被人们接受的。 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同时代的人开始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世界了。“高炉”、“平炉”、“对策”这些词汇，他们象是理会“森林”、“河流”那样来理解的。他们都是在这样一些街道上成长起来的，在这里，运动员们在国际少年日排着检阅式的队列整齐通过，少先队员们身着少年先锋服装，在喇叭和洋鼓声中迈步行进；在这里，他们心急如火地去看电影《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去观戏剧《乐观的悲剧》。他们怀着到西班牙去的理想，前去援助共和主义的马德里。他们一秒钟也不曾怀疑过，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最美好的国家，如果不是有敌人的包围，这个国家就会更美好。 突然一下子议论四起，说国内的敌人几乎同国外一样多。报纸上这样写，来自高层的喉舌也这样严厉地发出了警告，每个人这样的讲话都是以这种坚定的号召作结尾：要制止、揭露、痛斥一切敌人，要把他们无情地消灭掉！敌人在人们的想象中就象是由演员法伊特和库拉科夫在电影中扮演的罕见的游客、间谍和暗害分子一样。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敌人就住在邻近的楼群里，相邻的住宅里，或者甚至就在隔壁的房间中。他们通常穿着托尔斯泰式的男短褂和半军人上衣，常到各部委、各托拉斯、工厂和报社编辑部去上班，还常去叶夫托里亚、基斯洛沃茨克休养，为“斯巴达”运动队和“季纳莫”队叫好。敌人原来都是新建工业的骨干、“红色厂长”，获得勋章的工程师、被青年迷恋的诗人、在成千上万人的体育场受到起立欢迎的运动员。谁能相信，那些国内战争的英雄，人民爱戴的人物，昨天还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父亲的战友，原来都被列人叛徒、间谍的死亡名单？ 1937年10月，已不准许中央委员安·谢·布勃诺夫参加中央全会。他清醒地意识到什么事情将要到来。于是，他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他的办公室，按照那些年的习惯一直工作到深夜。临近十二点，惊慌失措的女值班员向他的办公室里看了看。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地向人民委员报告：电台刚刚广播，他被解除了职务。 母亲心慌意乱的那种痛楚样子，特别铭刻进了她那些日子的记忆里。母亲不太懂政治，却以女人的方式本能地感到了将要临近的灾难。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不记得父亲有惊慌失措的样子。相反，命中注定被解职以后，他竭力振作起来，不愿承认自己已不在职，他以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来安慰家里人。他说，他早就向往着要到远东去工作。有一天傍晚，他给女儿带回来了一个用薄纱作的玩具——一只很好看的、非同寻常的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公火鸡。他一般很爱民间艺术——薄纱制品、有金底带花叶图案的木器，特别是小型精致的帕列赫彩画。 1937年10月23日早晨，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打算去上学。她按通常习惯想往父母亲那里去看看，但奶奶丧魂失魄地叫住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夜里有人把父母亲两个一块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了。现在在他们那边，还正在继续搜查。一个在披风的袖上带着盾和剑标记的年轻军人安慰他们说：要相信，主人很快就能回来，不过是检查一下，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但要严格提醒一句，他们的房间不能随便进。机关工作人员从房里推出自行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叶莲娜·安德列耶芙娜试图抗议：“这是我的东西。”她得到的回答是：“怎么是你的？这是男车。”她当时还不知道，在父亲一生送给她的所有礼物中，只有这只五颜六色的公火鸡——薄纱玩具，给她留了下来。 人就是这样，即使遇到不幸，在悲痛欲绝、毫无希望之中，也能找到哪怕一点点什么乐趣。就说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吧。她在孤独中象翻阅日记似地逐一回忆着她早早成熟、早早同家人、同童年、同亲爱者、同心爱之物分别，同构成她无忧无虑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一切分别的那些可怕的日子，想起关于她父亲是“人民敌人”的消息在班上和学校并没有使任何人疏远她的情形。固然，她没有被接收人团，因为要人团必须同被捕的父母断绝关系，而这样做，她联想也没有想。当60年代初她被接纳入党的时候，对父亲、对这位列宁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忠诚，成了能使她人党的最好的条件。同班同学和老师对她特别友好和温暖。要是没有发生可怕的灾祸，可能她迄今也不会晓得，她有多少真正的同志。她在监狱中回忆着他们，思量来思量去，仿佛觉得有些奇怪，但恰恰是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培育成了有原则的高尚的人，他们不会抛弃朋友，而这些朋友在一夜之间却受到这同一苏维埃政权的怀疑。 有关父母亲命运的消息怎么也得不到，无论是书信、便条，也无论是什么片片断断的一言半语都没有。就连可能的诉讼程序的公告也得不到。有经验的人压低声音，悄悄解释说，这意味着前人民委员和他的妻子未经审判和侦查就被特别会议判决了。为什么要判决，联想想这一点就感到毛骨悚然。 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同年迈的奶奶一块迁到了婶婶那里，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的公寓里。在学校里她是“优等”生，课后却得去挣些额外收入，到绘画合作社去给领袖肖像上色和修版。在那个年代，需要许许多多新的，以前为人民所不知的肖像。可是有那么一幅像却总是比其他别的肖像更常遇到。当世界著名作家里昂·福伊希特万格向斯大林暗示这一点时，后者却狡狯地窃笑着答道，他不能拒绝当代人出于纯朴的感情要求到处陈列他的画像的愿望。 不管怎样，多多少少也是多亏这种习惯，孤苦伶汀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得以勉强凑合度日，并且以优等成绩在中学毕了业。当时还没有金质奖章，但有带金黄条条的荣誉毕业证书。 ……夜间被传去审问的事已经停止。侦查员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也不再能吓住她了。在她看来，这个侦查员简直是在编造卑劣的侦探小说。她有一种人什1把她忘掉的感觉。不会再有审讯了，她明白这一点；但也应该哪怕有个什么解决办法啊！采取这样的折磨原来也是可能的：给你个真象不明。犯人逐渐完全被切断了同活的生活的联系，同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一切的联系，也被断绝了一切人际关系，亲近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她在何处和发生了什么事。有关那些敬爱的人们的消息她也一无所知，他们都在人世吗，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有过这样的时刻，甚至以为任何判决都是一种解脱。那怕是集中营，哪怕是科雷马，只要不是这深层地下室的令人厌恶的四壁秃墙！是父亲的坚强性格挽救了她。是那种控制自己、支配思想的能力拯救了她，一下子把她的思想引向了得救的航道。 这里就是落满树叶的果戈里街心公园。她常沿着这里的路从学校回到自家的新住所。这就是索科利尼基，哲学、语言和文学研究所——当年著名的“哲文史所”（哲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所）。最初这里不想接收她，后来到底还是把她接纳到了艺术史研究室。一下子战争爆发了。最早的空袭警报，最初是训练性的，后来就是真的了。象妈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一样，她上完了护士训练班，只是没有条件戴着额上饰有红十字的白色护士头饰到库兹涅茨克桥拍个照。这是什么样的头饰啊……空袭时候，只得在地铁中值班，把孩子和老人分散安置在车厢中。有些人害怕地叫：“您把我们往哪儿领啊？”对其他的人，则不能不径直安插在莫斯科人喜欢的索科利尼基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上。“乘地铁从索科利尼基到高尔基公园……？”在战前，马乔索夫这样唱道，那是另一种生活。而在1941年秋，整个地铁线路都成了避弹所，变成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疾病、眼泪、谩骂、抱怨声和希望的巨大集中营。不，只有在单身牢房中才能懂得这拥挤、人群、甚至人们普遍惶惶不安的全部乐趣。只有在这里才能想念十一月里冰冻如铁的房顶，才能想念这房顶被德寇燃烧弹的化学火焰照得亮彤彤的情景。就连在塔尔多姆附近的劳动战线上采伐木材，那是在酷寒中，这路阻塞而又饥肠辘辘，就是回想这些，也是生活中的美好时刻。 可是，正如过去发生过的一样：一切都又这样同时发生了：战争、青春、恋爱、在黑糊糊的窗下、在烧红的小炉子周围的聚会、朗诵诗、唱歌、从战场回来的同班同学的故事，他们尽管受伤，尽管残废，但还活着，预感到胜利的来临，都满怀着文学创作和写电影脚本的庞大计划……这一切都被打断了，在1944年4月他们都被抓去了，所有的同伴伴们——12个姑娘和小伙子，这些莫斯科市中心的孩子们。还有她丈夫的母亲们，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妇女。 她的思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牢房里…… 现在在卡恰洛夫大街的住宅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指给我看她们全家的照片。许多照片都是档案馆工作人员在60年代赠给她的。要知道，这是人们保存下来的，尽管他们在铁的恐怖的威胁下，由于担心告密，曾有可能把这一切全部消灭、烧毁或者毁坏。在这本家庭像册巾看到在那些书籍和博物馆陈列架上令人熟悉的人物照片时，有种令人吃惊的感觉，伏龙芝、图啥切夫斯基、雅基尔、加马尔尼克、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旁边就是安德烈·布勃诺夫。他穿着军大衣或者同人谈话时常穿的那种指挥员便眼。他是工农红军中传奇式的人物——旅长、集团军长、组织家和统帅——中的一个。 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记得，有一次把她带到捷尔仁斯基广场一栋房里一间极其威严的办公室中。办公室的主人用老爷的架式问她，她还记得她父亲吗。她回答说，记得并且会永远记住。在大桌子后面的这个人注意地看了看她，命令把她带走。“你为什么这样带挑衅性？”——事后侦查员这样训斥她。——“你知道你是同谁说话？！是同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你应当追悔！断绝关系！可不能同敌人不分血亲！” 在被监禁七年半以后，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被草草发落终生流放。好象押解危险的恐怖分子一样，她被三个中尉和两个士兵押解着。在到达巴尔瑙尔以后她才知道，她无权越出城界，如果违反要关25年集中营。还告诉她，她作为行政流放犯必须在初到时每星期，一段时间后每个月向卫戍司令注册一次。这样，这位人民委员的女儿在生活中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应当生活下去。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无论什么工作也不拒绝，忽儿被安置在博物馆，忽儿又被调进图书馆。她还同天文馆馆长一块，在各俱乐部和红角已跑来跑去，亲自讲课、参加座谈。从家庭传统上说，她倾心于画家和雕塑家，在流放者当中，幸亏也有这样的人。 在50年代中期，一个令人震惊的传闻飞到了阿尔泰地区：人们在莫斯科见到了布勃诺夫。不，不，很确切，在国家教育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委员会上。是出版社领导人中有人来巴尔瑙尔亲自讲的。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不晓得这消息可信不可信。命途多舛的、无权无势的人们往往靠传闻得到安慰。他们同人民的灾难、战乱、逮捕和大迁移一起，从车站到车站，从临时营棚到小农舍，和着歌声、寓言、在士兵当中和集中营里流传的民间创作，在全国到处流浪奔波。这种民间创作离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时日还很远，然而先前那残忍冷酷的时代也已过去。在1956年，她同所有苏联公民一样，手上有了正常的护照。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来到了莫斯科，她投宿在一个女朋友家，这个女朋友也刚服满刑期。她给党的检查委员会拨了电话。对方回答她，我们正在全国寻找您，立即赶来吧。她急奔老广场而去，得到了值得庆幸的消息：她的父亲，教育人民委员、党中央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根据苏维埃和党的路线在死后被恢复名誉。但是，关于布勃诺夫到国家教育出版社去的传说也弄清楚了。去的原来是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叔叔，她父亲的兄弟。战前时候，在所有这些悲剧发生之前不久，他的妻子曾写过一本法语教科书，为此他前去询问，看能不能再予重版…… 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得到了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个电话号码。从听筒中听到了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熟悉的一个声音，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激动地叫了起来：“您好，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了，我是布巴。”她1922年生在罗斯托夫，当时在那里安·谢·布勃诺夫和克·叶·伏罗希洛夫两家同住在一套住宅里。 当她跨进伏罗希洛夫办公室的时候，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哭了起来，这个在婴孩时常常被他抱在手上、在小姑娘时总是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女子，又不知怎地从天而降了。她在国务办公室坐了不下一个小时，伏罗希洛夫给她讲着有关她父亲的事绩，讲着他们战斗的青春，回忆着布勃诺夫在叶尔莫拉耶夫胡同的住宅，这中间他不住地擦拭着眼泪。 只是当她回到朋友们身边回答着他们的各种询问时，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才考虑到，她有关自己和当前处境的情况一点也没有向国家元首讲到，她也没有来得及请求给她什么帮助。 然而，渐渐地，一切都安顿下来了。被恢复名誉之后，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在莫斯科得到了住所，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艺术理论研究室。教授和教师们、科学工作者们，所有记得她父母亲、先前同他们工作过的人们，都努力给她提供帮助。这不是由于她的请求，这是出于一种精神需要，出于想通过哪怕一点个人的行动能为肯定历史正义以尽绵薄的那种不由自主的愿望。 从“不太遥远的地方”回来的人，那些年代在街上是不难辨认的。他们对久被他们遗忘的正常生活的适应情况是不同的。一些人无论如何总不能抹去心灵的创伤，他们虚弱无力，要重新温暖自己，就好象仍旧感受着那远方冰土的切肤寒意。相反，另一些人却力图更久地延长那突然降临的悄然自得的遥消状态和那碌碌尘世漠不关心的状态。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属于另一类恢复了生命活力的人。 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都是生平第一次。大学，展览会和图书馆庄严的大厅，各种会议上嗡嗡的嘈杂声，首映式的喧闹，巴特里阿什水池寂静的夜晚。还不习惯那种恢复过来的肩负着国家责任的幸福感。她学习，在博物馆工作，从事我国陶器和瓷器史研究，来往于工厂之间，结识技师，写书。她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现在26岁，是斯特罗加诺夫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艺术家之家，莫斯科式的舒适的住宅。在这里，雕塑家的丈夫、艺术理论家的妻子、复制绘画的儿子，兴趣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墙上有蓝色的格热利陶器和魏氏瓷器、圣象画、风景画和版画，书籍中有雕塑肖像的原作摹本。还有那只完好保存着的神话般的雄火鸡，这个因时间关系而变得色调发暗的薄纱玩具。 同叶莲娜·安德烈耶芙娜告辞以后，我在街上突然想起寄到编辑部的一封信。用整个家庭名义签署的这封信的作者对目前报纸上关于过去悲剧事件的评论文章感到气愤。他认为，所有无辜死去的、被逮捕被流放的人，他们都“活该”受苦。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充满骄傲情绪。你们看到了吗，他们不想做小螺丝钉，一心想维护自己的个性。为此，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下场。我不晓得这种奴性的观点流行的程度有多广，但我知道并且坚信，革命只有在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为自由劳动、自由思想而生时，才能开始。社会主义——这是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们对生活的安排，是千百万独一无二的独特个性的意志体现，这些个性把人自身的尊严同正义社会的尊严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四周是莫斯科。一栋栋的独家住宅，一条条的小巷，一座座可以穿行的院落，一所所40年代还被认为是新式建筑的砖砌的学校，还有不久前刚刚拔地而起的大厦。 （原载苏联《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3月8日。马龙闪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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