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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为了建立中国民航公司，促进中国的民航事业，来往中美之间，我也跟着他大洋两岸不断飞来飞去。外子对于国共之间的恩怨矛盾非常担心。他当初希望国共能暂时收兵，互相妥协，先把国内的经济搞好，社会安定，让老百姓先安饱再论其他。他当时提出长江以北让中国共产党管理，长江以南让国民党统治，但双方都无法接受。马歇尔三次来华，三上庐山，希望作调人，也都失败了。 民航公司在大陆的工作很快、中国大陆一方面在复员，一方面又展开了内战，有些地区又已开始做疏散工作。陈纳德要亲视47个地区的业务，我追随着他在大陆东南西北各地奔波，有机会见到许多大小人物，有机会亲睹中国的河山。在那个时候从中西的东北到西北，中国的东南到西南。北至包头，南至海南岛，我相信很少中国人有这机会。我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中原的阎锡山、挂系的自崇禧、南方的张发奎等大军阀都见过面，做过他们的客人。此外在越南在泰国也做过上宾。韩国的李承晚也和外子有私交，这些人俱往矣，但当时我20刚出头，见到不少大场面，也深感中国分裂的伤痛。 中国的军阀实在权大势大，但第二次大战后他们也都担心中国的前途。我还记得1948年初我随外子去宁夏和青海作客。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当时他是省长，我们被安排住在他的公馆，由他的四太太接待我（据说他有六位太太，四太太得宠当家）。 马鸿逵那时还没有感到局势的严重，不过我想他也知道国共的和谈大概没有多大希望，在那个时候，大家就想——走！之后马鸿逵带着一家大小逃到香港，后来由外子帮忙他们去美国。 国共和谈决裂后，国民党政府一度再回重庆，其后又到广州。蒋介石为了使国共和谈有空间还曾一度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退隐到自己的家乡溪口，但为时甚短。1949年蒋介石和全部大员陆续退到台湾。我和外子先把民航公司的支部移到香港，在广州和上海仍继续坚守，协助国民党官员撤退。兵败如山倒，场面相当狼狈。蒋介石的军队从东北与解放军对抗，但为了很复杂的因素，杜聿明被捕，东北失守；北京是和平解放，为了要保护北京的完整。汤恩伯在上海到处布置了沙包，说要保卫大上海，但我们离开上海时上海已是危城。民航公司的飞机每天不停地运载官员离沪。但民航公司没有权，一切由政府控制。不到3年光景，国民党会部弃守大陆。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在上海凡是有黄金和美金的人还会被定罪，大家排长龙到银行去兑换金圆券，所谓金圆券，后来等于废纸。上海人大大囤积食物，柴米油盐都在抢购，每天上班，看到那景象真是触目惊心。 我正杯着第一个孩子，外子要我先走。我没有走得很远，我到广州等地，不想离他太远；每天和他通电话，消息一天比一天惊人。我想我们在大陆的时日不会太久了，美国政府也通令美国侨民和商业界疏散离华，这是命令不是劝告，并且说明了一旦有事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可见事态之严重。 1949年2月8日我们第一个女孩子在广州诞生了，因为上海已不安定，外子把我送到广州待产，同年5月底我再回上海整理简单行李。民航公司开始撤离上海总部了。 不久国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都已定义，只剩下我们独家民航公司替国民党服务，忙着空运官员到台湾。 此外我们还免费空运了不少文化人和教士离开大陆。 初生的婴儿还不足一个月，我又跟着外子到处救灾救难，把女儿交托那时尚未结婚的大姐和三妹替我照顾。我们两人虽然工作辛劳，但有了爱，似乎可以征服一切困难。在他教导下，我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夫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象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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