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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在华府谋生住家，和异性朋友建立友谊并不困难，但是要与同性保持良好关系，则非易事，这或许因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们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轻妇女为劲敌，有时甚至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不过，我却很幸运地在这里赢得许多异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谊。 我这一生有幸认识两位胡佛，两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国总统胡佛、一是创办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当我初到华盛顿认识他们时，两位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外子陈纳德的挚友，他喜欢和我谈亚洲方面的问题，他的秘书海伦·戈蒂追随他逾40年，由她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 我常到胡佛办公室去看他，和他谈亚洲问题，他好奇心极大，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他晚年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他常把使他烦恼忧心的事情讲给我听。 当1968年总统大选，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电话遭人窃听时，我跑去见他，当面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恼地对我说：“没人窃听你的电话，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我下的命令。”这答复分明话中有话，难道他是在暗示命令来自他的上级？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诉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听命于上级，窃听我的电话，这无疑是他判断能力上的一个污点，但是我总相信胡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选举结束后，我还是常去看他，可是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1976年调查联邦调查局部分活动期间，报上提到此一窃听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约翰逊总统直接下令，有的说是司法部长蓝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似乎大家都极力规避这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他们心中有鬼。 我再与胡佛见面是1969年。那时大选已经结束，胡佛和尼克松的手下闹得很不愉快，米契尔下面有些人想要请他下台，可是胡佛并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哪个敢碰他。 1973年，胡佛在家里于睡梦中去世，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另一位是胡佛总统。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总统自纽约打来的电话，要我去看他，后来我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为重听，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别人。我们约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从华府飞到纽约，在他华尔道夫大酒店寓所共进下午茶。华尔道夫三十一楼，三十一A号是胡佛总统的办公室兼寓所。 当我抵达时，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书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个很诚恳的人，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在客厅，我见到了胡佛总统，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说陈纳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问我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帮忙，要不要帮我找份工作等等。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彼时我虽然已在乔治城有一份工作，他还是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要来找我。” 胡佛总统与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国，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大陆前后待了3年，他告诉我他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他们夫妇在中国这段期间非常愉快，并且爱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后拥有不少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后这份珍宝转赠与加州斯坦福大学。 那次拜访后，我们时有住返，只要我去纽约，一定去看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为止。 他的丧礼是在家乡爱荷华州西湾举行，应邀参加的只有至亲好友，他家人知道我们的交情，特电报邀我参加，不数年，当地的胡佛图书馆竣工，我再度应邀参加落成典礼。 1969年1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就职，身为就职委员会高级委员之一，我应邀参加在不同的饭店举行的7个盛大庆祝舞会。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长华伦·诺尔斯，诺尔斯州长与妻子离异将近一年，我们有时聚一聚，就谣言满天飞，我们只好尽量躲开记者的耳目，但那并非易事。 七个就职舞会分别在“五月花”、“喜来登公园”、“希尔顿”、“柯克兰艺术馆”、“史密生博物馆”、“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坚酒店”七处举行。当尼克松总统一家前来向观众致谢时，米契尔和妻子玛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台子上。米契尔看见我和诺尔斯州长，招呼我们上台，他对诺尔斯说：“我能否和安娜单独谈一会儿，有点私事。”然后他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对你非常之感激。” 就职典礼之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出版了一本关于1968年大选的书，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党如何利用陈香梅，影响越南政府迟迟不参加巴黎和谈，因为这个缘故，共和党始克获胜，这不失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上，共和党也曾加以否认，可是新闻界始终没有采用共和党的否认声明。 《芝加哥论坛报》罗伯特·麦考米克的遗孀玛莉莲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后，她移居华盛顿，起初在R街买了幢房子，经常宾客盈门，热闹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后来她买下麻萨诸塞大道2501号旧日本大使馆，我们相处甚欢，自1960－－1972年她迁回芝加哥这段期间，常有往还。 玛莉莲很喜欢狗，她有一条名叫“小情人”的拳师狗，还有两三条非常讨人喜欢的北京狗。她女儿有年圣诞节送她一只长尾鹦鹉，她替它取了个“山姆”的名字。司机、厨子、女仆、秘书、狗、鸟，加在一起，玛莉莲家人口还真不少，她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缘，参加她宴会的多半是华府权贵之士。 她心直口快。不论远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麦考米克上校——大家都这样称他——是死硬派的共和党员。1952年，麦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脱竞选总统，因为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太过倾向“自由派”。不过，玛莉莲对尼克松始终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党，可是不赞成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她常对我说：“你不能信任那家伙！” 麦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华府著名女主人柏儿·梅丝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认识梅丝塔，就是在玛莉莲的晚宴上，梅丝塔很想知道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打算在华府做什么。当我告诉她我在乔治城大学工作时，她说：“像你这般年轻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该到别的地方去闯，可是如果你想做点事，应该留下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忠告，后来几年，我用同样的活劝告过许多年轻朋友。 初到华府时，如果没有许多朋友的友谊和支持，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特别是空军里的朋友给我的帮助。 另一对朋友是卡杜里夫妇（Dr.￡Mrs.Majid Khadduri），两人都是见重于士林的中东问题专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对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时年纪尚轻，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执教，已经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东问题的书籍。 大卫·李后来和楚蒂·鲍尔（Mts.Trudie Ball）合开餐馆，“帝后饭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诞生。现在我们有大卫·李的“帝后饭店”，又有楚蒂·鲍尔的“帝后饭店”，两家菜肴不分轩轾。 杰克和我也拥有“帝后饭店”一小部分股份。 1963年我开始公开演讲有关亚洲问题，柯斯顿·列是我的经纪人。 1968、1969年间，美国各大报几乎不约而同地抨击越南问题，指我是越战中的鹰派。安德森在写关于越南的专栏，或涉及有关越南的传言时，偶尔会先来问问我的意见，查证一下，我记得当战俘问题成为大家激烈争辩的问题时，杰克·安德森写了一篇关于战俘家属的专栏，文章刊出之后，本地战俘家属团体的会长噙着泪水来找我，说那篇文章报道不实。我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这种情形，他立刻请我陪那位战俘的妻子去他那里，好坐下来，大家谈一谈。几天后，他的另一篇专栏出现在报端，对自己先前的论点做了一番修正，战俘及其家属因此获得一点公正的报道。这件事情显示，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我们可有不同意见的权利，可是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地有容纳别人意见的雅量。 另一个对我不错的记者是玛克芯·齐歇尔，她虽然希望采访到我的社交新闻，可是从不和其他记者一样，乱打高空，凭想象力写文章，她能在《华盛顿邮报》有一番作为，我为她高兴。 当莎莉·奎恩初次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学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数几位我认为具有十足潜力的女记者，她写作的风格能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对她的看法是否伺意，总是读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决定留在报社，不愿去电视上做个明星，这点我觉得是对的。 雅曼达·狄克森最初在《华盛顿明星报》开始写专栏时，很吃了一番苦头，她有次对我说，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也许她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张牙舞爪。或许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人们似乎能从阅读别人的不幸当中，而获得乐趣。雅曼达·狄克森的丈夫乔治也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专栏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喜欢小型聚会，晚宴人数在8～12之间，至多不超过14人，周末看完戏后的宴会多半很有趣。每次参加鸡尾酒会，看来看去也就是那几张熟面孔，大家嘴里动着，可是没有人真正在听别人讲些什么话，实在无聊。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也许就是华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举行宴会，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做过主人，他们只出席别人的宴会，吃别人的，喝别人的，最气人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觉得他们来你宴会中露露脸，是给你面子。这些人我少惹，他们是不该被请的。 多年来，我的宴会一直遵守一个原则，即酒会最久不过一个小时，太迟来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后放点音乐，增加气氛，我始终觉得让那些准时到会的客人等上个一二小时，是不公平的、至于有些参众议员为公务耽搁，我通常建议他们的夫人先来，我们先坐下来吃着等，绝不久等。 晚餐后来点音乐可以便气氛更加轻松，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饭后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尽可以留下来，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这是一道经验之谈。 一次一位记者访问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回答：“当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样尽兴，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谈来谈去，就是风湿、背痛，再不就是儿女问题，那宴会也就该结束了。 参议员约翰·陶尔夫妇是我在华盛顿的好友。露·陶尔在我办公室工作过一年，约翰是南北战后德克萨斯州选出的第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当他初抵华盛顿时，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参议员。陶尔夫妇离异后，约翰再娶康明斯太太，康明斯太太也是我的朋友，是位能力高强的律师。现在政治场中的离合已不足为怪了。 参议员史卓姆·塞蒙（stronm Thurmond）和他太太南茜也一直与我维持良好的友谊，他们的小女儿茱莉是我的教女。当史卓姆决定让他那秃头上长点头发时，他问我该怎么办，是买顶假发来戴，还是费点功夫植发呢？最后他选择了费事的方法，后来他头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头发，好不高兴。 阿拉斯加参议员泰德·史蒂芬斯（Ted Stevens）夫妇是我在华盛顿另一对时常往来的朋友，泰德·史蒂芬斯曾在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下面做过事，当他出来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远赴阿拉斯加州为他助眩泰德·史蒂芬斯曾学过柔道，段数相当高，走夜路不用害怕。 我一直很钦佩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高华德，1964年，他的一群朋友聚在我家，拟出竞选总统的战略。我的看法是，像他这样的人永远当不了总统——他太诚实，太率直，而且不愿轻易妥协，我希望他能继续做共和党的发言人，在碰到重大问题时，出来仗义执言。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民主党人士，如前众院议长卡·艾拔（CarI Albert ），他对我十分友好，每次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他总是邀请我坐在特别席上。 当然，我也怀念我的朋友曼穗尔，瑞佛斯（MendeIRirers）和他的遗孀派琪。十几年前派琪住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布市，我们常有书信住还。当我应邀到哥伦布市主持曼德尔·瑞佛斯公园破土典礼时，派琪在她自己的花园里摘了些花，放在我旅馆房间里，美国南方那种好客的美德，令人温温的，我将长记这份情谊。 古语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不是大丈夫，也做不到大丈夫，所以我有时难免流泪，有时不但流泪，甚至会痛哭，不过总是避免公开流泪，或公开地哭，不敢说“珠泪偷弹”，最低限度不愿对人落泪。 一个人在世上活了几十年假如没有点情感上的波浪，没有爱而被爱，那么不管他封候封官，总是白活了。因为即使享尽了富贵荣华，假使没有人和你分享，那又算什么。中国人说升官受禄，为的是光耀门楣，但当你独处之时，能得几个知心？ 男女之间的情与爱有的可圈可点，有的无一是处，但同性之间的友情则是另一回事，而真挚的友情颇不易得。我30岁以后的岁月大部分在美国，时间流转，我在华盛顿的岁月中，从东方的生活气氛转到西方的生活习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教育，而在这项教育过程中，我很幸运没有失去我自己固有的东方文化传统，在异邦真是可以立足。 苦闷的成果是自己算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须寄人篱下。在交通与航空方面是走出了一条路，但这路还很长很远，一步一步地来吧。 如今虽然世界不安定，读报纸的人除了关心中美关系，中东又出什么乱子，谁又在竞选，黄金、奖金价格等等之外，最使人感到兴趣的该是有关男女之间的新闻了。比方说十几年前，摩洛哥公主的婚礼这段新闻就连载了好几天，她穿的什么礼服，如何打扮，到哪儿去度蜜月等等都是大家有兴趣的新闻。 电影明显伊莉莎白·泰勒新婚之后和她的夫婿约翰·华伦到我家作客多次。于是大家问长问短，对于她的一切比对总统的新闻还要关心。英皇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这虽是多年前的事，但至今还使人迫怀不已。 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近代史的演变中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真有说不尽的感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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