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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应邀到大陆访问，穿针引线的是中共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柴泽民因不知道我的反应如何，因此又打了一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退役将领蔡文治将军。蔡文治和外子相熟，他们夫妇两人于中国改朝换代后即来美定居，两人都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而且又和大陆的官员相当接近。为此柴泽民大使请他先找我谈淡，并约我到他家中吃晚饭。 蔡文治夫妇住在马里兰州，离华府不远。那天晚上我到他们的住宅吃晚餐，座中只有他们夫妇两人。蔡文冶那时大概也有60多岁了。他们夫妇两人大概因为多年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英语非常流利，我记得国共和谈时他也是一位重要角色，他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很熟悉。谈话中他转传了柴泽民的信息，并希望我们两人能在他的家中见面，亲自会谈，原则上我同意了，于是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在蔡家见面时，柴泽民带来了两瓶贵州的茅台酒做见面礼，还有两罐云南火腿，他说他知道我于抗战时曾在云南读书。 柴大使首先祝贺共和党里根州长竞选总统胜利，说了不少赞美的话，然后说邓小平主任委任他邀请我回国访问，有何人随行由我决定，日期愈快愈好。里根是11月初在全国竟举大胜，击败了卡特争取到连任。我和柴大使的会面是11月下旬了。我告诉柴大使我将于一周后再给他答复。我心想我得请示里根，还得通知共和党主席。 我首次向蒋经国先生提出让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回家乡探亲的建议时，是在他身体还甚康健之时。那一年我自华盛顿到台北办事，有关当局为我安排单独晋见蒋经国先生。 自从1979年美国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许多台湾朋友们就和我谈论到要去大陆看看，但又担心台湾当局的出入境政策和大陆对于台胞去大陆访问有何限制等问题。我对他们说大陆方面是绝对欢迎台胞回去访问的，问题在台湾当局的政策还未明朗，要最高当局表态，不然会有麻烦。但又有谁敢向经国先生提出这项建议呢，为此朋友们都说：“你见蒋经国先生向他提出嘛。”我想这也有道理，而且是我义不容辞的。 蒋经国先生在办公室接见我，他和我多次见面，我总觉得他为人诚恳，对朋友有道义感，并不像报章上所呈现的那么严厉，当然他做事考虑仔细，每回答一个问题时都沉思一阵，不是马上回答。有些时候他喜欢用“可以考虑”这句话。 我得到里根的同意后又建议共和党参院主席贝克（Haward Baker）参议员与我同行，他当时是多数党主席，声势甚壮，但不幸他的夫人因病要住院开刀，我当然也不能勉强，贝克建议我邀请参院副主席史蒂芬斯（Ted Stevens）同行。我和史蒂芬斯通电话，他说：“我12月底要结婚，我还得去度蜜月，这怎么办？”我说：“这样好了，你和你的新婚夫人到中国度蜜月如何？”史蒂芬斯于1944年到1945年曾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服务，在中国停留了一年多，对中国及中国人有感情，同时又因为是我的邀请，盛情难却，于是答应了与我一同到中国去。 座位是邓小平亲自安排的。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坐第一位。”然后又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坐第二位。” 我们当然从命。其他伴同人员都有预先安排的席次。坐定后他对史蒂芬斯解释，他说：“贵国有100位参议员，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而且她也有一半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你懂不懂？你同意吗？”史蒂芬斯也很会说话，他答道：“安娜是我的老板娘，我在第二次大战末期，曾在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服务。陈纳德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娜当然是我的师母，她有事随时都可以吩咐我的。我很有幸能和她一同来访中国。” 邓小平又对史蒂芬斯夫人葛德莲娜说：“听说你还是不到3天的新婚娘子，你们好好地在中国度个快乐的密月。”史蒂芬斯夫人有点脸红了，在座的章文晋、冀朝铸及礼宾司人员和翻译人员都笑了。 史蒂芬斯答道：“我们是除夕前两天在阿拉斯加州结婚的，安娜吩咐要我们准备来中国，我们马上就告别家人收拾行李上路了。我们本来有计划到美国别的地方度蜜月的，但我说服了葛德莲娜。我们来到北京非常高兴，能见到阁下，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而且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在第二次大战抗日时期我们是在中国的大后方，我在中国的桂林和昆明担任飞行员，到了大战结束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那时我们都只是十八九岁的小家伙。现在一转眼有30多年了。”邓小平说：”你们美国飞虎队在中国的功绩我们都很清楚，中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协助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你今后仍一本中美友好的原则为中美关系努力啊！” 史蒂芬斯说：“我一定会为此不断努力，因为中美两国一定要合作，世界才有和平。” 客套话过后邓小平转把正话和我说了，他首先说：“陈香梅女士，你回娘家了，听说你是北京人，你生在北京，对不对？”我说：“报告邓主任，我出生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小时候在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上学，读到三年级因‘卢沟桥事变’才和家人逃难到香港去的。” 我的舅父廖承志插话了，他说：“香梅还是小学生时，我在家母（即何香凝，廖仲恺之妻）香港的寓所见过她多次，香梅常常跟着她的母亲廖香词到我们家中串门子，过年过节，大伙儿都在一起。香梅你还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而且我们对二叔婆（即何香凝）都很尊敬，她常教训晚辈，并且要我们随时准备再逃亡，对这一些我印象很深。” 邓小平对廖承志说，“原来你的妈妈这么凶。”大家都笑了。邓小平又说：“承志，你那时在打游击，也很少在家中吧？” 廖公说：“报告主任，你知道我后来在粤北被国民党抓到了，在牢里困了几乎3年多，后来母亲去和蒋介石说情才把我放出来的。” 邓老说：“你是坐牢专家，不过苦了你的夫人经普椿。可是你的漫画可在狱中大有进步埃”大家又是一阵欢笑。 邓老又请大家吃点心、喝茶。这时我把里根总统的亲笔函亲自呈递给了邓小平。他把信从信封中取出来，后面的翻译员就替他翻。他不断说：“很好，很好，我们很佩服里根先生的远见，实在了不起。”他称里根为先生，因为1980年里根11月当选，正式就任是1981年正月，因此他当时只以当选的总统身分和共和党的当然主席要我带这封私人信。 我对邓老说：“里根总统希望台端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知道他的宗旨，他会遵守上海公报的精神和中国合作，一切没有什么改变，他希望中美两国能为和平努力。我离开华盛顿前里根总统亲自召见两次，吩咐我要向贵国保证他会为中美两国关系的进展努力。但他也强调他对台湾的成就也很欣赏，因此，我们离开北京后还得到台湾去一次，要和蒋经国先生见面。” 邓老沉默了一阵子，他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我们自己日后解决，希望美国不要多插手。” 这话说得很明显了。 史蒂芬斯插话说：“台湾的国防是要保卫台湾在亚洲的地位，因此我们美国今后还会供应台湾该有的飞机和武器，这是为了防卫。” 邓老没答话，他又把话题转到中苏的关系，他说：“你们知道中苏的边界很长，现在为了边界的防线我们和苏联有很大争议，现在我们还有50万中国军队在中苏边界巡逻，有时还有些冲突。不过有一点要声明，我们中国人从不侵犯别国的领土，但我们要保卫中国自己的领土，这是我们新中国的原则，我们绝不可能有殖民地。”我们当然洗耳恭听，旁坐的书记和各有关人员人手一卷，都在细心记录我们的讲话。 邓老又谈到越南问题，他爽直地说：“我们中美两国为了朝鲜战争，双方对敌，1965年到1975年为了越战使中美关系再落入低潮，其实我们两国为了打越战都有了重大牺牲，到如今我们对于中越的问题很烦恼，这该说是法国人先闯的祸，不过我们现在也尽量想办法处理。” 他的话题不断，我们只好让他讲，他讲：“请你们两位告诉美国政府，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侵略其他国家的，这有历史为证，你们是很清楚的。” 我问：“邓主任何时再访问美国，我代表里根总统表示欢迎。” 邓老说，“谢谢你们的邀请，你记得我在卡特总统时代去过华盛顿，但卡特总统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今后即使我自己不去美国访问，我们也会有领导去拜访里根总统的。请你告诉里根总统我们中国欢迎他和他的夫人来中国访问。我想他的到来会对中美关系有大帮助。” 我说：“我回国后一定会向里根总统报告。” （这是15年前的历史了，我只尽我自己的记忆写出来，可能有小出入，大致是如此。）那真是一段历史性的会晤，我是永不会忘记的。 会谈结束后，例行公事：拍全体照，由礼宾司安排。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临别前，舅父廖公对我耳语说：“明天邓老请你单独吃饭，只有我和你舅妈作陪，我们还有些私人话要谈谈。你不用和别人多说，我会到钓鱼台来接你。”我点头答应，于是我们一行离开人民大会堂又到外交部会见，后来又到中国的国防部、人大、政协等机构，总而言之，没有一分钟休息。 史蒂芬斯夫妇受不住了，于是他们在钓鱼台宾馆休息。 第二天官方安排史蒂芬斯夫妇到长城游览，由美国大使作陪。我的舅父和舅妈来接我。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内一间较小的会客室吃饭，服务人员把饭菜送入后就走了出去，在门口待命。 这位风趣的邓小平和我开玩笑说：“你的舅舅有气管炎，你知道吗？” 我看着舅舅说：“他很好嘛！什么时候有了气管炎？” 邓老大笑：“他说，不是气管炎，是妻管严。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烟。你舅妈每天只给他3根香烟，他常常偷我的香烟，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欢抽烟。” 舅妈说：“邓老你也过言了，我真管不着承志，他不听话。” 廖公苦笑，他说：“我是左右做人难，自从心脏搭桥后医生要我少抽烟，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埃”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邓老忽然对我说：“陈女士，你做错了一件事，你怎么可以帮助台湾把中国的产业双橡园给了台湾，我知道这是你和你的好友、那位总统参谋律师干的事，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我答说：“他叫葛柯伦，在华府很有影响力。” 邓老问：“他是共和党吗？”我答道：“他是民主党。” 邓老说：“那你是共和党，你们两人合伙干了这桩事，对不起自己的祖国啊！美国国务院都同意这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该归还中国。你们偷天换日的手段可大啊，我不能不佩服。台湾是怎么感谢你的？” 我想我该解释一下了。 我说：“邓老，这件事说来话长，除了双橡园的产权我们协助处理之外，台湾关系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门大厦秘密起草的，当时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等人。我受台湾之托，也觉得要为他们留个面子，因此才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当时不但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拦，连台湾的外交部也不领情，因为他们办不到的事，我办到了。为了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当时知道这个后果，我就绝对不白帮这个忙。” 廖公说：“这是旧帐了，不算了，对不对？” 邓老说：“陈女士，你看你做好人，台湾不领情，还说是会议员高华德做的，是高华德的功劳。你以后可不要再做这些傻事，台湾人太忘恩负义了，你说对不对？” 我知道中国两岸的统战都做得很到家。对于双橡园复杂的来龙去脉现在不想再提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年负责参与这个大计的人心中明白，若不是我，双橡园今天当是中国大使的公馆，台湾根本不能保有双橡园。这一件事台湾对我实在太不够意思了。 双橡园的后遗症也为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不愿多讲。 后来舅父廖公说因为陈香梅对祖国的贡献，勿再追究，这才算了事。 邓小平对我私下的问话可见他对于台湾的情况很清楚。 我们那天的宴叙很轻松，也很随和，我对我舅父廖承志的随和、诚恳、关爱永记于心。他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一项忠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国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尝尽了苦头，但始终意志坚强。他于1983年去世时也是两袖清风。他和他的父亲廖仲恺父子两人真是中国人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其后10多年的岁月中，我也有机会见到邓老，也和他的子女熟悉，尤其是大女儿邓林（她是画家）和她的夫婿吴健常（中国企业家）、大儿子邓朴方和三女儿萧榕，即邓椿，她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她也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该书除中文版外有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由美国出版商经理，销路甚好。 邓林是一个艺术家摸样，穿着甚随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和她独自见面。她说她的父亲就是喜欢和子女们同住在一起，而且对于孙儿孙女特别宠爱。 我在10多年来，除了中国的第一人物邓小平之外，对于胡耀邦等都有亲切感。其他如江泽民、李鹏夫妇、朱熔基、邹家华、李岚清、姜春云、李瑞环、丁关根、乔石、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钱其琚吴仪等北京领导人也有不少接触。军委方面如刘华请、迟浩田、徐信等人也在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的研讨中和我们的机构有过接触。中国在以前苏联的影响下，大事整军，大家吃惯了大锅饭，是所谓“铁饭碗”，现在一时之间要全部改变换新实在不容易，这一个阶段使中国领导人相当头痛。一个体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过程。 1995年海峡两岸已有多方面的接触，我们曾是开路的人，猛然回首，能无感慨。 第一次回中国大陆之后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运董事长郝福满先生（Irving Kaufman），又领着北欧航空公司和一些欧洲航空界专家到还未建省的广东海南岛的最南唱—三亚市协助筹备三亚机场当时中国的海南既穷又落后，我觉得光是协助沿海的开发特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汕头是不够的，海南是个宝地也是个宝岛。我说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虑把海南建省，把三亚的军事机场搬到另一个地区。我和一些专家们7次从海口（行政区的都会）到三亚。行政区的主任是孟庆平，是矿业专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贫乏的地区工作。我们一见如故，每次我们大伙儿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区的政府宾馆，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师等和民航局的官员陪着我来回于海口和三亚之间。其他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我只想为祖国做些有意义而且是基础建设的工作。 1989年6月底，一切都已就绪，北欧的贷款也要正式在瑞典签约了，然而发生了“北京风波”，北欧的三亚机场投资人全部退出，后来把一切转让给法国接手。我们贡献了5年的时光，近100多万美元的投资，还有无尽的心力就只好让别人去接手了。如今海南已大大繁荣，三亚机场亦于1992年启用。 前人种树，后人收果，现在香港地区人，日本人、欧洲人、澳洲人、美国人都有不少去海南发展。我们总算做了开发海南的开路先锋。当年和我们一同逃离香港入内地的两位工程师也曾参加这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义务的贡献，国内不少大建筑物也是他们设计的，值得骄傲，人生能得如此知己总该满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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