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中国人民或许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5000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礼教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书，在野在朝，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时空，使炎黄子孙都有一种为国为党奉献的精神，服从领袖、服从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勉，即使领袖不一定绝对无错，即使党不一定有合适的政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买卖了。大陆出来的人当初都是暂时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中国人务读、多说、多写的时候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 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要忘记这两位功臣才对。 中国人！是我们多读、多说、多写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103岁的张岳公尝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沧桑，肚子里藏着许多故事，真希望台湾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记；又新闻界前辈如马树礼、马星野、魏景蒙诸公更有不少珍贵的典故、嬉笑怒骂的趣事，可惜都没有记下来。最近读报，说马树礼先生在专心写回忆录，可喜可贺。近年来，海峡两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不是总统，也不是元帅，只是公仆，虽然现在多已作古，但他们一生都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国家奉献，值得尊敬。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当然历史中的伟人不少，但都不够亲切，我对叶公超与廖承志这两位先生的认识较深，而且在他们无奈的晚年和他们常有深谈，亦师亦友。相信百年后历史会对这两位有血有肉的长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评价。 张群先生，大家称他“岳公”，我和他相识近40年，可说是忘年之交。 1990年11月中旬还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别去看望他，当时他精神还不错，他对我说：“我近来身体特别虚弱，这次恐怕要对你说再见，而且，恐怕你再来时，我不一定能再见到你！”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谈了一个小时。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心中也非常难过，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时，从上午10时至近中午才离开。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识后，与他交情特别深切，岳公先生为人风趣，平易近人，七八十岁时还常和他人谈诗词书画及人生哲学。我常劝他写自传，把中国近代史做一个总交代，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的一段历史更值得大家参考。后来在1975年，他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书出版了，他在书后特别感谢我，我写了《与张岳军先生谈话》一书，也在台北出版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