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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索马里阿巴公路项目是由世界银行和阿拉伯基金会共同提供贷款的国际承包项目，采用国际承包界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进行项目管理。四名监工（监理工程师）来自英国的H咨询公司。第一次接触第三方监理制的中国承包商对监工十分敬重，因为监工手中掌握着支付大权。在没有见到监工前，我就对他们有几分敬畏，把他们想象成夏衍的小说“包身工”中的“拿摩温”。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监工都是高学历的资深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四名监工中，米勒先生是头目，按合同文件上的说法，他称作驻地工程师，或称作监理工程师的代表，真正的监理工程师呆在英国，只在工程进展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时才到施工现场来。工地上的其他3名监工只能称为驻地工程师的助理。 50多岁的米勒先生是经验丰富的监理老手，他对承包商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他知道接触外部世界不久的中国人英语听力普遍较差，所以他即使跟翻译说话也慢条斯理，使我感到很容易听懂他的话。他对项目的现场监理全面负责，手中不但掌握给承包商工程款的支付大权；而且还掌握项目的人事权，如果承包商的项目经理不称职，他可以命令承包商撤换项目经理，被撤换的项目经理不能重新在该项目作其它工作；用于项目的施工设备尽管是承包商自己用工程款购买的，，未经米勒先生批准，也不准运出现场挪作它用；真是名副其实的人财物大权独揽。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他们所监理的项目能按合同要求的工期和质量完成。在施工现场，不象在中国的建设项目那样会议多，现场会每月只开一次，每次2.5小时，由米勒先生主持。参加会议人员只限于四位监工和承包方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和翻译，以及必要时一名业主代表，绝不让无关人员参加会议。会上，主持人按工程进度、材料进场情况、工程质量、费用支付和存在问题分项提出讨论，各方发言及会议结论均作好详细记录，会后将记录稿交双方或三方认可签字，然后由三方（业主、承包商和监工）按会议决议执行。每月一次的会议记录由三方分别存档，作为合同执行过程中万一出现违约事故时追查责任的依据。 四名监工中，年轻的科威先生负责施工质量的监理，经理部安排我给科威先生当翻译。每天上午，科威先生自己驾驶一辆越野吉普车带着我在200多公里的公路上巡视检查，发现有不符合施工规范要求的地方，立即向施工人员发出返工或修补的命令，我的任务是忠实地把科威先生的话翻给中国施工人员听。下午回到现场住地后，科威先生还会把他发布的口头指令写成书面指令交给我译好送交项目经理，过后，他还会检查施工人员对他指令的执行情况，容不得半点马虎。但科威先生并不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对我倒是十分宽容。尽管在数年前参加的英语口语培训班上，兰老师对我的口语评价还不错，可是当我面对真刀真枪的口译任务时，我才感到我的词汇量和听力是那么的不够用，有时科威先生要重复说上两三遍，我才把他的意思听懂，当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时，科威先生对我说：“你比我强，我连一点中文都不会说，大胆译吧，我们能沟通。”科威先生的鼓励帮我度过了初涉口译阶段最困难的头3个月。我庆运自己遇到了好人。 监工尼克先生负责工程量的计量和工程费用的计算，他能熟练操作电脑，80年代初，在电脑操作技能还很不普及的中国人眼中，尼克先生很能干。甚至工地上没有哪个中国技术人员敢去动一下他使用的电脑，害怕弄坏了赔不起。尼克夫妇把刚出生的儿子也带到现场住地生活。使荒凉的筑路工地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监工舍本先生负责对进口施工设备的操作提供技术指导，他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中国工人很喜欢他。国际承包项目都是机械化施工，没有过去我在中国看到过的筑路工地上人海战术的场面。舍本先生也是四个监工中唯一没有把夫人带到现场住地来住的人，他就请了一个黑人姑娘当保姆。 监工对承包商的事管得很宽，国内给经理部运来了猪肉香肠，由于运输时间过长，运到工地时有一些已开始出现霉点，但大家还舍不得丢掉，因为在索马里这个穆斯林国家是买不到猪肉吃的。挂在食堂的几百斤变质香肠被监工发现了，监工立即发布了就地深埋销毁变质香肠的书面指令，经理部只有立即执行。经理部的厕所脏了，监工也要管，一切有可能影响工程顺利施工的事，监工都要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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