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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废待兴，作为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集军务、政务于一身，真可谓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一天，得悉应他邀请来沪的一位江西客人已经到达，他显得特别高兴，无奈公务繁忙未能及时会晤，只好委托秘书代为接待，然后送客人到当时堪称一流的“百老汇”（今上海大厦）住下休息。 来客年近半百,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旧的黑哔叽中山装，清瘦的面颊略显苍白、憔悴。住进“百老汇”后，他除了一日三餐进出膳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置身在房间里，不是看书看报，就是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些什么。房间里的电话铃偶尔也会响起，那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每当这时，他总是攥紧话筒道谢不迭，心中似在翻腾感情的波涛。 他，就是当年大庾县县长彭育英。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委之以虔南县（今全南县）县长，彭育英由此加入国民党。 虔南县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县，民间素有“小小南县，一泡尿撒遍，县官打老婆，全城听得见”的戏语。在这样一个既偏僻又清静的山城当个一县之长,对不善言谈、性喜种草养花的彭育英来说，本是再恰当不过的所在。岂料好景不长,“四·一二”政变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后兵荒马乱，彭育英几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调易地做官。但他做梦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调往大庾县（今大余县）当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奉命留下的项英、陈毅等同志于1935年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赣粤边领导南方游击斗争。大庾县属游击区范围，梅山便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陈毅进山，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为之坐立不安，会同广东军阀连连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两年，碰得焦头烂额，毫无进展。老谋深算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心生一计，决定撤换“清剿”不力的大庾县县长，重新选派心腹干才前去接任，以加强边界地区的政权。 熊式辉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后赴日本求学，同校攻读，当时过从甚密，颇有交情。于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赶赴大庾主政。熊式辉不但委任他为大庾县县长，还冠以“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然而，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东奔西袭，出没无常，“清剿”、“招抚”谈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后，便深感困难重重，无计可施。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此时，日寇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审时度势，感到趁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便于8月27日签发“简秘代电”，派人分送赣粤边界各游击区，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可是，少数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却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云云。对此，陈毅无比愤慨，于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书函彭育英，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 在这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中，陈毅也高度评价了彭育英发出的“简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彭育英毕竟有着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他当机立断，首先一改“奸党”、“共匪”等诬蔑共产党、游击队的咒语，而以“友党”、“爱国志士”相称，并公开发表了停止清剿游击队的“和平声明”。接着，他一面以“招抚委员会”的名义,通电湘粤边界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以示诚信；一面派秘书鲁炯雯带着他的手札，翻山越岭四下寻访游击队，约期会面磋商。 陈毅对彭育英的举动深为赞赏，不无幽默地称其为“国统区难能可贵的七品官”。 1937年9月6日，这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带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爬山涉水如约前来。 双方代表一见面就自报“家门”，互通姓名。陈毅不卑不亢，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就是游击队的那个老陈——陈毅。” 彭育英早就风闻陈毅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如今亲眼目睹，心中钦敬之意倍生,但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不免有些拘谨。 彭育英歉疚地说：“共产党、游击队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联合抗日。过去剿你们不对，错了！”陈毅朗声大笑起来，他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此后，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为首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一部分领导同志下山，进入大庾县城；他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不时送去酒、肉、和炼乳，以示慰劳，还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同志身上的疥疮；他大胆提出撤退“清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意见，并通过江西省政府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予以采纳,果断结束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局面;他下令开释已判罪监禁的方志敏烈士的爱人缪敏、毛泽覃烈士的爱人贺怡，并送她们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治病休养，还下令周边各县：凡在监禁的中共党员，不论判罪与否，立即全部释放…… 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顺利进行，很快就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接着，彭育英又亲自陪同陈毅赴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经过陈毅有理有节的斗争和彭育英的侧面帮助，仅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各地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有关问题。 彭育英做了一桩桩有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认为堂堂正正、无可非议。孰料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后，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顽劣势力和军统特务分子的排挤攻击，他们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说他“勾结共产，蹂躏地方，大搞赤化”。无奈国共合作大势所趋，彭育英又有熊式辉作“靠山”，这场“逐彭”闹剧才没有演成。 但是彭育英的日子从此再未好过。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间的磨擦日益加剧。彭育英处境艰难，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凶险，便毅然弃任赴省，当面向熊式辉提出辞呈。熊式辉婉言相劝，再三抚挽，并采取权宜之计，让他与黎川县县长任和声对调。彭育英碍于情面，勉强走马黎川。 形势的发展，使彭育英对国民党的前途深感失望，终于果断作出抉择：走！1941年，趁国民党员总登记之机，他愤然撕毁“党证”，辞去黎川县县长之职，就此终止“七品官”生涯，赋闲半年后，到景德镇当了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 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赣南，任江西银行赣州分行经理。此时，向全国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陈毅麾下的第三野战军已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南京、上海。处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赣州，反动势力依然十分嚣张，当年协助陈毅下山的彭育英，又成了他们泄恨的目标。为防不测，彭育英打点行装逃离赣州。谁知当他进入会昌山区时，竟遭到一伙国民党散兵的抢劫，他随身携带的行李财物顷刻被洗劫殆尽。 至此，彭育英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万安老家还有妻儿老小需供养。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传来了赣州解放的消息。于是，他一扫落寞抑郁之气，只身回到响彻欢庆锣鼓的赣州，试图重新寻找生路。 一天，彭育英当年的管印文书赖志刚给他找来一张报纸，报上刊登着陈毅已经出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消息。彭育英犹如得悉阔别多年的亲友有了下落，一把抢过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当年陈毅豪爽大方的形象。夜里，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多么想去投奔陈毅啊！然而，梅岭一别，毕竟时过境迁。如今的陈毅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权，是否还记得当年与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犹疑不决的彭育英，试探性地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很快寄到了上海，展开在市长办公室的桌头。陈毅读后很是感慨。他离开赣南后虽然戎马倥偬，身经百战，又与国民党军队连打了五年，但他依旧无比珍视国共合作抗日的那段岁月，尤其感念当年曾用礼乐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于是，他立即嘱咐秘书，复电诚邀彭育英来沪。 捧着陈毅的复电，彭育英又惊又喜，热泪夺眶而出。星移斗转十数载，共产党人陈毅果然不忘旧情，而且是那样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此时适逢中共赣西南工委进驻赣州。彭育英探问到工委的驻地后，便带着陈毅的复电去找工委书记杨尚奎。 杨尚奎曾经和陈毅一道领导赣粤边游击斗争，也曾同彭育英打过多次交道，对他印象颇深。现在，当他得知陈毅来电邀请彭育英去沪，不禁大为高兴，立即嘱人为彭育英办好去沪的车票和通行证，并亲笔写了给陈毅、曾山两位同志的信交给彭育英带上，又特意说明：曾山同志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就这样，彭育英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到达上海。 195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彭育英房间里的电话铃骤然响起。他连忙抓起话筒接听，原来是市府办公厅通知他，陈毅市长和曾山主任已驱车来“百老汇”。 彭育英激动不已，忙把房间收拾好，正欲出去迎接，陈毅和曾山却已笑呵呵地跨进门来。待双方坐定，一番寒暄之后，彭育英感慨地对陈毅说：“我此生难忘两个人，一个是熊式辉，是他把我推上与人民为敌的死路；一个就是你，百般感召教化我,使我殊途同归，走上了光明之路。”陈毅问：“听说熊式辉逃到香港去了？”彭育英说：“他是发动内战的四十三名首要战犯之一，罪孽重大，怕杀头呢。”陈毅笑道：“战犯不一定就杀头，也可以改造嘛，就是现在他也可以回大陆来嘛！”彭育英见陈毅言语情态一如当年，毫无胜利者的架子，敬佩之情难以言表，只是不住地点头称“是”。“老彭，你就不要回江西去了。”陈毅忽然话题一转，带着征询的口气说，“是不是就在上海做点工作？”“工作？”彭育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沉吟有顷，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能做什么呢？要么就搞老本行，金融工作。请你考虑……”“还考虑啥子哟！”陈毅指了指曾山，说：“财经委员会主任就在这里,现在就可定下来嘛！” 曾山慨然应允：“就让老彭到银行去吧。” 从此，彭育英走进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干部花名册上有了他的名字，职务是“提篮桥办事处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又被安排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彭育英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尽心尽力，似在回报共产党人的厚遇。不幸的是，在十年动乱中，他也受到严重摧残，于1968年12月5日在上海病逝，终年68岁。十一年后的1979年4月17日，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事室，在龙华举行了“彭育英先生追悼会”，公正评价了他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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