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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怀着恭敬的心情纪念玛丽·马歇尔，并不仅仅因为她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夫人，诚然，如果没有她的理解与奉献，马歇尔的著述生涯就不可能功德圆满。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纽纳姆学院历史上的地位，大约75年前，她是剑桥的第一位女经济学讲师；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最后20年的生活中对剑桥大学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她的祖上是自耕农，血统高贵，这个阶层是形成这个国家诸多美德与价值标准的源泉。自耕农在16世纪及这之前拥有自己的土地，18世纪他们变成了节俭的教区牧师和古典学者。佩利家族定居在约克郡的吉格莱斯威克已经好几代了。她的曾祖父的父亲于1733年取得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位，并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长达54年之久。她的曾祖父，威廉·佩利，出生于整整两百年前，是基督学院的研究员和导师，还担任过卡莱尔的副主教。他所著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先于边沁的同类著作，通常被人称为“佩利的证据”（“自然神学，或根据自然现象推测的表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的证据”）。下一代的另一位基督学院的学生，查尔斯·达尔文，在读过这部著作后，离弃了它的观点而走上正途。马歇尔夫人生前给过笔者一幅这位伟大的副主教的小小画像，以前她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还曾让笔者看过一只刻有花纹的箱子，里面珍藏着一小袋这位最不浪漫的哲学家的情书。副主教的孙子中，一位是F．A佩利，他是19世纪中叶的古希腊语学者，另一位就是玛丽·马歇尔的父亲。他是斯坦福德附近的厄福德的教区长，最严格的西米恩教派的一名福音派教士。玛丽·马歇尔的母亲是约克郡沃莫尔德家族的成员。 玛丽·马歇尔晚年之时，把那些自传性的文字合订在一起，她称之为《所忆》。直到临终之际，她一直把它放在座位旁边，有时，她一人独坐，悠悠往事涌上心头，于是就动笔记下，为这本书增添一些新的篇章。书中记述了纽纳姆学院刚刚建立时的日子，还有1882年剑桥解除婚姻禁令后，宛如在荒漠上焕发出生机的定婚夫妇们的生活。这本书应当出版，因为对那段时光，再没有比这本书更细腻、更风趣的记述了。下面，我就要尽可能地从中借用一些段落，也许多了一点，但如果她不是一经写出就及时发表了这些文字的话，我可能还要借用得更多。 在这些文字中，她追忆起了在乡间教区住宅中长大的时光，1850年10月24日她出生在这里。“这20年的岁月，我是在一所高低错落的古老住宅中度过的，它的前面种着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远处是一片草地和树林，花园有着长长的植物沿边和绿色阶地。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这个地方的美，直到几年前，我已是一个老妇人时，才感受到这一切。”读过她对这段时光的回忆之后，几天之内再读一读库尔顿（他的祖上也是约克郡的自耕农，家世可以上溯到16世纪，后来也成为牧师和律师的家族）对与此相隔不久，他在诺福克郡成长经历的描述，人们就可以领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什么：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情操、含蓄的美和克制的情感，这些，曾是怎样陶冶着人的心灵啊。也许那些不是从小就被培养成福音派教徒或非国教教徒的人，将来就无法自由地思考——这意味着很快就没有人能自由思考了，显而易见，事实也的确如此。环境与自然赋予了玛丽·马歇尔优雅、高贵、风趣的品格与情感，94年中，风采始终不变。在图书馆里，她让最年轻的学生感受到她身上的那种文明时代的美感、举止和含蓄，而这一切现在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那些清规戒律又是多么怪诞、又多么可怕啊！为什么只有那些相信荒谬或教人相信荒谬的时代才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时代啊？这位西米恩教派的教区长心中怀着苛酷的信条，以至于任何一个相邻的教士都不能与他保持亲密。他认为狄更斯的道德不可怀疑（也许的确如此）。而当他亲爱的玛丽逃脱了这些狭隘的教条之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深深的鸿沟。她曾这样记叙自己的童年：“我妹妹和我原本是有玩具娃娃的，直到有一天大难临头，父亲把它们全都烧了，还说这就是偶像崇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玩具了。” 然而他却允许玛丽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他曾与孩子们一同嬉戏，而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又是那么的出色。80余年后，玛丽·马歇尔自己回忆道：“9岁以前，我们的教育也就是听父亲朗读马卡姆夫人的《英国历史》以及从《近邻》和《远方》两本书中学习地理知识。1859年，一位德国女教师的到来使我们开始了较为正规的课程。历史主要是一些日期，我们依靠一种记忆术，从‘卡西贝鲁德·博德尔普’诸如此类的东西开始背。地理则主要是一些城市与河流的名字。我们从头到尾地学了法语和德语，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就说德语。我们还从《儿童知识启蒙》和《酿酒人指南》两本书中学些科学知识。我现在只记得黑色长统丝袜是何时传入英国的，再有就是‘雷雨之夜该怎么办’，答案是‘把你的床挪到屋子中间，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万能的上帝，然后上床睡觉’。我们还跟父亲学了点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再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学。至于故事书，我们读的是《大世界》、《假日的房间》、《亨利和他的脚夫》以及《桑福德与默顿》。每到星期日，我们就学教会的教义问答集、短祷、圣歌和考珀的诗，当时有一种叫《家中星期天》的周刊，也是我们的读物。而我们爱不释手的则是《天路历程》和《费尔柴尔德家族》，它们每章的结尾都附有祈祷文和圣歌，对这些，我认识的一些孩子只是翻一翻就跳到最有趣的部分，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不过我们主要的文学知识是在傍晚听父亲朗读时学来的。他给我们通读了《一千零一夜》、《格利佛游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英译的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戏剧，而我们最喜欢的是司务特的小说。我们在花园里扮演书中的故事，互相称呼书中主人翁的名字，我们每天都盼望着傍晚这段时光，那情景我终生难忘。不过有一点我始终迷惑不解，父亲允许我们读司各特的小说，却不让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我在长大之后才读了《大卫·科波菲尔》，即便是那时，也只能偷偷地读。我想大概是由于司各特的作品中有些宗教色彩，而狄更斯的作品却没有。” 1869年，剑桥大学对18岁以上女生的地方高等考试制度建立了，这就宛如阳光的普照，而那只乡间的小蝴蝶就要张开她的翅膀了。她与父亲一起准备神学和数学，他的法语和德语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她来到伦敦参加考试。“监考的是利文教授。交完二次曲线的答卷之后，我不禁哭了起来，克拉夫小姐走过来安慰我。”出于她在考试中表现出色，如果她随克拉夫小姐到剑桥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学金。“我父亲又自豪又高兴，由于他敬仰克拉夫小姐，就不再反对把他的女儿送到剑桥（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行为）。我父亲与克拉夫小姐成了知心朋友，几年之后，我们在默顿舞厅举办舞会时，我就看到他们带头跳了一种乡村舞蹈。”克拉夫小姐的哥哥是诗人阿瑟·休·克拉夫，“马修·阿诺德的酒神杖。”看来克拉夫小姐并未深受她这位思想自由的哥哥的影响。实际上，她的行为举止很严谨，这更像她的祖先，伊丽莎白时期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的著名的代理人理查德·克拉夫（然而奇怪的是，他居然也是思雷尔夫人的祖上）。玛丽本人和安妮克拉夫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这样，在1871年10月，玛丽·佩利成为克拉夫小姐的五位学生之一，她们一同入住剑桥的摄政大街74号（即现在的格伦加里饭店），这里就成为纽纳姆学院的核心。第二年，这群勤奋的少女增加到了12个，她们迁到默顿大厅来住。“这里的花园很可爱，夜莺叫个不停，惹得我们难以入睡，古老的毕达格拉斯学院据说常闹鬼，不过唯一来访过的鬼就是那种大蜘蛛。”杜绝丑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以亨利·西奇威克为首的那些支持这项新运动的朋友们制定了最严格的纪律和礼节。当时的《笨拙》杂志也许会把她们称作一群邋遢女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玛丽·佩利本人相貌高贵，她长着一头秀发，面色光鲜，对此，她自己并未记述，然而“我的室友，玛丽·肯尼迪，长着一双爱尔兰人的眼睛，肤色娇嫩，十分美丽。这让西奇威克先生感到不安。多年之后，我的挚友皮尔夫人绘声绘色地给我们描述了西奇威克先生是怎么到她的客厅里紧握双手，踱来踱去，一边还喃喃自语“她们长得这么美，可真让人头疼。”有些住在剑桥的女士们反对妇女就学，对我们的服装也看不上眼，西奇威克听说风传我们穿着“背后系扣”的衣服（这是当时的时髦样式），就问克拉夫小姐是怎么回事。克拉夫小姐跑来询问我们：“背后系扣，能解开吗？”[她谈及往事时，一贯言语风趣，这段惟妙惟肖的叙述，大约是马歇尔夫人在93岁高龄时写就的。] 3年之后，令玛丽·佩利和埃米·布利这两位女子万分激动的时刻到来了，她们作为纽纳姆的两个先锋，要来参加男人们的考试了。这就是1874年的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当时只有这一考试不包括政治经济学。让这两位考生通过考试的过程很不正规。下面就是玛丽·马歇尔自己记述的那个最后时刻：“我们的考试是在肯尼迪博士贝特曼街的家中客厅里进行的，这个肯尼迪就是教拉丁语语法的那位。他容易激动，脾气暴躁（我们管他叫‘爱红脸的小伙子’）”。 “我们把那些取试卷的叫作‘跑腿儿人’，他们从校评议会办公处拿到试卷后急忙跑到贝特曼大街。这几位‘跑腿儿人’是西奇威克、马歇尔、塞德利·泰勒和维恩。在考官会议上，当时还没有设立能投关键一票的主席，所以当两个人同意我获得一等荣誉，另两个认为我应当获得二等荣誉时，我就被悬了起来，正像西奇威克所说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肯尼迪博士还为此写了几行诗句： 两人给她最高荣誉， 两人只是适当赞许， 她的精神、品格，坚强毅力， 每个考官都暗暗称奇。 他们众说纷坛，各执一辞， 哦，就像是福克斯韦尔·加德纳 皮尔逊和杰文斯。 “因为我们是克拉夫小姐的学生中最先参加考试的，所以受到格外的关照。肯尼迪家的小姐们为我们准备了精美的午餐，考试结束后，她们把我们带到埃利，结果公布之前一直与我们呆在一起，恐怕我们会过于激动。” 所有这些“跑腿儿人”都是我年轻时在剑桥所熟知的人物，除了马歇尔以外，另几人都身材矮小，长髯飘飘。不过，也许当时他们的胡子还没有25年后我认识他们时那样长。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是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小矮人，焦急地用灵丹妙药把公主们从沉睡中唤醒，使她们在智力上达到与男子一样的程度。至于“她的精神、品格，坚强毅力”，将在后面70余年的岁月中得到证实。 第二年，也就是1875年，西奇威克邀请玛丽·佩利住进纽纳姆学院的老楼，在那里克拉夫小姐现已召集了大约20名学生，她的到来可以接替马歇尔为女学生们讲授经济学。当时的纽纳姆，汇集了一群多么出类拔萃的女子啊！在这批最早的女生中，马歇尔夫人在笔记中提到的有“凯瑟琳·布拉德利，‘纽纳姆的女诗人’（她与外甥女合名为迈克尔·菲尔德，这个名字更为人熟知），艾丽斯·加德纳，玛丽·马丁（詹姆斯·沃德夫人），埃伦·克罗夫茨（弗朗西斯·达尔文夫人），梅里菲尔德小姐（维罗尔夫人）和简·哈里森”，人人都有一定的才华。一提到简·哈里森，她就滔滔不绝：“这是前拉斐尔时期，我们在房间里贴上莫里斯的作品，我们还买来伯恩·琼斯的照片，按照片里的模样梳妆打扮。我们在玩草地网球时，简·哈里森为我们设计了网球裙的刺绣图案。她的绣上石榴，我的绣上五叶地锦。晚上，我们就坐在一起，边绣边聊。我还是女孩子的时候就听说过她，那时她就被人称作‘全英国最聪明的女子’。尽管她最终选择了攻读古典文学荣誉学位，但她险些被马歇尔先生说服攻读伦理科学荣誉学位。她后来一直管他叫‘骆驼’，她说自己一见到他，就像马见到骆驼那样颤栗。她总是宣称，我与马歇尔先生的定婚，是由于她那天在我的衣服上缝上了洁白的褶边。’” 接下来这一年，也就是1876年，玛丽·佩利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定婚。对她来说，我猜想，5年前对马歇尔是一见钟情，那是她在剑桥摄政大街74号的第一个学期，她回忆道：“我对西奇威克先生和马歇尔先生的最初印象是在一个晚上，那时我们在克拉夫小姐的起居室里围坐一圈，缝制家用亚麻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歇尔先生。我当时想，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张富有魅力的脸，它的轮廓如此清秀、双眼炯炯有神。当他们与克拉夫小姐讨论高深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满怀敬畏之情，在一旁静静聆听。” 第一学期，她就去听他的课——那是在院长住宅区的马车房，专门租来为女生们上课。“马歇尔先生站在黑板旁边，神情颇有些紧张，连鹅毛笔都给弄弯并从指间滑落了，他讲得很认真，两只眼睛熠熠闪光。”贝特森夫人，也就是圣约翰院长的夫人，曾在院长住宅区的舞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舞会。“看到马歇尔先生神情抑郁，我就邀请他跳兰瑟斯。他显得很惊讶，说他不会跳，不过他还是同意了，随后我就带着他跳，不时有一些为难之处。我对自己的大胆感到震惊，但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也一直未曾开口。”再后来，就是他在圣约翰学院新庭院自己的房间里邀请她喝茶，克拉夫小姐在一旁作陪。关于马歇尔先生的课程，还有一则引人入胜的记述，我不能弃而不用。“在课堂上，他经常发表一些关于实际问题的个人观点，比如跳舞、婚姻、赌博和走私等等。”谈到婚姻时，他说：“人们通常说，理想的婚后生活就是丈夫与妻子都为对方而生活。如果这是指两人都为对方的满足而生活的话，我想这是极不道德的。丈夫与妻子不应该为对方而生活，而是应该为了某个目标而共同生活。”马歇尔夫人对此所加的评论是“他是个伟大的说教者”。 其间，她答应斯图尔特教授，为函授部讲师写一本教科书。定婚之后，他开始帮她写这本书。“这本书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879年出版。艾尔弗雷德坚持这样做，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后半部几乎全部是他写的，其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欢这本小书，因为这违反了他的信条‘简短的道理就是错误的道理’，他还说，‘你不能只为两个半先令就说出实话’”。 实际上，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教科书，也许根本就没有另外的教科书出现过。我父亲总是认为马歇尔的态度不够公平，因为这本书原本是马歇尔夫人的，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这本书，尽管当时的需求量还很大。1892年，另一本书取而代之，标题与原书相同，而只由马歇尔一人署名，这是一本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书，它差不多就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1879年的这一本开一时之先河的书，是那本绿色封面的小书，而不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书。 1877年7月，他们结婚了。但我想，他们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时马歇尔担任希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院长已有4年之久，身体健康大受损害，于是她就带他到巴勒莫做长时间的疗养。我想，这几个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一段时光。60年之后，她如此回忆道：“我们在巴勒莫呆了五个月，在那个房顶上。每当我觉得应该想些快乐的事，我就想象我在那个房顶上。那是一个名叫奥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馆的房顶，当然是平的，还铺着彩色的瓦井。白天，艾尔弗雷德就在房顶上坐在一个美国式的椅子里，把活动浴室的盖撑成帐篷。在这里，他写下了《经济学原理》的前几章。有一天，他从房顶上下来，告诉我他发现了‘需求弹性’这一概念。” 这是一段文章的开头，接下来便是对西西里风光的引人入胜的描写。马歇尔虽然为肾结石所苦，但当时病情还不十分严重。这正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课程、没有沉闷的同事，也没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烦扰来打乱他那过于敏感的神经，为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夫人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大自然是那么仁慈、那么美好。“从房顶上能看到康长德罗，看到向内陆伸展数英里的黄澄澄的桔子和柠檬树林，看到两面临海，围成半圆的各种形状的山峰。”他们向下看时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虽小，但别有韵致。一条幽径，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满青藤、挂满葡萄；一棵桔子树和一棵柠檬树伫立院中，鲜花于处处盛开。周围房屋的露台上铺着彩瓦，圣诞节一到，火鸡们就栖息其上，墙洞和角落里还有一群群的鸽子。”她还喜欢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热衷于水彩画，虽属业余但也颇有些天分，对她来说，描描画画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了。当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屋顶上潜心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时，玛丽就带着毛笔和水彩外出作画。“我最爱去并花数小时作画的地方是皇宫里的教堂。这里很小而且很幽暗，刚从外面的阳光里走进来的时候，除了一丝微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渐渐地，美妙的轮廓和细微之处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些轮廓是正在劳作的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他们色彩绚丽，身着东方服饰。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后殿，伟大的基督头像在朦胧中若隐若现。”这几个月是无比幸福的一段时光。 其后的40年中，她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这并不像韦伯夫妇那样互为搭档，本来如果他们性格相异，这是有可能的。对于夫人的睿智，马歇尔虽然曾经认同，而且他也一直在享用，但他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妇女的头脑没有多大用处了。1896年，力量的大审判来临了，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建议，马歇尔背弃了他那些终生的挚友们，也不管妻子做何感想，站到了另一个立场上。然而玛丽·马歇尔从小就了解，并且也尊重并接受了那种“信念苛刻”的男人。她的玩具娃娃（她险些以之为偶像）被自己所爱的人烧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还是能够心心相印。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完全依赖（没有她，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是由于她对他的深情与崇敬，这种感情日久弥深，而并未因为她心明眼亮、能觉察一切就受到损害。没有什么能逃脱她那双直指人心的眼睛。她必须面对一切，以便他不必过问。由于她那种天生的品格、聪明的头脑和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心灵手巧，不管是琐事、烦心事还是无聊之事，她都能风趣谦和地应付裕如。无论是马歇尔在世之时还是在此之后，她都从未为自己谋求过什么、盘算过什么。她的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要给别人惹麻烦。 她有着如此高尚的情操，现在她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希里斯托尔，在牛津，她都讲授经济学，但在这两个地方都没呆多久，他们回到剑桥之后，她就重新担任了纽纳姆学院的讲师，多年之中，她一直管理着学生们。她一丝不苟地校阅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版的校样和索引，虽然不做公开的、直接的批评，但她以另外的方式始终影响着这本巨著的进程。希里斯托尔大学授予了她文学博士学位。但据我记忆所及，她从未与来访者们探讨过经济学问题，她甚至从不参与巴尔奥·克罗夫特的那些无休止的经济学谈话。一谈到严肃的问题，她就把客厅留给男人们或来访者，自己到楼上的书房去，即便是最无知的女士也没有像她这样装作毫无学术素养了。假期，她也并不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问题，而是醉心于以南蒂罗尔山为对象的水彩画。实际上，她的艺术天份是相当高的。她很少向朋友们展示自己的作品，但她定期参加剑桥绘画协会的展览，最后她把这些画留给C．R．费伊先生，后者则将其保管在马歇尔图书馆。她画风景画的时候，把画具和画架放在身边，这时，我们的大师铺上一个气垫，打开一个折凳，把它靠在石头上，形成一个舒适的靠背，然后就坐在这个“宝座”上，用比她作画的手更颤抖的手，写下了代表性企业的篇章。 他们从巴勒曼回来之后，又在希里斯托尔呆了一年。1883年，马歇尔接替阿诺德·汤因比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的讲师，给印度学生授课。在牛津的时候，他班上的学生比任何时候都多，因为听课的既有成长中的印度文官，又有一些“大人物”。她记述说：“当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引人注目。在希里斯托尔的时候，艾尔弗雷德就这本书作了三次演讲，埃利奥特女士说，这三次演讲使她想起了大蟒吞食猎物前先用涎把它弄湿的情景。在牛津，他与亨利·乔治面对面地遭遇，当时是约克·鲍威尔作东，马克斯·米勒作陪。紧接着又和海因德曼发生论战，论战是由海因德曼提起阿瑟·西奇威克的《见鬼去吧海因德曼》而引起的。复本位制和地方自治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不过这类话题过于危险，不便在宴会上提出。” 在巴里奥的这段短暂的插曲，还是巴里奥声威大振、别具异彩的时候，这把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带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新天地。他成了乔伊特手下的年轻人之一。乔伊特本是希里斯托尔大学理事会的成员，但在这里，两人才不期而遇。在牛津的这段时光，乔伊特与马歇尔夫妇建立了友谊，后来他到剑桥的时候就常去拜访他们。马歇尔夫人记述道：“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帕西瓦尔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上。他和亨利·史密斯都是学院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地每年三次来这里开会，这时他们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作客，他们的来访是一件乐事。他们二人是颇相投契的一对，在一起时彼此都很愉快，乔伊特本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与亨利·史密斯这个意气相投的伙伴在一起时，他也显得挥洒自如。亨利·史密斯则是我所见到的最才华横溢、最幽默健谈的人。我经常陪他们一起谈话，而马歇尔则一直要陪他们到夜半之后。由于乔伊特的羞涩，5年之间我们才相处融洽，到了后来，我们的谈话就全凭意兴所至了。有些时候，我与他一起散步，他会不时地说上几句，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哼上几支小曲。” 这样，马歇尔夫妇就轻而易举地在巴里奥和牛津的社交圈中站稳了脚跟。伊夫林·阿博特、刘易斯·内特、希尔普、安德鲁·希拉德利、斯特罗恩·戴维森、艾伯特·迪西和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等人，都是当时巴里奥学院的研究员。“妇女学院最近设立，我十分荣幸地结识了沃兹沃思小姐，她是玛格丽特女子宿舍楼的第一位主管者。她既聪明又诙谐，经常口出妙语，与她一起漫步真是一件乐事。当时，拉斯金正在牛津讲授绘画课，听众很多，他经常鼓励本科生们锐意求新。汤因比楼正在建设中，巴尼特夫妇经常来巴里奥学院鼓动年轻人积极参与这项工程。慈善机构协会也刚刚设立，费尔普斯先生任主席，艾伯特·迪西先生和埃莉诺·史密斯女士（带着她的狗）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还有一个专为讨论社会问题而成立的协会，由悉尼·鲍尔先生领导。因此，我们在牛津度过的四个学期充满了乐趣和兴奋。” 除此之外，还有乔伊特的宴会：“他喜欢把朋友们聚集到一起，学期中的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邀请那些想要相互结识或相互帮助的人到他的寓所一聚。星期六，他还计划举行一次规模更大、安排周到的宴会。阿瑟·西奇威克把这称为‘诺亚方舟’宴会，因为有这么多陌生的动物成双成对地到来。罗斯伯里女士身材高大，而暹罗王子却身材短小，他们真是有趣的一对。其他客人还有戈申夫妇、赫胥黎夫妇、马修·阿诺德夫妇、罗伯特·布朗宁，经常说‘见鬼吧神学’的澳大利亚总理罗杰斯、罗伯特·莫里尔爵士、科妮莉亚·索拉比和艾尔弗雷德·格雷夫妇等。晚间，他喜欢与朋友们沉浸在静谧之中。他曾会见艾伯特·迪西和埃莉诺·史密斯，后者是亨利·史密斯的姐姐，她以谈吐锋利而为大家所熟知，正如她的弟弟以天生幽默为人熟知一样。还有一次他邀请了罗斯金，罗斯金讲了许多笑话，从他口中讲出的小猪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史密斯小姐跟他很熟悉，她说以前从未见他这样兴奋过。有一天，艾尔弗雷德偶然碰到了维诺格勒多夫教授，他喜出望外，邀请他到我家吃晚饭，并会一会晚上要如约而来的乔伊特。开始还有些拘束，因为乔伊特以前没见到维诺格勒多夫教授，而他对生人总是过于腼腆。渐渐地，谈话就越来越无拘无束了。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屋后的小花园，树影掩映，皓月当空，这样的良辰美景，正是乔伊特所说的谈论哲学与诗艺的‘好时光’。我从没有见过乔伊特像那天晚上那样海阔天空，那次谈话值得回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喜欢和艾尔弗雷德讨论经济学问题，每当听到他特别感兴趣的观点，他就掏出自己的小笔记本记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艾尔弗雷德的谈话是他所听到的最精彩的谈话。还有一次，他说‘艾尔弗雷德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私的人。’我们忠诚的老女仆‘萨拉’也引起了他的兴趣，萨拉只是和他才谈起了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难。后来当他到剑桥拜访我们的时候，也总要到厨房里和她坐一会儿，谈论那些困难。” 关于他们1885年回到剑桥的情况，马歇尔夫人自己作了最好的记述：“四个学期之后，我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牛津的生活。我们在伍德斯托克路的住宅和花园都很惬意。我教我的女学生，艾尔弗雷德也喜欢讲他的大课堂。尽管他总觉得剑桥才是他真正的家，但当时我们以为我们的未来是在牛津。然而，1884年福西特去世了，他留下的职位，另一位正式竞争者是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最终艾尔弗雷德当选了。1885年1月，我们来到剑桥，先是在切斯特顿路租屋住了一年，1886年，巴尔奥·克罗夫特建成，我们就搬到那里一直居住下来。1885年，价格还很便宜，在合同上，建房只花900镑，虽然建筑师出了点错，也不过才花了1100镑。几年之中，马丁利路只有我们这一所房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看上了那片树林。为了设计这所房子，节省空间，尤其是厨房，艾尔弗雷德大伤脑筋。他非要把书房建在几层楼上不可，因为他觉得在剑桥他应该住得离地面越高越好。不过，建筑师J．J．史蒂文森还是说服他把书房建在二层，并设一个阳台。” 马歇尔夫人去世之后，巴尔奥·克罗夫特将近60年的租约到期了，它以2500镑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位从巴里奥移居剑桥的教授。货币价值变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笔钱成为马歇尔夫人小小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的遗产继承了副主教的大量稿费，18世纪祖上长期担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的积蓄以及更远的时候作为约克郡自耕农的一些家产，这些遗产先是投资于建这所房子，现在已经转入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图书馆。这笔遗赠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在1944年6月购买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的原稿。 其后的40年间，“年复一年，年年相似。”马歇尔夫妇住在一所小住宅里，有一位忠诚的女仆，热情地款待着涉世不深的本科生或声名卓著的采访者。关于“一位忠诚的女仆”，值得提一下。生前，人们叫她萨拉，死后，则是佛洛伦斯·萨拉，她（马歇尔夫人写道）“几乎每到11月，她就总说要离开，但我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她不会走”。她是普利茅斯教友会的成员，这是最阴郁的教派中最阴郁的一支。“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厨师，并且乐于承担重任。尽管她认为贪图快乐是错误的，但她还是常常说，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星期，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会议的那个星期，那时，每顿饭有将近十二个人用餐，全部由她料理，夜里也睡不着，想着第二天的菜谱。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没有多大用处，后来她想到，自己可以做好饭菜，使艾尔弗雷德身体健康并能写出重要的书来，这时她又感到了欣慰。” 马歇尔夫人懂得如何赢得爱戴。她记得那位杰希女士，“这位美国寡妇在70年代来到英格兰，一出现就使人们神魂颠倒，一个又一个的导师为她所倾倒。”正是这位女士，在一次谈及仆人之时说道，她很相信赞扬的作用，最后她说：“连万能的上帝都需要大家赞颂呢”。 在劳工运动的最初日子里，马歇尔经常邀请一些工人阶级领袖来家里作客。“本·蒂利特、汤姆曼和伯内特都是我们的座上客，还有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托马斯·伯特。”埃奇沃思也经常到访。“我们当然有许多来访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我们很喜欢皮尔逊教授夫妇，他们来我家住过多次，另外我们还很欢迎陶西格教授及夫人。”当然，只要有有趣的人物到访，午餐会上就一定少不了我们这些学生。或者我们在书房里独自品茶，这对我们的心灵与头脑大有裨益。 但除了来访的客人之外，那时的剑桥自己也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我成了女士聚餐会的成员，我们有大约10到12人，一个学期内一次或两次由每个人在家里轮流做东。这时丈夫们就在各自的学院用餐或在书房里独自吃饭。女主人不仅要备办一顿美餐（但不准喝香槟），还要提出一个适宜的谈话题目。如果必要，还可以介绍一位外面的女士参与进来。但这仍然是一个排他性的团体，只要一个否决票就可以把拟议中的新成员拒之门外。我们的成员有克赖夫人、阿瑟·维罗尔夫人、阿瑟·利特尔顿夫人、西奇威克夫人、詹姆斯·沃德夫人、弗朗西斯·达尔文夫人、巴罗尼斯·冯·休格尔、霍勒斯·达尔文女士、乔治·达尔文女士、普罗瑟罗夫人和杰布女士。”马歇尔夫人暮年之时回忆道（恐怕这很中肯）：“看来，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马歇尔夫妇的长假期大多是在南蒂罗尔山区度过的。他们尤其常常到费洛梅纳在阿希泰托尔的斯特恩开设的路边小旅店去住。“有一年，我们发现邻村汇集着一群‘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冯·维塞尔夫妇、庞巴维克夫妇、米克坎多尔夫妇和其他几位。我们鼓足勇气邀请他们全体到我们宽敞的卧室里来参加茶会，这里已经是这所小店最大、最舒适的房间了。然后我们又到在附近田野搭起的帐篷中稍事休息。费洛梅纳为有这么多杰出的客人而感到自豪，他清晨四点就起床，为宴会准备新鲜的黄油和精美的菜肴。庞巴维克身材瘦小，结实而敏捷，热衷于爬山，几乎每天都要爬一座白云石山。这多少也消耗了他的精力，因而无心谈论利率理论。我一碰到这个题目就感到害怕，因为最近他和艾尔弗雷德曾就这个题目不厌其烦地进行通信。维塞尔教授相貌不凡，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朋友，他的夫人和女儿也都很有风度。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消夏之地，一位老农的漂亮的房间里为我们举行了答谢茶会，我感到非常快乐。” 1920年，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国外旅行的尝试，这也是一次相当危险的尝试。在这之后，离他们甜蜜的伙伴关系结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接下来的三个夏天，我们是在多塞特郡美丽而幽僻的小海湾里什·梅尔度过的。在那里他继续致力于第三卷的写作。但在《工业与贸易》于1919年完成之后，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了，之后不久，医生就悄悄告诉我，‘他再也不能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了’。情况的确如此，幸运的是，他自己并不知晓。”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从书房上走下来，说“多么幸福啊这段时光，没有什么能与建设性工作带来的快乐相提并论了。” 不过，在艾尔弗雷德逝世之后的20年里，玛丽·马歇尔依然展现着她那恬静的美，并且与艾尔弗雷德的那些老学生和他们夫人的友情愈见深笃。 40年前，专为学生们设立的、能够出借图书的图书馆是很少见的。马歇尔的教学方法的核心部分就是让学生们在本学科内广泛阅读，并学会如何使用图书馆。为了回答一个价格指数方面的问题，一个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只查阅那些最新的权威著作是不行的。他必须向前追溯，即便追溯不到毕晓普·弗利特伍德，起码要追溯到杰文斯和吉芬。他还必须参看最近20年间《经济学杂志》上所刊载的这方面的所有文章。如果浏览一下中世纪以来的价格史，或是比较一下梭仑和查尔斯2世时期按工资计算的小麦价格，也将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一个学生还没有翻阅10到12本书，就匆匆忙忙给出答案，那么他就称不上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既有负于经济学家这一伟大使命，又无法承袭崇高的说教者的传统）。为了做到这一点，马歇尔采用了三种方法。首先，他在教室里建立一个浅显读物的书库，规模虽小，但比起任何本科生自己的藏书来则都要大得多了。在他辞去教授职务的时候，他把这个书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我想我是这个书库的第一个正式的管理员，我为它编制了第一份目录。除此之外，就是他自己那些更丰富的藏书了，他希望学生们在巴里奥·克罗夫特喝过茶之后，都尽可能地多拿些书，只要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能背得动。最后，他就采取了把学术期刊拆开，按论题挑选、装订论文的做法，因此他有时要增购一套用以保存。许多这样的论文集如今都收在马歇尔图书馆中，这些资料连同其脚注，能使刚入门的学生按图索骥，从一本参考书找到另一本参考书，不出一周，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论题的活文献。不要忘记，准备这些论文集，把它们按作者和课题编好目录，并放在那些“棕色盒子里”，这些都是马歇尔夫人的特别任务。 所有这些，作为教育，建立个人联系和激励学生的手段，她都是热烈赞同的。背负书籍的来访者离开之前，总要在楼下与她道别，而她也总要目送他出门，沿着车道远去，眼中露出无限满足的神情。因此，在艾尔弗雷德离开之后，把这一传统保持下去，让他的这些书籍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手中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她倍加珍视的目标。 首先，把他的藏书全部移交给剑桥大学，供学生们使用，并把它与上述提到的教室学生书库合并，组成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进而，她以根据协定条款所得的款项建立了一笔可观的留本基金，并以马歇尔著作的版税每年交付一定数额，来补充这笔基金。马歇尔死后，他的著作的销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她的遗嘱中，她还留给图书馆10000英镑以及她丈夫的全部版权）。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还决定使自己成为马歇尔著作以及新一代学生的保护人。因此，在75岁之时，她还被任命为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荣誉助理管理员，她担任此职将近20年。这一举动是违背大学规章的，规章规定，每个人65岁必须退休，现在看来，这一规定是合理的。每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穿过从马丁利路到图书馆（1935年迁到一所精致而宽敞的楼里，这里原来是乡绅法律图书馆，紧挨唐宁街的地质博物馆）那段不近的路程，穿着一双便鞋，这是她在60年前的前拉斐尔时期留下的习惯。将近90岁时，尽管她很不满意，医生还是阻止了她继续骑自行车（部分是由于朋友们的鼓动，这主要是考虑到连最强壮的人都可能遭遇危险的剑桥的交通状况，对她自己的体力的考虑倒在其次）。上午，她就在图书馆做些管理工作，开始是由一些本科生协助，随着工作量加大，从1933年开始，改由一名专职的图书馆管理员米森先生协助。马歇尔图书馆的历任馆员，丹尼斯·罗伯逊、赖尔·费伊和1931年之后（中间有一段间隔）的皮埃罗·斯拉法就减少了她的日常工作。不过，整理那些“棕色盒子”还是她的专门职责，这也是她最爱做的工作。她总是把这里称为“我的图书馆”。漫漫人生路中，无论对她的心灵还是对她的精神来说，这都成了她接触生活之流的主要方式，她也从这里感受到了自60年前的巴尔奥·克罗夫特就开始强烈跳动着的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脉搏。 1936年11月7日（见《经济学杂志》，1936年4月号，第771页），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马歇尔夫人向图书馆赠送了一幅马歇尔肖像的复制品，这幅画出自威廉·罗森斯坦之手，原作挂在圣约翰学院的大厅里。此后，在图书馆的前厅，中间的那张办公桌上方悬挂着这幅肖像，她就在这里伏案工作（幸运的是，有一张她如此就座的颇具特色的照片）。1941年，91岁之时，气管炎开始发作，她第一次没能照常上班。1942年，她已无法在这里工作，不过，11月14日，她还是出席了马歇尔诞辰百年纪念活动（见《经济学杂志》，1942年12月，第289页），并精神抖擞地发表了演说，向与会者讲述了她的丈夫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怎样的幸福和快乐。1944年3月7日，她与世长辞，骨灰洒在巴里奥·克罗夫特的花园里。 谦和似清晨，聪敏日璀璨， 温柔如傍晚，激情夜阑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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