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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问题始终没有落实，也因为我与克林顿之间越来越疏远，还因为一些谣言仍然甚嚣尘上，我的情绪越来越沮丧。我相信克林顿也是如此，所以，有几次，我们在电话中大吵大闹。我想，他向我必脾气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而另一部分可能因为琼斯和威利。 有一次，克林顿在电话中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我如果早知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会与你相好。我被这句话激怒了，于是对他恶言相向，反问他：“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他又说，“你曾经向我保证过，说我不会有任何麻烦。我说，“是的，我是保证过。现在，我想请问你，我何时给你带来过麻烦了？他语气十分强硬他说，“我从未担忧过你。我从未畏俱你会做什么来伤害我。” 这最后一句话实在是太令我伤心了；我何曾做过什么来伤害他？我又怎么会忍心做什么去伤害他？他自己曾经说过，不希望彼此之间造成的伤害，那些话似乎是几个小时前才说的，现在，他却如此的口不择言，因此，我们在电话中大吵起来。 不过，吵过之后，我们又很快冷静下来，各自道歉，又开始心平气和。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帮我找工作的问题。他说，如果早料到在白宫帮我找工作是如此艰难的话，他最初肯定不会答应我。他表示他为此事进行过很多的努力，但都没有结果，我请我原谅他。 此时，我对回到白宫已经不抱希望，所以，我表示想去纽约，希望他能帮我在那里找一份工作。第二天，我去白宫见了他，主要是讨论帮我在纽约找工作一事。此时，我提出他是否可以请弗农。乔丹出面安排这件事，他答应了我。 乔丹是华府的一部资深律师，与克林顿是密友，此人很有活动能力。我很抱歉将他扯进了这个大麻烦中。实际上，这件事牵连的大人物之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此，我非常抱歉。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未接到琼斯律师的传票之前，乔丹对帮我找工作一事，实际上并不是大热心，就我的感觉来看，他似乎一直都在敷衍我。 那时候，我还一直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去纽约，远离华盛顿这个是非中心，但是，我没有料到，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向我卷来，几乎是在突然之间，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到了这起风暴的中心，一夜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能认清的女人，我成了全世界舆论报道的焦点。 整个恶梦的开始，源于克林顿的那个凌晨电话。 那是我正式接到琼斯律师送达的传票之前两天，大约在凌晨两点之三点之间，我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接起后才知道是克林顿的电话，首先，他并没有谈到关键问题，只是告诉我，柯里的弟弟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聊过几句之后，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一份琼斯的律师发来的文件，文件上列有一份证人名单，上边有我的名字。他说他最初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他的心都碎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惹上这样的麻烦，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是惊呆了，当即吓得哭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琼斯的律师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更不清楚自己可能被问到一些什么。我非常不安，因为我不清楚走上法庭之后，自己该怎么办。如果我被问到与克林顿的关系，我就得说出实情，否则，我就会被以伪证罪判刑人狱。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的话，我想我将会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三十岁生日，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克林顿对我说，其实，我不一定要出庭，即使法庭真的认为我有必须出庭的话，我也可以在口供上签字来满足琼斯律师的查问，而不必直接出庭作证。 听他如此说，我心下稍安，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 两大之后，12月19日下午三点前后，我在五角大楼收到了正式的传票，传票要求我于1998年i月23日在华盛顿出庭作证，传票要求了一些文件和物证，其中包括裙于、附属物以及珠宝等，还被要求提供与克林顿交往的所有文件，包括信、卡片、留言和所有的电话记录。 接到传票的时候，我实在是太震惊了，不能自控地哭了起来： 我知道自己必须找个人谈一谈，那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乔丹，他是知名律师，而且是政府红人，是克林顿的密友，他应该可以帮助我。当时，我便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可以去他当面谈一谈这件事。 见到乔丹后，我将传票给他看，并且告诉他，我感到非常惶恐，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非常担心这件事会让我陷入一种十分糟糕的境地，乔丹说我可能会需要一名律师，他表示，如果我同意的话，他会帮我找一名律师。并且，他会给克林顿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 后来，乔丹果然介绍了弗兰斯·卡特做我的代理律师。 12月28日早晨，由柯里安排，我与克林顿见了最后一次面，我们在柯里的办公室里与克林顿的宠物狗贝迪玩了片刻，然后由克林顿带我去书房，他给了我几件圣诞礼物，其中包括一个光滑的狗熊头，一块柔克福牌地毯，一只黑色毛毛狗，一小盒巧克力，一副大鬼牌太阳眼镜和一个印有纽约天空的别针。 之后，我们拥抱并且接吻。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我问他，琼斯的律师怎么会想到传唤我，他们似乎不应该知道有关我们的事。克林顿表示，有可能是琳达·特里普提供的，也有可能是情报机构的便衣特工提供的，现在，这件事还没有明确，接着，我们谈论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他让我多与乔丹联系，并且相信卡特，他们会帮我做好一切的。他并且让我相信，那不会有任何问题。 l月5日、6日我两次与卡特相见，对他草拟的证词提出一些看法，7日上午，我在那份证词上签字。 我原以为，只要签字了，一切就会过去，克林顿以及他的律师会将整个事件处理好。从此，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去纽约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远离华盛顿以及白宫这个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是非中心。 第二大，我按照要求去纽约与MFH控股公司高级副总裁。 董事局主席特别助理嘉米·杜农见面。但这次面试很不成为，杜农表示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我不适合在MFH公司工作。下午，我不得不再次打电话给乔丹，将面试的情况告诉他。他答应再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被安排参加了第二次面试，并于14H被通知录用。这时候，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以为恶梦从此过去了。 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恶梦才只不过刚刚开始，我很快便知道自己种下了什么样的苦果。 如果我说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有人刻意安排的一样，不知是否有人会感到有异议。当时，我虽然并不是太明确这一点，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完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根本来不及进行任何思考。另一方面，那时，我也不大可能对整个事件有，一分比较明确的认识。我所能知道的事，也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那些事发生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做梦，根本不相信斯塔人哪里找到了那样多的证据。但现在，我有时候思考这些问题了，并且，我的确。从中间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1月17日，受理琼斯一案的大法官苏珊·怀特女士从阿肯色州来到华盛顿主持克林顿在琼斯一案中发誓作供，关于这份供词已经众所周所，我不想多说，他会否认一切，这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也是那样做的，尽管我坚持将我的证词中某些较明确的东西删去了，但那的确是说了谎话。克林顿也说了谎话，至少在有关与我的关系上，他说了谎话。但我能理解他的说谎，他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毁了自己，他必须进行斗争，我想，如果我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也会像他那样做。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自愿的，那是我们共同的隐私。如果有人一定要他将那些隐私说出来，那就是以合法的手段逼他说谎，或者试图以合法的手段获得他人的隐私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我所认识到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认为，在整个事件中，时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如果我们认为研究一下许多事情发生的时间的话，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就会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其中包括克林顿在琼斯案中作证的时间、特里普向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告密的时间、我被突击询问的时间以及《华盛顿邮报》发表那篇《克林顿被控教唆助手说谎》的文章的时间等。 当然，我被突然带进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或者所说有的时间如此的紧密地联系着，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即使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怀疑过特里普，因为我是那样的信任她，更何况，我认为她如果要出卖我的话，应该在威利那件事发生时便已经那样做了，那时候，她知道得实在已经足够的多。 后来，当我知道的确是她于的以后，仍然不肯相信，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会选择那样一个时候，那一切，似乎是太巧合了。 据传媒透露的消息显示，特里普向独立检察官告密是1月12日的晚上。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她在当天晚上约见我的时候，我曾考虑过见面的时间，因为14日我要等待纽约找工作的结果，所以，我同意在前一大的下午见面。 这两个时间都在克林顿作证之前。但一切都做得非常秘密，除了特里普、斯塔尔以及独立检察官办公室里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但实际上，我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在事件之后，还看到了许多非常特别的事，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斯塔尔实际上知道伊西科夫掌握有“录音带”的事，不仅如此，甚至是其他的媒体也知道此事，纷纷打电话给伊西科夫，希望能够分享他手中的材料，连一家远在澳大利亚的记者，都打来了电话，为了应付这些电话，《新闻周刊》甚至特别为伊西科夫配备了一个秘书来接电话。 据消息说，为了让伊西科夫与自己保持步调一致，斯塔尔甚至专程去“拜访”过这位名记者，以求过成默契，在他获得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前，不要将那篇文章发表，据说伊西科夫答应了。 但后来的事实是非常的令人怀疑，因为伊西科夫始终都没有发表那样一篇文章，而他真正发表的文章，却将独立检察官推到了前台。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先生调查克林顿是否做伪证以及他是否指使别人做假证，正是这篇文章的新闻眼。于是，我们很容易便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如果所有的说法是确实的话”那么，伊西科夫的文章应该将重点放在录音带上，而不是检察官的调查以及可能的指控上。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伊西科夫与斯塔尔交换情报的可能，因为有消息说，伊西科夫在此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得到了那些录音带，并且，他也为《新闻周刊》写好了文章，但那篇文章被总编辑给压下了，原因据说是那些录音带“并不能说明问题”。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知名新闻记者与独立检察官的这次合作是多么的充满着阴谋的意味，独立检察官必须有伊西科夫的合作，才可能获得他后来向人们所说的“极为宝贵的时间”，而伊西科夫也必须与独立检察官合作，才可能获得报纸的总编辑们所需要的“新闻眼”。那么，这次合作，到底是谁在帮助谁呢？或者说到底是新闻记者在配合独立检察官，还是独立检察官在配合新闻记者？ 抑或，整个事件上，这部分合作，成为一个详细计划最为重要的部分？ 前面，我已经提到了特里普告密这件事在时间上的巧合。我想，在此之前，她至少有一百大以上的时间，我有理由相信，特里普没有利用那一百天以上的时间，绝非她在进行良心的选择，也绝非她后来所声明的，为选择真实的道路，她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我甚至有理由相信，她如此巧妙地利用了时间这一非常关键的因素，绝非偶然，她的背后应该有一个高参，那位高参知道特里普手里握有的是一颗重型炮弹，也非常明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发射这颗炮弹，才会更有杀伤力。事实上，特里普就是选择了那样的时候。 我有理由怀疑，如果真有如此之多的人了解了录音带的事而克林顿以及他的政府完全不知情的话，那么，他的政府就实在是大无力甚至可以说大无能了。换一句话说，如果克林顿的政府知道伊西科夫以及录音带的事，那么，他本人还会在以后的听证会上作出那样的证词吗？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时间的巧妙关系，12日晚上约9时左右，特里普给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声称手中有二些录音带，是关于我与克林顿之间关系的，这些录音带足以证明我与克林顿之间存在性关系，而且，我手中还有一条沾有克林顿精液的裙予以及其他东西。 13日下午约4时，我与特里普见面，特里普对我们的谈话暗中进行了秘密录音，这是她所进行的所有录音中，唯一一次得到检察官授权的，她所作用的录音器材也是独立检察官提供的。离我们约会不远的地方，有一台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车，坐在车上的检察官助手们，可以通过安装在车上的仪器清楚地听到我与特里普的谈话。 在这期间，独立检察官与伊西科夫见面或者是通电话，达成了默契，伊西科夫同意多给独立检察官几天时间。 独立检察官非常需要这几天时间，因为他需要等待克林顿做伪证，然后再将这个偷嘴的孩子抓住，如果在此之前的话，克林顿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证词，从而使得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因此，这个时间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17日，克林顿作证。 紧接着，独立检察官要求特里普与我联络，安排第二次见面。 并在这次见面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我执行传讯，“目的是要抢在新闻界的前面”。那时我的绝对不清楚特里普正在参与对我的阴谋之中，结果，我以极其信任她的心理答应了那次见面，最后被带进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我被告之，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在为琼斯一案作证时说了假话。我所面临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与独立检察官合作，出来指证克林顿。那样的话，独立检察官便会对于所犯的伪证罪予以豁免；一是拒绝指证，而独立检察官则会以伪证重罪起诉我，我将可能会被判有罪而入狱服刑。 至今想起当时的经历，我的身体都在发抖，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场恶梦，仅仅有可怕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我想，当时，我简真是彻底地崩溃了，真正有了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希望自己非常突然地死亡，比如突然心肌梗塞，或者是突然地脑溢血。我知道有许多人就是那样死去的，看上去一点痛苦都没有。然而，老天似乎一点都不怜悯我，它一定要我活着并且受苫。 后来传媒说，那时我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又陷入沉思。我想，他们所说也许是对的，也许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时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的脑子完全不起作用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了思维能力。 直到后来玛西亚从纽约赶来了，我才略略清醒一些。传媒说，玛西亚赶来是因为我提出了那样的要求，必须在见了我的母亲之后，才决定是否与独立检察官合作。或许我的确提出了那样的要求，或许没有。对于这件事，我实在是没有半点记忆。至于玛西亚到来之后，我倒是能记得清楚。我向她讲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我想，独立检察官也曾简略地向她介绍过。所以，她才会觉得事件实在是太重大，她根本无法拿定主意。 于是，她给在加州的伯纳德通了电话。 伯纳德初闻惊雷，同样是束手元策，不过，他毕竟是个男人，遇事比玛西亚要冷静得多，他当即征求了他的律师的意见。最后，他告诉我们，不可以与检方进行这样的交换，一切等他的律师到了以后再说。 这就是我不再由卡特担任律师，而改由威廉·金斯堡和纳森尼尔·斯佩兹担任律师的原因。 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名为《克林顿被指控要挟助手说谎——斯塔尔调查总统是否要妇人向琼斯的律师否认传闻》的报道，前一晚，白宫便得到了这篇报道的新闻概要。 由此而始，整件事被推到了前台。 我想，那时独立检察官一定想到过各种可能，其中就有我不与他配合的可能。其实，他并不是太担心这一点，因为他与伊西科夫之间已经达成的默契，他对我的传讯这一行动本身，给伊西科夫敝道这一“新闻”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要素，于是，不论我合作与否，全国的新闻媒体都会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并且反过来对我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相反，如果没有独立检察官的传讯，伊西科夫的报道力度却要小许多，说不定不会像后来那样，将全国的媒体全部吸引。 我无法肯定整个事件是斯塔尔一手操纵的，因为我看过许多有关他的报道，尤其是我被传讯以及后来不得不答应与他合作之后，我与他有过几十个小时的会面，我相信他正如媒体所说，是一个正直严谨的人。但我将整个事情进行了一番分析之后，我对自己的观察力产生了怀疑，或者应该对斯塔尔掩盖自己的能力表示佩服，总之，我不知道他是整个事件中的一把枪，或者是那些握枪的人之一。 特里普是许多支枪中的一支，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 最可笑的是她在事后发表的那则声明，从这则声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是怎样在做过婊子之后，又将卖身得来的钱在为自己立贞洁牌坊。 特里普在声明中说： ……有人说我是出卖朋友的犹大，这种指控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将人们的视线转移。 作为美国公民，我有权向所有的人说出真相，我也有权要求最公正的待遇，在没有人愿意为我说公道活时，我自己有义务为自己说句公道话。 因为我选择了真实的道路，我曾被政府的发言人诋毁，而我作为秘书曾自豪地为这个政府服务过。 我去了独立检察官那里报告可能的犯罪活动，它包括可能的伪证和阻碍司法。我被安排录制莫妮卡·莱温斯基谈她和克林顿有性关系的电话，这十五分多小时的电话录音中，莫妮卡讲了她和克林顿性关系的细节。另外，当克林顿在夜晚时分给她打来电话时，我几次在电话机旁边，我还看到很多克林顿送给她的礼物，她们还交换礼物，她还给我听了克林顿在她留机里的留话。莫妮卡给克林顿打电话时，好几次我在场。 我感到恐惧，如果我在琼斯案子中做证，因为克林顿的律师贝勒特在全国电视上说“好是不可信的”；我非常明确地感到那个我曾经服务过的政府，正在试图让我们的人民相信一分事实，“不要接近这个女人”，我正面对失去我过去十八年为国家服务建立的所有……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她为自己出卖朋友的行为寻找了多么漂亮的同藻，而且，整个事情的最重要部分是她出卖了曾经深信她的朋友，对此，她为自己找的理由是“我被安排录制莫妮卡·莱温斯基谈话她和克林顿有性关系的电话”，所以，她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觉悟的公民，积极地配合执法。 但如果我们看一看她在背后进行的另一些工作，便知道她的正直是多么的廉价，大约就在我与她谈起克林顿的事的同时，她便着手与一个书商戈德葆女士联络，准备为她提供一本写白宫内幕的书稿，她希望通过这部书稿大赚一笔。但是，她们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一是她的材料来源，如果她告诉读者这些材料全都来自她愉录的电话录音的话，那么，她很可能落到千夫所指的命运，因为美国人民最仇恨的就是“犹大”，因此，她不得不想其他办法“漂白”自己。与独立检察官合作，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不管整个事件是否被人在幕后操纵，一个不争的事实上，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以及我的家庭，是在这个事件中彻底地毁了，仅仅是我所欠下的巨额律师费，就足以令我和我的父亲破产。 我得承认，斯塔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检察官，他十分熟悉怎样将一个人逼得走投元路，最终选择他所选定的道路。当初，他要求我与他合作，便已经将那条路说得非常明确。而我却在考虑，如果按照他所指走下去，那么，我就得出来指证克林顿，那就等于是在克林顿的心口上捅刀于，克林顿的政府很可能引此下台。这个责任实在是大多了，我不仅毁了克林顿，也同时毁了一届政府。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我很可能毁了美国人民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大滑坡之后，找到的一个真理，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件事而重新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我将会成为整个美国的罪人。 然而，我如果拒绝作证的话，就只可能被斯塔尔送进监狱。 如果说当时这种可能性还没有被完全证实的话，那么后来，他显然用行动证明了他有能力和办法做到这一点，他开始大规模地传讯白宫工作人员。试图从他们的口中找到我和克林顿在一起的证据。 对此我心中非常清楚，那些警卫人员虽然井没有直接看到我与克林顿之间的性接触，便是，他们却可以证明我何时进入过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等等，另外还有克林顿为了让我重新回到白宫工作，曾经通过一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过努力，以及李伯曼为何将我赶出白宫等。 听到斯塔尔传讯白宫工作人员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克林顿行使总统特权，拒绝这种传讯。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就曾要求过行使总统特权，但结果被最高法院认定总统特权没有宪法根据。因此，克林顿即使以总统特权为由予以拒绝，但是否能起到作用，很值得打上一个问号。但在当时，我是真的希望他能那样做，那可以说是我最后的一道保护墙，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厂道保护墙，如果那道墙倒下的话，我实在不敢保证，事情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克林顿果然那样做了，但斯塔尔却根本不将此事放在眼里，他为此上诉到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庭，请求法律裁决。后来，联邦法庭法官认为总统特权没有先例，在美国宪法上也找不到根据，而国会却有明文规定，所有政府行政部门的人员，都有责任向司法部长举报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不仅如此，斯塔尔还拿到了美国前四任司法部长的联名支持函，对斯塔尔传讯白宫工作人员一事予以肯定。 我已经被推到了悬崖的边缘，现在，我必须在自己以及克林顿之间进行一个选择。 也许，我在进行这个选择的时候实在是大自私了，我是真的不想指证克林顿，同时，我也不想坐进监狱里去，我还只有二十四岁，在我的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因为进入监狱的话，我想我的一切都完了。 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异常痛苦地向斯塔尔妥协。 正如克林顿曾经对我说过的一样，我并不想伤害他，但事实上，我身不由己地给了他一次致命的打击。在我这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突然听到消息，美国国会已经决定对克林顿启动弹劾程序，这一决定表明克林顿度过这次难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且，他很可能经历比我曾经经历过的更为漫长的恶梦时期。在这个决定之后，我对克林顿是否能够顺利地完成他的任期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甚至对美国是否会因为这件事而重新选择一个没有性欲的总统不再抱任何希望。 甚至，克林顿的恶梦还不止于此。如果国会将正式对他弹劾的话，他就只有选择下台一条路。那时，他还能剩下什么？众所周知，仅仅是在琼斯一案中，克林顿就已经耗去了500万美元。而斯塔尔耗去4年时间所进行的调查，一共耗资4000万美元。斯塔尔曾经愤怒地向传媒表示，这笔巨额，全都是纳税人的钱，他要求此案结束后，由克林顿来负责这笔巨额费用。 如果斯塔尔最终证实他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话，那么，克林顿很可能将会要求付清这笔钱。那时，克林顿大概除了宣告破产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 然而，在大戏落幕时，克林顿“最爱的两个人”之一的希拉里，是否会与他一道走完这最后一程？她难道真的甘心自己奋斗一生的一切，全都毁在克林顿的性欲之上吗？她会不会在克林顿被宣判有罪以后，提出跟他离婚，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克林顿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是真的兑现了。 此时，他果然无法预料，“我不知道，也许三年后会孤身一人”。 同样，克林顿在维护他自己的时候，也做出了许多伤害我的事情，其中包括公开承认个人行为失检的那次讲话。 他在讲话中说：“的确，我与莱温斯基小姐有过不适当的关系。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这是我判断上的严重失误，个人失检，对此由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现在，这是我、我最爱的两个人——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女儿——和上帝之间的事）我必须把事情纠正过来，不管这需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对我个人而言，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但这是私人的事，我要让我的家庭重新过上上常的家庭生活。这件事与别人无关，这是我们的事情。” 事后，卡桑洛博士曾对我说“克林顿的讲话过于的花巧”，我本人也感到受到了莫大的污辱，完全不明白他所说的“判断上的失误”指的是什么，他是否认为他有权在白宫的低级职员中选择一个或者是几个女人，或者认为这些女人有权向他奉献性，他选中了我，以为我会心甘情愿并且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但事实上，现在这种麻烦已经造成，所以是他“判断上的失误”？我感觉他在讲话中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了一个服务契约，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提供口交服务，那即是这个关系的实质。它的实质，以及他与他所“最爱的两个人”比我要重要得多。这就是他现在“必须把事情纠正过来”的根本原因。 请原谅我，上帝，我知道我的灵魂是肮脏的，但我是真的希望我能自由地活着，因为正是你告诉我，自由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也请原谅我，克林顿，我实在不想伤害你，可是，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成了在你一生中伤害你最深的人。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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