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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路茫茫




  一个“乡下人”,从偏处一隅的蛮荒之地,突然置身于这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精神难免不失去平衡。沈从文站在北京前门广场上,傻头傻脑地东张西望,眼前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同时,又有点手足失措,心里空落落的。他知道眼下第一步,是寻一个住处将自己安置下来,却计划不出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如何跨出这第一步。他需要有一个熟悉的人,或熟悉的事,即便是一种熟悉一点的方式也好,来供他攀援。然而,眼前一样也没有。

  正当沈从文感到困惑为难的时候,一辆排子车停到了他的面前。

  “先生,您想去哪儿?要不要车?我可以拉您到您想去的地方。”高个儿拉车的十分客气地问沈从文。

  在北京,这排子车不是供人坐乘,而是专门用来拉猪的。拉车的大约一眼看穿了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个可以骗骗的乡巴佬。而沈从文这个初来乍到的“乡下人”,还来不及入境问俗,此时又正需要有人来帮助解决眼前的难题,见拉车的主动问起,便急忙说:

  “有没有房钱便宜一点的小客店?”

  “有,有。咱们这就去西河沿,只两块多车钱。先生您上车。”

  于是,沈从文将身体和随身携带的小小包袱搁上车去,在一种旁人看来极可笑的情形中,听凭车夫将自己拉到西河沿,在一家小客店里住了下来。

  那时,沈从文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正在北京。几天后,沈从文打听到他们的住处后,就立即找上门去。

  听到敲门声,田真一出来开门。一见是沈从文,他便吃了一惊。等沈从文一进门,他便关心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来北京,作什么的?”“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见沈从文一副天真浪漫神气,田真一苦笑起来,“,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作,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得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作老总有出息!”

  “可是我怎么作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我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存在,它将从另外许多方面能证明存在。这种腐烂是有传染性的,于是大小军官就相互传染下去,越来越堕落,越变越坏。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职员有150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听了沈从文一番话,田真一心里一动,不觉重新打量起沈从文来。几年不见,他隐隐感到沈从文身上起了重大变化。——他不再是那个淘气逃学的小顽童,不再是在芷江干出丢掉一千块钱一类荒唐事的“败家子”了。不曾料到的,是这个偏处一隅的行伍里的小兵,竟成了新思潮的俘虏,这简直是个奇迹!在他身上理想燃烧透出的热力,和为着这份理想独自跑到北京来的勇气,不能不令人惊讶。——他开始理解沈从文的心思了。

  沉默了一会,田真一微笑着,极诚恳地对沈从文说:“好,好,你来得好。人家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着一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入北京城作这份买卖。你这个古怪的乡下人,胆气真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诉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不久,大姐和姐夫离开了北京,转回湘西去了。留给沈从文的,除了第一次见面的这番嘱咐,只有两条棉被。

  这时,沈从文已经从西河沿的小客店搬到酉西会馆住下了。

  酉西会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是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钱修建,专为湘西读书人入京应试考进士举人或候补知县落脚准备的。在会馆附近还置办了一些不动产业,其收取的租金作为会馆的修缮费用。会馆有大小20个房间,除湘西13县在北京任职的低级公务员在这里长住外,平时有一半房间空着,让初来北京考学校的湘西同乡居住。会馆的管事姓金,是沈从文的一位远房表哥。因此,沈从文跑去一说,便立刻应允,住这里的好处是可以不出租金。

  沈从文来北京的本意是求学,想找机会进一所大学读书。然而,读大学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对只有高小毕业程度的沈从文,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难关。也有勿需经过考试就可入学的。当时被认为最有前途的清华大学,入学读两年“留学预备班”,就能依例去欧美留学。但沈从文不久就听人说,进清华全靠走门子。有熟人,凭一纸介绍信,即可注册入学;没有关系的,学业再好也难如愿。

  沈从文便不再作正式升学打算,他只好独自在酉西会馆里,开始来北京后第一阶段的自学。每天早上吃三两个馒头、一点泡咸菜,就出酉西会馆,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时才返回住处。有时来得早了些,图书馆还没开门,他就在外面候着,门一开就拥进去。到了冬天,北京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几度,沈从文仍然穿着薄薄单衣。所幸图书馆里有火烤,有水喝,使他得以坚持下去。在这里,沈从文读了许多杂书,如《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等。逢图书馆不开门的日子,他便呆在会馆里。冬天屋里没有火炉,他就钻进被窝,看随身带来的那本《史记》。

  他一面阅读能够到手的用各种不同文体写成的新旧文学作品,又一面充满热情和耐心,阅读用社会人事组成的那本内容无比充实丰富的“大书”。一段时间耳濡目染的结果,沈从文对北京的社会情形有了一个总体印象。

  从酉西会馆向西走15分钟,就到了闻名于世的琉璃厂——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窗口。两条十字街上,排列着几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不标店名出售古董的更多。所有铺子分门别类,给人以包罗万象的印象,不上价的唐、宋、元、明历代破旧瓷器,宋元明清“黑片”画轴,使沈从文心醉神迷。由于一身寒伧,他不敢走进任何一个店铺,便常常在各家店铺门口徘徊,看他能看到的各种古董;向东走20分钟,就是北京著名的繁华闹市之一的前门大街。那里依旧保留着明清两朝的规模,各种铺子门前柜台斑驳陆离,各具特征。临街摆有各种饮食摊子,金、石、竹、木各种响器一齐鸣奏,与招揽生意的叫卖声汇成一种稀奇的大合唱;从会馆到前门大街有三条不同道路,即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廊房头条,有许多店铺出售珠宝冠服,过去一时专为明清两朝中上层阶级服务。店铺门面上陈列有展开径长三尺、彩绘各种人物故事图画的大扇面,店内罗列着万千团扇、纨扇、折子扇;二条则出售珠玉、象牙、犀牛角首饰佩件,还到处可见小小玉器作坊,一些满头白发老工匠,正使用简陋圆轮车床加工各种玉器;过前门大街入东骡马市大街,又别是一番景象。“共和”已经十余年了,许多店铺前,还高高悬挂着发黑少光的旧金字招牌,上书“××镖局”字样,令人发古道侠客之想。每当看到这些镖局,触景生情,沈从文总要想起几年前哥哥万里寻父到赤峰,就是在这种镖局里,花钱取得一纸凭证,而后坐骡车从古北口出关的往事。眼前,就有两峰骆驼一棚轿,参差上路远行;再向南就是天桥,是沈从文去得最多的地方。这里更令人眼花缭乱,到处都是卖旧货的地摊。这里是旧官纱和过时缎匹,正用比洋布稍贵的价格叫卖;那里是成堆的旧皮货,中间夹有外来洋货,如羽纱、倭绒、哔叽、咔叽、过时的衣裙。一件狐皮袍子,几块钱就可以成交。过去为清朝大官用的白色芝麻点的雕翎扇,原先要200两官银,时下三、五元就可以买一把。过去卖800两银子的翎管,现在四块钱就可到手。过去用于官场执事的号、鼓,凡属晚清遗物,都卖得烂贱。若是早市、夜市,还听凭买主用手去摸,摸到什么是什么,常常几块钱就可买到极讲究值钱的东西。

  沈从文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瓦砾堆里,依稀听到了封建王朝分崩离析的声响。

  处处都在说明延长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灭,虽只有十多年,粘附这个王朝而产生的一切,全部已报废,失去了意义。

  ……北京在变化中,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中。①旧的已成废品。然而,新的又在哪里?

  历届军阀政府,在自己到北京后的三五年间,凭借手中武力,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双十节在新华门前张灯结采,让市民入总统府观光。这“第一公仆”有时还走出门外,假惺惺地和观光者点头、谈话,表示民主国家元首风度。曹锟、吴佩孚出门,则净街断绝行人,车过处必抛洒黄土。张作霖外出时,士兵用枪对着沿街人家窗口,作预备放姿势……。各种把戏玩过,终不免倒台,失败后带一群姨太太、保镖、马弁往租界一躲,万事大吉。支撑这些“大帅”统治、代表“民意”的是国会800议员。这些人在社会上被讥讽为“猪仔”,他们倒自认为“罗汉”,各以不同军阀派系作靠山。议会开会时,常常大打出手,将墨盒作法宝,相互飞来掷去。扭打成伤后,先上医院再上法院。大军阀与外面小军阀乃至土匪搭伙,膨胀势力;执政武夫与国会文人打亲家,稳定与扩大局面。高级官员追求的,只是逛窑子、上馆子、听乐子、讨几个女戏子、找一个好厨子,来它个“五子登科”。统治者从上到下只知有己,对人民作威作福。北京市面的繁荣全靠大帅、少帅、800国会议员支撑。前门大栅栏几个最大铺子,经常出入的只有三种顾客:大官和姨太太,办军需的,妓女。北京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妓院,生意兴隆,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应酬,挥金如土。可是,政府许多机关职员,却积年不发薪水,全靠典押公产应付;各大学多年无人过问,听其自生自灭。于是,管市政的卖城墙,管庙坛的买柏树,管宫殿的因偷窃过多,担心难于搪塞,索性一把火将大殿烧掉,来它个死无对证。教育部长将京师图书馆善本书抵押给银行,用来给部员发薪水。住西苑的大兵,也上行下效,撬起圆明园附近路面大麻石,卖给周围学校、人家造墙起房子。然而,北京各公众场所,就连极不起眼的小饭馆里,都写上了“莫谈国事”四个大字;辛亥革命过去十多年了,街上许多行人的头上,仍旧高高地盘着辫子……这一切,似乎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这个社会必须重造,凡事需重新安排!

  沈从文牢记着在保靖时从新报刊上获得的“文学革命”的印象。他认定,要重造社会,必须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通过文学作品,在国民中注入新的理想和热情。可是,眼下自己连标点符号还不会使用!一切得从头学起,在忍苦耐劳中慢慢求得进展。他坚信注重目前努力对自己、对国家将来的意义。然而,这种独居会馆,去图书馆自行摸索的自学方式,给沈从文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他需要有人来听他倾诉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渴望从别人身上获得一些启发。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后,他的一位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黄村生来看他,担心他独住会馆,时间长了,于学习、身心两不利,继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特意替他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找了一个房间,并介绍了一些朋友。

  新的住处是由原先一个贮煤间略加改造而成的。房间很小,仅可安膝容身,地面潮湿,临时在墙上开了一个窗口,窗口上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房内搁上一张小小写字桌,装一扇旧门。沈从文坦然泰然地搬来住下了,还特地为这个房间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窄而霉小斋”。

  这次搬迁对沈从文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他居住的银闸胡同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十个大小公寓之一。在这些公寓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这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北京大学向一切人开放。虽然,北京其他大学也有旁听生,却都有一定名额限制,唯独北京大学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几倍。他们之中,有等下年再考的,有本科毕业准备再换系学习的,有等相熟同学毕业一道去就业的。虽然,这些人龙蛇不一,成分复杂,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打扮得油头粉脸,一如文明戏中拆白党小生,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逛戏院、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沈从文的湘西同乡中,就有读书数年,回去后只会唱《定军山》的;也有刻意仿效西洋人作派的,西装笔挺,双手插在胸前,仿拜伦、雪莱样子,作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状,其实腹中空空。有一个南方人张仪端,风度翩翩,随时夹几本烫金外文书,其实并不看。跟一个瞎子学弹三弦,学了三年,还没学会定位。瞎子气极,将三弦摔在地上说:“我教了20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生!”也有急功近利,寄望过高,最终不免失望,住不多久便折身回家的。但是,另一方面,“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已发生明显作用,扩大了他们对社会重造的幻想和信心。在他们中间,正聚集起一支新的生力。英文系的陈炜谟、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都是学生中著名的高材生。沈从文先后结识的朋友,除陈炜谟,还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赵其文、陈翔鹤等人。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也间或去听历史和哲学。此外,蔡元培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选聘教师不拘一格,只以能力学识为标准。梁漱溟当年参加入学考试,未被录取,不久却被聘为哲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可以同时在北大任教,连著名保皇党人辜鸿铭也被邀请讲学。蔡元培倡导的“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酝酿成一种巨大社会动力,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的意义,决不亚于黄埔军官学校之于中国现代军事史、战争史。

  沈从文后来这样回忆辜鸿铭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①

  尽管有了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确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分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我依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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