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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尔年轻时，曾对一个朋友谈到对生活意义的看法。他的思想富于哲理性而且特别坦率。他说：“我们都是虫蠕。”又说：“而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邱吉尔的一生为他自己命运不可动摇的直觉所驱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当他追求他决心要得到的事物时，无论他听到多少个“不”字，他也从来不知道这“不”字的含义。一旦他参加军事战役或政治斗争，他总是把“失败”一词从他的词汇表中去掉。 我第一次见到邱吉尔是在1954年6月，当时，我主持了欢迎会，欢迎他以首相身分来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我还记得我等待他的飞机进入我的视线时那种热切甚至是激动的心情。 虽然我多次出过国，见过许多国内外领导人及知名人士，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超过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讲话比罗斯福总统的讲话更能叩动我的心扉。 自从我进入政界以后，我更加欣赏他领导的英国在经受勇气和坚韧精神的最大考验期间对世界的影响。不管如何夸张，都难以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 我是很幸运的，根据当时的礼仪规定，总统去机场欢迎来访的国家元首，市政府首脑们则在白宫会见他。因此，艾森豪威尔应该欢迎女工，而我则去欢迎首相。 头天晚上，我花一个多小时准备了九十秒钟的欢迎词。当见到飞机时，我又很快将它在头脑中过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温层飞机着陆了，它沿着跑道滑行，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舱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邱吉尔一人出现在舷梯顶部，他戴着一顶珍珠灰色的汉堡帽。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这似乎是因为他肩膀萎缩，大脑袋直接装在他的身体上，仿佛根本没有脖子一样。实际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正如你不会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奥多·罗斯福看成“斜人一样，你也决不会想到把他看成是一个“斜人”。 他的助手们围着要帮助他走下舷梯。邱吉尔迅速环顾国周，看到了下面的欢迎场面和摄影机后：他拒绝了任何帮助。 他拄着一根金头手杖，缓缓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过风，枪每走一步，都十分踌躇，显然对自己没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约一半时，他注意到有四个空军人员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还了礼。 我们握了手，他说第一次见到我非常高兴。象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的握手并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在向国务卿杜勒斯问候之后，他径直走向摄影机和麦克风前。没有等我致欢迎词，他就发表他的到达讲演。他说，他非常高兴地从他的祖国来到他母亲的国土（显然是指他母亲是美国人）。在结束讲演时的热烈鼓掌声中，他作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形手势，然后转身大步向我们乘坐的驶向白宫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车走去。我辛辛苦苦地准备的讲话始终没有用上，但似乎也没有认为这是被遗漏的。 当我重读那天我记的日记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最近中过风的七十九岁的老人，刚刚乘坐了一夜螺旋桨飞机飞越大西洋后，在我们去白宫的三十分钟内，居然还能如此出色地应付那么多的问题。他一直在不停他说着，不停地向道路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 他告诉我，他曾关注过我数月前的东南亚之行。他特别欣赏我在马来西亚逗留期间到乡下去访问在那里与共产党叛乱部队作战的英国军队。当我告诉他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和其他为英国殖民地和缓地向独立过度而作出努力的军官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当他们准备好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之后，我们才给他们独立就好了。”四年后我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示了仍在关心这件事。 然后他又评论了我亚洲之行访问过的印度支那的局势。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应该作出决定：他们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对此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责。他一边向人群挥手，一边打量了我一下说：“他们却作出了要参与但不是全力以赴的决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向群众微笑了一下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副总统先生，世界处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终究是次要的，报纸上总是把实际情况作了夸张。” 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交谈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很清楚，他在向我并通过我向政府发出信号，他想要度过难关。两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伦敦时曾就印支问题与邱吉尔举行过一次令人不愉快的会谈。报纸随即发表的有关此事的谣传，使英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当雷德福敦促邱吉尔帮助法国保住法国在印支的殖民地时，邱吉尔显然生气了。邱吉尔粗暴地责问道，试想英国人不曾为自己保住印度而战，为什么他们必须为法国能够保住印支而战。雷德福不象极有外交经验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国拒绝与我们一起努力去击退共产主义者在亚洲的侵略，国会可能对“英国不满。 对此，邱吉尔生硬地回答道：“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邱吉尔不愿意提议在印支反对越共，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中国会进行干预。他想这样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战争，使苏联卷入，并使欧洲成为战场，使英国成为一个目标。可是当雷德福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这次会谈时，总统感到意外和震惊。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种种艰难曲折，却是进行反抗的象征的邱吉尔看来在东南亚几乎甘心于失败了。 邱吉尔继续向群众挥手致意时，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严重关注。他说，对我们来讲，谈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来进行报复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与核武器有关的“压倒优势的集中”的理论使他担心。 当我告诉他，我刚刚读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他评论说，在罗斯福逝世前四个月的那段时间里，他和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了解。接着，他令人吃惊地直言不讳：“罗斯福总统病倒，杜鲁门总统突然就职时，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脸变得极其严肃，再次不顾人群而转向我说：“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司令官当他知道自己病了，并且可能不久退出舞台时，他应该使自己的副手及时了解情况。” 现在我们离白宫很近了。我说，读完了他的回忆录后，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国接受他的建议，对南欧“软腹部”地区发动一场进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诺曼底发起这场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在我们进入西北门时，他淡淡他说：“也许会轻而易举地得到维也纳。” 邱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的私人日记里关于英国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的健康状况中披露，邱吉尔有时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场，凡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感到他有病痛。对于重大事件，他总是不知怎么地能够打起精神处理好。 尽管在整个访问期间，正式会谈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尔对为他举行的冗长的、有时我认为是乏味的宴会似乎总是很高兴的。他是这样一类少有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们喜欢闲聊似乎就象喜欢谈论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样。由于他有午睡的习惯，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保持这种习惯，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擞。 在白宫的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只在邱吉尔似乎难以切开肉时帮他一把。她关切他说，白宫的刀子不很锋利。席间，杜勒斯用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向客人敬酒时，尼克松夫人间邱吉尔是否喜欢品尝一杯，他说不喜欢，接着又说道，他通常是在早上八点半喝第一怀威士忌，而晚上则喜欢喝一怀香槟。 宴会上，邱吉尔的话题是他过去的经历。尽管在谈话中，他没让别人插话，但从不显得粗鲁无礼。就象麦克阿瑟一样，邱吉尔滔滔不绝的独白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致在他成为主讲人而不让任何别人插进来时，谁也不会对此感到不满。尼克松夫人后来告诉我，邱吉尔是她在晚宴上所遇到过的最有趣的客人之一。在他重述他在布尔战争中的戏剧性的冒险活动时，他使艾森豪威尔夫人听得入了迷。 我得到最好的机会去观察我们令人生畏的客人是在他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是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男子宴会上。由于外交礼仪，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没能出席，所以我就是最高身分的美国客人。 大约十五分钟后，邱吉尔来到我们中间，他向每一个客人致意并站着谈了一会儿，但是当国防部长查里斯·威尔逊打算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讲述一件事情时，邱吉尔特意地向一张椅子走去并坐了下来。我也走了过去，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并且说：“我觉得坐下来比站着要好一些。” 在宴会中，我问他三天繁重的会谈日程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说，除了几次“临时眩晕”外，他觉得这次会谈比其他会谈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说：“一经接触你们这个位于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国家，我似乎总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复生气。” 后来话题转到假期计划。他说他将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说：我总是坐飞机旅行，因为我晕船。他用一种严峻而又引人发笑的眼光凝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当你岁数再大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晕了。”当时我是四十一岁。 邱吉尔不仅是一个非凡的历史创造者，而且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发现在不描写他自己直接参与的事件时，他是一位优秀的作者。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远远超过了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反应和观察常常通过故事形式进行叙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报道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后果》和《东方阵线》，前者描述了凡尔赛和平会议，后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后的两年内写成的。在这两本书中邱吉尔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这两部多卷的历史著作中，邱吉尔充分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邱吉尔在访问华盛顿时，对美国内战的兴趣总是与日俱增，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评述道，依他之见、罗伯特·依·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应该有人“把李为了与南部站在一起，拒绝指挥合众国军队后，骑着战马横渡波托马克河这一难忘的景象记录下来，织到挂毯中或画在画幅上。 他说，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终于来到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指出，他的军官们把他们的马匹作为私人财产并讯问是否允许他们各人拥有马匹时，格兰特说：“让所有的人都牵上一匹马，士兵、军官都一样，他们需要马匹去耕种土地。”此时邱吉尔环顾一下听得入了迷的人们，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生活在贫穷和战争中，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行动！” 我问到关于他与接斯大林班的苏联领导人之间进行会谈的看法。他说，西方必须有一个实力政策，决不能以软弱的地位同共产党人打交道。他对我说，他期待着访问苏联，但他不会作出任何束缚美国的许诺。 他指出除了战时的联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说：“确信美国人民会信赖我这个了解共产党的人又是一个反共战士。”他在结束谈话时说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对共产党的事和麦卡锡所作的一样多。”还没等我说话，他咧着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说：“当然了，那是个私下声明，我决不同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邱吉尔向我表示他对激进的喜欢挑起争论的安奈林·比万的不光彩的诡辩术十分不满。1947年，比万作为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说保守党员“比寄生虫还不如”。这些话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尴尬。我自然感到，比万的话虽然既不文雅又不聪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语言方面，邱吉尔本人也是罕见的。 在指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缺少政治上的坚忍性时，邱吉尔曾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当我还是孩提时，父母把我带到一个有名的巴纳姆的大马戏院，那里有畸人怪物的展览，但是展览目录单上我最想看的是一个被称为“无骨的怪物”。我父母认为，这种情景对我的幼小心灵来说也许会太让人厌恶和太伤风败俗了，而我为了看这个坐在财政大臣交椅上的“无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说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驮着瓷碗柜的公牛”。 英国议会里的第一个女议员阿斯特曾经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话，我就在你的咖啡里放上毒药。”邱吉尔反唇相讥：“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赖特·克莱门特·阿特利在议会讲演完毕，邱吉尔说道：“他是一个有许多地方值得谦虚的谦虚的人。” 乔治·肖伯纳送给他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带上一个朋友来看我的戏，如果你有朋友的话。”邱吉尔回了一张便条：“我正忙于开幕式，如果有第二个晚上的票时，我会在第二个晚上来的。” 邱吉尔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万时，他曾经说过，“然而，世上真有理想的惩罚：战时最能胡说的人已成了和平时期最突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失败者。” 在使用狠毒语言攻击别人方面，邱吉尔一定给予别人如同他自己得到的一样多。 邱吉尔在男子宴会上透露了一些有关他的生活方式。在谈到英国原子能专家普洛登勋爵时，他说：“没有人给予世界如此之多而索取如此之少。他不吃肉，不吸烟，没结过婚。”邱吉尔喜欢优裕的生活。我想他会承认，他给予世界的很多，获得的也很多。 他对生活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名传记作家称他为：“政治活动中的彼得·潘。”晚年放弃了打马球后，画画成了他的爱好。他的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似乎释放出了他的被压抑的能量。正如他曾经说的：“若不是为了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 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比较了各自的写作习惯。我告诉他，我发现使用口述机时工作得最好。他的眼睛闪烁着顽皮的笑意说：“我更喜欢口述给一个漂亮的秘书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知觉的机器。”他接着说，他有两个“非常美丽的”秘书。 许多年后，美苏于1972年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领导人说，他也同意邱吉尔喜爱秘书甚干机器。然后他眨眨眼，笑嘻嘻他说：“除此以外，当你晚上醒来并想做点笔记时，秘书就特别有用。” 邱吉尔讨厌没有文明的物质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总是带上一个锡制的浴盆去前线。禁酒期间，他在美国作讲学旅行时签订的合同规定，在每次讲演前他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 1969年我就职不久，白宫的一个年长的男管家告诉我一件事。邱吉尔访问期间，罗斯福总统邀请他住在白宫，下榻于皇后卧室内。那个房间装饰华丽，而且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在邱吉尔的另一次访问中，罗斯福坚持他的客人应该住在林肯卧室，这样他的客人可以说他在林肯床上睡过觉。林肯卧室装饰单调，有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简朴风格，房内安放的无疑是白宫里最不舒适的床铺。 晚上，邱吉尔就寝半小时后，这个管家说他看见邱吉尔身着一件老式睡衣，拎着手提箱踏着脚尖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走进了皇后卧室。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邱吉尔也不能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度过一夜。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想起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夫人让邱吉尔选择皇后卧室或是林肯卧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则留在林肯卧室。 邱吉尔也是品尝美酒的行家。最近我访问了法国拉菲特·罗思蔡尔德大葡萄种植园，许多人认为那里生产法国最好的酒。主人告诉我，邱吉尔曾参观过该种植园，他们为了他，特意打开了一瓶1870年拉菲特·罗思蔡尔德生产的酒，那一年是十九世纪葡萄最大丰收的年份。饭后邱吉尔在贵宾留言簿上写道：“1870年对法国武器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对法国酿酒业恰是极好的一年。” 邱吉尔在华盛顿逗留的三天中，我对他的观察常使我回想起第一次认识他的情景。那是1936年，在我来到东部法律学校之后，他那时已经成为非常显要的和引起人们争议的人物，这部分地是因为在国王退位的危机中他支持爱德华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但主要是因为他坚持英国必须重新武装，民主政体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也是孤立主义者。我知道，今天如协和式飞机晚起飞二十分钟，人们就会不耐烦。但是在三十年代，坐远洋定期客轮到欧洲最快也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我所认得的加利福尼亚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人中谁也不喜欢希特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参战去消灭希特勒。 我猜想他那滑稽的外表、无法容忍的装腔作势和故意夸张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知道，即使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邱吉尔是一个好斗的牛蛇。他的讲话似乎过分渲染和夸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情我们所熟悉的内维尔·张伯伦的避免战争的决心，也钦佩他承受希特勒的漫骂时的容忍和不失尊严。我能够记得当张伯伦从慕尼黑会议返回英国时大家所感到的轻松，他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只有在1939年，当希特勒最后表明，不征服欧洲他决不满足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邱吉尔一直是多么英明，他的预言多么准确！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欧洲崩溃了，邱吉尔以他的光彩夺目的个性和戏剧性的雄辩才能顷刻间成为传奇式的人物。邱吉尔善于把握自己的作用，他说：“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从战争一开始，他就特别关心美国。因为他知道它是“民主宝库”，只有我们的支持——最好的是我们的干预——才有可能拯救英国。从气质上说，他特别适合充当这种角色，因为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就出生在美国的布鲁克林。他甚至用某些夸张的语言骄傲地宣称——杰罗姆家族还有易洛魁印第安人血统。 他于1874年出生在伯来尼宫，是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在他幼年时，他父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爱他们，崇拜他们。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更多的时间倾注于他，使他更多地受益。 伦道夫勋爵是一个有才华的而又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从事冒险事业并以失败告终。他以辞去内阁职务表示对政府的一项政策的抗议，而他原以为首相会拒绝他的辞职。但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从此就再也没有进入内阁。正好由于早些年前得了花柳病，他的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埋头他自己的事务外，伦道夫勋爵对他的儿子很少关心，视他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在学校里表现很差，还因为他增加了经济已经济拮据的家庭开支。 政治对他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学校里的功课。他早就渴望与他父亲讨论有关的政治事件和当代的名人。可是伦道夫勋爵使他的每一次尝试都遭到破灭。温斯顿后来写道：“如果我作出一点儿友好的表示，他马上就生气，一次我曾建议说，我可以帮助他的私人秘书起草一些信件，他对我冷若冰霜。”伦道夫勋爵四十六岁就去世了，也结束了他俩之间任何一个密切合作的机会。 温斯顿写道，他母亲“就象夜晚的明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可是总有一段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一个轻浮的美人，结婚对她喜欢献媚和与男人交往方面没产生什么约束力。尽管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辨别力，然而她的私通为人尽知。这些人中有重要的人物——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 我偶然想到大部分所谓“新科学”的心理生物学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例如，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书中，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认为：崇拜自己父亲的伍德罗，威尔逊却下意识地憎恨他的父亲，这种敌意使他与在对外政策上不同意他的人打交道中表现出刚愎自用。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稀奇古怪，简直是十足的愚蠢。 如果想要洞察一个成年人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将常常提供一条线索，那是普通常识，我也同意。 对邱吉尔来说，虽然早年生活上的情感被剥夺，但对他似乎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他的父亲感到极为骄傲并维护他死后的名声和保卫了伦道夫为之而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活着看到了她的儿子成为一个著名的战士、作家和政治家。 象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她利用与有权势的人的广泛联系来促进她儿子的前程。她晚年成了温斯顿的名副其实的亲爱的妈妈，并且完全依赖他。 就象爱因斯坦一样，邱吉尔在早年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庸的学生。他的一个家庭教师说过：“这位小伙子不可能通过哈罗公学考试，他只能通过次一等的学校的考试。”在中国或苏联，他不会被当作优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并在政府或是工业部门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访问中，一位中国教育家自豪地对我说，在中国所有的儿童都免费受初等教育，他接着说，当他们初中毕业后，要参加一次全面考试，只有那些考试合格的人，才允许进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考试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去工作。之后，他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邱吉尔们。” 一位有洞察力的学者会发觉邱吉尔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通过群众性的测验所能知道的。在英语方面，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这些科目成绩较差，把他的平均成绩拉到标准分数线以下。按分数等级，他被排在哈罗公学的最低的班级。在那个班级里，各门功课中强调英文写作。“因此，”他后来写道，“我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常用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上——这是完全值得的事情。”他很快就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丰富了他的生活，也丰富了几代说英语的人们的生活。 对于邱吉尔来说，取道于牛津或是剑桥的政治生涯的正常途径似乎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决定进入在桑赫斯特的英国西点军校，成为一名骑兵士官生。他很喜爱他的军事训练，他的学业程度表明：他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年轻的邱吉尔现在审视了一番世界舞台，寻找能够为他提供冒险的场所。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前往古巴，报道岛上的叛乱分子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的游击战争。后来他写道：当他窥见地平线上的古巴的轮廓时，他产生了“奇妙而又可怕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着某些真实的事情的地方。是一个采取至关重要的行动的地方，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地方。也是肯定会发生某些事情的地方。我可能会在这里丧生。” 他很快就返回英国，为他接受的第一次军事委任做准备：去印度服务八至九年。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展望了他的前程，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你无法想象出我是如何渴望几天后能远航到一个充满着冒险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单调乏味的国家印度——在那里，我既失去和平的愉快，又没有战争机会。” 在班加罗尔任上，邱吉尔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供自由支配，他决心把这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他每天花数小时练习打马球，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马球手。他也开始学习过去在学校里从未学到过的知识。他的学习方法是十分广泛的和有条理的。他要求他的母亲给他一套完整的年鉴。这些都是从英国的政治年鉴以及世界各国的新闻汇集而成。他仔细地阅读，作了笔记，逐步掌握了年鉴所包括的丰富的事实和资料。当他阅读国会辩论的重大问题的摘要前，他常常仔细地勾画出对这一特定事件的个人看法。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和分析同当时与会者的观点和分析进行比较。 他也要求他的母亲寄给他一些英国语言方面的伟大的散文家的著作，特别是历史学家麦考利和吉本的作品。在热得使人手脚起泡的印度的下午，邱吉尔的同事们正在睡午觉时，他却全神贯注干这些书中的词句和韵律。 不久，他就着手向伦敦的一家报纸发回有关战争的报道。 对于一个年轻军官来说，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作法，他的许多同事和大部分长官不赞成这件事。当他的关于西北边远邦战斗的报道出版成册时，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建议说，书的名字应该是“一个中尉给将军们的须知”。这种讥讽伴随了他一生，可是他从不介意。 邱吉尔从来不愿遵循常规，认为这样会束缚他的个性。他对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创造性来保住自己地位的人们来说毫无用处。他被那种把生活减少到最低值的爱事事计较的官僚思想气得发狂。他藐视下级官员们那种思想界限森严，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状态。吉普林称他们为“小人物”，并说，那些看来“太渺小而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的人们会“拖垮这个国家”！当邱吉尔反对“小人物”的循规蹈矩时，他竟然常常高声背诵吉普林的这首诗。 美国最近的几十年中，这个老问题给我们增添了新的麻烦。在我们膨胀起来的官僚政治中，许多刻板的毫无生气的小人物只关心保住自己的工作，另外也有许多人为了争取自由主义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很活跃。因此，要使官僚机构行动起来，总是十分困难的事。现在要让一个保守的内阁部长，代理机构的董事，甚至是总统促使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官僚机构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行动起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某件他想做的事直接去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官员身上，邱吉尔为此激怒了许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的有关克莱门斯、劳埃德，乔治和邱吉尔的故事说，这三个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莱门斯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波得走出来要求克莱门斯说明自己的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劳埃德·乔治也一样。最后邱吉尔到达，他也敲了门，圣彼得打开了门，要邱吉尔说明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和让他知道自己的永恒的奖赏。邱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邱吉尔在印度任职期间，利用了他本人和他母亲在社交中所能利用的各种影响说服了基钦诺勋爵，允许邱吉尔随同英军追赶在苏丹境内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们。这样，他就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加了在乌姆杜尔曼战斗中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冲锋。 1899年邱吉尔离开了军队，参加了曼彻斯特的奥尔德姆区的议员竟血—正是他父亲所代表的地区。他被击败了。这次失败是一次打击。在政治上第一次失利后，他写道，他觉得“这种泄气的感觉就象喝了半瓶一宿未盖瓶塞的香摈酒或是苏打水。”然而，他毕竟年轻，新的冒险很快又向他招手。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前往南部非洲报道布尔战争。他到达两周后，在英勇保卫被布尔人袭击的一列火车的战斗中，他被俘，成为一名战俘。他从布尔的看守那里逃走了，他们出价二十五英镑悬赏他——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几年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将悬赏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了起来，并对来访者讲述：“这是我的全部价格？二十五镑吗？” 当他还在非洲的时候，他以前写的一部传奇式的冒险小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三个月后，他的关于布尔战争和他在战争中的功绩一书出版，公众给予好评，销路很好。 两个月后，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十六个选区要求他给予他们这个荣誉：作为他们的代表，参加议会竞选然而他再次选择了奥尔德姆区，并且当选了。 温斯顿·邱吉尔对下院的喜爱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自1901年他第一次获得这个席位起，下院就是他精神之家。通过他父亲的家族和他自己的传奇式的历史，他把自己看作是下院及其传统的活生生的一部分。凡是读到他关于决心重建议会大厦的演讲时，令人感到饶有兴趣。似乎大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轰炸以前就已经被炸毁了。这不是一个谈论大厦建筑的人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迫切地谈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的人。 他受到了新的同事们友好的接待。其中许多人曾和他父亲一起服务过，对年轻的邱吉尔几乎有一种保护的责任。邱吉尔后来写道，他当时一直在起草、修改然后练习他的初次演说，直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流畅地演讲。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知名演说家，他能使大厅里数千名听众，或使数百万名广播听众为之入迷。他把娴熟的英语和十足是天生的表演技能结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鼓舞人心，是因为他本人为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盂席斯阁下所说，邱吉尔战时的讲演之所以那样有煽动性，是因为他“学到了这么一条伟大的真理，要感动别人，演说家、领袖自己首先要受感动：在他的头脑里，一切都应当是活生生的。” 但是，掌握公开讲演的技术对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时，他先写下然后背熟每一篇讲话，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动作，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采用不同的方法发出咬舌音。 1952年在共和党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邱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我告诉他，他父亲精采的即席讲演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笑说：“这些讲话也应该是好的，他花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来写作并且背熟它们。”在我与伦道夫谈话中，我觉察到作为一个伟人的儿子是多么难呵！我发现他极为聪明、风趣、诙谐，然而与温斯顿、邱吉尔相比就不免相绌。要是换一个人作邱吉尔的儿子，那么这一点就更加千真万确了。 作为议会的一名才华横溢和出身名门的年轻议员，无限美好的前程展现在邱吉尔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突然，他开始抨击他的政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当他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这一与保守党官方为保护英国货物而制定的关税壁垒政策直接相抵触时，就引起了一场重大危机。这种由资历较浅的议员破坏党规，特别是他们还打算向内阁提议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越过”下院，从保守党转向自由党。在政治上有时必须冒险，赌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成功或是失败。政治舞台以外的人们，或是新来政界的人们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风险的独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风险是伤脑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学仪器能部分地预测到可能的结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风险却要依靠魄力、直觉和适时地作出决定的能力。 今天，整个保护主义的争论似乎是遥远的、没有生气的。 有人不得不怀疑邱吉尔为此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是否值得。但是。邱吉尔是从广义上来看待自由贸易的问题，包括它与国内就业和英国生活水准等问题的直接关系。当许多英国人无怨言地生活在并不比狄更斯的惨淡小说所描写的情况为好的环境里的时候，邱吉尔就看到了广大的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将是英国政府在本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使他吃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内经济上的不公正，还由于英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创伤。一天，当他在曼彻斯特他的选区街道上行走时，他与助手说：“设想住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从未见过美好的事物，从未吃过可口的食物，从未说过聪明的语言！” 经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举一些作为竞选政府候选人所必备的条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觉、品质以及对伟大事业的信念。许多人具有这些条件；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愿意冒一切危险来获得一切。你不应害怕失败，这并不是说你应当轻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气。如果有一个未来的候选人告诉我，只有当他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该党组织的支持，并且民意测验表明他肯定获胜时，他才决定参加，则我会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这样做，你将是一个劣等的候选人。”在邱吉尔的整个生涯中，他总是勇敢的，有时是轻率的，但是他从来不害怕失败。 邱吉尔的易党给他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们公开地指责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是利用人民飞黄腾达后又加入一个企图破坏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党派反对他们。他竭力促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远远超出他们所看到的那种谨慎地和稍微扩大一点儿有资格参加管理政府的人数的情况。邱吉尔已加入了那些打算打开人民民主的闸门和吸收下层民众的各种力量的行列之中。 感情变得强烈和痛苦。他喜好英国的那种不充分表达出实情的习惯，他后来写道，“我确实既没有通过我的行动，也没有通过我的态度去表示出巨大的持续的爱好。”邱吉尔成为上流社交界的流浪儿，而不久前就在这个圈子里他被捧为有卓越潜力和无限前程的年青人。他被称为“布伦赫姆鼠”并且突然发现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最上流的家庭中不再受欢迎了，早期怀有的怨恨并不总是很快地就能遗忘。十一年后，保守党人试图将不给邱吉尔内阁席位作为他们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一个条与其说仇恨最终消失，不如说怀有仇恨的人已经去世。俗话说：“很好地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在政治上它也许可以解释为：“活得比别人都长就是最终的报复！” 邱吉尔所遭受到的这种社会的排斥也许能制服许多政治家。许多人进入政界是因为他们欣赏赢得公众的喝彩。而甘愿忍受不被欢迎、痛苦和由于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而带来无休止的争论的人，就需要具备一种不同的气质——并不一定需要一个较好的性情。 在我三十六年担任公职的生涯中，我看到了许多有能力的青年男女放弃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回到了不担任公职的天地里，因为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的家庭不愿承受由公众争议伴随而来的压力和孤立。在这方面，水门事件前后的政治生活中的差别是多么明显！今天，因担任公职取得成就而受到许多人赞同和尊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侵犯私人生活的危险性日益增大，对进入政界首先需要付出各种代价和经受各种揭露的事对许多人来说简直起了阻碍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到愿意担任公职的男人和妇女的质量和数量。 1906年邱吉尔三十二岁时，才第一次在自由党政府内获得内阁成员的职位。在以后的几年内，他担任过六个内阁职务，对于每一职务他都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和花了巨大的精力。作为商务部大臣，邱吉尔给立法机关的领导提供了动议权，这就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矗”此外，作为内政部大臣，他首先提出给煤矿工人八小时日工作制和要求在矿井里设有安全设备；他禁止地下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男孩；店员要有法定的工间休息；建立最低工资制：建立全国性的劳工交流以减少失业；实行了重大的监狱改革。 事实上，这些成就是今日英国福利政府的开端。但是，即使他颁布了这些改革，邱吉尔还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在一次讲话中，邱吉尔认为他的方法最好，他说：“社会主义谋求使富者下降，自由主义谋求使贫者提高；社会主义会扼杀企业，自由主义会从特权和偏爱的桎梏下拯救企业……；社会主义提高法规的地位，自由主义提高人的地位，社会主义攻击资本，自由主义攻击垄断。” 他在立法上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他是有创造性的、吸引人的和爱争论的；但给人第一个印象，他似乎总是粗鲁和不老练的。在他需要朋友的地方他树立了许多敌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人们对他比较了解以后，这种坏印象能够得到扭转。 但是第一个印象通常是难忘的。正如他的一个密友所说：“第一次看到温斯顿时，你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点，之后你花费余生的时间去发现他的美德。” 象邱吉尔那样有着易激动的性格和脾气的人在政界中是司空见惯的。1947年当我第一次进入众议院时，那里极易发怒的人和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古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随着电视的发展使得政治人物均质化了，在均脂牛乳中，奶油不会浮到顶部。这同样适用于均质化的政治生活。 过去，我们倾向于钦佩那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风格上有勇气标新立异的政治领袖。但是今天，为了不使过度曝光而变得苍白，或显得过分或失去平衡，绝大多数政治家不得不或者伪装作和蔼的，不伤害他人的态度。“不要兴风作浪”似乎已成了大多数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行动准则。 我并非认为在政府里需要有怪人或者是狂人。但是我们不妨有几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和冒险家。我们的年青一代的政治领袖们需要知道，若是你想成功，只有一件事比犯错误更坏，那就是迟钝。有时我也感到疑惑，象邱吉尔和戴高乐这样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人物，能否幸免于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今天所不得不遇到的为一些小事在报纸上接二连三地遭到攻击。 邱吉尔为他的高压手腕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几乎没有什么密友，但却有许多敌人。据斯·皮·斯诺讲，即使对邱吉尔十分钟爱的乔治勋爵也认为他是“有点象傻瓜”，在他成功之际，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果敢的，我认为是卓越的计划——为了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派遣了一支突击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里登陆，被拙劣地修修补补地执行，给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所需的武器，以降低他的威望。他被赶下了台，担任一个荣誉职务。 他对此无法忍受。倒不是因为他计较这一场争论，也不是因为他的自负受到挫伤，当然也不是因为他怀疑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达达尼尔远征可能成功。真正使他难受的是，他失去了决定事件进展的能力。就象他的助手所说：“情况越糟糕，他却越果敢，越平静——正是这种该诅咒的闲散无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丧。” 就在这个时刻，邱吉尔第一次遭受到他称之为“黑狗”的折磨——周期性的令人疲惫的几番消沉使他一度接连几周都打不起精神来。还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师，英国第一部词典的编纂家，塞缨尔·约翰逊也遭受到同样的折磨。他在那段时间里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见的，这也许倒为他这个本来是乐观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为未来战斗做好准备的条件。 给他提供的和平和快乐的取之不竭的一个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了婚，正如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自从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诚然，美满的婚姻并不意味着它从无烦恼。邱吉尔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热烈的信徒，但是她从来就不喜欢作一个职业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许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生涯，他们必须达成某些谅解。有许多时间他们不在一起生活。他忙于公务，而她则去法国或是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度假。邱吉尔从不对其他妇女表示过任何兴趣，他们经常通信，书信内容详细，这些信件极好地反映了他们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尔似乎已不被重视。当他刚刚四十六岁时，许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过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经历，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继续提升，人们还保留着对他易党所带来的残存的不信任。他也无法摆脱达达尼尔远征招来的痛苦的反责。 1922年是邱吉尔经历几次低潮时期的最低点，当时急性阑尾炎手术使他无法参加竞选活动。由于他无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他被击败了。这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员。正如他略带嘲讽地说：“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没有职务，没有席位，没有一个党派，甚至没有阑尾。”他的情绪很低落。 劳埃德·乔治的前助手之一当时看到邱吉尔后报道说：“温斯顿是那样的低沉，整个晚上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认为他的世界已经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兰德曾经说过：“在战场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为了东山再起。”邱吉尔的生涯显然证实了这个真理。当然，一个谚语对一个刚刚落选的人只不过是一点点慰藉。因为我自己落选过几次，我品尝过这种滋味。朋友们会对你说：“没有职责缠身，你可以随时出去旅行、钓鱼、打高尔夫球，这不是很好吗？”我的回答是：“好吧——那就试一星期吧。”随后，你就会有一种完全空虚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直接的后果倒并不特别坏，因为你被竞选运动搞得精疲力尽正处于麻木状态，还因为你的肾上腺素还处于高水平上。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后，现实使你认识到你已经失败，你已无法收回或者改变作法去挽回这一结果。除非你很有钱，否则，不管你心情如何，为了支付每周涌来的支出账单，你就必须重新开始新的职业。 邱吉尔确是如此。他重新为报纸撰写文章以得到一些收入。他两次想重返议会，但都未成功。他向世界显示了一张勇敢和精神愉快的脸。我当然确信，每次失败都是令人痛苦的和丢脸的失望。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它或者退出政界，在政治上被击败并不是致命的。邱吉尔不知道“退出”这个词的含义。 到二十年代中期工党几乎全部吃掉了自由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由党员加入了保守党。作为一名重返保守党的成员参加竞选，邱吉尔终于在1924年回到了议会。 一个月后，邱吉尔有了一点好运气，后来却成了倒霉的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成为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件负有责任的却是内维尔，张伯伦。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原打算任命张伯伦任财政大臣，让邱吉尔当卫生部长。但在最后一分钟，张伯伦出入意外地说，他想当卫生部长。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尔正在接待室等待。鲍德温就改变脚本，问邱吉尔是否愿意作财政大臣，这使邱吉尔为之大吃一惊。邱吉尔抓住这个机会腾然而起。 在邱吉尔任财政大臣的四年里，争议迭起。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是一件难以成功的使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英国的经济仍然很虚弱。为了使经济能在可靠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复苏，许多著名经济专家敦促进一步紧缩财经。军方则要求拨给大笔新的军费开支，以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和重建英军的霸权地位。 没有什么人为这高昂的社会福利计划说话——诸如，国民养老金计划和寡妇儿童保险。这个计划正是邱吉尔决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有关发放养老金的计划，在税收条例方面，他采用了一些新的变革，从而减轻中等阶层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通过刺激生产力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作为财政大臣的邱吉尔的名声，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样形象受到扭曲的类似的问题。他们两人时运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萧条时期。如果不由当权者负责，又该由谁来对这一灾难负责呢？胡佛不象邱吉尔，他没有吸引人的热情的性格。因此，他也无法使人们了解他是怎样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困境。数十年后，当我了解胡佛后，我发现他虽然外表相当生硬，冷若冰霜，但却是一位腼腆的、敏感的、热心肠的人。在他任总统期间，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讲到失业者的痛苦遭遇时泪水曾夺眶而出。 一个意想不到的运气曾把邱吉尔抬得很高。现在，几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势力又把他撵了下来。一个冗长的、孤独的、令人心灰意懒的政治上的在野时期又开始了。不景气的“黑狗”经常登门侵扰。邱吉尔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 在这期间，他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尔巴勒》和《伟大的同龄人》，同时，他还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许多文学评论家嘲笑邱吉尔的文风过于华丽，甚至言过其实。但是，我认为，除了他战时的领导能力外，他的书籍就是他的最大遗产。 他所采取的一些立场，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声。他强烈反对政府让印度独立的计划，为此，他辞去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职务，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权者之间构筑起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由于支持国王爱德华八世企图在与两次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同时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离开党的队伍。他以提醒议会警惕德国迅速地重新武装的危险来开始他的竞选活动。 不管对他在印度问题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他关于德国威胁的警告，却使他成为在一片自欺欺人声中的真正预言家。邱吉尔的预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为他定期从军事部门的那些为他们上级的盲目性感到忧虑的文职人员那里得到内部情报。确切地讲，使得邱吉尔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正是这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身分现在才为大家所知。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据，他可能会立即被当作好战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会发生改变，否则人们总会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泄露情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目的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某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危险性。也许有人会提出诘问，那些泄露三十年代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情报的人们受到赞赏，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报界泄露越南战争的人们却受到谴责，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问题是，这两种情报有本质的不同，对后看来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当《纽约时报》开始公布五角大楼的文件时，已经有四万五千多名美国人战死在越南，而且每周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为试图结束战争，我们正在进行极为机密的谈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象洪水般地被泄露出来——破坏了我们的谈判，致使战争不是缩短，而是延长。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泄露文件人们的意愿。然而，这无疑是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泄露给邱吉尔的消息是经过选择的，使他在议会关于政府政策的辩论中能够陈述问题。向邱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我确信邱吉尔也会认为，在战时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一种叛国行为。 1939年夏天，当纳粹摧毁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时，邱吉尔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张伯伦立刻召回邱吉尔，任命他为海军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担任过的职务。“温斯顿回来了！”这一令人满意的信号从伦敦发到了全英国的舰队。 显然，信誉扫地的张伯伦已不可能继续长期占据首相位置。但是，无论张伯伦还是国王都不希望邱吉尔来取代他。他们更喜欢哈利法克斯勋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当首相不能由上院产生的决定被勉强通过后，六十五岁的温斯顿·邱吉尔才最后出任这一职务。他写道：“大约早晨三点钟正当我要去睡觉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赢得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仿佛觉得和命运女神在一起散步，并且觉得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一时刻和这次考验作准备的。” 如果人们设想邱吉尔当时不当首相，继续留任海军大臣去指挥海战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话，这倒能够使人们找到一种客厅游戏的乐趣。但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位领导人会花费许多时间去思考它。为考虑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就会寸步难行。 在美国，如果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塔夫脱在选举后的十个月就死于癌症。如果邱吉尔死于1939年又会怎样？他会被看成是英国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动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上将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邱吉尔的运气、坚韧不拔、才能和长寿再度得到报偿。 当邱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发表演说时，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出来的，只有鲜血、辛勤、眼泪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条：领导能力。如果没有他的领导，英国不可能生存下来，西欧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国现在也许成为一个在敌对营垒中壁垒森严的岛屿。“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多的事。”用这句话可以解释他战时最值得纪念的一次讲话的意义。 当他们的地位突然发生颠倒时，邱吉尔十分宽宏大量地对待内维尔·张伯伦。邱吉尔坚持张伯伦应留在政府内，并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邱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却相当和蔼地讲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政治活动中最好的典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在他任总统的十三年中，他从未在任何场合邀请胡佛去过白宫。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胡佛出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使胡佛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邱吉尔提供了一个与他非凡的能力和个性相称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战争环境里，伟大的领导能力才能显示出来，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实。 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的强硬决定。但是他没有象迪斯雷利或战时住在唐宁街10号的其他首相那样为人们广为怀念。在美国，情况类似的是詹姆斯·波尔克，根据历届总统的能力和业绩，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尔则是另一种范例。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且保持和平达八年之久。但是，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定、果断。因为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掷了原子弹。因此，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发起战争比结束或是避免战争，更应是衡量人物伟大与否的尺度。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就邱吉尔个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简直不算胜利。 正是斯·皮·斯诺注意到了邱吉尔在其著名讲演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主持英帝国的解体，我没有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这个讲演是富有戏剧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诚的。因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须履行视察职责。即使没有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战后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决定，英帝国内部要求独立的势头也已经势不可挡。邱吉尔试图阻挡这个势头就会象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涌来淹没他的双腿一样。 甚至德国的失败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邱吉尔知道，如果需要一个抗衡苏联的坚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陆得到稳定，那么德国必须重建。他也知道德国不得不从废墟中重建并恢复元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比英国遭到部分削弱更为可龋当德国在重建时，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厂。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却不得不对付着使用那些即使在战前也已经十分陈旧的工业设施。结果是，残败国变得比战胜国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也不得不继续在配给匮乏中生活。他们厌恶地认识到，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牺牲，英国也已不再能象以前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英美联合问题早在战争开始前很久就是邱吉尔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战后年月里，联合问题更为迫切。邱吉尔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在三十年代，它被视为加强两国繁荣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国幸存的先决条件，在五十年代后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在世界扩张的包围圈的唯一途径，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为保持英国对世界事务影响的唯一途径。 战后，为了维护英、美联合，邱吉尔不得不吞下了许多苦药丸。在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参战前的两年期间，英国为了据守一条防线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尽管我们的伤亡是大的，但是他们的伤亡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比我们的伤亡大得多。他们对我们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为没有我们，他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们也应该了解，没有他们，面对着完全处于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欧洲，我们也不可能生存下来。现在，他们已感到有必要听从美国的看法和意见了。 领导的火炬已经传给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实力。我不是说邱吉尔公开地表示妒忌或不满。但是情绪的低落可以想见，英国人肯定不高兴地认为：“以我们几个世纪来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难道在领导艺术方面我们会真的不如这些美国人吗？”1954年，在我们的会晤和对话中，我已经觉察到英国官员们包括邱吉尔在内，似乎已经相当顺从，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了。 虽然美国有许多有才干的外交人员，但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我发现英国的影响仍较大，他们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们的知识更广博、素质更好。我认为，美国今天的决策者们在作出重要的决定之前，首先应主动地征求欧洲同僚们的意见，而不只是事后磋商或通报情况，这样做必将得益非浅，我们必须记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见得是最有经验、最聪明、最具敏锐的洞察力或是拥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尔觉得美国在战后不久的对苏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没有把两国关系推到破裂边缘。在他试图教育我们的同时却继续奉承我们。许多人忘记了他的关于铁幕的著名讲话的中心点是极力主张以英、美联合作为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最好手段，当时，这个带有预示性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埃莉诺·罗斯福说，她认为这种说法是危险的，议会中一百名议员把它斥之为废话。 在三十年代，当邱吉尔向世界提出了威胁来自纳粹德国时，许多人不愿正视它。在战后发起成立联合国时，许多人希望和祈求一个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当他们在四十年代未听到邱吉尔提出的关于苏联扩张主义危险的警告时，又有许多人不愿相信。但是他又是对的。他又一次走到时代前列，对公众舆论是引导而不是尾随。 在战争期间，为了打败希特勒，邱吉尔作好了接受任何必要的帮助的准备。在纳粹入侵苏联时，邱吉尔欢迎斯大林加入反对希特勒的营垒。许多批评家责备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回答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想我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句好话。” 邱吉尔与他的另一个主要的伙伴罗斯福相处得很融洽。这位美国总统曾经写信给邱吉尔说：“在同一个十年中与你相处是件有趣的事。”邱吉尔在提到罗斯福时说：“见到他时就如同你打开第一瓶香槟酒一样。” 但是，两人经常在政策上有严重的分歧。邱吉尔认为罗斯福坚持要德国无条件地投降是灾难性的，并且认为让战后的德国转变为一个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是荒谬可笑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他们对苏联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起码说，从1940年的卡廷大屠杀事件开始——当时据说有一万名反共的波兰官员被苏联人杀害——邱吉尔就认识到斯大林在战后可能会象战前的希特勒那样贪得无厌。当时，罗斯福对英国帝国主义似乎比对俄国的疑虑更大，“温斯顿，”他曾经说，“这正是你无法看到的事，一个国家可能不要求获得即使他们可以得到的土地。” 正如亨利·格伦沃尔德在1965年所写： 邱吉尔发觉自己与罗斯福之间的隔阂愈来愈大。罗斯福并不考虑美、英联合起来反对“乔大叔”，他竭力想在邱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从此，一系列灾难性的协定开始达成了。其中包括波兰丢失给共产党，把俄国人带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给了俄国人在亚洲的领土和经济特许权，这些特许权使中国落入赤色分子之手。 如果邱吉尔能够胜过罗斯福，则事件发展的结局会迥然不同。 他对罗斯福愈益信任斯大林而忧心忡忡，并把这归咎于总统健康恶化。罗斯福去世后，他担心，与罗斯福很少沟通联系的杜鲁门正受到天真的亲俄国的国务院的影响。 邱吉尔确信，阻止苏联占领整个东欧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担心苏联不会放弃东欧。1945年4月初，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敦促他派遣美国军队进驻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他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在东方和苏联人握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俄国人向西推进时，艾森豪威尔却按兵不动。 两个月后，邱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尽早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篇电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为行将到来的冷战的象征性的语言：“我怀着深切的忧虑看到美国军队退却到中部地段我们的占领线一侧，使苏联的势力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在我们和通向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降下一道铁幕。” 邱吉尔认为让苏联人横行东欧，艾森豪威尔要负很大的责任。艾森豪威尔不是象邱吉尔那种类型的将军。盟军司令官的坚定和在邱吉尔看来，缺乏想象力的指挥风格以及他的随和的性格也许就是构成他异常和睦的原因，并且构成了盟军司令部内部合作的特点。仅仅这一点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邱吉尔后来推测，如果当时由麦克阿瑟任欧洲最高指挥官的话，美军不会不采取行动而眼巴巴地望着东欧屈从于苏联的统治。 艾森豪威尔把邱吉尔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邱吉尔死后不久，他写道：“我通过和他战时的合作感到，整个地球似乎成了这个能人的操场，他几乎能在同一瞬间处理有关部署海陆空三军那样刻不容缓的问题和探索遥远的未来。他仔细考虑那些严阵以待的国家的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作用，以及为他的听众勾画出世界命运的轮廓。” 这番陈述足以证明他对邱吉尔十分尊敬，然而，他与邱吉尔又有分歧，在我们白宫的会议中，他很少提到邱吉尔。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里，他曾告诉我，邱吉尔是那些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们中最难对付的人之一。因为无论他作什么事，他总是那样易动感情。他说：“迪克，你知道，在辩论到他的方案时，他竟然哭了。”我能够想象出一幅艾森豪威尔不舒服地坐在那里，而邱吉尔的眼里充满着眼泪的场面。 在领袖人物中，这倒并非是个异常的性格。例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试图让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时，有时也行将泪下。然而，对于他们，我就不了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得到我的好处而作的表演。 我并不怀疑邱吉尔在需要的时刻或由于自己的讲演而失去自制力的时候也会流泪。然而，他是一个有真实感情的人。莫兰勋爵的日记中记载着，当邱吉尔知道在他中风后，有可能无法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时，他激动得几乎流泪。他的秘书说过，当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暗的日子里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讲的结束语时，就象小孩哭诉一样：“我们不会投降或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信心百倍、实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陆地上作战，我们将在山岗上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日益认识到战争结束将给英国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一点，肯定使邱吉尔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击还未到来。 1945年7月25日，邱吉尔离开了一起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斯大林扣杜鲁门飞回伦敦计算战后第一次大选的票数。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剧痛而惊醒，这是即将来临的不祥之兆。选举结果就象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打击邱吉尔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们。工党赢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保守党被赶下了台，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英国的新首相。 一旦赢得了和平，杰出的战时领袖受到排斥的现象并不鲜见。戴高乐也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战时造就的伟人的素质并非在和平时期一定为人们所需要。成功的军人一政治家惠灵顿，华盛顿和艾森豪威尔则属例外，绝非规律。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邱吉尔默默地坐在那里承受其结果时，肯定会这样问自己：这难道是对他不仅承诺而且已经交付了胜利的应得的酬谢吗？他象往常一样用嘲弄来掩盖他的痛苦。当他妻子告诉他：“也许这是伪装的祝福”时，他回答说：“此时此刻，它似乎伪装得那么巧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正如邱吉尔本人十年前在他的《伟大的同龄人》中所写：“最辉煌的时刻消逝得最快！” 大选带来的耻辱，大英帝国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国已经取代联合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在发起冷战时期英美联合的难于维持，所有这些肯定使邱吉尔在此期间非常不愉快。有人认为他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退休，躺倒在战功簿上。1947年当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议员去英国时，我所接触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指望邱吉尔能重新执政。毕竟他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并且最近中过风。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尔的人中没有一个会认为他会在耻辱的环境下屈服。他坚持在下院作为反对党的领袖达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党重新执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这样的重新执政看起来象是虚假的，但是别人看来是虚假的，对温斯顿·邱吉尔来说却是真实的生活。 当邱吉尔七十六岁再度肩负起首相的责任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授权将比他过去任首相时范围更大。人们还认为，在他圆满完成凯旋荣归后，他会把统治权移交给他选定的继承人安东尼·艾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放弃权力就象难于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样。 1970年我在贝尔格莱德时，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总统的夫人。她告诉我关于她丈夫最后一次会见邱吉尔时的情况。当铁托走进房间时，邱吉尔滑稽地冲他咆哮说：“你知道，在战时我不喜欢你，但是你既然站在与俄国人相对抗的立场上，我发现我更加喜欢你了。”事实上，这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战士显然相处得很好。 邱吉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那时抽雪茄和喝酒都已严格定量。精力仍旧充沛的铁托大口喷吐着一支大号的邱吉尔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苏格兰威土忌后，把邱吉尔的也喝了。邱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铁托说：“你怎么保养得这样年青？”凡是见到他的人都会感到铁托非常年青，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染了头发。邱吉尔没等铁托回答，就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权力，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青。” 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领袖没有什么严重疾病的话，他通常会以其智慧和判断能力来弥补他在精力上、魄力上和头脑敏捷上的不足。我1972年见到周思来时，他是七十三岁；1969年见到戴高乐时，他是七十八岁：1959年见到阿登纳时，他是八十三岁。他们仍在执政。因为，他们比他们政府里的较年青者更坚定、更有能力。 邱吉尔简直不能自动放弃权力，他不断地推迟退休日期。 第一次他说等到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后退休；随后说等女王从澳大利亚旅行回国后：之后又说等艾登腹部手术完全恢复之后；接着又说等即将来临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几年过去了，邱吉尔仍旧坚定地驻扎在唐宁街10号，最后，他不能无视自己的年老体弱或同事们的反复劝说。他嘲弄地说：“我得赶快退休，安东尼不会长生不老。”他终于在1955年4月5日辞职。 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对这位活动家来说退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当艾森豪威尔从1955年的日内瓦首脑会议回来时，他告诉我收到了邱吉尔的来信。这位退休的英国领袖写道：他因没有公务缠身，在某些方面感到轻松，但是，当一个重要的外交会议举行而他缺席时，他又产生一种“无资力状态”的感觉。 我最后一次见到邱吉尔是1958年，当时我是去伦敦参加在圣保罗大教堂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美国人的仪式。我曾犹豫是否要求会见邱吉尔，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一直不佳。然而他的助手觉得如果他和人们谈论问题而不是谈论他自身的健康状况或许对他有好处。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千万不要问一个病人感觉如何，他也许会告诉你，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他们更想和你谈论世界大事而不是他们自己。当我在杜勒斯患癌症去世前几个月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他时，我总是问他对当前外交政策的看法而不是详细询问他感觉如何。杜勒斯夫人、他的护士和他的秘书都告诉我，我的探望给了他巨大的帮助，把他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按预约时间，我去了邱吉尔在海德公园门的家里。当我被引入他的房间时，我对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如此恶化感到吃惊。 他半睁着眼斜倚在躺椅上，看上去几乎象一具僵尸。他的问候声很难听清。他软弱无力地伸出手来。他向他的助手要了一杯白兰地，酒拿到后，他一口把它吞了下去。然后，他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他的眼睛又焕发出光芒，他的讲话也清楚了，他对周围的事物也变得关心了。 我在晨报上读到过一篇关于非洲的报道，加纳正在考虑并吞几内亚。我把此事告诉了邱吉尔，并询问了他的看法。他咆哮道：“我认为加纳不用吞并几内亚就足够它去消化了。”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坚定口吻继续发表议论说，罗斯福过早地强迫英国和其他有属地的列强让他们的殖民地得到独立，他说这些国家在未准备就绪以前就让他们肩负起行政管理的童任，使情况比以前更坏。他重复了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驱车前往白宫途中的一个观点。 我询问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只有自由世界人民的强大，才能在全世界维护和平和发展自由。他强调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 大约六十分钟后，我看到他疲倦了。我知道也许我不能再见到他了，所以我试探着——我想多少有点笨拙地——告诉他亿万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永远感激他。我也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达我的感情。 当我起身告别时，他坚持要送我到门口。他需要别人搀扶着离开椅子，在一边一个助手帮助下，拖着步子在走廊中向前走去。 当大门打开时，我们被电视摄影的强烈灯光刺得睁不开眼，这对他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他站直身子，把助手们推开，让自己一人站着。我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巴向前伸着，他的眼睛闪着光芒，他的手举着作成表示胜利的“V”字形。摄影机嚓嚓地响着，闪光灯闪烁着。片刻后，门关上了。 当摄影机对准他时，他这颗明星自始至终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年迈可能征服他的躯体，但决不能征服他的精神。 邱吉尔对今天自由世界的启示是什么？ 邱吉尔在战争中是一位超群的领袖，他对争取和平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准备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他发动战争只为一个目的：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和平占主导的世界。他争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 一方面，他坚持主张维护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保持实力。他继续告诫西方关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危险。与现在欧洲的某些领导人不同，他把苏联向工业世界的矿产、石油资源中心的猛烈推进，看作是如同隆隆的坦克开进德国中部平原一样大的威胁。 他会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对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冒险主义感到担心一事而喝彩。他虽然不会随声附和美国的每一项外交政策，但是他会使用最猛烈的言词来谴责欧洲把美国和苏联看作为相同的对和平的威胁的倾向。 另一方面，邱吉尔愿对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赋于生命力：“决不要因害怕而谈判，但也决不要害怕谈判。”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冲突，使爆发战争的最终冲突尽量地不致发生，他坚持主张自由世界与它的对手进行谈判。1953年5月，他在下院表示了愿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的态度：“我认为，那种除非或直至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否则与苏联之间什么也解决不了的看法是错误的。” 尽管邱吉尔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可怕的危险，他对于他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在内心里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相信，他于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所做的最后一次伟大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对今日世界的预言，正好反映出这种明快的希望。他在表达了对核武器破坏力的关切后曾说：“有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些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绝对无法预见的安全……。 无疑，如果人类要有他们心底的愿望并且消除了大规模毁灭的恐怖感的话，他们就会选择……以最快的速度扩大他们力所能及的或曾梦寐以求的物质福利……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我们及世界所有各国站在最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奖赏的大门口。我相信上帝的仁慈，我们将作出正确的选择。” 莎士比亚写道：“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温斯顿·邱吉尔漫长的一生和在他的事业中，给人们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种类型，邱吉尔不象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他是对的。 在他为之而努力争取的大多数事情上，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40年，当他的祖国最终需要唯独他能提供的经验和领导能力时，他有幸还活着。 在有关邱吉尔的一生及其时代的大量优秀书籍中，对邱吉尔的描写就数艾赛亚·伯林撰写的只有三十九页的小册子的最后一节中的一段最好，“一位比常人具有更大、更简单的要素形成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有超人的勇敢，坚定和富有想象力，是他的祖国所培育出来的两名最伟大的活动家之一，一位有惊人才能的演说家，是他祖国的救星，一位既神秘又实在的传奇式的英雄，一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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